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傳統社會治理文化的兩大基因:關系本位與官本位
編者按：我們應當客觀地對待長期以來演化成形的圈層本位意識系統，既要看到它在中華文明發展歷史上的穩定器功能，看到它對中華文化的推進作用，同時也應防止小圈子文化導致的小團體主義和山頭主義，糾正以升官發財的不當政績觀。但無論如何，只有認識到這種隱性圈層本位，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文化，限制其弊端，吸納其它優秀文明的優秀成果，推動中華文化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1、親密性與權威的分配
任何組織、民族和文化都要分配兩種關鍵性資源：一種是親密關系，一種是權威、權力，前者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橫向關系，后者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縱向關聯。每個個體都需要在這種親密關系和權威關系縱橫交錯的關系網中迅速定位，以避免不確定性和個體性帶來的無助感和焦慮感，獲得安全感和支配資源的恰當能力。
古希臘的雅典對親密性和權威的分配主要依托商業契約以及公民身份，與之不同，傳統中國社會分配親密關系的主導原則是以血緣關系和擬血緣關系為核心的關系本位，就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圈子”，而分配權威和權力的主要原則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服從體系的官本位，也就是官僚制度（中性詞）。“本位”有“原來的官位”之義，如《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復位而待”；亦可指原來的座位、原來的身子（佛教用語）。在這里，“本位”是指事物的根源，也就是以某物為基礎展開邏輯陳述。
關系本位和官本位都是一種高級價值導向，其根基是人們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共同形成的實體規范，農耕文明與治水文明是形成這兩種社會規范的深層基礎。傳統中國人特別重視自己在圈子所處的位置以及所感受到的被圈子成員接納的程度，一旦失去在圈子里面的位置，個人支配社會資源和享受福利的水平就有可能下降，個人就會非常焦慮和不安。因此，傳統中國人最怕欠人情、丟面子，希望通過拉關系來讓自己感到身心安全。同時，傳統中國人也特別重視自己在官僚體系中的位置，自上而下的命令服從體系特征決定了個人如果想要追求更大支配社會資源的權力，就需要不斷地按照等級的規則一步一步向上爬。例如，宋真宗曾經寫出書中自有千鐘粟、黃金屋、顏如玉等來勸導世人好好讀書，讀書目的是為了中舉做官，然后才有富與貴，這也成為維系傳統文人精神追求的精神食糧。
關系本位與官本位兩種系統的觀念形態雖然并不一致，但二者往往以互相配合或者互相斗爭的面目糾纏在一起，形成了傳統中國歷史經緯線。歷史上關系本位與官本位之爭的焦點在鄉鎮，皇權到底該不該下鄉鎮，就成為一個焦點問題，二者之爭的另外一個焦點是圈子大還是官僚制度大，圈子的異質性與官僚命令服從的同一性往往存在沖突。當年燕王朱棣擁兵自重，入朝不拜建文帝，一位大臣認為：“虎拜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禮；龍顏垂地，宮中敘叔侄之情。”當各種圈子威脅中央集權之時，關系本位就受到打擊，但同時官本位由于監督成本和執行成本太高，不可能將觸角伸到社會任何一個細胞里，因此，還需要關系本位配合，于是，就形成了圈層文化現象。我們將圈子文化和官文化合稱圈層文化，圈層恰好定義了圈子的特征，同時也定義了官僚制度層級特征。
就傳統中國社會而言，無論是圈子規則還是官僚制度，都有一種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圈子希望不斷擴張，官僚也希望自己不斷膨脹，擴張的本質是大量剩余勞動剝離了生產系統，進入了非生產系統，制度維系成本巨大，象征性符合生產過多，反而抑制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創新，甚至有些物質投入到皇陵等奢侈性投入中去，浪費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合理利用剩余勞動并對之進行有效積累，才能促進社會生產的巨大進步。
但正如任何有機體組織一樣，其擴張都有一定的限度，圈子和官僚的擴張也是有一定的限度，這個限度就是投入到圈子或官僚中剩余勞動不能再被社會承擔。畢竟大量的剩余勞動投入到生產系統領域才能真正推動社會經濟的擴張，大量的剩余勞動耗費在制度、官階以及圈子生產中，就會導致社會經濟擴張的停滯。
2、親密性的分配原則：關系本位
