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在中國以舉國體制完成脫貧攻堅的歷史目標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辟x予作為全國生態文明先行地的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重大使命，是與中國新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變革的必然要求，體現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求的不同于資本主義一般生產方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邏輯。
一、共同富裕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這就要求各級政府及業務部門必須具有高于經濟理性的政治理性和國家綜合安全理性，堅持高質量發展及共同富裕的正確政治方向。
凡是追求現代化并被納入全球化體系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競爭中不可能像先發國家那樣對外轉嫁成本，大都會落入制度成本大于制度收益造成的發展陷阱，主要是城鄉差別造成農村人口流入大城市貧民窟，不僅成為動亂的基礎，也妨礙了勞動密集型一般商品生產的發展。中國作為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人均資源占有率低的發展中國家，客觀上存在著高速現代化進程中國民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城鄉差別擴大的問題。
發達國家隨著金融資本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系統性風險加劇，越來越多的不平衡問題惡化了長期存在的兩極分化問題，進而出現西方實用主義思想影響下的國家民粹化傾向，資本的排斥性特征演變成法西斯化的排外政策。全球危機下“私利最大化”的所謂個體理性派生的后果勢必導致社會撕裂。
國際社會的教訓使我們認識到，要緩解被危機惡化的社會矛盾，就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下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才能遏制兩極分化、避免社會混亂。
二、夯實共同富裕的在地化經濟基礎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此后，黨中央反復強調堅持新型舉國體制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近年來，國家通過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和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等一系列重大舉措，通過國家資本承擔重資產的投資責任，帶動財政、金融和一切優惠政策向“三農”傾斜，改造農村生產條件和偏遠地區自然約束，使包括農民在內缺乏資本積累能力的弱勢群體有用輕資產開發新生產力要素的條件，逐漸形成自主積累能力。這些措施客觀上重塑了在地化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基礎，是利于社會平衡、公平地漸進轉型的社會主義制度安排。
浙江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將改革創新作為根本動力，以解決地區、城鄉、收入三大差距問題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農村、基層、相對欠發達地區傾斜，優化收入分配制度。而其中的關鍵是能否讓農民共享經濟發展的長期財產性收益分配，改變單純依賴勞動收入的不利條件。
在過去，改革的深水區是“外部資本利益”的調節，“三農”領域的金融、保險、物流等第三產業增值環節都在外部，與在地化經濟主體無緣，也就不可能讓農民獲得產業鏈增值收益。所以，針對三大差距的深改，就要對外部資本占有資源開發利益作內部化分配。即：針對空間生態資源資本化收益流失的原因，進行相應的縣鄉村三級統籌改革，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構建全域的、多業態的、質量效益型的市場體系。
對于全國最早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浙江，最大的優勢在于生態資源價值實現的綜合制度創新帶來的巨大增值收益。
在新階段，新生產力要素的拓展主要是空間生態資源開發，需要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深改才能使“生態產業化”成為新格局的經濟內容，其生產方式不同于工業化時期平面資源開發。由于不可拆分的空間生態資源要素呈現出在地性、公共性和整體性等基本特征，內嵌于具有區域特色的自然地理環境之中，在地化包含著依托生態空間形成的多樣性、可能性和包容性，既是一種在地物質空間的載體，也是基于成員生存權利的多元主體互動過程。那就要求新生產力要素的整合開發要回嵌到在地化的自然及社會之中。
由此，就有了通過空間生態資源資產化而使農民享有生態增值收益的制度變革需求。其一，要實現在地化綜合發展的關鍵，是推動城鄉兩個要素市場融合需要的“三變改革”，培育生態資源資產經營平臺，做好鄉村集體經濟的公司化改制和符合在地化內涵的外部性風險內部化處置的機制建設。其二，要使地方金融機構在深度參與農業供給側改革中同步實現金融供給側改革，用地方金融過剩的頭寸活化在地的資源性資產，使農民在重構新型集體經濟的財產關系變化中得到長期的財產性收入。這兩個要點，可使共同富裕在農民與市民及社會力量的聯合創業創新過程中真正得到體現。
只有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的深改，才能使基本財產關系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調整，才能從根本上化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帶來的兩極分化，使中國新發展階段的生態資源價值化有利于廣大民眾長期財產性收益增加，才能真正夯實共同富裕的社會經濟基礎。
三、培育共同富裕的微觀經濟主體
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新時代的微觀主體要為生態化戰略轉型和實現共同富裕目標自覺改造自己。中國需要夯實的真實基礎，是如何實現以在地化為主要內涵的縣域經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特別強調“實施鄉村建設行動”，這與本世紀初新農村建設戰略強調的縣域經濟兩個支柱是中小企業發展和城鎮化，都是以在地化為主要內涵，體現了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時代要求。
客觀上看，縣域經濟要實現的是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生態產業化，所對應的新生產力要素主要是空間生態資源，其內生具有的整體性和公共性，要求微觀主體改革應該是“重構新型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公司化改制成為“社會企業”，這類利于實現包容性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微觀主體，應以追求收益在地化和共同富裕社會化為目標。若然，則既符合空間生態資源開發與“資本深化”結合的質量效益型市場經濟要求，又能體現“空間正義”原則，推進“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最終以生態資本深化帶動生態產品價值化實現。
在微觀主體改革上可以采用“雙層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國家投資是公共性（Public）的，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成員集合，對內收益分配要量化到戶，屬私有性質（Private）。據此，由政府財政投入做股到村，村集體量化做股到戶；再由集體投入合作社運營資產，構成村域生態資源開發的財產關系。
首先是政府先做“投改股”才能讓“資金變資產”：近年來大量“三農”投資在基層形成了很大的資產量，其帶動鄉村資源性資產價值總量也顯著增加。由此，在“三變改革”中先用各級政府投到村集體的項目資金形成的資產變成第一道P（Public），村級集體作為準公有制經濟主體得到的是公共資產的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
其次是“村民變股東”：當村集體把政府投到村一級的資產通過做股量化到村民，那就變成第二道P（Private），得到股權的農戶保留收益權的同時將擁有使用權的村域資源性資產，按照一比一的對價變成村集體可以處置的資產。這樣，村民通過實物資產價值化得到倍加的股權，據此獲取長期的財產性收入，一方面構建了共同富裕的財產基礎，另一方面使村集體得到村域設施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的處置權及分配權。
其三是發展“三位一體”合作社：由國資鄉村振興公司投資到村集體，發展成員內部資金合作，完成村域一級市場對閑置物業、土地、林木等資源性產品的內部定價之后，再吸引外部投資主體加入合作社，村集體以資源性資產入股，以市場對價來顯化村域資源性資產的價格；再以此類內外參股的多元股權的合作社做企業注冊。如此，縣域空間生態經濟既會以鄉村集體經濟的社會企業性質做出全縣資源性資產底數，又有利于激活政府多年投入農村的基礎設施資產。
其四，推進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進一步以村合作社為股權單位做股到縣級平臺公司，為縣鄉村三級接受全域生態經濟的統籌規劃奠定基礎條件，推進“把產業留在縣域，讓農民分享縣域產業收益”的在地化共享經濟的全面發展。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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