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演進特征探析
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實踐的推進,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經歷了一個從形成到不斷拓展和深化的過程, 其演進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探索階段、形成階段、確立階段和深化階段。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歷史演進, 呈現出四個典型特征:一是邏輯前提漸趨科學, 二是目標取向不斷多元, 三是核心內容日臻完善, 四是發展戰略逐步成熟。
新中國成立以來, 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農業問題, 一直致力于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經過長期堅持和不懈努力, 我國農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農業生產條件明顯改善、農業產出能力顯著提升、農業結構不斷優化、農民收入穩步提高。正是農業現代化所取得的成就, 為我國工業現代化和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 我們在實踐中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近年來, 學術界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研究逐漸升溫, 相關成果不斷涌現。學者們普遍認為, 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闡釋, 既要體現農業現代化的一般規定性和世界普遍性, 又要從我國國情出發, 打上“中國特色”的烙印。然而, 目前大部分文獻都將“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作為一個靜態概念進行研究, 較少將其視為動態演進的歷史過程, 更鮮有對這一過程演進特征的分析。本文力圖從歷史的維度, 系統梳理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動態發展與變化, 深入研究其拓展與演進特征。
一、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演進歷程
新中國成立后的70年里,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實踐的推進, 中國共產黨對農業現代化的認識逐步深化,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經歷了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1949～1978年) , 在高度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 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 以農業增產為目標, 遵循“技術為主范式”。在認識上, 中央提出“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 將現代農業概括為“機械化、電氣化、化肥化和水利化”, 對農業生產現代化進行初步探討。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黨的十六大 (1978～2002年) ,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的過程中, 主要依靠體制創新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 以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為目標, 遵循“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并重范式”。在認識上, 中央提出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發展道路”, 將現代農業概括為“科學化、集約化、社會化和產業化”, 對農業生產和經營管理現代化進行深入探討。從黨的十六大至黨的十八大 (2002～2012年) ,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的過程中, 主要依靠城鄉統籌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 以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農民增收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為目標, 遵循“制度為主范式”。在認識上, 中央正式提出“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 將農業現代化的內容拓展為囊括現代農業要素的強化、農業產業體系的構建、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的完善和農業發展模式的轉變的綜合體, 在科學發展的框架下對農業現代化進行全面探討。從黨的十八大至今 (2012年至今) ,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的過程中, 主要依靠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 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農民增收、農業可持續發展和農業高質量發展為目標, 遵循“制度為主范式”。在認識上, 中央提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以“一條主線”“三大體系”“新發展理念”闡釋現代農業, 在協同發展的框架下對農業現代化進行系統探討。
圖1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歷史演進
二、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演進特征一:邏輯前提漸趨科學
農業現代化作為世界各國發展農業的共同方向, 其內涵和特征具有世界共性。但由于各國農業發展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不盡相同, 農業現代化的內涵也體現出不同的差異性。立足基本國情和具體農情, 是弄清一國農業現代化內涵的邏輯前提。新中國成立以來,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 一直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農業現代化思想同我國的農業實踐結合起來, 堅持探索“中國特色”。
(一) “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