傳統中國社會構建親密性的原則是關系取向。致力于研究本土社會心理學的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黃光國認為，“中國人是一個‘關系取向’的民族”，“人情、關系和面子是衍生自傳統中國文化的一套社會機制……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生活形態可以說是孕育‘人情文化’的溫床”。[1]人情、關系和面子，似乎是每個人傳統中國人都能夠深刻體悟到的概念，這根源于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關系本位導向的社會。
傳統社會以個人與他人關系的遠近來識別應當采取的行動原則。個人、家人、熟人到最外層的陌生人形成一個人的關系網絡。諳熟傳統關系趨向的傳統中國人都明白這樣一個道理，評價一件事情和行為并沒有固定的標準，隱藏的標準是“誰做得事情，這個人與自己的關系如何”。整體的原則是對待熟人以內的圈內人，采取的是一套講究倫常和人情策略，而對于陌生人往往采取冷漠的態度，最近家長教育小孩時還常常強調，“不要與陌生人說話”，對待外人可以不講人情，不講公正。
人情關系的基本法則是“你給我人情，我也會還你人情”，也就是說，人情是關系社會中一種資源交換的手段。一個人的關系網絡越大，自己的地位越高，越有面子，在社會資源分配過程中往往越有利，因此，人人都要做足面子，如果人情賬沒做好，就會被別人視為不給人情，或不給面子。人情也可以作為獲取社會資源的手段，這就是走后門和搞關系盛行的根基。在人情社會中，資源越稀缺，搞關系就越盛行，真正能夠在市場上隨意買到的資源或商品，就不需要搞關系或者送禮。
一般來說，關系趨向主要有五種關系：一是血緣關系主要是宗族關系和婚姻關系；二是地緣關系是同鄉關系，三是朋友關系，四是師徒關系，五是通過儀式獲得關系，例如干親、收養等。由此可見，關系本位是以血緣關系和擬血緣關系（同鄉、干親、戰友）等為紐帶的人際關系，這些人際關系的核心載體是家族。“世代定居的農業生產與生活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社會的經濟基礎，以血緣倫理關系為紐帶的家族組織是構成傳統社會的細胞”。[2]
為什么傳統中國分配親密性資源要以關系本位為取向，這與中國先民的生產方式密切相關。
我們分析文化可以從以下三個基本維度進行分類：基本假定、價值觀或信仰以及行為規范。所謂基本假定，其實就是群體對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看法；所謂價值觀就是什么是有用的，對自己的用處有多大，如何進行價值排序，也就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惡的，行為規范就是基于基本假定和價值觀基礎之上行事準則、制度等規范和行為表現。例如，一企業把手機視為語音通訊工具，這是基本假定，他的價值觀就是“技術至上”，他的行為規范就是保障語音技術最大化的條件，尋找最好的技術和開發工程師；另一企業將手機不僅僅視為語音通訊工具，而視為上網、購物、游戲等功能的終端工具，他的價值觀就是創意至上，他的行為就是不斷從消費者那里獲得建議，從而不斷開發新的價值和新功能。前者是摩托羅拉、諾基亞的思路，后者是蘋果、小米的思路。
同樣，分析關系本位的文化也可以從這三個層次分析：關系本位趨向的基本假設層是基于以下認識：中國傳統社會是定居農業的生產方式，由于土地的固定性使得農民被黏在土地上了，而且他們從事的活動基本上種植業，打獵和畜牧業逐漸萎縮，“不耕獲，未富也”（《呂氏春秋·貴當》），再加上統治階層鼓勵耕稼，例如，“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漢書·文帝紀》），中原農業文明逐漸被強化成為民族自發的意識，隨著中原文化逐漸成為中華文明的主導，這種意識在歷史上一再被強化。
黑格爾認為文明是有三種主要的地理環境決定的，干燥的高地同廣闊的草地和平原往往產生畜牧業的文明，巨川大河流過的平原往往是農業文明的基礎，而與海相連的海岸區域形成工商業文明，中華文化雖然以海為界，但卻沒有和海洋發生積極的聯系。[3]盡管我們認為這種地理決定論實際上偏離了問題的核心，但也不得不承認一點：中華文化確實在后來的屢次海禁中喪失了海洋霸權的追求意識。
這種定居農業生產方式所需要知識、物質以及交往可以從家族和熟人社會中取得，農業社會所需要技能和知識是一種實踐性和經驗性知識，因此經驗就很重要，這些經驗知識在長老、長輩那里可以學到，因此，個人要想生存，就需要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自己的交際圈。這個交際圈具有封閉的特性，晉《帝王世紀》記載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傳統農業社會下先民生活封閉的特征。缺乏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們養成了強烈的家族本位，一個人首先是家族成員，其次才是社會成員。
