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豫北農村拜年儀式的實證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磕頭拜年，是豫北農村地區夏歷新年時節較為盛行的拜年儀式。它指的是大年初一“起五更”之后，男女老幼相約分成數支拜年隊伍，以磕頭為形式，對村內長輩進行新年問候的一種方式。磕頭出現在歷史中的時間較為久遠，但是從何時進入拜年這一習俗中來并沒有具體的史料可加以考證。一般來講，人們認為磕頭拜年是從部落時期的祭祀活動中衍生出來的。諸多歷史學者將古人以跪拜來祭祀天地神靈的方式稱之為“鞠祭”，即用彎曲犧牲來對天地神靈表達特殊恭敬的方式，引申到現實生活中，逐步演變為活人在祭祀中模仿采用的一套禮節。現在，我們祭祀祖宗時俯身低頭，蜷縮一團，便是“鞠祭”的形式演化。祭祀者將自己模擬為“犧牲”以祭拜祖宗來表達對祖先的懷念。其后，磕頭作為一種禮節形式，逐漸擴展到對君王、師長的敬拜之中，以示自己的尊敬和虔誠。磕頭逐漸成為社會的通行禮節。
關于磕頭進入拜年的起源，正史中并未過多涉及。有關庶民拜年最早的文字記載于宋代雜記中開始出現。其中，《東京夢華錄》記述了開封府拜年的情況：“正月一日年節，開封府放關撲三日，士庶自早相互慶賀。”明中葉陸容在《菽園雜記》中說：“京師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而在清人顧鐵卿《清嘉錄》中這樣記載：“（大年初一早晨）男女以次拜家長，畢，主者率卑幼，出謁鄰族親友，或止遣子弟代賀，謂之拜年。至有終歲不相接者，此時亦互相往拜于門。門首設籍，書姓氏號為門簿。鮮衣炫路，飛轎生風，靜巷幽坊，動成閧市。”在關于磕頭拜年的這些記載中，我們發現，在過年時，社會各個階層都有著相互慶賀的傳統。在家族之內，跪拜自己的長輩之后，再相互之間進行拜年問候，甚至于一些終年不相往來的人，此時也會登門拜年致以祝福。
豫北農村地區依舊保存“磕頭”作為拜年的方式，只是近年來，隨著村莊共同體的漸趨消解，村民對于“磕頭拜年”儀式存在著不同認知。部分村民認為這是一種傳統的拜年方式，應當予以保留，并傳遞下去，這一觀點在村莊老一輩人中成為基本的共識；年輕人群體之中，特別是外來的媳婦兒，認為“磕頭拜年”是農村的陳規陋習，與其自由平等的觀念不符，應予以取締。盡管對于“磕頭拜年”這種拜年形式存在不同認知，但是均不能簡單地從繼承或取締的角度來對這一儀式加以理解。所以，本文將通過分析“磕頭拜年”作為一種拜年的儀式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社會意義及其對村莊的整合功能，揭示磕頭拜年這種集體儀式的現實實踐在農村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實質內涵。
二、研究現狀與文獻綜述
目前學界關于集體儀式的研究，最早要追溯至涂爾干關于集體意識的論述。涂爾干在考察由傳統同質性較強的社會轉變為現代異質性社會所帶來諸多社會失范問題時，認為現代社會呈現出病態的根源在于集體意識的消解，即社會成員無法形成對社會事務的共識，從而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此后，涂爾干希望從原始社會中的宗教研究作為突破口，以尋找形成集體意識的實踐路徑。在分析原始氏族部落的基本生活時，涂爾干認為集體儀式的存在對于集體意識的形成具有關鍵的作用，經由集體的儀式以及共同的活動生成對集體的歸屬感，以便與其他群體進行區分。哈布瓦赫將涂爾干的集體意識概念擴展為集體記憶，并從集體記憶的角度對集體儀式進行了相關解讀，但是此處的集體儀式成為集體記憶建構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康納頓看來，集體儀式中蘊含著關于社會的記憶，這一研究的思路并未跳出哈布瓦赫的研究范疇，但是他更多的關注點在于社會記憶和儀式之間的關系，即側重于對社會記憶和身體實踐的關系的分析。