在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探索階段, 囿于時代局限, 中共中央沒有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的概念, 但農業現代化建設經歷了從簡單效仿蘇聯模式到“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的轉變, 開啟了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探索的征程。新中國成立伊始, 黨對于農業現代化的認識,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蘇聯的影響。當時, 我國在發展農業的過程中面臨著極為特殊的內外形勢:其一, 中共中央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其二, 當時的中國處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面封鎖之中;其三, 十月革命后蘇聯依靠高度機械化的集體農莊在農業現代化建設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四, 中蘇雙方在意識形態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基于以上背景, 效仿蘇聯模式, 追求以機械化為核心的農業現代化成為歷史必然。在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時照抄蘇聯, 是完全必要的, 后來也被歷史證明是有效的。但隨著實踐的深入, 蘇聯在建設過程中存在的一些缺點和錯誤逐漸暴露, 中共中央開始對蘇聯模式進行反思。其中, 毛澤東同志多次對蘇聯農業提出質疑。他在1956年《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指出, “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1]721后又在致信劉少奇同志時談到, 已經實現了機械化的蘇聯農業, 至今仍然陷于困境, 要反思其農業政策。與此同時, 毛澤東同志認識到“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 [1]720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1]742毛澤東同志思路的率先轉變, 在黨內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中共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開始拓寬視野, 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現代化進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周恩來同志就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及我國農業現代化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
(二) “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發展道路”
在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形成階段, 中共中央在總結新中國成立30年來農業現代化建設經驗的基礎上, 逐步意識到探索“中國特色”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深入討論了農業問題, 強調要從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呈現的基本特征出發, “走出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農業現代化道路”。這是“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最初形態的表述, 標志著中共中央已經意識到摸清我國基本國情和具體農情的重要性。在兩年后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 鄧小平同志肯定了這一提法, 并進一步指出, “我國的農業現代化, 不能照抄西方國家或蘇聯一類國家的辦法, 要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合乎中國情況的道路”。[2]362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 198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具體部署, 即“要按照我國的國情……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發展道路”。[3]這一部署, 為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指明了方向, 為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概括設置了邊界:其一, 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必須是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其二, 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只能是“中國式”農業現代化。
(三) “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
在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確立階段, 中共中央把“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次明確提出“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2006年2月, 胡錦濤同志在一次有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講話中指出, “要按照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4]這是黨的文獻中第一次出現“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表述。2007年10月, 黨的十七大正式提出, 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 并將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至此, “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 標志著黨對農業現代化認識的完善和成熟。此后,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和十七屆五中全會相繼對該問題進行強調。這意味著, 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內涵必須在國情和農情背景下加以闡釋。
(四)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在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深化階段, 中共中央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 首次鮮明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2年11月, 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 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明確, “要努力走出一條生產技術先進、經營規模適度、市場競爭力強、生態環境可持續的中國特色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5]這是中共中央根據當前國內外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選擇, 從“中國特色”和“新型”兩個維度對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概括提出了要求。“中國特色”是橫向維度, 就是要立足國情農情, 符合我國經濟社會制度和資源環境稟賦;“新型”是縱向維度, 就是要順應時代要求, 著眼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 服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體目標。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深入推進, 中共中央對其內涵的認識逐步深化。2014年9月,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上指出, “現階段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要更多考慮推進中國農業現代化問題, 既要解決好農業問題, 也要解決好農民問題, 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6]2017年10月, 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并在持續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基礎上, 首次提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這標志著農業現代化的內涵進一步拓展為農業農村現代化, 研究農業現代化必須結合農村現代化, 整體把握我國“三農”問題的發展變化。
