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按照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按現有標準解決農村絕對貧困問題，只有三年的時間。如何按照中央確定的目標按時完成這一任務，是目前黨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工作內容。最近一段時間，各地方都在紛紛出臺各種政策和措施，希望通過強化領導和加大對扶貧工作的投入，確保目標實現。
然而必須看到，完成到2020年脫貧的目標，難點并不在于按現行標準的衡量指標能否完成，這主要是因為2011年確定的農民人均2300元的現有標準是統計抽樣數據，而且只是一個收入貧困的參考指標，并不能完全代表農村貧困的真實狀態。另一方面，按照中央提出的“兩不愁三保障”以及社會公共服務指標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目標來看，則更容易感知廣大群眾所感觀到的貧困。所以，能不能有效實現“兩不愁三保障”和社會公共服務指標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具體目標非常重要。換而言之，到2020年能否按照中央提出的要求，在中國歷史上徹底消除農村貧困，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廣大人民群眾是否看到了中央提出的“兩不愁三保障”等具體目標真正得到落實。人民群眾的滿意度將是衡量脫貧攻堅工作是否真正取得最后勝利的重要指標，
因此，在決勝脫貧攻堅戰的最后階段，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決勝脫貧攻堅戰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困難，最終決勝脫貧攻堅戰除了需要繼續強化以五級書記掛帥為主軸的領導機制，以及政府主導、全社會參與的扶貧的組織機制以外，需要盡快完善脫貧攻堅戰的決勝機制。建議在已經形成的強有力的黨的領導、政府主導和全社會參與的基礎上，實施決勝脫貧攻堅再聚焦戰略，按照中央提出的既不降低標準、也不隨意提高標準為原則，堅持脫貧攻堅的“雪中送炭”的指導思想，將財力資源、物質資源和組織資源聚焦到最牽動廣大群眾的、問題最為凸顯的深度貧困問題上。
聚焦真正的最為深度貧困地區
我們需要將財力資源、物質資源和組織資源從自全面鋪開向極端貧困的深度貧困地區聚焦。在過去幾年中，由于中央對扶貧工作的重視以及不斷加大投入，誘發了部分地方政府通過擴大貧困面、獲取中央財力物力和其他方面支持的行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實際的貧困工作面，也客觀上造成了脫貧的難度，導致了資源的分散使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地區把脫貧攻堅與地區發展相掛鉤，希望通過脫貧攻堅的投入促進地區發展。毫無疑問，地區發展與脫貧攻堅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地區發展的差異是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這個差異在短期內很難消除。因此，從脫貧攻堅的角度來講，一方面需要考慮脫貧攻堅與區域發展的結合，但在另一方面需要嚴格區分區域性發展機制與扶貧工作的區別。按照中央提出的扶貧工作就是雪中送炭的指導思想，在決勝脫貧攻堅戰的最后階段，各地需要將其扶貧工作面再度聚焦，也就是說應從已經確定的相對大面積、大規模的工作面縮小到本地區最為貧困的地區，特別是那些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也很難通過區域發展的措施得以緩解的地區，將脫貧攻堅的各種資源聚焦到本地區最抓眼的、貧困程度最深的地區。這一方面可以有效的解決這一地區的貧困問題，同時也可以通過集中資源為這些地區的發展創造條件。深度貧困地區的再聚焦需要從最困難的地區開始，脫貧攻堅攻最難的地方。
將脫貧攻堅的各種資源聚焦到最為貧困的群體
