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溫鐵軍：中國農村被化掉再遇到危機恐將硬著陸
編者按：十八大報告再次強調解決“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勾畫了農村改革的總體藍圖。近日又傳出，明年的“一號文件”或聚焦農業經營體制的消息。這一切似乎都在預示著，農民增收、糧食安全等“三農”問題將面臨重新破題。近期，《中國經營報》記者專訪了知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他從土地制度、產業資本下鄉、農民組織化等多個角度闡述了自己對未來農村建設，乃至城鎮化進程的戰略思考。因篇幅所限，本報將分兩期刊發這篇專訪。
農業生產過剩
資本過剩是明顯的，但農業領域中的過剩從沒有被真正承認過，這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
《中國經營報》：你一直關注農村建設，但有些學者認為，田園牧歌式的農村生活的消失是社會現代化進程當中的一個必然，你怎么看？
溫鐵軍：國際上也有過很多關于“終結農民”的所謂學術討論，我歷來沒有對這些說法表示過認可，是因為它本源于以殖民化為條件的大生產理論。而所謂大生產理論，又恰是上世紀30年代美蘇兩個政治對立的體系在經濟領域最為一致的表達在美國是福特主義，在前蘇聯則是斯大林主義純粹從經濟上看這兩者沒有本質區別，只不過這種話語的表達方式稍有不同，其“后殖民主義”內涵卻何其相似。我們應該理解這些說法的歷史背景，但是恐怕也得通過媒體提醒一下，中國當前某些似是而非的說法背后，也有利益背景。這個背景多說無益，作為學者，應該把一個客觀的思考端出來，任由不同利益群體或者不同利益集團做取舍。愿意舍的人他就舍，愿意取的人他就取，與我何干。當然，隨著社會進步和人們認識的提高，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僅去拷問這些人的理論，而且去拷問這些人的背景。
《中國經營報》：生態文明的提法被看做十八大報告中的一個亮點，你如何看待生態文明這個概念？
溫鐵軍：思想理論界早就有人提出所謂工業文明時代與資本主義的終結，其實，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中生態文明的提出，就已經是一個重大發展理念的調整了。什么叫生態文明？照本宣科的人試圖做很多附會解釋，但生態文明最根本的特點就是內涵具有多樣性并且必須尊重自然界和人類的多樣性存在。具體來說，無論人類以什么方式存在，都是作為自然界一個部分維持其融入自然的生計方式。比如，人類在黃土高原本來住窯洞，那比住磚蓋的房子冬暖夏涼，它的使用壽命也未必比鋼筋水泥的房子短多少，為什么一定要把窯洞都拆了，把本來就冬暖夏涼的居住環境改造成一個必須用工業文明制造的空調和暖氣的環境？
《中國經營報》：在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障礙是什么？
溫鐵軍：生態文明在中國的實現，可能還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過程。因為中國追求工業文明這一百年已經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在向生態文明轉型過程中這個成本如何消化，是個還沒有被深刻認識的大問題。比如，今天中國農業為追求符合工業文明要求的現代化，已經使農業成了我們國家面源污染一個貢獻最大的領域，大大超過了城市生活污染和工業污染，這在世界范圍內都是極為罕見的。再具體些看，自從產業資本擴張的90年代建設設施農業以來，我國大棚面積已經占全球大棚總面積的87%。哪個國家有我們這么大量超采極度稀缺地下水資源的所謂“現代化”設施農業？還有，我們占全球19%的人口，生產了全球67%的蔬菜、50.1%的豬肉、30%的大米，而這些由資深專家提供的數據解釋了很多弊病快速資本化農業長期追求粗放的數量增長，當然會導致菜賤傷農、谷賤傷農和肉價大起大落！對此，有人認真反思過嗎？這樣因產業資本過剩向農村轉嫁成本的現代化生產，還造成了中國每年的食物浪費至少是20%以上。為什么政策專家們沒有把這些數據拿來說事，這不都是隨手可得的數據嗎？我在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強調兩型農業的同時就主辦過國際會議，到會的國際組織提供的全世界54個國家的專家測算出的權威數據是，如果按照人均卡路里計算的滿足健康生存的實際需求量，全球農業生產的總過剩是30%，世界之所以有饑餓，主要是制度不合理。