三、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演進特征二:目標取向不斷多元
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取向, 歸根結底反映了一定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對農業的需求, 是準確概括農業現代化內涵的基礎。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 必然引起社會需求的變化, 從而導致農業現代化目標取向的變革。新中國成立后, 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廣大人民對農業發展的需求層次逐步提高。在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演進過程中, 其目標取向不斷多元, 既有對初始目標的深化與延展, 又有因經濟社會發展而產生的全新目標。
(一) 單一目標取向:農業增產
新中國成立之初, 連年戰亂使當時中國的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 農業生產水平極低, 主要農產品較戰前年平均水平有大幅減產。在傳統農業社會上建立起來的新生政權, 面臨的一大考驗就是快速恢復農業生產和解決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經過三年恢復, 1952年底全國糧食產量和人均占有糧食都較1949年有了明顯的增長, 其中, 全國糧食產量增長了44.8%, 糧食人均占有量增長了37.9%1。但285公斤的人均糧食產量, 表明農業的基礎仍十分脆弱。特別是從1953年起, 我國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 在工業化快速推進和人口快速增長的雙重因素作用下, 糧食需求持續性增長, 農產品供給形勢十分嚴峻。基于此背景, 毛澤東同志于1958年提倡“以糧為綱, 全面發展”的農業生產方針。其實質是追求農產品, 尤其是糧食總量的快速增長, 緩解糧食供給短缺的壓力。在這一目標取向下, 1958～1977年全國糧食產量增長較快, 增長率為41.4%;但由于同期人口增長更快, 增長率為43.9%, 人均糧食占有量長期徘徊在300公斤左右, 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仍未得到穩定解決。
(二) 雙重目標取向:農業增產、農民增收
到1978年, 我國農業整體來說仍十分薄弱, 農產品供給形勢依舊嚴峻, 農村有兩億五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因此, 實現農業增產, 跳出“馬爾薩斯陷阱”仍然是此階段農業現代化的首要目標。但與改革前相比, 農業增產的指向有所深化, 由“以糧為綱”向“在堅持糧食生產的基礎上, 積極發展多種經營”轉變。1987年黨的十三大正式宣布, 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的戰略性目標已基本實現。這一階段, 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和供給能力不斷提高, 農業總產值和主要農產品產量顯著增長, 2000年全國農業總產值達到24915.8億元, 糧食產量達到46217.5萬噸;產業結構也得到優化和調整, 種植業比重有所下降, 林業、牧業和漁業的比重不斷上升。
與此同時, 中共中央更加注重農民生活和收入情況的改善, 將促進農民增收列為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目標。改革前, 在計劃經濟體制和傳統工業化戰略下, 農民收入增長極為緩慢, 1978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僅有133.6元, 農村長期難以擺脫貧困。為改變這一狀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減輕農民負擔, 增加農民收入”為出發點, 提出了有關農業發展的二十五項政策措施。以此為起點, 農民增收成為中共中央長期關注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 中央重視農民增收的主要出發點是確保社會安定和工業發展。而90年代以后, 則著眼于“三農”問題的解決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基于這一目標取向, 1978～2001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逐年增長, 年均實際增長約為7.4%。
(三) 三維目標取向: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農民增收和農業可持續發展
進入21世紀, 隨著農業產量的持續增長, 我國農產品供求格局開始發生逆轉, 由長期短缺轉變為總量平衡、豐年有余。但中共中央清醒地作出判斷, 農業仍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 糧食增產的長效機制并未建立。在此背景下, 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保障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 仍然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目標。黨的十六大以來, 中央一號文件連續聚焦“三農”問題, 始終強調糧食安全的重要性。同時,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廣大人民需求層次的提高, 糧食安全的內涵有所拓展, 由注重數量安全轉變為數量、質量安全并重, 在提高單產的同時提高品質。
農產品供求格局的轉變, 使得糧食短缺問題得到徹底解決。但與此相伴的另一負面現象也開始顯現, 那就是農民收入增長放緩,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被迅速拉開。進入1996年后, 我國農民收入增幅連續下降, 到2000年更是降至2.1%, 創下1991年以來最低水平。為緩解這一狀況, 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 十六大以來中央在“以城帶鄉、以工促農”方針的推動下, 將農民增收列為“三農”政策的核心目標。2004年、2008年和200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 都重點關注農民增收問題, 致力于形成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良性互動格局。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依然是這一階段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目標。
