——散憶紀登奎之七
【摘要】華國鋒削弱紀登奎權力的原因，一般認為起因于在對待“四人幫”的態度問題上。據說華國鋒在抓捕“四人幫”前，曾經征詢紀登奎的意見，紀登奎的回應是對于這個幾個人應該區別對待。顯然，他的態度比較含糊，由此而導致華國鋒的不滿。
1978年末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紀登奎命運的大轉折。這個轉折很富有戲劇性。會議開始時，紀登奎是作為肩負重要責任的中央領導人，并且在會上做了會議文件的起草說明;會議中間，他遭遇意料之外或者意料之中的嚴厲指責;會后，他便實際上從中國高層政壇消失。對于紀登奎來說，這次會議可謂“關山難越”，會后，他淪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失路之人”。
(一)
現在通常所說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包括了前后兩個會議。這兩個會議是連續召開的。第一個會議是三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時間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6日，第二個會議是“三中全會”本身，時間是12月18日至31日。前邊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討論構成了三中全會的實質性內容，后邊的三中全會，主要是履行了相應的黨內程序，或者說確認了中央工作會議的討論。所以，這兩個會議是內在地聯系在一起的。
從會議議程形式上看，紀登奎在三中全會上的角色相當重要。因為會議議程主要是討論通過關于農業發展問題的兩個重要文件，紀登奎作為分管農業的常務副總理，會前主持了文件起草，會上做了文件起草的說明。這次會議時間很長，且絕大部分議程是分組討論，大會講話只有三四次。紀登奎在大會上的報告，是會議議程的重要部分。1978年11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第四天下午，舉行了第二次大會，大會議程只有一項，華國鋒主持大會，紀登奎作關于兩個農業文件的說明。
三中全會原則通過了兩個農業問題的重要文件，即《關于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和《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新六十條)。但是，農業作為三中全會的首要議題，在會議實際議程中并不重要，甚至說無足輕重。與會者的主要興奮點，集中討論當時一些重大歷史和政治問題，特別是“文革”中一些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評價，如劉少奇問題、彭德懷問題、陶鑄問題、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問題等。引領這些議題討論的主要是陳云、胡耀邦等。紀登奎在會上關于農業文件的報告，并沒有成為重點。而且，會議召開時，紀登奎本人在會上的實際角色，已經遠不是會議正式日程所顯示的那么重要。他不僅不是會議的領導者，相反，實際上處于被批評和指責的被動地位。
從紀登奎在三中全會的個人表現看，他對這個非常重要的會議可以說是意興闌珊。或者說，紀登奎等人在會議之前已經“失勢”。開會之前，他已經知道了會議的基本走向和結局。這次會議的大部分時間以分組會形式進行。分組方式是，當時中央常委沒有參加分組，政治局委員分了組。根據于光遠的記錄，他當時分在西北組。分在西北組的政治局委員有三人，是方毅、徐向前和紀登奎。也就是說，于光遠恰好是和紀登奎同在西北組。于光遠特別注意到紀登奎在會議上的異常表現：“西北組列入分布名單的35人，34人全都積極發言，只有紀登奎除了小組會講過一次，介紹了負責起草的文件外，沒有發言。而且不知道什么緣故，似乎他很少到會。會上有人指名批評他。在這種批評時似乎他并不在座。對他做的檢討，小組發言中也沒有人提到。會上沒有人同他有任何交鋒。”(于光遠，《1978： 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第129頁)。會議召開之前，紀登奎已經對會議沒有什么興趣了。
