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周以來，中國南北各地洪澇災害頻發，遍及26個省市區范圍，受災人口已過千萬，死亡或失蹤170余人，經濟損失數百億元人民幣。受自然影響最大的的農業、養殖，損失尤其嚴重，據民政部統計，截至5日9時，南方11個省331個縣（市、區）農作物受災面積1934.9千公頃，其中絕收295.2千公頃；直接經濟損失381.6億元。湖北省僅水產養殖業受災面積307.71萬畝，經濟損失42億元；因災死亡豬21697頭、牛1012頭、羊4713只，損毀大量欄圈、禽舍、道路等設施，直接經濟損失達3.8億元。從數字上說。相比自然災害損失較輕的2015年，本周的經濟損失，已經相當于2015年全年自然災害損失人口的約1/6，經濟損失的1/8。客觀的說，本輪洪澇災害再次敲響了中國農業的警鐘。
水利基礎設施的薄弱在改革開放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水利基礎設施的薄弱導致農業經濟增長緩慢、技術創新遲滯，農業的增收乏力幾乎就是中國農業的近現代以來最大的問題。如果把關于農村的整體經濟作為對照，那么這不過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農業的重要性何在？
從農業本身的弱質性看，受自然因素、周期性的因素影響是十分明顯的，本身抵抗不確定性的風險能力較弱。前現代國家普遍的基礎設施投入實質上是對農業的一種保險。這種保險的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災害等不確定的情況給經濟生產造成的巨大沖擊。在當代世界，給予農業很大的產業補貼、建立農業保險，實際是一種和建立水利設施相同的做法。而且這種機制成為西方世界財政制度自動穩定器的一部分。盡管最初看起來投入很高，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發現，最起作用的往往是對農場主的補貼和那些行將崩潰的基礎設施。也就是說，農業的發展必須要以一定的前期投入，才能基本穩定，而且這種穩定是以產業和財政穩定的表現形式出現在社會經濟的總體構成中的。這也是為什么盡管農業的產業地位不斷下降，但是其政治地位不斷上升的原因。
另一方面，隨著農業的從業人員的日益減少，農業生產效率的日益提高，留在農村的農場主受各種歷史和政治方面的影響，由于控制最大范圍的國土，成為“少數中的多數集團”，徹底的同地方財政建立了最為親密的關系，并逐漸成為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這是西方國家農業產業強大的重要原因。
更進一步的說，從農業本身來說，水利基礎設施是其他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起源和衍生品，正是因為灌溉的不可分性，才導致社群和農村社會公共區域的構成。早期的文明之所以出現在河流區域，就是這個道理。圍繞與水源的關系和距離，逐漸擴散出農業文明和農業社會。
水利設施欠賬導致農村公共設施的垮臺與環境惡化
盡管中國歷史一直以連續的不斷的建設水利基礎設施聞名世界，像都江堰、黃河大壩、京杭大運河、江南海塘這樣的工程是十分有效的。但是以人工投入計算，到了元代以后，這種均攤到每個人身上的資本投入已經下降到最低程度，灌溉農業的范圍從元代以后就再未大規模的擴大過，換句話說，從元代以后農業的基礎設施投資實際已經停滯。
與此同時，農村社會的公共設施的垮臺已經不可避免。例如明初的朱元璋尚可以辦社學，到明成祖時期卻無力興辦。隨著自耕農的破產，客觀上也導致土地兼并的不可避免。也因如此，在此后的幾個世紀里，中國的農業沒有發生革命性的影響，在農業的人工投資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
同樣的問題在中國現階段改革后的農村出現。由于失去了共同的基礎設施投資上的機會，直接導致農業連帶的生產性基礎設施的瓦解，這是導致棄田和荒田的最主要原因。而農業生產的下降，又導致相伴的公共設施逐漸消亡和衰退。
在中國每一個水庫的邊緣地區，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農田荒廢和帶污染的水產養殖共存。按照生態學的規則，本來養殖活動可以為農田提供肥料的，但是僅僅因為需要共同的排灌設施而大家都不采用，而從前的排灌實施早已被人悄悄的拆卸或“化公為私”的賣掉。如果不存在一個外部的強大重建基礎設施的動力，這種生態經濟和社會的三重惡化就不會停止。本輪受災最嚴重的湖北江漢平原，在1998年洪水過后，于近年進入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城市化快速推進的同時，閑置和圍湖造田，也同步擴張，農民從前挖取河沙肥田的生意，已經被大規模的河沙造城替代。在武漢投資132億在地下管網設施的這一段時間里，也正是西自江陵，南至江夏周邊河沙，不斷被囤積，投入到武漢市中心的過程。在這場深挖運動中，周邊的山區生態已經岌岌可危，當洪峰到來，就如一個人造島的漩渦一樣，不斷面臨堤壩失守的危機險情。
缺乏強大農業的風險
如果不存在一個強大的農業，那么即使百分之九十的人都進入城市，那么由于缺乏基礎設施，那么農村社會的類似西方的強大集團也不會出現，相反污染和不穩定將繼續無限制擴大。而這對于過大的國土來說就是意外增加的社會穩定風險。簡而言之，人口地理轉移造成的社會真空到底怎么解決？
另一方面，即使中央轉移支付可以不斷擴大，但是已經不斷枯竭，又無法建立有效的產業結構的農村社會，其“自生供血”的能力不斷消弱以后，再多的“輸血”都是沒有結果的。最終的結果是不論實行何種財稅制度，都是以失敗結束。而對于無法繼續維持公共行政必要性的地方政府，面臨裁撤和合并也是必然的歸宿。而這不過是隨著農業基礎設施瓦解，三農問題導致最終社會演進的機制而已。
由于農業基礎設施的保險作用最終喪失，將無法使資本和人力資源回流到農業社會，這種不可逆的單方向移動，很可能在一定的社會階段里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前進的最大潛在風險。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畜牧大集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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