在這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人們發現家族、朋友以及其它擬血緣關系的紐帶就很重要。自己要想生活得好，就需要正確處理與他們的關系，定好自己的位置，盡自己的義務以獲得圈子的認同和庇護。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就是仁、義、禮、智、信、忠、孝，其中仁義又是最基本的價值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離婁上》），從親情出發，人心才能有依靠，才能消除對于陌生人焦慮。
在這個基礎之上的規范表現為儒家所設定的三綱五常等禮教內容，君子就是要學習這些三綱五常，從而能夠處理好各種各樣的關系。于是，人情、面子以及世俗關系就顯得非常重要，傷了別人面子不是傷了一個人的面子，而是一個家族或者團體的面子，不近人情不是傷了一個人的自尊心，而是傷了整個圈子的自尊心。
圈子文化的核心就是關系本位，中國社會就是一個個圈子構成的社會，圈子社會的一個重要弊端就是派別主義，對于圈內人與圈外人的所采取的規則是完全不同的。這就導致中國社會在一個表面的中央集權統治下，形成不同的利益圈子。一旦自上而下的官本位系統失去功用，或者遭遇到了“斬首”行動，圈子之間的沖突就顯現出來，群雄并起，狼煙遍地，容易被外族各個擊破，從而導致王朝覆滅。有句話說“一個中國人是條龍，兩個中國人是條蛇，三個中國人是條蟲”，為什么會導致這種現象的出現，這與西方文獻研究中國文化集體主義導向是否矛盾？一些學者發現，集體主義也可以分為縱向維度和橫向維度：縱向的集體主義包括作為集體的自我感知和接受集體不平等的一部分，而橫向的集體主義包括對集體的自我感知，但視所有的成員都是一樣的，強調成員的平等。[4]中國的圈子文化中顯著特征是不同人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橫向的集體主義水平不高。陳等人發現中國企業中的縱向集體主義者是支持獎賞改革的，而橫向集體主義者則傾向于反對獎賞改革。[5]根據關系本位的解釋是中國所謂顯著的集體主義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服從體系所外顯的特征，而橫向的關系本位則的支配邏輯則是以親疏遠近來決定是否團結一致。山頭主義和“窩里斗”共同決定了圈子文化橫向集體主義不高的特征，圈子之外的陌生人不再適用倫理法則，一旦黨爭起來，特別是殘酷，例如，明末的閹黨與東林黨黨爭，直接導致整個明王朝官僚運作體系失靈，也是我們文化中一個重要缺陷，這個缺陷的制度基礎是產權不清晰，個人主義被家族主義壓制。西方啟蒙思想核心是推倒了“神”而樹起了個人在社會中地位，而中國近代啟蒙的一個重點是將個人從從族權中解脫出來，所以五四運動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民主解決的是個人的社會地位問題，科學解放的是人的心智問題。
3、權力自上而下的命令服從體系：官本位
中國傳統社會分配權威和權力的取向是官僚制度。德國大思想家韋伯曾驚訝于中國傳統官僚體制的龐大，確實，自上而下的命令服從體系即官本位是中華文化的另一個文化基因。《周易·序卦》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儀有所措”。傳統中國社會由權力的上下關系來確定人的位格，從而達到“定紛止爭”的和諧社會目的。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胡佛認為，“這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集體生活觀，對全盤社會生活來說，即構成社會秩序的主軸”。[6]
由于歷代統治者的強化，追求官本位是世人價值導向。所謂官本位，其核心是在命令服從體系中尋找更有利于自己和圈子的位置，從而支配社會資源。其基本假設是越是在命令服從體系中具有有利的地位，其支配的資源越大，對自己和圈子有利。
官本位的基本價值導向是步步高升，直到權力巔峰，“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讀書的目的是出仕，獲取官位和俸祿。“不管哪個時代，人們如何劃分職業，結果有何不同，但有一點，所有劃分都是不謀而合，那就是無一例外地把‘官’放在第一位。”[7]
官本位的基本行為規則就是追求官階、俸祿、特權以及名譽的最大化。秦皇借郡縣制之利席卷六國統一天下，他以郡縣制替代分封制，官員不能世襲而只能選任，秦雖二世而亡但這一選擇影響后世。