在我的印象中，紀登奎很少正面說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情況。只是有時候說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會提到三中全會上他受到了一些批評。他曾經說到陳云并不喜歡他，但是沒有解釋原因。有黨史資料說到，紀登奎在會上曾經當面與陳云有過爭執。“紀登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極力反對為劉少奇平反。他對陳云那段‘毛澤東是人不是神，劉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的評論十分反感。為此，他與陳云當面發生了爭執。后來，華國鋒從中周旋，主張對劉少奇的案子重新復查，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沒有對劉少奇的問題做結論。但是，陳云卻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盡管紀登奎和一些人投了反對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紀登奎被免去了在北京軍區兼任的職務。”(《再生中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前后后》，李艷、熊志勇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下冊，第475頁)我想這個資料應該是有可靠出處的。但是，紀登奎為什么反對為劉少奇平反，筆者不得而知。通常來說，首先反對案件平反的是案件經辦人，顯然，紀登奎不是劉少奇案的經辦人之一。紀登奎在九大上進入政治局之前，毛澤東主持八屆十二中全會已經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并“永遠開除出黨”。也就是說，與后來紀登奎作為專案組負責人經辦了“林彪案”不同，紀登奎沒有參與劉少奇案的處理過程。通常情況下還有一種可能是，紀登奎與劉少奇在歷史過往中有什么個人積怨，所以他不同意為劉少奇平反。但是似乎也不可能，因為以當時劉少奇在黨內地位之高，不太有可能與紀登奎這樣的地方干部有什么直接糾葛。也許，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紀登奎認為劉少奇案是毛澤東親自定的，他要維護毛澤東的權威，從“兩個凡是”出發反對為劉少奇平反。但是，從紀登奎的一般思想傾向看，他并不像一個真誠堅持“兩個凡是”的人。所以，紀登奎反對劉少奇平反的理由至今仍然難以說清。
另外，這個資料還提到，紀登奎等人在三中全會選舉時投了陳云的反對票，不知道依據何在。這個說法應該不是憑空臆造。但是問題在于，中央全會上的選舉投票是怎樣進行的。一種是舉手即為投票。如果這次中央全會上的選舉形式是舉手，則可以理解為，紀登奎在選舉陳云時沒有舉手。一種是書面的無記名投票。如果是這種投票，問題在于，作者怎么知道“紀登奎和一些人投了反對票”。
(二)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紀登奎受到了比較激烈的點名批評。對于這些批評，紀登奎本人晚年在閑談中也多有提及。但是，他很少具體說到受到了哪些批評，或者受到了哪些人的批評。根據于光遠的回憶錄記載，當時與會者的意見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批評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等四人的錯誤，其中會議前一階段還沒有公開點汪東興的名，后來江一真、于光遠在西北組發言點名后，各組也陸續點了汪東興的名。二是對中央辦公廳、中央宣傳部、《紅旗》雜志社、毛澤東著作編委辦公室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表現意見很大，要求對這些單位進行整頓。三是對上述幾個部門的負責人李鑫、張平化、熊復、吳冷西等同志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表現提出了批評。綜合這些意見可以說，在具體受到點名批評的領導人中，重點是汪東興，紀登奎并非重點人物。根據于光遠記載，會上西北組向中央提出建議共有12條，其中前邊八條基本上都是針對汪東興的問題。其中第九條是“建議紀登奎同志不再分工做常務副總理”，但是并沒有具體提出紀登奎都犯了哪些錯誤。
十一屆三中全會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紀登奎在19日的會議上做了發言，即“我的初步檢討”。紀登奎檢討的主要錯誤有：在河南“文革”初期，說過許多錯話，做過不少錯事，犯有嚴重錯誤。參與寫了劉建勛同志的一張大字報，即全國聞名的支持少數派的大字報;還在不少場合講過許多支“派”的話;在錯誤處理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同志問題上，也是有責任的;在發槍問題上，不但同意，而且也跟著講了一些所謂“武裝左派”、“槍換肩”、軍隊支左要“調屁股”的謬論。犯了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打擊了許多老干部，造成許多冤案、錯案，傷害了許多地方、軍隊干部和群眾，應負有重大責任。