《中國經營報》：農業生產過剩的確很少聽到，我們更多強調的是保證糧食安全。
溫鐵軍：這種倒掉牛奶、埋掉果菜等教科書式的農業過剩現象已多次出現。因此，指出生產過剩不是我的發明，而是資本主義時代的ABC。馬洪、陸百甫等老一輩經濟學家及我們同輩的林毅夫，都先后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指出中國出現生產過剩危機。我們現在產業資本過剩是明顯的，但農業領域中的過剩從沒有被真正承認過，這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當然，學術界內部大家都討論過這個產業過剩問題，認為我們現在的做法是用遠期過剩掩蓋當期過剩，這恐怕也是政策界的共識。這樣的共識卻很少出現在公共媒體上，除了媒體的失職，背后也有利益集團的急功近利在作祟。
《中國經營報》：最近講述上世紀40年代大饑荒的電影《一九四二》正在上映，是不是國人對饑餓的集體記憶太深了，所以更強調糧食安全？
溫鐵軍：我不能解釋電影，只能說客觀事實是什么，而且這都是有國內外的研究數據作為依據的。這數據也不是我發明出來的，我只不過摘引了這些數據。每年農民都被農產品價格波動折騰得死去活來，難道不是我國農業引入后殖民主義的大生產理論在半個世紀的實踐中已經造成過剩的最好例證嗎？
中國不適合產業化農業之路
如果聽任資本集團推進這種大規模資本化的農業，其結果就是農業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日趨嚴重。
《中國經營報》：產業資本和農業生產雙雙過剩，而你對產業資本進入農業也一直保持很警惕的態度現在有所改變嗎？
溫鐵軍：那是因為在當年農業產業化的始作俑者中，我也是其中之一。彼時決策層要搞產業化農業。我是農業產業化政策的首批研究人員之一。但我當時就在研究報告中指出，通過拉長產業鏈的方式增加農業收益的政策思路符合一般經濟理性，但檢驗農業產業化成功與否的標準不是看產業資本的收益，也不能簡單看農業裝備系數提高了多少，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提高了多少，而是要看作為第一生產力的農民，在這個過程中的收益到底增加了多少，組織化程度提高了多少；如果農民達不到這個產業的平均收益率，那就不能認為農業產業化成功了。這是我堅持“"三農"問題必須以農民為首”的政策思想而在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但至今沒看到任何有關產業化政策文件強調過這個檢驗標準。
《中國經營報》：通過引入產業資本提高農業的裝備水平，走大農場的模式，你不認可這樣的路徑？
溫鐵軍：我從來沒有什么反對和同意，作為一個堅持客觀立場的學者，應該是堅持去價值化的研究，我在其中沒有任何利益，為什么要表示對錯呢。我只想說，客觀情況是,以現在的農業政策思路和所謂產業化農業的發展模式，造成的客觀后果是：農業從提供雙重正外部性的產業變成了制造污染和食品安全惡化的雙重負外部性的產業。
《中國經營報》：近些年來，不斷有新聞曝出大型國有企業，或者民營資本、跨國企業，進入農業領域，這個趨勢似乎不可逆轉？
溫鐵軍：這個問題大概在1996年前后就被提出了。當時是三九集團牽頭28家大型工商企業提出推進農業產業化的人大提案。這個提案是農業部轉到我們手里，由我處理、回復的。從那時開始，工商業資本促進農業產業化就破題了。可以說，現在這些企業進入農業和十五六年前的那些提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一般而言，資本化農業一定必須靠土地和其他資源的規模化，通過占有更大規模的絕對地租，來支付提高農業的裝備系數、提高設施化農業水平的巨大成本。但是，從國際經驗來看，只有美加澳這些殖民地國家才有大農業模式，主要是通過外來殖民者大規模占有原住民土地，才能形成絕對地租的總量增加，由此來對沖掉資本化過程中的投入成本。如果你真的想強調生態文明，就應該知道，把上萬頭牛集中到一起打隔、放屁所造成的甲烷污染比汽車尾氣的污染要嚴重得多。但我們目前農業領域中的決策者仍然堅持這樣高污染的道路，這是值得社會反思的。當然，這算是帶有價值判斷了。我只想告訴大家，在中國這樣100%的原住民國家本來就人口眾多，并且農業已經造成嚴重面源污染的情況下，如果聽任資本集團推進這種大規模資本化的農業，其結果就是農業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日趨嚴重。