官本位生成也有其歷史根源，除了農耕文化之外，中國文化被人稱之為“大河文明”，德國裔美國歷史學家魏特夫于1957年發表《東方專制主義——對于集權力量的比較研究》一書，他認為東方社會的形成與治水密不可分，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需要一個統一性的全國組織，而君主制由此而形成。中國專制主義成因很復雜，魏特夫的解讀或許有其偏頗之處。然而，因大河而治水或分水的邏輯確實是中國傳統社會生成的重要線索。影響海洋變化的動力是多元的，例如地球、月亮和太陽等等，但控制大河水流動力因素主要是地球引力，所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中國大河與散向四方的歐洲不同，黃河、長江以及珠江等水系主要是自西向東流入大海。這種水系具有統一性和整體性，“是文化和政治的大一統的基因”。[8]大禹治水就是中華文明的重大歷史事件，而此后歷代統治者修筑運河，很多古老的城市依水而建，都是在某種程度回應了種植業的生產方式的訴求。韋伯在其《儒教與道家》一書中也認為水利工程與和建筑工程等促進了中國古代官僚制的發展。
即使到了現代，很多地方因天干地旱引起的分水糾紛還很多，至于排洪泄閘更是事關種植業收成的重要事件。治水之所以成為治國邏輯，一個重要原因是要治理河殤，就需要一個至上而下的命令服從體系，以便從整體上協調各個家族、部落、諸侯、地方之間不同的利益和意見。從歷史上看，大禹以治水開國，其子夏啟建立了家天下的命令服從體系。家國同構的金字塔體系，隨著秦皇建立的郡縣制隨即成為中國傳統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根本保障，中央集權下自上而下的命令服從體系，與關系本位即互相排斥，又互相結合，也是中華文明大一統的根基所在。
水對于農業很重要，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了楚簡《大一生水》說，“大一生水，水反輔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治水邏輯與治國邏輯類似，《管子·水地》說，“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人心正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治水是圣人眼中的治國之謎和中樞，由此可見，治水對于傳統社會治理非常重要，河患不除，天下動蕩，治水不當，也會導致諸如元末紅巾軍起義等事件。
命令服從體系的官僚制度的優點是能夠形成統一的意指，防止由于關系本位導致的利益沖突和社會分裂，從而構建一個天下太平與可以持續發展的社會，這也是中國傳統社會追求的核心價值。政治的統一，促進了經濟、文化交流，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也是中華文化得以傳言至今而不絕的重要原因。
然而，其弊端是由于執行和監督成本很高，往往導致官僚體系的內卷化，即大量的社會剩余勞動投入到官僚體制生產，從而剝離了社會生產領域，對于社會發展不利。一旦官僚的決策層出現重大失誤，其產生的危害也是系統性的，往往會導致整個社會的混亂和王朝的更替。大量的精英階層都期望進入仕途，結果浪費了寶貴的人力資源，科技和文化的發展都受到了限制。由于競爭激勵以及體制弊端，貪污和腐敗嚴重扭曲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同時也產生了眾多的不公正現象。這種追求官本位的現象，也帶來了另一大問題：由于大量的知識分子只讀圣賢之書，實踐能力嚴重匱乏，在民族危亡之際，不能組織群眾和協調指揮，只能以死報君恩。
4、圈層文化：關系本位與官本位恩怨情仇
關系本位與官本位一個是治理社會的緯線，一個是治理社會的經線，經緯有交叉但又明顯不同，共同生成了傳統社會治理的文化大網。文化沒有優劣之分，如果一個文化匹配并放大了一個民族的優勢，就會推動這個民族前進，而當這種基本假定、價值觀念和行為邏輯與規范得到進一步確認，就會成為統治者和民眾共同信仰的理論從而加以強化。一種制度只有適合了民族心理而不是違反群體成員的自然傾向，才能會被真正的執行。商鞅變法成功的核心關鍵是通過系統化和權威化的方式整合了秦國文化，其中有一條就是放大了秦國人好戰傾向，并制止他們內戰傾向，而不是違背這種天性，所以大秦能夠一掃六合而定天下。但當大秦將這種成功的模式用以統治天下之時，過去的輝煌強化了權威而忽視社會橫向制度構建，即構建關系本位以配合這種剛性統治，結果就是二世而亡。