紀登奎還檢討了北京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后，他批給劉建勛材料的錯誤;粉碎“四人幫”后，打電話給劉建勛，不要限制大字報上街，可以游行，但要好人帶頭，警惕壞人鬧事搶旗。紀登奎檢討說：“我在中央工作，又在河南兼任河南省委書記職務，河南的問題，我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紀登奎提出：“鑒于我所犯的錯誤，已不適宜目前我所負擔的工作。因此，我誠懇地請求中央批準我不再搞常務副總理，不再分管政法、農業、工資改革等工作”，并進一步表示：“我將進一步認真檢查錯誤，總結經驗教訓，并多讀點書，搞點調查研究，決心改正自己的錯誤。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努力工作，以功補過，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貢獻力量”。紀登奎在三中全會上的檢討發言，說到自己所犯的錯誤，幾乎每一句話都是文革史中一段復雜的故事。本文在這里沒有篇幅來展開，筆者也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展開。但是，通過這段話，可以大略看到紀登奎關于在“文革”中所犯錯誤的認識。
聽紀登奎談往事的時候，也許是因為我年輕幼稚，紀登奎根本不屑于對我講一些具體的“文革”問題。但是，我后來向當時與紀登奎交談比較多的老同事詢問，他們是否談到過三中全會上的具體情況，得到的回答也是，紀登奎很少正面談這些事情。近幾年，我也專門詢問過一些“文革”中有高層經歷的老干部，試圖了解紀登奎在“文革”中究竟是犯了什么錯誤。但是，聽到的多是一般性介紹。有的說，“‘文革’中紀登奎主管組織、政法，直接負責過一些重大專案，處理了那么多人，肯定犯了很多錯誤，也得罪了不少人”;有的則說，紀登奎的問題主要是“執行了錯誤路線，根本上不是他自己的問題”;也有的舉出紀登奎如何整人的具體案例。但是，始終得不到一個整體認識。
顯然，諸如人民公社體制、農業學大寨等政策問題，文獻公開程度高，資料系統性強，知情人也多，事情脈絡和意見分歧，相對容易解釋說明。而梳理歷史政治事件脈絡，與梳理關于農村政策的傾向主張是不一樣的。對于我等后來者而言，要把握理解是很難的。其一，要想把這些事情大致過程梳理清楚就很難;其二，更難的是如何切分不同層次領導人的責任。我有時突發奇想，幾年來“大數據”正在興起，如果能收集到“文革”中案件的大數據，從上到下的“批示”“指示”過程，從上到下的“處理”“經辦”過程，都通過“大數據”展示出來。這樣以來，研究就比較容易深入了。
(三)
紀登奎晚年多次談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一年多，雖然他的正式職位仍在，名義上依然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但是，實際上，用他自己的話說，“出局了，賦閑了，雖然外界看上去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其實已經沒有事情可管了”。也就是說，這次全會后一年多，紀登奎在高層政壇上陷入一種有其名無其實的狀態。
高層政治中這種名實分離的現象，在歷史上應該說并不鮮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這種格局，則是鄧小平的設計。本來，在三中全會期間，有一些與會者提出應該對汪東興、紀登奎等人做出組織處理。會議期間，做出決定性、表態性意見的不是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而是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鄧小平。于光遠回憶錄記載，在11月25日第三次全體會議前夕，中央領導聽取各組召集人匯報時，鄧小平說：會上對陳錫聯、吳德、紀登奎提了意見，提出了批評，沒有過分，但他主張三個人找個機會在會上談一下就完了，不一定要作自我批評使大家都滿意。他不主張提到三中全會上去討論。(張樹軍，《中國歷史大轉折》，第249頁)。11月27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各組召集人匯報。對于減人問題，鄧小平明確表示不同意，說：“對中央的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對那幾個同志要批評，但不能動，實際上不止他們幾個?，F有的中央委員，有的可以不履行職權，不參加會議活動，但不除名，不要給人印象是權力斗爭。對那些大家有意見的人，過關算了。檢討沒有全過關的，我們過去也沒過關嘛”。對于加人的問題，鄧小平說：“關于上的問題，至少加三個政治局委員。太多，也不恰當，不容易擺平。”鄧小平還說：“對犯錯誤的同志不包庇，也不勉強。東興同志提出不當副主席，不當常委，我們從大局出發，還是不動，以后如何，到時再說。糾纏久了對工作不利。”(張樹軍，《中國歷史大轉折》，第319頁)。鄧小平還說：“接著批評可以，還是要安定團結。我也勸紀登奎，講一下，講了就過去了。自我批評，恰當處理，政治局也要注意穩定。”(張樹軍，《中國歷史大轉折》，第251頁)。正是在鄧小平這樣的政治設計背景之下，在三中全會之后，紀登奎只被免去了北京軍區政委，依然保留了中央領導的“名分”。會后，他進入無所事事狀態。