城市化之辯
別說我危言聳聽，現在城市出現這么多群體性事件，不是已經足夠警醒了嗎？
《中國經營報》：你對城市化也一直持否定態度，認為那只是一個夢想。現在隨著經濟增長壓力的加大，很多學者還是會把城市化作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主要支撐，你的觀點是否有變化？
溫鐵軍：不是觀點變化，而是不斷調研和反思，提高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通過長期的國際比較研究，我提出過一個基本判斷，在大型發展中國家中我的確沒有看到城市化成功的典范。如果有誰看到了請告訴我，我會去虛心學習。有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率很高，比如巴西、委內瑞拉等國家，但都出現了“空間平移集中貧困”的規律性現象，也即大量出現貧民窟。那是社會的灰色地帶，黑勢力滋生，黃賭毒泛濫，正規的國家制度難以有效執行，所以才有巴西出動國防軍去打黑社會，墨西哥正規的警察無法抗衡毒販的現象。中國到目前為止已經通過諸如西部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等一系列的國家大規模投資，相對地解決了原來的“準貧民窟”問題。現在我們的城市化率盡管達到了51%左右，但其實仍然有數以億計的人處于城市邊緣的“蟻族”狀態，決策者稍有不慎，他們就會變成貧民窟化的灰色生存。
在中國，農民進城要考慮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現在農民工按照國家要求上四險的比例不到20%，為什么？因為現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障的成本低于城市，打工者一般不需要在城里再建另外一套自己額外交錢的保障，更何況城鄉二元分割，農村的保障帶不進城市，城市的保障帶不回農村，這就客觀導致各地政府讓進城打工者繳納社會保險是加重他們的負擔、本地財政占便宜。二是農民進城前后的身份變化。在農村，農民有房子有地，相當于“小資產階級”，你讓他變成產業工人，意味著變成無產階級，有人愿意從小資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嗎？改革開放前，農民沒有地、僅有房子，城市工人卻生老病死有依靠，工農之間的差別相當于中產階級跟貧民的差別，所以農村才會出現一人當工人，全家都幸福的情況。現在還是這樣嗎？我不反對城市化，只是提醒政策制定者要多做實際調研，別拍腦袋下結論。
《中國經營報》：但中國的城鄉二元的結構，最終是要通過城市化進程來解決吧？
溫鐵軍：其實那也是反生態文明的觀點，經過這十多年的國際比較研究，我們的意見也都向上反映了。現在看來決策層應該是聽進去了，他們強調中國要加快城市化，但我們的城市化是要通過城鎮化來實現的，在“十一五”規劃談到新農村建設的部分，重點強調了縣域經濟發展，那要依托于兩大內容中小企業發展和城鎮化。這個政策思想跟一般意義上的加快城市化是不同的。更進一步從理論上講，城市化其實是一個資本集中和風險同步集中的過程。城里人現在享受的是資本的溢出效應，但同時能不能有效地把城市化的風險弱化掉，就要考驗政策藝術或治理能力了。
我在剛出版的《八次危機》中提出，以往遭遇的八次社會經濟危機凡屬于能夠向農村轉嫁成本的就都實現了軟著陸，凡屬于不能向農村轉嫁成本的就會硬著陸。當我們把農村徹底“化”掉的時候，危機實現軟著陸的條件就沒有了，而硬著陸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一定會引發社會政治動亂。別說我危言聳聽，現在城市出現這么多群體性事件，不是已經足夠警醒了嗎？是想讓內部矛盾分散化，還是想讓矛盾集中起來爆發，這是牽扯到能否和諧穩定的大問題。決策者千萬別被少數利益集團左右，因為城市化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資本、特別是房地產資本和金融資本相結合的資本擴張，意味著這些利益集團攫取更大規模的利益。
二、溫鐵軍：中國經濟下滑苦果早在03年就已被種下
2003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的高漲，客觀上與國際宏觀經濟進入景氣周期是步調一致的。從2003年開始直到2007年，中國GDP在5年間連續保持了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到2007年時達到峰值13%。