關系本位與官本位組織原則是不一樣的。關系本位目的是分配親密性資源，它的目的是擴張自己所在圈子的影響力。對待圈內人的原則與對待圈外人的原則存在巨大差別，熟人之間要奉行倫理規范，而對待陌生人或圈外人可能無需考慮這些倫理規范，甚至可能傷害圈外人的利益以獲得圈子內的利益。對待一件事情應當與否的評價，不是根據統一性的原則進行評判，而是根據親疏關系進行評價。圈子文化的這種特質就形成了古代中國大大小小的圈子，圈子與圈子可能“老死不相往來”，為了圈子利益，可以與其它圈子無底線械斗，這樣，在大一統的背景下的社會隨時都有分崩離析的危險，一旦官僚系統運作失靈，或者君主失位或外族采取斬首行動，整個帝國就很可能陷入無政府的械斗狀態。軍閥林立，圈子黨爭不斷。官本位的目的是追求在官僚等級中的地位，從而擴張自己支配社會資源和支配他人的特權。自上而下的命令服從體系遵循的不是圈子文化那種異質性原則，而是統一命令服從原則。上位決定下位必須執行，下位的命運主要攥在上位手中。因此，權力分配原則是決定命令式的。但是，這種直線型的命令服從體系畢竟是剛性的，上位并不一定都是上帝，下位什么信息都能獲得，因此，發布命令可能會是錯誤的，執行起來就會造成系統性風險，再說，命令的執行與監督、評價都需要大量的成本，一旦大量的社會資源都用于等級結構的再生產，而非生產系統的擴張，甚至將大量投入到社會生產中剩余勞動、資源都剝奪出來，維系越來越內卷化的官僚等級再生產，整個社會生產系統就可能停滯，導致經濟危機。或者活不下去的失地農民就會揭竿而起，打碎這個越來越龐大而難以有效運轉的官僚體系；或者是是統治階層自發地進行官僚機構改革，清除冗官冗兵的畸形狀態，但改革往往也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的。
關系本位與官本位存在巨大的沖突，在秦漢時代表現為分封制與郡縣制之間的斗爭，在后世表現為藩鎮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斗爭。中央集權往往要求天下政令“令行禁止”，避免政令出不了皇城，而地方藩鎮或諸侯王、官員往往為了自身利益，而有割地自立的傾向。為了清理圈子內權威命令針插不進去的現象，通過遷徙來達到拆散圈子擴張的中樞，通過燒其家譜、族譜來削弱血緣關系帶來的凝聚力，戰爭、內動也往往會客觀地削弱這種圈子關系的力量。通過一系列削弱圈子的策略，王朝朝廷牢牢建構了強大的權威政府體系。由于分配親密關系也是社會重要任務，因此，官本位不可能徹底清除各種各樣的關系本位。關系本位在傳統社會中既是一種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分配親密關系的，同時也是生于斯的文化培養的結果，儒家經典系統化地描繪了什么樣的關系是恰當的，什么樣的關系是不當的。
關系本位與官本位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互補的，而且是互相促進的，共同構成了中華傳統社會的意識主流。更重要的是，關系的質量和數量決定著權力的高度和深度，反過來也是如此，形成一個雙向反饋體系。“外儒內法”就是描述這種現象，關系本位構成了人與人之間橫向的聯系原則，這種圈子文化主要是受到儒家經典指引的，而官本位構成了人與人之間縱向關聯，這官僚文化主要依靠典章法律來維系的，但二者往往是互相滲透的。例如，處于權力頂峰的皇帝雖然可以金口玉律，也要受到祖宗家法的制約，受到儒家禮法的規范；而家族成員在家要遵守家規，在外要遵法守紀。正如硬幣兩面要通過側面來鏈接一樣，儒法之間還需要佛道等修心，治理社會心理問題，才能使得關系本位與官本位達到某種平衡。有時候在關系本位與官本位淘汰出來的個體，在經歷宦海沉浮、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之后，也需要看破紅塵，尋找一種心理治療的藥方，信仰主義在中國也有一定的影響力。當然中國傳統的信仰主義不如西方信仰主義那么強烈。
總之，基于農業定居方式和大河治理基礎之上的圈層本位是影響中華文明圈的隱性線索，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反饋和強化，盡管中華文化在長期與外來文明不斷碰撞融合，并吸納了外來文化的凈化，然而圈層本位的兩大隱性基因還是展現了其特有的穩定性。同時，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變化逐漸削弱圈層本位，例如，大規模的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現代政治制度的改革，都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這種圈層本位的導向。
我們應當客觀地對待長期以來演化成形的圈層本位意識系統，既要看到它在中華文明發展歷史上的穩定器功能，看到它對中華文化的推進作用，同時也應防止小圈子文化導致的小團體主義和山頭主義，糾正以升官發財的不當政績觀。但無論如何，只有認識到這種隱性圈層本位，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文化，限制其弊端，吸納其它優秀文明的優秀成果，推動中華文化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戰略與管理》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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