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有幸受邀參加在日本大阪桃山學院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經營學會2017年度年會”。恰逢國內剛剛召開黨的十九大，并提出了令人振奮的“鄉村振興戰略”，對長期關心農村發展的我來說，自然想借此機會與國際同行專家交流關于中國農村發展的問題，因此我在本次年會上做了題為《特色小鎮：中國農村發展新思維》的交流報告。在我看來，現在提出的農村特色小鎮建設，不僅僅是一種促進農村發展的應對措施，而是反映出一種處理城鄉關系思維的轉變：即從城市偏斜到城鄉統籌再到鄉村回歸。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更是把農業農村放到了“優先發展”的重要地位，從而使我國城鄉關系戰略實現從“城市偏斜”向“農村偏斜”的巨大轉變！
一直以來，對于城鄉關系的處理都有不同的意見，有的人強調要素的效率，有的人強調發展的公平。強調效率者認為，目前的中國，中西部地區是要素過剩區域，東部地區是要素稀缺區域，因此應該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讓要素向東部尤其是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集中，提高要素效率，以此來實現中國農村發展和農民的市民化，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強調公平者認為，農村的發展關鍵要惠及到農民，沒有農民生活的改善就不能真正實現發展的目的。這兩種思維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農村發展思路：即是通過城市發展來解決農村問題，還是通過農村發展來解決農村問題。
在建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是按前一種思路來解決農村問題的：改革開放前，通過戶籍制度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運用“統購統銷”政策形成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造成城鄉產品及要素之間的不平等交易，來實現城市的穩步發展；改革開放之后，雖然城鄉要素流動的限制被陸續取消，但在推進城市化的政策導向下，通過市場機制發揮城市市場的引力作用，源源不斷地將農村生產要素導向城市，與此同時，城市偏向的非價格政策比如“財政投入的城市偏斜”、“農村的高收稅政策”等，造成城鄉的公共品供給嚴重不平衡，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缺失，農村經濟發展陷入困境；2002年中央提出城鄉統籌發展，2004年國家取消農業稅，此后連續發布14個中央1號文件推進解決“三農問題”，中國城鄉關系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新階段，即便如此，城鄉發展仍然是一種非對稱的格局，因為在資源配置、城鄉發展中的統籌城鄉仍然是以“城”為主，人們的思維仍然是“推進農村城市化”，城市化實現的落腳點仍然是“城市或者城鎮”。
盡管說城市偏斜的城鄉關系戰略對農村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帶動作用，但這種作用猶如“涓滴效應”，遠不如城市對農村要素吸納的“虹吸效應”強，難以通過城市發展來完全徹底解決農村發展問題。在日本參加學術會議的幾天，坐在電車里望著窗外不斷變換的城鄉景色，似乎很難知道日本城市與農村的邊界在哪里！記起今年八月份跟著兒子去日本彥根豐鄉小學尋找動漫場景，坐著那只有一個司機開的火車，沿途的農村百姓可以通過這種鄉村火車往返于城與鄉之間。到達所謂鄉下的日本農村，各種公共設施也是一應俱全，跟城市的差別只是在集中的房屋旁邊有成片的農田。我不禁在想：振興農村的著力點究竟是農村還是城市？
最近有著名學者不斷撰文主張中國的當務之急要發展大城市，但日本農村的見聞告訴我，通過城市要素進入農村來實現鄉村振興更為合理，這是因為：
