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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福生:讓農民富裕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

[ 作者:曾福生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7-12-11 錄入:王惠敏 ]

    導讀: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把它作為貫徹發展新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六大內容之一。

    實施這項戰略,不僅是推動農業農村發展繁榮的重大決策,而且是推動新型城鎮化大發展的重要內容,還與深入推進市場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中國有重要關聯。

    作為農業大省的湖南,應如何確立目標、任務、抓手,切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湖南日報特約請專家學者建言獻策。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這是繼社會主義新農村和美麗鄉村建設之后又一個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

    要振興鄉村,必須使農業強旺、農村美麗、農民富裕,其中讓農民富裕是關鍵。農民既是鄉村振興的主體,也是鄉村振興的受益者,必須把農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調動起來,投入到“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中去。

    大力發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提高農民家庭經營收入

    第一產業是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往往高達80%~90%,然而當前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不斷遞減。比如,2016年我國早秈稻和晚秈稻的成本收益率分別為0.18%和8.6%,遠低于其他行業的平均投資回報率。湖南作為我國水稻第一大省,農民種稻增產難增收情況較為普遍。

    從根本上說,農民家庭經營收入提升遇阻,主要來自幾方面的壓力:一是農作物種植成本逐年攀升;二是農產品尤其糧食價格持續低迷;三是農產品價格國內外市場倒掛嚴重。

    在新的經濟形勢下,農民要增收,必須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打破城鄉二元經濟,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發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是發展農村農產品加工業。鼓勵和引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延長農業產業鏈,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把農業附加值留在農村內部;二是充分利用農業的多功能性和農村閑置房產,完善農村基礎設施,發展鄉村旅游、鄉村養老、鄉村養生等綠色康養產業;三是發展農村電商。合理布局生產、加工、包裝、品牌,打造完整農村電商產業鏈;四是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據估算,湖南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對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可達到40%左右,對財政收入貢獻率可達45%左右。

    持續穩定農民工外出就業,提高農民工資性收入

    湖南是全國勞務輸出大省,2016年勞務輸出1200萬人左右。但從長期來看,我國農民工就業會存在“總量過剩,結構短缺”態勢,我省農民工外出就業和工資增長水平也將受到影響。

    當前,農民外出務工減少,主要緣于客觀、主觀兩方面因素。客觀方面,一是經濟增速放緩,對勞動力需求減少;二是東部沿海地區傳統產業飽和,農民工在產業結構、勞動力市場優化升級中首先被淘汰;三是近幾年人工智能發展迅速,對勞動力的需求進一步下降。從主觀上來說,農村消費水平低,住房條件較好,便于教育子女、照顧家庭等因素使得青年農民更傾向留在本地發展,老年農民也不愿意再背井離鄉。可以預見,農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長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

    促進農民工工資性收入持續增長,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改革戶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為農民進城務工創造良好環境;二是建立健全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三是加大教育培訓,提高農民工素質和技能,提高其就業穩定性和工資收入水平;四是建立健全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制度,遏制惡意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行為。

    充分激活農村要素資源,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

    有恒產者有恒心,但我國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僅占收入比重的2.2%左右。雖然近年來農民通過土地流轉和入股獲得了一部分財產性收入,但這部分收入仍十分有限。比如湖南省大部分農地流轉的費用介于每年350~450元/畝之間,按照全省人均0.9畝來算,即使將農地全部流轉出去每人每年也僅可獲得400元左右的財產性收入。

    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核心是要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一是推進農村宅基地確權改革;二是建立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允許農村宅基地轉讓、抵押,探索宅基地入市辦法;三是對農村閑置并喪失公共服務功能的公益性基礎設施,按照經營性建設用地確權給集體,由集體統一經營;四是對農村喪失居住功能的空置房宅基地拆舊復墾,再利用交易平臺進行交易,交易所得費用可用于發展鄉村旅游等非農產業;五是推廣發展土地股份合作和農業共營制,實行“集體股權、個人股東、按股分紅”,創新市場化投資途徑。

    不斷完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提高農民轉移性收入

    農業補貼是農民轉移性收入主要來源之一,包括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購置補貼和農資綜合直補。按照我國加入WTO組織時的有關承諾,當前我國農業生產補貼收入已經觸碰到了“天花板”。

    從2004至2013年,我國農民轉移性收入從96.8元增加到784.3元,占收入的比重從3.7%上升到8.8%,對帶動人均純收入增速上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經濟新常態下,國民經濟增速、財政收入增長放緩,農民轉移性收入增長也面臨較大壓力。

    因此,農業支持保護政策也需要調整和完善。一是建立農業農村投入穩定增長機制,用財政資金撬動金融和社會資本投向農村;二是采取“分品種實施、漸進式推進”的辦法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三是完善農業補貼制度,調整農業補貼的方向和結構,提高農業補貼效能。

    深入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提高農村貧困人口收入

    解決貧困地區農民增收問題是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目標的重要任務。截至2016年底,湖南還有320多萬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為7%左右,高于全國水平。湖南很多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成本高、難度大、見效慢、穩定性弱,提高貧困人口收入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關鍵。

    結合湖南實際,建議從以下四方面努力提高農村貧困人口收入:一是對有外出務工能力的貧困人口,引導走勞務輸出的增收路子。由相關職能部門廣泛搭建就業信息平臺,改變貧困戶想找工作卻愁信息不暢的窘境;二是對具有一定勞動能力、但不便或不想外出務工的貧困人口,引導走產業扶貧的增收路子。通過發展特色種植養殖產業、在園區企業開辟就業扶貧車間、開發就業扶貧公益性崗位等,讓貧困人員就近就業;三是對勞動能力相對較弱的貧困人口,引導走能人帶動的增收路子。鼓勵這類貧困人口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或者通過土地入股等方式增加財產性收入;四是對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充分發揮低保、五保、醫療救助、臨時救助等社會保障救助制度的救急難、兜底線功能。

    作者系湖南農業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南日報 2017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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