雖然我國農業發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進步, 但也面臨著日益嚴峻的資源環境問題。其中, 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使農業資源約束趨緊;石油農業“高投入、高產出”的生產方式使農業生態系統退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使農業環境污染嚴重。要應對以上挑戰, 就必須探索發展農業的新思路,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可持續農業發展模式是一種能夠實現經濟、社會、技術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模式, 并已經被確定為21世紀農業發展的理想模式和可行模式。[7]黨的十六大以來, 中共中央高度重視農業資源節約和農業環境保護, 將農業可持續發展列入與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同一層次的目標。黨的十七大指出, 必須把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現代化戰略的突出位置。圍繞這一要求, 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和2008年中央一號文件相繼提出, 要提高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 積極探索生態農業、循環農業和低碳農業。農業可持續發展這一目標得以確立并延續下來。
(四) 多元目標取向:保障糧食安全、農民持續增收、農業可持續發展和農業高質量發展
進入新時代, 我國農業生產能力不斷提高, 糧食連年增收。然而, 在全球經濟形勢復雜多變, 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 牢牢守住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底線, 強化農業基礎地位, 確保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尤為重要。黨的十八大以來, 伴隨一系列重大戰略的相繼出臺并落地實施, 保障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這一目標不僅得以堅持, 而且不斷強化。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實施國家糧食安全戰略, 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指明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實施重要農產品保障戰略、加快推進糧食安全保障立法進程。可以看出, 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保障始終處于重要位置。
農業的穩步發展, 帶來了農民收入的不斷增長,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年縮小。但是, 在經濟增速有所放緩的情況下, 保障農民連年增收仍然存在一定困難。2012年, 黨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重大目標。2012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強調農民增收, 推動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201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將農民增收的目標拓展為增收速度與方式“雙管齊下”。同時, 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不僅應維護農民利益, 實現農民增收的目標;而且要不斷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促進城鄉居民共同富裕。
在日益趨緊的資源環境約束下, 必須堅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2012年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強調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 構建科學合理的農業發展格局, 農業可持續發展目標與生態文明建設有機結合起來。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生態環境可持續, 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 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資源利用高效、生態系統穩定、產地環境良好,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堅持綠色興農,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推動農業農村綠色發展, 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從單一方面拓展為多個方面, 從微觀層面發展為宏觀層面, 逐步深化。
在農業由總量不足向結構性矛盾的轉變的同時, 農業現代化的目標也在發生著轉變, 增加了農業高質量發展的目標。一是在農產品供給上, 由追求數量向追求質量轉變。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更加注重品質和質量安全, 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數量質量效益并重, 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2017年中央工作工作會議強調走質量興農之路,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推進農業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 持續明確了農業生產和農產品供給在保證數量的同時要更加注重質量的目標導向。二是在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上, 由規模粗放生產經營向集約高效生產經營轉變。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注重提高競爭力和農業科技創新, 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提高農業創新力、競爭力和全要素生產率, 從而逐步解決農業大而不強、多而不優等突出問題。
四、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演進特征三:核心內容日臻完善
推進農業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 是農業現代化進程中不變的主線。但農業的現代形態是一個相對概念, 其內涵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演變。各國在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時, 既要明確自身所處的發展階段, 又要以同時代發達國家的既有現代化成果作為參照系。新中國成立以來, 依據不同歷史階段的農業現代化建設目標, 黨領導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建設所采取的手段和遵循的范式各有側重。同時,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農業現代化核心內容的日臻完善成為可能。