一方面，投到農村的公共設施能夠覆蓋到更多的農村人口。之所以學者認為應該發展大城市來解決農村問題，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要素投入農村的產出效率低，投入城市的產出效率高，因為有集聚效應。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源配置觀點看，這是正確的，但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源配置目的在于“利潤最大化”，鄉村振興的目的是人，尤其是農民。顯然，滿足農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需要程度越高，鄉村振興的效果就越好。如果從這一點上看，投入農村的公共設施顯然能夠覆蓋到更多的農民。比如在城市增加一輛公交車，能夠解決幾個農民的乘車難問題？在農村地區增加一輛公交車能夠惠及到的農民是多少呢？所以在日本有很多的鄉村火車，看似不像城市火車那么擁擠，但乘車的幾乎都是沿途的農民，讓他們能夠像城市人一樣出行方面，從而真正縮小了城市與農村的差距。我曾經去過日本的松山農村，很偏遠的農家都有熱水和煤氣相通，這種基礎設施條件在中國農村就很少能夠見到，或許我們應該改變一下“效率觀”。
另一方面，投到農村的產業要素更能體現社會階層間的平等。通過城市發展來吸納農村人口，實現農民市民化，這是原有城鄉關系發展的一種思維。但是我們發現，進入城市的農民并不能跟城市居民一樣平等地享受城市。盡管說這里面有許多體制方面的原因，但體制的變革成本高昂，短時時間難以消除。更為重要的是，由于長期的城鄉隔離，城市與農村人口在現代產業適應能力上存在顯著的差異，我們必須正視這種差異的存在性。當一個城市發展到一定水平，有著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需求，從而產生排擠農民的可能性，因為高端產業對技術與知識的要求，由于城鄉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差異，使進城農民很難被這些產業吸納，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城市勞動力市場出現嚴重分層的原因。最近北京某出租公寓的一場大火，引發政府對相關場所的整治，被整治波及甚至可能流離失所的幾乎都是外來的農民工。盡管從道義上說，城市發展不能趕走這些被稱為“低端勞動力”的人，但在如何讓這些被稱為“低端勞動力”的人在城市能夠與那些被稱為“高端勞動力”一樣體面生活，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在城市產業結構不斷高度化的情況下，這些農民工因為自身的技能與產業的不匹配，只能在低收入水平的產業里求生存，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將城市要素合理地引入農村，以農民為主導在農民熟悉的傳統農業基礎上衍生新的業態，農民參與新產業不僅可能，而且是必然。這些以農業為基礎的新產業是在農民原有技能與知識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與農民有著天然的匹配性，可以消除因農民技能差異而導致的就業差異，從而避免因產業分層形成的社會分層。而且，由于農民參與整個農村產業演變的過程，即便將來農村產業結構也呈現高端化趨勢，農民也會在整個過程中提升自己的技能，使之與產業演進相適應。從另一方面講，如果沒有那么多的農民工擠入城市，城市的傳統服務業及勞動密集型產業會隨著勞動力的賣方市場形成而變得高貴起來，到那時也許就不會有人把農民工稱為“低端勞動力”了，從而真正實現“革命只有分工不同，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從日本回國時在關西國際機場看到許多人排隊買日本糕點，什么“白色戀人”、“古都的秋”、“日本漫游”等等。一盒“白色戀人”的餅干內裝12小塊，可以賣到折合人民幣四、五十塊錢，人們還排著長隊等著買單，簡直有點不可思議！這些糕點大都是來自日本農業比較發達的地區，是隨著農業發展而衍生出來的新產業，但這種演進的過程農民一直參與其中，農民自身在產業演進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技能與水平，從而使之與產業發展相適應。比如，日本的“一村一品”運動不僅帶來了農業產業的提升，同時通過向鄉村旅游業的延伸，農村產業結構在不斷高度化的同時，農民也擺脫了傳統農業“弱質性”的困擾。
日本農村城市化給我的啟示是：鄉村振興的著力點在農村，不在城市。是城市要素進入農村把農村建設得像城市一樣有完善的公共服務與齊全的公共基礎設施，讓農民享受現代文明，而不是把農村人移入城市去實現市民化！這個過程中，在傳統農業基礎上衍生新業態，讓農民的知識與技能隨著產業的演進而成長，是非常關鍵的路徑！
作者系江蘇大學教授 博導，民建鎮江市委副主委，鎮江市政協委員，廣西特聘專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莊園 微信公眾號（原創）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