國內的研究者也多是沿襲此一研究進路，從集體儀式功能的角度出發，來研究集體儀式及其實踐所體現出的文化內涵與社會功能，且這類的研究多是集中在民俗學和宗教學的相關分析之中。比如，李虎通過對客家村落“會期”儀式的分析，來考察客家人的集體記憶經由集體儀式建構的過程，揭示集體記憶是如何通過集體儀式得到傳承和發展。杜靖在分析魯南春節秧歌這一集體儀式時，更進一步的發現集體儀式對于村莊社會秩序的建構具有一定的作用，它形成了村民之間不同主體的自主性互動。此外，集體儀式還內含地方性信仰的表達，吳欣通過“奶奶”的廟揭示出普通村民通過信仰表達和禮儀實踐形成了地方性的文化特征，并建構了群體的自我邊界。陳寧在對城市基督教進行考察時，發現基督教的世俗化儀式的表達方式對人們日常生活形成了一種嵌入，并進而反思了其中的宗教儀式的改造與教民日常生活的互動關系及其表達。郭于華更是將民間的儀式作為生存技術的存在，認為民間儀禮是個體獲得成員資格的一個重要手段。
此外，目前國內將“磕頭”作為集體儀式的研究，大致存在兩種研究進路。第一，對“磕頭”儀式進行歷史追溯。比如，王萍萍在分析“拜年”節俗的歷史演變和現代的傳承的時候，將“磕頭”作為拜年的一種禮節和儀式，并對其歷史進行了追溯，認為其發端于宋并延續至今。帥培業通過對“磕頭”“作揖”“鞠躬”等禮節儀式進行考證，認為“磕頭”儀式源自部落時期原住民對于天地神靈的祭祀，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演變為社會通俗的禮節，且敬拜的對象范圍加以擴大，以表達自己的尊敬和虔誠。張岳在考察傳統的漢族夏歷新年的“磕頭拜年”儀式時，發現漢族的新年儀式正在經歷著從傳統到現代的突變，其間的傳統意味的表達漸趨式微，而現代性的意味卻愈加的濃厚。第二，將“磕頭”儀式進行分類并對其功能加以闡述。在對磕頭儀式的歷史追溯過程中，許多研究者將之放在具體的現實社會環境中加以考察，并賦予其獨特的社會意涵。同時，亦有學者將磕頭作為宗教的一種禮儀進行分析，認為此儀式實現了宗教的世俗化。此外，也有部分學者從傳統的行當中對磕頭儀式進行的功能分析，將磕頭作為了獲取此行當的成員身份，并借助這一儀式實現了群體內的交往，進而實現與其他群體的區別。比如，岳永逸在對傳統行當中的祖師爺這一信仰進行分析時，發現學徒通過對祖師爺的磕頭儀式，被準入此一行當中，獲得了此群體的成員資格，還隱喻成員之間的平等的觀念及其行為。李向振分析了出現在不同環境中磕頭儀式的作用，分別對拜年、婚姻、喪禮三種場合的磕頭儀式進行了闡釋，并將磕頭視為村民在村莊社會環境中為適應其社會網絡、習得社會規范所進行的身體的規訓。
通過已有的關于集體儀式和磕頭作為一種儀式的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學界關于集體儀式分類、社會功能的研究形成了基本完善的研究譜系。在磕頭儀式的相關研究中，關于磕頭儀式的起源追溯、分類、磕頭儀式的功能也存在一定的研究，為磕頭儀式研究的進一步拓展提供了較好的研究基礎。但是，將磕頭與拜年習俗中的集體儀式聯結起來加以分析的研究在目前并未得到充分的展開，且已有的相關研究中雖然注重了集體儀式的功能以及磕頭儀式在村莊中的部分社會功能，但往往是對從磕頭儀式本身進行的理解，而忽略了對磕頭儀式背后農民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考察。因此，本文將首先從豫北農村地區的磕頭拜年儀式的現狀，展開對磕頭拜年儀式的討論。
三、豫北農村地區的磕頭拜年儀式及其分類
豫北農村地區至今保留著以磕頭作為拜年儀式的習俗。按照流傳下來的拜年習俗，在大年初一早上，一家人早早地起床，稱之為“起五更”。之后是在家里面煮餃子，吃完之后一個家族內的叔伯兄弟相約一起組成隊伍去拜年，而此時整個村子最熱鬧的時候也就隨之開始了。在村莊燈光彌漫有時甚至會飄著雪花的街道上，隨處可見走家串戶的拜年隊伍。如果在街道上遇見屬于村莊內的長輩的人，就會在街道上行磕頭禮，以表達對長輩新年的問候和祝愿，因此，在街面上會隨處見到此起彼伏的正在行磕頭儀式的拜年隊伍。
一般來講，村莊內的磕頭拜年的對象是有一定順序可循。首先，在吃完餃子之后，家族內部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對家族內的最高的長輩拜年。其次，家族內的小孩順便給叔叔伯伯等人拜年。此時，家族內拜年隊伍按照性別分成兩支，去村莊內供奉自己家族的“主”，即家族的先人，進行跪拜，表示對祖先的懷念，之后便是對村莊內部的家族外的長輩逐一地去拜年。在去拜年的時候，接受拜年的長輩一般會給女性拜年者以糖果和瓜子，給男性的拜年隊伍則是拿出稍微好些的香煙作為招待。當然，這些多是作為客套的形式，拜年者也是象征性的進行謙讓或者拿一些糖果。
