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先生于10月9日6時20分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102歲。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10月9日上午從杜潤生先生家人處確認了這一消息。
1979年，獲得平反的杜潤生出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負責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政策研究，1983年，70歲高齡的他出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作為中國高級領導干部中權威的農村問題專家，杜潤生親身參與了新中國成立后圍繞“三農”問題的幾乎所有決策，其中最為人矚目、影響最為深遠的是上世紀80年代初推動包產到戶的合法化。
在杜潤生主持起草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即中共中央1980年75號文件）中，包產到戶、大包干到戶責任制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從1982年至1986年，由他主持起草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確立了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路線圖。
“我們欠農民太多。農民窮，中國窮，農民古代化，中國不可能現代化，誰要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忘記農民，誰就是數典忘祖。”杜潤生曾這樣說。
改革者并非一帆風順，在時代的風浪里，將一生系于農村和農民的杜潤生有堅守亦有折沖。而時代賦予改革者的，當是作為歷史的銘記。
“九號院”
作為曾經的下屬與學生，現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曾在杜潤生身邊工作多年。
10月9日下午，陳錫文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回憶，當年“九號院”常起草中央文件，各種觀點爭論不斷，每到此時，杜潤生一句“坐下，慢慢說”，爭論兩方就會平和下來。
“九號院”，位于北京市西黃城根南街九號，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辦公所在地。在這里，一群學者制定了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引領了中國如火如荼的農村改革。
杜潤生則是“九號院”的精神領袖。
陳錫文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杜潤生的地位與其經歷是分不開的。1934年考入北師大，并在“一二·九”運動中出任學聯代表的杜潤生，充分理解青年人的看法和想法，而參加過千里躍進大別山和淮海戰役的杜潤生，也充分理解老革命們的想法，并把他們的觀念凝合成一個“最大公約數”。
陳錫文說：“在杜潤生面前，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無論什么資歷，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只要有觀點有想法，都可以講。”
陳錫文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中提到了一次和杜潤生的對話。
1982年冬天，時年32歲的陳錫文對“責任制，統分結合”提出疑問，杜潤生說：“小伙子，你從學校剛出來，可不懂得，在中國有時候一個提法不當，是要掉腦袋的。”
陳錫文表示，時至今日，自己始終記得杜潤生的一句話：“要接地氣，不進村入戶，不了解農民的真實想法，就制定不出好的農村政策。”
陳錫文最后感慨：“我們在他手下當兵多年。”
起與落
“第一條，苦勞多，功勞少；第二條，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
2003年7月18日，為慶賀杜潤生90壽辰的“農村改革座談會”在京召開，杜老對自己幾十年的經歷這樣總結道。
杜潤生，原名杜德，1913年7月18日出生于山西太谷陽邑村，參加過抗日游擊戰爭，解放戰爭時期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參與領導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
1949年，杜潤生主持中南地區土改工作，提出了分階段土改的主張，即先普遍發動群眾，剿匪反霸，建好農會，再轉入分配土地，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
1950年初，中共決定召開全會討論土地改革，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的杜潤生被兩次召到中南海。
1953年，杜潤生調入剛剛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以下簡稱“中央農工部”)擔任秘書長，輔助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逐步引導農民走向集體化的道路”。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鄧子恢和杜潤生都保持著謹慎的態度，力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數量，穩步推進，且主張合作社的形式應更為多樣化，多種經濟并存，利用有益于生產力發展的私有經濟。
中央農工部不斷強調中南局土改以后給農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系的自由。毛澤東批評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1955年，在合作化問題報告中，毛澤東不點名批評中央農工部“像一個小腳女人走路”，“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
1956年，中共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后一年時間，中國農村就基本全面實現了“合作化”。這一年，杜潤生被免去了中央農工部的職務，調入中國科學院。
被認為“十年中沒干一件好事”的中央農工部則在1962年被撤銷，鄧子恢領導職務被免。1972年的冬天，這位被杜潤生稱為“中國農村變革的先驅和開拓者”的老領導在“文革”的殘酷批斗中凄然離世。
“文革”開始后，杜潤生同樣受到沖擊迫害，被停職檢查。
開啟改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杜潤生得到平反。恢復工作后的杜潤生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農村和農民。
就在此時，遠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名戶主為了能“吃飽飯”，在一份錯字連篇的“生死契約”上按下鮮紅的手印，卻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1979年春，在時任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下安徽省早已試驗包產到戶，但是包產到戶并未成為主流。
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杜潤生借機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貧困地區要調那么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