(一) 以機械化為核心的農業“四化”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探索階段, 國家工業化戰略的啟動為農業發展提供了現代生產要素, 中共中央從生產的角度闡釋農業現代化。在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 黨對農業現代化形成了初步的認識。從歷史文獻看,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由于受到蘇聯的影響, 基本上以“機械化”來概括農業現代化的內涵。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 毛澤東同志認為合作化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推廣機械化, 他指出, “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又在技術方面, 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 統統使用機器操作, 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8]基于此認識, 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為農業發展制定了一個長期奮斗目標, 即“隨著國家工業的發展, 逐步地實行農業機械化”。[9]1959年4月, 毛澤東同志正式提出了“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的著名論斷。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 黨中央開始重視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 對農業現代化的認識進一步深化, 其內涵被概括為“機械化、水利化、化學化和電氣化”。1959年10月, 中央在批轉農業機械部的報告中, 明確將農業現代化等同于農業機械化、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1961年3月, 周恩來同志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了農業現代的內涵, 他指出, “必須從各方面支援農業, 有步驟地實現農業的機械化、水利化、化肥化、電氣化”。[10]此技術路線在具體實施過程中, 仍是以機械化為核心。這一概念的實質是向農業生產領域投放工業產品, 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此認識的指導下,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0年里, 機械、化肥和電氣等現代農業生產要素被廣泛應用, 農田水利設施明顯改善, 為農業現代化建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1978年, 農業機械總動力為11749.6萬千瓦, 農村用電量為253.1億千瓦小時, 化肥施用量為884萬噸, 農田有效灌溉面積為4497千公頃。但需要指出的是, 這種將農業現代化基本等同于機械化的認識是有失偏頗的。其一, 從世界農業現代化實踐看, 人少地多的國家一般選擇“勞動節約型”模式, 即通過農業機械的使用提高人均耕作的土地面積;而人多地少的國家則選擇“土地節約型”模式, 即通過生物技術的使用增加每公頃土地的產量。新中國存在極為突出的人多地少矛盾, 單靠機械化推動農業現代化顯然是不合理的。其二, 農業機械化與工業現代化存在伴生關系, 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自然結果。新中國在工業化初期就全面啟動農業機械化, 未免脫離了實際。
(二) 以科學化為核心的農業“新四化”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形成階段, 農業科技的進步導致對現代農業的認識突破了原有局限, 而農村改革使農業現代化的內涵延伸至經營管理層面。早在20世紀70年代, 鄧小平同志就對以機械化為核心的農業現代化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在準確把握我國國情和農情的基礎上指出, 要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生產出更多農產品, 單靠機械化是不夠的, 還要更多從事科學工作。因此, “農業現代化不單單是機械化, 還包括應用和發展科學技術等”。[2]2820世紀中葉以來國際上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的發展, 為農業與科學技術的結合提供了可能, 西方發達國家由此走上了“農業科學化”的道路。鄧小平同志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訪問美國、日本等國后, 及時掌握了世界農業發展的新趨勢, 更加深化了對科學重要性的認識。他精辟地指出, “農業問題……, 最終可能是科學解決問題”。[11]這一精辟論斷, 標志著黨明確將科學化作為農業現代化的核心, 及時跟上了世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步伐。中共中央對農業“新四化”的探討, 起始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首次對農業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 內容涵蓋農業生產和農業經營過程中的多個方面。這一部署突破了原有認識 (將農業現代化概括為“機械化、水利化、化學化和電氣化”) 的局限, 豐富了農業現代化的內涵。兩年后, 鄧小平同志在談論農村政策問題時指出, 要實現高水平的農業集體化, 需要具備四個條件:“第一, 機械化水平提高了……第二, 管理水平提高了……第三, 多種經營發展了……從而使農村的商品經濟大大發展起來。第四, 集體收入增加而且在整個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2]315, 316前三個條件分別涉及農業生產現代化、農業經營管理現代化和農業資源優化配置, 為全面概括農業現代化內涵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進入20世紀90年代,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市場化背景下, 發展了鄧小平同志關于農業現代化的論述。1992年4月, 全國人大七屆五次全會首次提出, 要“大力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同年9月, 《國務院關于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決定》進一步指出, “九十年代我國農業應當在繼續重視產品數量的基礎上, 轉入優質高產并重、提高效益的新階段。”[12]這標志著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進入了重要的歷史轉折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 其實質是以市場化為導向, 以科學化為核心, 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促進生產集約化和服務社會化。至此,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現代化的認識可以概括為“科學化、集約化、社會化和產業化”, 其中又以科學化為核心。這一概念的實質是使農業與科學相結合, 用現代裝備、現代科技和現代管理來發展農業。應該說, 農業“新四化”是對農業現代化內涵比較完整的概括。在此認識的指導下, 我國農業現代化實踐也取得了跨越性發展, 農業產出快速增長。
(三) 以復合化為核心的農業現代化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確立階段, 農業現代化的內涵在科學發展的框架下得以全面闡釋。這一時期, 中共中央從城鄉統籌和工農業協調發展的角度出發, 對農業現代化建設作出了一系列論述和工作部署。在此基礎上, 2007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以“發展現代農業”為主題, 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內涵進行了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的闡述, 涵蓋現代農業要素的強化、農業產業體系的構建、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的完善和農業發展模式的轉變等方面, 表明農業現代化是多方面變革的綜合體, 是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系調整的復合體。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中, 在注重全面發展的同時, 根據不同時期農業的發展情況, 其核心內容有所側重。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以“水利改革發展”為主題, 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中央首次關于水利事業的專門性文件, 突出了這一時期農業水利化的重要作用, 側重于加快農田水利設施建設, 改變農田水利建設滯后的局面。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以“農業科技創新”為主題, 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中央首次關于農業科技創新的綱領性文件, 突出了農業科技創新重點, 側重于明確農業科技創新方向, 提升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基于認識的完善, “三農”發展進入又一個黃金期, 糧食生產連續增收, 農民收入持續增長。