拜年的隊伍存在著一定的分類，首先是按照性別進行的群體劃分，即家族內部的男性作為一隊，女性群體作為另外一支隊伍。在去給“主上”磕頭拜年之時，兩個群體便分開來在村莊內拜年。當然，兩支隊伍的拜年對象是存在一定的差別的，女性群體拜年對象的范圍相比較男性群體而言，要小了很多。在女性拜年隊伍中，第一年嫁過來的新娘子也在其內，以便在拜年的時候將她介紹給村內的長輩。其次，按照拜年的對象也可以對磕頭拜年進行區分。現在豫北農村的磕頭拜年對象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祭祀先祖，以表示后輩子孫對于先祖的懷念，并祈求祖先在新的一年繼續保佑后代子孫事事平安順心。在大年三十的下午，家中長輩用竹籃帶著貢品去“主上”祭祀自己的祖先。起五更的時候，家族中的后輩也是要去“主上”磕頭。其二是給“親族”中的長輩拜年，即父系和母系親屬中的長輩，用磕頭的形式表示對長輩的尊敬以及對其祝愿。筆者作為家族內第三代來說，一般是要給自己的爺爺奶奶叔叔伯伯等家族內的父系親屬中的長輩磕頭拜年，此拜年儀式在大年初一的當天便會結束。在初六之前的某一天會約定母系親屬去外婆家里拜年，然后是向母系親屬拜年。其三是對村莊內親族之外的長輩磕頭拜年，即在村子里面只要屬于自己長輩的，輩分比自己高，那么在遇到的時候也是要磕頭拜年的。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會經常見到在大街上便磕頭拜年的群體，就是因為遇見了村莊內比自己輩分要高的長輩。
在豫北農村以磕頭作為拜年的形式，近年來逐步遭到了外界的批評以及本村部分群體的反對。在村莊內部存在著三種群體對以磕頭作為拜年的儀式表示不贊同的群體，即部分歲數很大且生活起居不便的老年人群體、從城里嫁到農村的新娘子、外出求學返鄉的大學生群體。在接受村莊內部群體拜年的時候，老年人一般是要較早的起床，并將庭院和房屋內部收拾妥當，在桌子上擺放好瓜子、糖果、香煙以等待拜年隊伍的到來。對于身體不是很好的老年人來說，早上起床成為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甚至還要進行諸多準備。從城里嫁到本地的新娘子，按照豫北農村的規矩，在和本家的長輩拜年結束之后，是要跟隨家族中的女性群體去給村莊內的其他長輩拜年并將被介紹給大家，以便融入村內的社會交往網絡。由于豫北地區城市和農村拜年的方式不同，甚至在部分農村已經取消了磕頭拜年儀式，磕頭拜年在外來的城里媳婦兒的眼里成為陳規陋習，遭到了反對，這自然也引起婆婆心中的不滿，認為兒媳婦“不懂事兒”。求學返鄉的大學生群體與城里來的外地媳婦對磕頭拜年表示的不贊同，其實質內容是相同的，即在城市和農村兩種不同的拜年方式乃至是生活方式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在豫北農村地區，磕頭拜年的方式，于近年來引起了村莊內部的爭論，并在村莊內部造成了一系列的沖突：
案例1：王某是2016年新嫁到王村的新娘，屬于從城市嫁到農村的新娘子。張某是王村人，對于張某能夠娶到城市里的姑娘，村子里面的人多以為是張某走了大運才能夠娶到這么好看的城里媳婦（1）。在過年的時候，王某不愿意隨著家人去外邊給村莊內的其他長輩拜年。此事引起了王某婆婆的不滿，認為自己的兒媳婦不懂事，村子里面的人肯定會說，“張家新媳婦兒，一點兒都不懂事，在過年的時候都不給長輩磕頭”，這會讓自己家在村子里面丟了面子，不好做人的。
案例2：李某是王村的村主任，在過年的時候詢問了村莊內部分人的意見，就宣布要取消過年磕頭這種方式，因為“有時候過年下雨或者下雪，你在路上如果碰到了長輩還要給人家磕頭，那個樣子你的褲子就臟的不得了了。現在有的老人也不起了，大家見的時候相互拱拱手，說聲新年好，不是挺好的嘛，干嘛動不動就磕頭，顯得也不文明啊”。于是，村主任便用平時宣傳上級指示的大喇叭通知村民，說“今年不再以磕頭這種形式作為拜年的方式了，大家相互之間說聲新年好，就行啦。”結果，當天晚上李某供奉在“主”上的族譜和先人的照片都被人燒毀了，且沒有辦法去追究是誰燒毀了自己的族譜。
磕頭，之所以在村莊內部引起了諸多矛盾，乃是在于城鄉不同的生活方式對于將磕頭作為拜年的儀式存在的不同的理解，并不能簡單地將磕頭拜年儀式斥為愚昧落后的陳規陋習。只有理解了磕頭拜年這種儀式中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和社會功能，才能更好地去理解磕頭這種儀式在豫北農村得以根深蒂固存在的原因。