精準扶貧工作開展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通過各種措施強化扶貧瞄準機制，希望通過建檔立卡確定真正貧困的群體，按照他們的需要幫扶脫貧。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摸清貧困群體的情況、確定需要幫扶的群體，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和人力資源，基本摸清了扶貧的家底。建檔立卡機制的確確保了對真正貧困戶的識別，但是一些不屬于貧困范圍的人口也被包括了將來。這個比例在一些地區還比較高。我們應該看到，按照2011年人均收入2300元這一標準，落實到一個村里去來確定誰是貧困戶幾乎是不可能的。貧困戶的選擇最終只能按照貧困發生率所進行的抽樣并按照抽樣比例的形式下達到縣、鄉、村，從而確定建檔立卡戶的比例，然后由村民自己選擇。實踐顯示，在一個村里按照村民自己的衡量標準來看，或者他們認為真正的貧困戶數量往往并不是很多，或者他們認為他們其實大家都很貧困，這就造成了廣泛存在貧困泛化的情況。而且村和村又不一樣，有的村的貧困戶，到了其他地區就算富裕戶了。
客觀來看，在很多屬于國家級和省級貧困村內，真正意義上的沒有達到“兩不愁”的農戶很少，達不到“三保障”的農戶數量也因地而異，其中沒有住房保障的農戶在很多地區也很少，而醫療保障、教育保障則屬于社會公共服務的范疇，在過去幾年中，這一方面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筆者在某省調查發現，一個很大的誤區是，貧困地區的干部群眾都把扶貧當作致富，都希望搭上扶貧致富的快車。因此，如果嚴格按照“兩不愁三保障”來確定貧困戶，那實際上的數量也遠遠小于現在貧困戶的數量。由于貧困戶與非貧困戶相比所獲得的支持相差懸殊，如一個60戶人異地搬遷的村莊有20個貧困戶，貧困戶獲得了4萬元的建房補助，而非貧困戶則沒有這4萬元補助，在這個村，非貧困戶和貧困戶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差異，之所以有20戶的貧困戶是因為比例限制，對于這樣一個村莊，按照實際來講，百分之百都是貧困戶，但是沒有這么多資源。因此從中央到地方層面上，在決勝脫貧攻堅的最后階段，應實施貧困群體再聚焦的機制，將扶貧資源特別是集中保證“兩不愁三保障”的資源聚焦到少數爭議比較少的、真正意義上的貧困戶，這一方面可以有效提高扶貧資源的使用效率，更為重要的是解決真正的貧困問題，這樣做投入少、群眾滿意，政府也不需要花大量時間來調停矛盾。
扶貧措施再聚焦
精準扶貧工作開展以來，中央和地方針對貧困群體不同的原因，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扶貧措施，這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扶貧措施為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科學依據，比如教育扶貧、衛生健康扶貧、生態扶貧、電商扶貧等等。但是，同時也要看到，收入性貧困實際上已經不是中國農村貧苦的主要特征，精準扶貧工作雖然已經開始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多維度貧困問題，但是精準扶貧工作同時依然延續了長期以來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基本思路。因此，在精準扶貧展開的過程中，扶貧的措施依然聚焦在提高收入和發展產業方面。
客觀地講，發展產業和提高收入是經濟發展的范疇，經濟發展當然是扶貧的基礎，提高貧困群體的收入當然是脫貧的重要手段。但是問題是，貧困地區發展產業很多地方依然是在種植養殖業上打轉。從宏觀上講，農業的增收作用與80年代相比大大下降，一是過剩，二是成本過高、缺乏市場競爭力。精準脫貧攻堅以來，各地已經出現了大量農產品過剩的問題，這主要是很多地方依然把精準扶貧所強調的扶貧工作的特殊性與貧困地區的發展完全劃了等號。大量的扶貧資源投入到了不能夠可持續的產業扶貧項目中，通過產業扶貧不是不能致富，而是要發展特色產業，發展具有競爭力的“一村一品”。貧困地區發展旅游業的實踐證明，發展具有帶動區域發展的扶貧產業，需要進行農村產業而不是農業產業的開發。農村脫貧攻堅中的產業創新嚴重不足，大量資源投入到了通過擴大種植面積的種植業上，造成了扶貧資源的浪費。脫貧攻堅還有三年的時間，需要對脫貧攻堅的各項措施進行再聚焦，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真正能夠產生可持續收入的產業上。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委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網 201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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