(四) 以系統化為核心的農業現代化
任何一種認識發展到一定階段后, 就會產生系統化的要求, 即運用邏輯手段, 賦予分散的概念以體系化的形式。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深化階段, 中共中央對系統性闡釋農業現代化內涵進行了嘗試。著力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 是黨在新起點、新階段關于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 先后在不同場合強調, 要以建設“三大體系”為抓手, 積極推進現代農業建設。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 “三大體系”論正式進入黨的文獻。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 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 三者共同構成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框架。其中, 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和生產體系屬于生產力范疇, 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屬于生產關系范疇。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主要特征是市場化、融合化、高級化, 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的主要特征是科技化、機械化、綠色化, 現代農業經營體系的主要特征是集約化、社會化、組織化。[13]“三大體系”論的提出, 是中共中央將前一時期關于農業現代化的全面認識體系化。中共中央對農業現代化的系統性闡釋, 具有高度的開放性和巨大的包容性, 即不僅從發展框架上提出了“三大體系”, 還從發展方向上提出了“一條主線”, 即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且從發展思路上提出了“新發展理念”, 農業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可概括為“一條主線”“三大體系”“新發展理念”。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首次提出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概念, 指出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以“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為主題, 指出要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 用新發展理念來推進農業現代化, 破解“三農”發展難題。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題, 強調要把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三農”工作的主線, 明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長期過程, 表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農業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將長期發揮作用。新發展理念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和實施, 有利于農業現代化的內涵隨實踐的深入而不斷豐富和發展。
五、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演進特征四:發展戰略逐步成熟
農業現代化作為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可能孤立地存在, 都直接或間接地與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產生聯系, 各方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相互促進, 形成一個完整的發展支撐系統。世界農業發展的歷史表明, 農業現代化不僅是技術變遷的過程, 也是制度變遷的過程, 更是與國民經濟其他部門協調發展的過程。新中國成立70年來, 隨著農業實踐的深入, 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發展系統性的認識不斷完善, 其發展戰略逐步走向成熟。
(一) 生產領域論農業
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 興起于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 之后也一直處在市場經濟的體制環境之中。與其不同的是, 新中國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 經歷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在不同的體制環境下, 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在技術選擇主體及其行為特征、技術選擇方式、制度安排和政府作用等方面等呈現出不同特點。[14]基于此, 不同時期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戰略, 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經濟體制的影響。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探索階段, 我國選擇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戰略。在計劃經濟體制下, 中央一方面通過農產品統派購制度, 在農業流通領域實行嚴格的計劃調節;另一方面依托高度集中、統一經營的人民公社制度, 集中人力、財力、物力, 通過要素投入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在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下, 工農、城鄉二元結構形成, 農業現代化不僅被限定在傳統的農業部門, 還局限于農業的生產領域。