林毅夫在1999年指出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了“‘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當時指的是勞動力過剩和一般制造業產能過剩。如果再加上在新世紀完成金融改革之后出現的金融資本過剩，應該是“三大過剩”。隨著中國參與全球經濟體系的日益深化，三大過剩的結構性矛盾在經濟高漲期內被進一步強化。
勞動力過剩是中國近現代以來就一直面對的問題，雖然近一個世紀的工業化過程中已經有大量的農業過剩人口轉移到城市，中國的城市化率在2008年也已經達到了46%左右這個數值是按照新修改的指標定義而在統計意義上的城市人口比重。——作者注。理論界對城市化多有質疑，農村仍然有1.3億—2億的剩余勞動力存在（聶名華、楊飛虎，2010）。從資本過剩情況來看，20世紀90年代前期和中期，由于低收入人群消費能力不足、高等消費市場發育不足，不僅消費市場出現結構性失衡，國內儲蓄率也大幅度上升，銀行系統從1994年開始出現存差，到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機構存差已達12519.7億元，存貸比為69.5%，說明國內金融資本過剩也日益嚴重。從一般制造業產能來看，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帶動下，從2002年下半年到2007年上半年重工業項目平均5年的投資周期后，大量建設項目建成并集中投產，形成總供給能力突然加速的局面，加劇了20世紀90年代末期即已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
伴隨“三大過剩”的日益嚴重，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之間比例的失衡也日益加劇。
最該成為經濟增長主要拉動力的內需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長期低迷不振。一般認為因勞動力絕對過剩、無限供給，導致勞動力工資報酬長期停滯，購買力不強，特別是主要依靠打工獲取現金收益的廣大農戶家庭，消費能力極度萎靡，是總體上造成國內消費需求的嚴重不足的原因。國內因貧富差距拉大而帶來的消費需求不足、產品大量過剩，使得中國制造業產品更多流向海外形成日益增長的巨大貿易順差。王建：《防“過熱”更需防“過剩”》，《中國經貿導刊》，2007年第17期。
新世紀之初，中國自覺不自覺地延續著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納入全球化的主流經濟趨勢，與內需不足同時期，投資和外需增長強勁。
新世紀以來，國內過剩的壟斷金融資本顯露出異化于產業資本的趨勢，主要與地產和股市結合，拉動了房地產、基金、股票、期貨等行業的高速發展，這也是西方核心國家或核心部門維持經濟增長的基本規律。而地方政府經濟因財政和金融手段被中央政府壟斷，更多只能靠土地融資的負債拉動投資，而循著“高投資+高負債=高增長”的模式去尋求增長的辦法。
外需在國民增長中的貢獻越來越大。由于國內總體產能過剩、內需不足以及國際產業資本向中國轉移而引致的海外需求，中國國民經濟運行的對外依存度處于過高水平，2006年高達66%［計算公式為（進口+出口）/國內生產總值］。而從國際對比來看，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沈驥如（2004）關于外貿依存度的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到2001年，美國、日本、印度、德國的外貿依存度大體穩定在14%—20%的范圍內。即使考慮到計算口徑的差異，中國外貿依存度仍然遠遠高于上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的水平。而基礎行業過剩的產能在難以被消化的條件下，只能“用明天的產能過剩來消化今天的產能過剩”。郎咸平：《美國正把中國復制成第二個日本》，《中國物流與采購》，2010年第12期。
在這種失衡的結構下，中國經濟實際在由兩匹桀驁不馴的“野馬”（投資和出口）拖著一匹“瘦驢”（國內消費需求）極不協調地快速行進。
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現”：城市化主導的“高投資+高負債=高增長”的發展模式逐漸形成.