四、磕頭拜年的儀式功能及其式微
磕頭作為豫北農村地區拜年的一種儀式，即便近年來受到外界諸多批評與質疑，卻仍舊是農村拜年的主要習俗之一。關鍵在于磕頭拜年作為一種儀式，它所發揮的社會功能在村內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一）村莊擬親式關系網絡及其儀式強化
中國傳統社會的群體關系多是基于血緣而形成，并結成了穩定的家族關系結構。在中國的南方地區，宗族勢力的強盛便是基于一姓一村且多為具有血緣關系的親屬群體形成強大的共同體結構。在豫北農村地區，很難找到只有一個姓氏的村莊。豫北的王村有李、張、周三種姓氏，其中以周、李兩種姓氏為主，張氏屬于20世紀80年代從外村遷移過來，在村內并不具有主要的話語權。與南方基于血緣關系結成社會關系網絡不同，北方農村地區多是屬于擬親式的關系結構，將血緣關系中的親屬稱謂范圍加以擴大，形成了基于此種擬親式親屬稱謂結成的人際關系網絡。諸如，張氏家族內的族人在遇到李氏家族的族人時，雖然二者沒有直接的血緣關系，但根據兩人所在家族最高長輩在村莊的輩分進行兩者自己在關系結構中的定位，形成了雙方的擬親式關系稱謂。擬親式的社會關系網將村內的所有個體都置于這一關系網中，每個個體具有自己的位置以及所對應的親屬稱謂。
由于擬親式關系網中的親屬稱謂是比照家族內部基于血緣關系結成的親屬關系網絡而生成的，那么在這種關系網格中也就自然存在著輩分的高低，同時，這種輩分在村莊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代表著村民在村莊內部的身份等級以及在村莊內部事務上所擁有話語權力。經過多年的時間轉換，這種擬親式的關系網經由各種儀式得到了強化，其中很明顯的一種儀式便是農歷新年時節的磕頭拜年。
磕頭拜年，這一集體儀式的實踐，代表著村內各種等級關系的再次呈現與強化，“儀式成為各種權力力量的舞臺。”在拜年者與被拜年者之間表面上看似僅僅存在松散的擬親關系，然而其背后卻有著十分明確的身份等級關系，更有著村莊社會輿論作為支撐。每一年的磕頭拜年儀式實踐，強化了此種等級關系，同時村莊內部的輿論對于違反或缺席此集體儀式的個人乃至群體發出譴責。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從城里嫁到王村的新娘子在拜年中的缺席為何會遭到村內的譴責以及她的婆婆等人為何感到丟了面子，也更加容易理解為何在王村村主任宣布禁止磕頭拜年這種儀式實踐之后，其族譜會遭到他人的焚毀。
（二）人際關系網絡的代際傳遞與儀式嵌入
豫北農村地區的擬親式關系網絡，支配著村民的日常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隨著市場化侵入和個體化的發展，我們對于農村的社會關系網絡呈現出多面觀感。諸多學者認為鄉土熟人社會正經歷著向陌生人社會的轉變，農村社會在基礎結構和基本價值方面產生著深刻的變革，并消解了村莊共同體。更有學者通過對農村人口大量外流導致農村空心化現象的考察，發現當前鄉村社會已經發生了質變，將之稱為無主體的熟人社會。然而，費孝通所論述的鄉土社會中的那些農民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并沒有產生根本性質的改變。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社會在諸多方面發生了很多大的變化，但是以己為中心的差序格局、輕視普遍原則的行為方式與思維方式并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農民的視野和接觸空間雖然得到了擴展，但世代相傳而積淀于內心深處的心理結構和文化傳統并沒有改變。
市場以及城市化對豫北地區的王村雖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存在中青年男性大量外出務工的現象，然而在調研的過程中發現，即便是年輕人群體脫離了王村具體的關系場域，村內結成的擬親式關系網絡卻被帶入了陌生空間，并再次結成了穩固的鄉土熟人關系網絡。王村的中青年男性得以外出，村莊內的擬親式關系網絡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王村內的多數人是跟隨村莊內部的熟人或者經由熟人介紹而得以到外地工作，少數人是借助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親屬獲得工作。留在村莊內部的老人、婦女以及兒童等群體，也依舊遵循著傳統的擬親式關系網絡的等級結構，并受其制約。因此，無論是外出務工還是村內的日常生活，人們依舊是處在擬親式關系網絡中。