這個建言得到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持，隨后鄧小平也終于發話表示贊同——在另一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贊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干。
但黨內意見遠未統一。
在1980年9月召開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出現了“陽關道”與“獨木橋”之爭。
“發言反對包產到戶的，有福建、江蘇、黑龍江幾省的省委書記。支持的，有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周惠、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杜潤生回憶。
黑龍江省委書記楊易辰說：“黑龍江是全國機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區，一搞包產到戶機械化發展就受影響，生產成了大問題，是倒退；集體經濟是陽關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楊易辰講話時，池必卿插話：“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區就是獨木橋也得過。”
杜潤生只能和胡耀邦、萬里商量對策。他巧妙地改寫文件，最終形成了后來著名的75號文件。
杜潤生回憶說，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在現在條件下，群眾對集體經濟感到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可以包產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
由此開始，中國農村改革全面開啟。
結束爭論
“75號文件發出后，各地試驗的結果是‘一包就靈’，貧困地區第二年就有飯吃，其他地區能增產。”杜潤生曾撰文回憶。
1981年春夏之交，杜潤生組織了17個聯合調查組，分赴15個省調查包產到戶。來自安徽的調查組報告說：包產到戶是“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
1981年冬，中央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會后不久，時任國務院總理到東北考察，寫回一封信說，今后不要再強調不同地區不同形式了，群眾自愿選擇，選上啥就算啥，領導不要硬堵了。
“由于此前包產到戶已經得到鄧小平的支持，我們就據此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即《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杜潤生回憶。
文件報送給中央，鄧小平看了以后說：“完全同意。”陳云看后叫秘書打來電話，說：這個文件我已看了，這是個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眾的擁護。這才讓杜潤生心里的石頭落下。
1982年的“一號文件”結束了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
文件提出，所有的責任制形式，包括包產到組、包干到戶、包產到戶，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它不同于過去的分田單干，更不能當作資本主義去反對。
文件的核心，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義取消了包產到戶的禁區，尊重群眾的選擇，并宣布長期不變。
“1978年，中國糧食產量約為3000億公斤。集體化20多年當中，國家每年收購糧食300億-350億公斤，只要多購1/10就會擠占農民的口糧。可是，一搞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到1984年，糧食就增加到4000億公斤。同時，農業總產值增長68%，農民人均收入增長166%，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緊接著，勞動力從公社制度下解放出來，鄉鎮企業大發展，加之外資企業、私人企業形成一大塊非國有經濟，矯正公有制經濟形式過于單一化的弱點，并為農民收入增長開辟了新的巨大的來源。這些，為推動全國經濟改革起到了鼓舞信心的作用。”
杜潤生認為，包產到戶之所以能在全國推開，能夠最終說服大多數本來持有不同看法的干部、群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正是因為它解放了土地和勞動力。
“眾望所歸”
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使之成為中央決策，“群眾、干部反映良好”。
“胡耀邦說，農村工作的文件，下次還要排‘一號’。此后5年，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談農業問題，在年初布置調查題目，到秋季總結，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發出。”杜潤生回憶。
從1982年到1986年，中央連續五年發布指導農村改革和發展的“一號文件”：1982年，正式承認包產到戶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農村工商業；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競爭促發展；1985年，調整產業結構，取消統購統銷；1986年，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系。
杜潤生認為，五個“一號文件”，從始至終是一個集體創作的過程。
他曾列下參加“創作”次數較多的人，包括劉堪、張云千、祖國樸、段應碧、王岐山、陳錫文、杜鷹、周其仁、王小強、霍泛、吳镕、張根生、王郁昭、趙文欣、杜瑞芝、溫秀山、董家邦、楊澤江、趙樹楓等省區市農口負責同志，以及謝華、楊玨、吳少文、鄭重、吳象等幾位參加農研中心主任會議的同志。
到晚年，他已不愿過多回顧自己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中的貢獻，他說那是農民自己的發明。
杜潤生也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農業的進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國有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當時我們認識到，中國的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經用盡；如果不觸動深層結構，就很難再前進一步。正是因此，農村改革一系列‘一號文件’的歷史使命告一段落。”他寫道。
“追溯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歷程，無論是在文獻的叢林中檢索，還是在人們記憶的長河里回望，我們都看到一個眾望所歸的名字——杜潤生，杜老。”2012年7月18日，在慶祝杜潤生百歲壽辰的宴會上，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致敬詞”中說。
（本文參考自《杜潤生：五個“一號文件”出臺始末》、《杜潤生：中國農村改革漫憶》、《杜潤生：一個符號的偉大》、《徐慶全：我眼中的杜潤生》、《杜潤生：包產到戶一錘定音》、《杜潤生：中國“農村改革之父”起草五個“一號文件”》、《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