(二) 就農業論農業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形成階段, 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實施及其引發的一系列制度變革, 使中國共產黨對農業現代化的認識從生產領域延伸至流通領域。但需要指出的是, 這一階段中央的農業發展戰略仍跳不出在農村、農業內部自循環的封閉圈子。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 中央在農業和農村領域實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旨在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1982～1986年連續發布五個中央一號文件, 重點對人民公社和農產品統派購等制度弊端進行逐一破解。1985年后, 改革開放的重心逐步轉向城市和工業。從政策層面看, 中央在不同時期分別對農村和城市、農業和工業進行改革, 并沒有立足于城鄉統籌的視角對農業現代化建設進行部署。這種就農業論農業的傾向, 使得我國農業現代化的水平始終處于初等發達階段:我國糧食單產已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但農業勞動生產率卻與世界平均值相差甚遠。究其原因, 我國在改革開放后依靠體制創新和科技進步實現了農業產出的快速增長, 但由于工農業發展不協調、城鎮化水平低, 農業勞動力過剩的狀況卻長期得不到解決。
(三) 跳出農業論農業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確立階段, 中共中央站在新的高度, 對農業現代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一是認識到農業具有自然再生產過程與經濟再生產過程相互交織的特性, 同時受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影響, 屬于弱質產業;二是意識到農業發展是一個系統問題, 必須多方聯動才能有效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將農業現代化置于國民經濟全局中加以規劃和部署。在此基礎上, 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多取、少予、放活”的政策方針, 標志著中央“跳出農業論農業”的戰略思維初步形成。此后, 基于十六屆四中全會“兩個趨向”重要論斷, 中央逐步明確了“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 并出臺了一系列支農惠農強農政策措施。黨的十七大以來, 中共中央進一步為“跳出農業論農業”的戰略思維提供了具體實現路徑, 即在統籌城鄉發展過程中, 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 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四) 內外結合論農業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深化階段, 中共中央對農業現代化的認識更加深刻。首先, 堅持“跳出農業論農業”的戰略思維, 提出“四化”同步發展戰略。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 要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四化”同步戰略, 強調農業與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密切關系, 其實質是強化第二、三產業對第一產業的反作用能力, [15]破除農業現代化這一短板中的制約因素。其中, 工業化為農業提供現代物質裝備, 信息化為農業增添新動力, 城鎮化為轉移農業勞動力和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創造條件。
隨后, 結合農業農村自身發展情況, 著眼于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 中共中央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戰略。黨的十九大不僅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而且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其中,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總體性、全面性戰略, 體現了中共中央的全局性戰略思維;堅持農業農村發展體現了中共中央的“重中之重”思想和依托農業農村來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思維;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共中央對城鄉統籌戰略的發展和提升, 其與“四化”同步發展戰略一道, 都注重從農業農村外部的協調和發展, 來帶動和發展農業農村。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 強調要重塑城鄉關系, 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以“鄉村振興”為主題, 提出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為主題, 明確了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總方針, 提出了“四個優先”的發展要求, 充分體現了中共中央“內外結合論農業”的戰略思維, 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營造了良好的內外部環境。
六、結語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對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認識, 遵循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般規律, 即認識來源于實踐, 為實踐服務, 隨實踐發展并接受實踐的檢驗。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辯證運動過程中, 中國共產黨關于農業現代化的認識不斷完善, 并在若干重大理論問題上實現了突破與創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形成與完善, 既接受馬克思主義農業現代化思想的指導, 又與我國基本國情和具體農情相結合, 同時也受到世界農業現代化發展趨勢的影響, 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總結70年來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內涵朝著科學、全面和系統的方向演進, 其根本源于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 堅持走中國特色發展道路, 積極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 調整和完善農業生產關系, 不斷探索和開拓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發展路徑, 推動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內涵的持續豐富和發展。
作者簡介： 蔣永穆 (1968-) 男, 重慶南岸人, 經濟學博士,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從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三農”問題研究; 盧洋 (1989-) , 女, 四川攀枝花人,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 主要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張曉磊 (1990-) , 男, 云南大理人, 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 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 (14BDJ029);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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