擬親式社會關系網依托于各種儀式得到傳遞，其中，夏歷新年時節的磕頭拜年作為一種集體儀式，本質是對村莊擬親式社會關系網絡的融入實踐。王村的村民在一年中的其他時候，多是依托于各自的小群體在外務工或作其他的營生。等到過年時節，各個家族內的拜年隊伍會主動登門向其他家族內的群體進行拜年，即便在過去的一年中沒有發生多少聯系，但是在新年的時候各個群體之間會加強相互間的聯系，并交流一年在外的各種信息。諸如，在磕完頭拜完年之后，拜年者與被拜年者之間會有一短暫的相互寒暄，其中的主要內容便是最近的一段時間在哪里工作以及工作的如何。同時，磕頭拜年也是一個打破群體之間的界限，獲得群體成員資格，得以融入村莊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實踐。在平時，普通村民之間甚少往來，新嫁到本村的外地媳婦兒以及常年在外求學的學生，在過去的一年中并沒有與其他的村民發生太多的聯系，彼此之間甚至不相熟識。那么，磕頭拜年便是將這些“新人”引薦給村內其他群體的實踐，在拜年的時候隊伍的引領者重點對這些“新人”加以介紹。經由此儀式，父輩在村莊內的擬親式關系網絡會逐步地向子輩打開，社會關系網絡也實現了代際間的傳遞。
五、結論與討論
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包括磕頭拜年在內的集體儀式，經常被當作用來生產和儲存默會知識和社會規范的實踐。在現實的具體實踐中，磕頭拜年雖然看似是較為普通的行為，但如果將其放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加以理解，就會發現其所蘊含的豐富的社會意義。豫北農村地區在日常的生活實踐中，擬親式關系網絡和村內的社會規范，均是通過集體儀式的實踐得以生成和傳遞，而磕頭拜年僅僅是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較具有代表性的集體儀式之一，且更能突出集體儀式的實踐在村民日常生活體系中所具有的功能。
通過分析豫北農村地區在夏歷新年時節磕頭拜年儀式的實踐，村內的各群體都借助此儀式得到了不同層面的展現，并表現出不同的群體面向。拜年者借助集體的儀式鞏固了原有的擬親式關系網絡或實現了社會關系網的代際傳遞；村內的“新人”借助集體儀式實現了對村民日常生活的融入，獲得了村莊群體成員的資格，得到了新群體的認知與認同；被拜年者則是通過來往不斷的拜年群體得以彰顯了他在村莊中的輩分以及在村莊公共事務中所擁有的話語權力。村內的個體、群體以磕頭拜年這一集體儀式作為中介，實現了自我的身份建構以及與對象主體的勾連。同時，在儀式實踐的過程中，村莊內的社會規范、地方性知識也在各個群體間得到了鞏固和傳承，實現了村民個體對于村莊的認同。集體儀式實踐本身也是個體或群體融入村莊共同體的過程，即個體不斷將外在于自我的社會規范和地方性知識加以內化，逐步得到村莊共同體的認同，從而實現了村莊的社會整合。
此外，集體儀式是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所發生的行為實踐，欲對集體儀式形成較好的理解，勢必要對集體儀式背后的村民日常生活世界加以認知，而不是僅僅分析集體儀式的實踐本身所展現出的社會表象，忽略了集體儀式的具體實踐所代表的實質內涵。集體儀式的每一個實踐都是我們基于對世界的先驗性的認知所做的反應，只有當我們明白現時的實踐活動及思考都是基于原初的經驗世界時，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村民生活實踐的動力及對于經驗、傳統、傳承的依戀與敏感。
作者簡介：張貫磊，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廣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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