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迎來40周年，這一戰略決策讓中國走上了一條經濟市場化和對外開放兼容的強國富民之路，拉開了中國近代以來最輝煌的歷史篇章，盡管在這過程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十九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這些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和落地。
全面深化改革面臨的社會主要矛盾轉化
改革，必須堅持問題導向，解決現實矛盾。之所以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正如十九大所報告指出的那樣，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現實中諸多表象問題都與這個矛盾息息相關。具體而言，中國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體現在經濟、社會和政府三個層面。
首先，經濟層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其表現是低質量的發展，且不具有可持續性，導致近些年來經濟增速持續下滑。自2011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已由此前30多年來近10%的平均增長速度，一路快速下滑，破10、破9、破8、破7，平均下滑了3個百分點以上，降至2016年的6.7%。這樣的長時間持續下滑至7%以下是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過的。面對這一輪全球金融危機，各國經濟都受到整體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經歷了減速過程，但許多國家早已進入回升或波動上升平衡增長軌道，像中國這樣持續下滑的基本沒有。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并未大幅下滑，導致實際增長率落差的是要素邊際收益遞減，政府主導動力枯竭，國有企業產能過剩、擠壓民營經濟。
其次，社會層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其表現是民生資源分配不均衡、社會失衡失序嚴重。中國各級政府更多還是發展型政府，而非公共服務型政府。在市場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越位和錯位，在市場不能發揮作用或容易失靈的地方卻大量缺位，導致了生、老、病、居、教等方面的后顧之憂問題。由于大政府、小市場、弱社會的格局，使得公權力介入社會治理過多，造成社會公平正義不足，貧富差距過大，社會規范扭曲，社會文明、社會治理有滑坡的跡象。
再次，政府層面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現為過位缺位現象嚴重。政府與經濟活動至今密切相關，政商關系仍密不可分，“跑項目、拿批文”是其一大特征，這樣過位的過度干預導致市場人為失靈，而在市場自然失靈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和政府執行力方面缺位有關。政府的各種程序審批、項目審批、準入壁壘依然眾多，維護和服務性的有能、有為、有效、有愛的有限政府的目標還遠沒達到。政府部門（無論是否該管的）辦事效率的高低，成為影響發展包括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旦影響了政府官員的辦事積極性，增長動力就會衰減，從而更一步地加劇了實體經濟的困境。
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三大重點任務
基于以上認知，筆者認為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任務是提供制度基礎的綜合性改革。具體而言，深層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點目標任務：一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現代化經濟體系；二是提升國家依法治國能力和政府執行力；三是建立良好的社會規范和秩序及和諧有效的社會治理體系。
包容性經濟制度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條件，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實施包容性的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方面如果是汲取性的，肯定不行，不具有可持續性。中國歷史上的文景之治、開元盛世、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時期的輕徭薄賦政策，都是施行了比較包容性的經濟方面的國策，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是，封建王朝絕對不是民主的，也不是法治的，他們靠的是政府的權威性和執行能力。當今世界，無論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盡管政治制度不同，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這兩個國家都有很強的執行力，再加上比較包容的經濟制度。也就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剛柔相濟，所以都成為世界上經濟政治方面屬一屬二的大國。
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只關注經濟和政治、市場和政府，還遠遠不夠，還要考慮社會的維度。也就是，今后一個時期，中國要建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的現代經濟體系，推進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轉變，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同時政府要有執行力，需要以改革、發展、穩定、創新和治理五位一體的綜合改革方式進行治理，建立有能、有為、有效、有愛的有限政府和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有能主要是講政府執行力的問題，有為就是政府在應該作為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問題，這三個主要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以促進有效市場形成為導向，有愛則是講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問題。
至于有限政府，就是凡現有市場能做好的，讓市場去做，市場不能做好的，政府才需要去發揮作用。這樣，它的治理邊界一定是有限的，應基本限定在維護和服務上。當然，發展階段不同，其維護和服務的內容會有很大不同。特別對轉型經濟體，還不是一個有效市場。一方面是標準經濟學教科書中所界定的市場本身的失靈，而政府又沒有去補位，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過位、錯位所造成的人為市場失靈，而政府又沒有從中抽身。兩方面原因的任何一個發生，都造成無法形成有效市場。這時，政府就比“守夜人”政府要發揮更大、更好、更有執行力的作用，比如政府啟動和主導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經濟發展、創業創新的現代市場制度，提供提升市場功能的產業政策（功能性或軟性產業政策）以及提供對新興和基礎行業等政策（包括適度選擇性的硬性產業政策）方面的支持等等。
從經濟、社會、政府切入推動平衡充分發展
十九大報告強調的是根本性改革、制度建設，新發展理念和思想，產權制度改革，要素市場流動，更加強調的是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這些都需要制度變革，從而首先需要以市場化、法治化的結構性改革來同步解決做什么、誰去做、怎么做的問題，堅定不移地繼續推行松綁放權和市場化制度性和有限政府職能的改革才是關鍵。同時，改革還需要社會自治理的加強。深化改革必須是綜合性的，全面性的，因此需從經濟、社會和政府三方面綜合治理。
首先，提升經濟包容性是中國經濟發展驅動轉型的需要。要素驅動已經無法支撐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效率驅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型，但創新驅動還做得遠遠不夠。創新主要靠誰，靠民營企業，靠企業家精神。中國新四大發明中，除了高鐵之外，支付寶、共享單車和網購都是民營企業的創新成果。
其次，增強社會治理是中國社會和諧有效治理的需要。在社會治理方面，中國要朝著法治化、智能化、精細化的方向走。所謂法治化，就是要著力構建法治社會，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來解決城市社會治理頑疾；智能化，就是要著力推進智能社會建設，善于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手段來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精細化，就是要在破解街道、社區的“最后一公里”難題方面做更精細的制度設計與安排。當然，筆者更想強調的一點是，政府不應也不能把所有社會治理的職能都攬于一身，社會組織在協調各方利益、共享公共資源、促進公平正義等方面可以對政府形成很好的補充和替代作用，這就要求政府將自身管不好也管不了的領域交給社會組織來自我管理。
第三，提升政府執行力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要。政府如果沒有執行力，再美好的愿景、再前瞻的規劃、再詳盡的方案，都只能是停留在腦海和紙面，無法真正得到落實。許多國家之所以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或塔西佗陷阱，與國家依法治國能力尤其是政府執行力的闕如有很大關聯。當然，執行力與權力的合理配置也是緊密相關的，國家治理需要在權力下放方面有所考慮，沒有權力匹配的執行是機械的。與此同時，政府的執行力又是建立在政府職能得到準確定位基礎上的，以有能、有為、有效、有愛的有限政府定位來考察，國家依法治國能力的提升離不開三要素：法治、執行力、民主監督。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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