中國在資本短缺條件下的招商引資，與國際產業資本過剩條件下追求向要素價格低谷轉移而出現的資本供給，恰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
投資拉動型增長道路的形成與1993—1994年財政危機中中央政府上收財政權力有關，也與1997—1998年危機中中央政府上收金融權力有關。
在20世紀80年代，金融、土地和勞動力要素的資源資本化都是在地方完成的（前兩者的地方屬性不需多說，勞動力要素那時不能自由流動）。因為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形成產業的在地化發展，使這三種資源資本化的收益的相當大部分留在了“三農”內部。
但是，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及1998年金融系統全面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財政金融權力都被極大地削弱，加之勞動力自由流動（即使不流動，也不再具有成規模勞動替代資本服務于產業升級的主、客觀條件）。此時，地方政府唯剩有土地資源可以用國家之名來支配。當新一輪宏觀環境利好來臨時，地方政府便以土地的資本化助推所轄地域內的招商引資、外向型經濟高速發展。即使沒有招商引資也要靠濫占土地、大興土木建設地方政府的樓堂館所來創造銀行資本進入當地的政績。
只是，這些非生產性投資都造成地方政府不承擔風險和責任的大規模負債！鑒于中央也不能承擔這種地方越來越累積的債務，遂使貨幣大規模不斷增發成為唯一手段。
地方政府的具體操作過程是：由于制度規定和與小農之間交易成本的限制，土地使用方乃至開發商并不直接和土地的實際使用者小農打交道。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其壟斷性權力以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征收土地，然后再通過土地儲備中心、各種城投公司及開發區管理委員會等融資主體，以土地作抵押套取銀行貸款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到2006年，在東南沿海的縣市，高達數百億元的基礎設施投資中，約60%靠土地融資；而在西部，銀行貸款占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份額更高達70%—80%（蔣省三、劉守英等，2007）。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快推動城市擴張，以增加各種地方稅種規模及土地出讓收益。到2002年地方營業稅比重迅速上升，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一大稅種。2006年時營業稅在地方稅收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43.3%（排第二的企業所得稅比重為18.1%）。而營業稅主要是對建筑業和第三產業征收的稅種，這就使得加快城市擴張以擴大建筑業、房地產業營業稅的規模成為地方增收的當務之急。世界銀行的研究指出：在增加財政收入動機的驅動下，地方政府2002年以后對于土地開發、基礎設施投資和擴大地方建設規模的熱情空前高漲（世界銀行城市化與土地制度改革課題組，2005）。
我們在同期發表的研究報告中，稱之為地方政府與銀行之間的“以地套現”，認為這符合金融資本異化于一般產業之后與地產結合的需求，客觀地推動了城市擴張。首先帶動的就是房地產業的暴利，使其“成為政府償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巨額貸款和實現土地出讓收入的通道”，成為過剩資本爭先恐后涌入的領域。繼而，在基本建設和房地產的帶動下，相關的產業投資也如火如荼，蒸蒸日上。自2002年以來投資在新增需求中始終占60%的份額（王建，2006）。
這樣，以地方政府“以地套現”的第三輪圈地運動為肇端，便逐漸形成了新世紀以來基于“高圈地”的“高負債+高投資=高增長”的發展模式（2002年開始地方財政赤字急速增大）。加之，中央層面的過剩金融資本在投機市場上的積極推動，便帶來了新世紀中國經濟的迅速高漲。
文章摘自溫鐵軍的《八次危機》，在人們通常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也不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最多只能算是經濟波動，而不能算是危機。但作者認為，中國不僅發生過經濟危機。而且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六十年間，已經發生了8次經濟危機，而這些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征有關：在“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制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最后成功地應對了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實現了“軟著陸”。
《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的主要觀點是：“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危機，不僅是“金融化泡沫經濟”所引起的，也是由“內含高成本上推”機制的西方現代政體在累積了大量的國家負債后產生的，因此中國人應引以為戒，加深對資本主義危機規律及其引發的內部亂像和外部地緣政治法西斯化傾向的認識。只有復興生態文明，維持鄉土社會內部化來應對外部性風險的綜合性合作與自治，才是中國免于重蹈負債過高的現代化危機的合理選擇。
作者簡介:溫鐵軍，1951年5月生于北京。現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教授，鄉村建設中心主任、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成員，環保部、商務部、國家林業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級政策專家和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先后承擔多個國家級重大、重點課題，擔任國家、省部級多個重點項目首席專家。獲得國務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證書、農業部科技進步一等獎、“CCTV年度經濟人物獎”、“中國環境大使”稱號、北京市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等省部級以上獎勵。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營報、鳳凰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