紀登奎正式辭去政治局委員，是在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有：為劉少奇平反;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并決定書記處書記人選;決定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和吳德辭去政治局委員。但是，中共高層正式決定紀登奎等人辭職，是在五中全會之前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在這次會上，政治局成員開展了對于汪東興、紀登奎等四人的嚴厲批評。其中，以陳云、彭真等人的發言十分尖銳。陳云說：“當前，林彪、四人幫的極左傾向依然在我們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有些人至今仍在堅持沒有‘四人幫’的四人幫觀點，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甚至背后串通，兩面三刀，制造混亂，比如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吳德四位同志，就是這樣的人，黨內外群眾和干部檢舉、控訴他們問題的信件，雪片似的寄到中紀委。這四位同志繼續留在中央政治局，對黨的形象極為不利。”(《再生中國》，中央黨史出版社，第551頁)。政治局表決結果，三分之二的多數同意他們四人立即辭職，并提請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在五中全會即將進行選舉和表決時，中辦曾通知四人參加會議，但是除了陳錫聯以外，紀登奎等三人都請了病假，沒有參加對幾個決議和文件的表決。
如果深入分析紀登奎從權力高峰的墜落過程，其實不應該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說起。紀登奎政治境遇的逆轉，初期應該是不再分管中央組織部。關于這種中央高層內部分工調整的具體時間，現在似乎無法查證。從紀登奎閑談中流露出，失去分管組織人事的權力，大致上是在1976年冬天或1977年春天。華國鋒找他談話，告訴他分工調整，即他不再分管中央組織部。黨中央高層這種重要的分工調整，應該是有內部文件記錄，但是現在無法查閱。這樣，在籌備中共十一大(1977年8月召開)的過程中，紀登奎就不再負責組織人事工作。紀登奎當時掌管的組織人事權力，主要是轉移到了汪東興手里。此前，汪東興在黨內的地位低于紀登奎，此后，汪東興在十一大上進入政治局常委，并成為黨中央副主席。紀登奎淡出黨務系統，在一定意義上標志著華國鋒對于紀登奎相當程度的不信任。此后，紀登奎主要是在國務院系統分工負責農業工作。華國鋒削弱紀登奎權力的原因，一般認為起因于在對待“四人幫”的態度問題上。據說華國鋒在抓捕“四人幫”前，曾經征詢紀登奎的意見，紀登奎的回應是對于這個幾個人應該區別對待。顯然，他的態度比較含糊，由此而導致華國鋒的不滿。也就是說，在華國鋒還基本上主導高層政局的時候，紀登奎已經經歷了從權力高峰的最初滑落。接下來，紀登奎在政治高層的完全失勢，則是在1978年末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此時，主導高層政局的已經不是華國鋒，而是鄧小平。也許，正因為三中全會前紀登奎已經失勢，他知道三中全會是一種既定結局，所以，與會者看到在三中全會上的紀登奎沉默寡言，甚至很多情況下連會議也不參加。
根據筆者的有限了解，大致而言，紀登奎從高層失勢經歷了三部曲。第一部是抓捕“四人幫”后很快失去掌管組織人事系統的權力，第二部是在三中全會上受到公開貶斥并實際上失去在中央高層的領導權力，第三部是正式被解除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F在，人們開始陸續了解三中全會上的一些爭論，但是，三中全會前顯示出來的，主要是政治路線的轉換過程，在此之前，還有一個背后的高層權力結構轉換過程。這個過程轉換的基本情節仍然不為外界所知。這些問題其實也是“文革”歷史研究、改革開放歷史研究中值得探究的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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