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國家-社會”視角的梳理
20世紀以來，中國鄉村社會經歷了激烈而豐富的變革，表現于文化領域，鄉村社會歷經了文化沖突、文化改造、文化整合等過程。從“國家－社會”關系縱向演變的視角來看，本文將20世紀以來中國農村文化發展劃分為三個時期，即傳統國家－社會關系轉型時期、國家對農村社會高度整合時期和國家體制性權力退出后的鄉政村治時期。本文主要就上述三個時期農村文化的變奏與調諧作學理上的梳理，以期能夠為農村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鄉土化”提供歷史視野和構建背景。
一、傳統國家－社會關系轉型中的農村文化
20世紀初，中國開啟了現代化進程，隨著國家對鄉村整合的加強，國家行政權力開始下沉，農村傳統的文化格局、文化權力與國家政權之間的張力、沖突逐漸顯現。學者們對即將發生變革或正處于變革中的農村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個角度：一是剖析傳統鄉村文化特質，探討文化轉變動向；二是研究鄉村社會中鄉民的反抗行為及抗爭性文化；三是研究國家與鄉村社會文化銜接機制的變化。
費孝通、梁漱溟、毛澤東從儒家思想所構建的鄉村社會文化特質出發，剖析傳統鄉村社會的文化特點。他們認識到隨著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傳統鄉村社會的變革不可避免。費孝通認為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秩序靠“禮治”來維持，是“無訟”社會。隨著國家強化自身權力、向基層吸取資源過程的推進，基層秩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費孝通提出基層社會的衰敗。后禮治時代的農村文化將朝向哪個方向發展，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一種是改良說，以梁漱溟為代表，期望通過重建鄉村倫理文化，來實現農村秩序的好轉。梁漱溟將中西方文明進行對比，認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是倫理本位，“從來中國社會秩序所賴以維持者，不在武力統治而寧在教化；不在國家法律而寧在社會禮俗”［1］37。梁漱溟把20世紀前半葉中國鄉村社會衰弱與混亂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文化失調，他指出中國農村社會要改變落后愚昧的面貌，應從重建農村倫理文化入手。另一種是革命說，以毛澤東為代表，力圖通過暴力革命來打破束縛農民的封建主義枷鎖。毛澤東從傳統社會的封建宗法思想對農民的壓制出發，指出“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繩索”［2］31。毛澤東通過考察傳統鄉村社會的文化權力，得出了領導農民運動的策略指針。
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中，民間秘密會社紛紛建立，透過秘密會社研究農民的抗爭性文化成為學者探討農村文化的一個視域。學者們對農民抗爭性文化的研究，大體有以下四種觀點，即地方生存策略說；農民覺醒說；倒退說；政權認同說。
一是地方生存策略說。裴宜理用“地方性生存策略”［3］248－271詮釋農民的暴力行為。她認為農民武裝組織的反抗模式是以傳統鄉村生活為背景的集體暴力形式，因此它所表露的行為邏輯和價值觀是實際的、狹隘的、保守的、具體的，具有濃厚的地方主義色彩。農民集體暴力的傳統性還表現在他們反抗運動中的意識形態是宗教習慣和傳統習俗。就農民集體暴力的發展方向而言，裴宜理認為農民的反抗運動是出于一種地方生存策略，自衛性和排外性明顯，具有“外力難以侵蝕的韌性和彈性”，難以轉化為更具革命性的集體行動模式。
二是農民覺醒說。陳獨秀、李大釗在組織農民運動時期，對華北一帶的紅槍會尤為關注。他們認為紅槍會運動雖然具有某種“落后”的特征，但它證明中國農民已經覺醒了［4］564－570。陳獨秀分析了傳統農民暴力的價值觀，“任何民族中封建社會時代的農民，他們的思想都不免有頑舊迷信的色彩，他們的行動往往偏于破壞而不免于野蠻，這本是落后的農民原始暴動之本色”［5］322。他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下，傳統農民運動的局限性可以轉變為行動的力量。
三是倒退說。張鳴選取中國現代化進程這一歷史站位，指出紅槍會現象出現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背反，它“不僅沒有導致農民和農村的現代化，反而激出向后轉的反彈”。張鳴認為紅槍會在組織形式、口號和意識內涵上都是極端落后的，紅槍會是“以現代化為背景的政權強化與武力強化在農村結出的惡果”［6］68。
四是政權認同說。楊煥鵬從社會轉型的視角出發認為“農村秘密會社在鄉村的興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權強弱及鄉村民眾對政權認同的程度”［7］。楊煥鵬認為軍閥政治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政權的合法性危機較為嚴重，鄉村社會秩序混亂不堪，鄉民對政權認同弱化，農村秘密會社最盛。
學者們對農村秘密會社和農民抗爭行為的看法不一，褒貶各異。總體來看，學者們的認識可以歸納為兩個層面，一是承認農民的主體性，農村中潛藏著力量和智慧；二是農民的“反抗哲學”存在局限性，而這種局限性與鄉土社會孕育的鄉土文化密切相關。
傳統“國家－社會”關系轉型中學者們關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國家與鄉村社會文化銜接機制的變化，在這一方面學界的研究成果突出。學者們的研究旨趣主要有以下三類：一類是以黃宗智為代表的強調宗族觀念、傳統信仰與慣習在國家－鄉村社會關系中的作用。黃宗智從國家－社會關系視角出發分析了20世紀前半葉國家政權不斷滲入鄉村社會的過程中兩種不同類型村莊的文化樣態。一種類型是緊密的村莊共同體，它們在外來壓力下宗族觀念、傳統信仰與慣習等文化因素成為構筑村莊內向集合體的心理基礎。村莊在對付外來威脅時會“封閉”為一個武裝共同體。另一類型的村莊階級分化和小農半無產化程度高，宗族關系趨于崩潰，宗族組織和傳統習俗趨于消失，村莊共同體趨于解散。這類村莊在面臨外來威脅時會分崩離析，易于被不軌之徒僭取村內政權。
研究國家與鄉村社會文化銜接機制的第二類角度是以張鳴為代表的關注文化權力階層在國家與鄉村社會關系中的功能。張鳴在中國國家現代化進程的視野下，討論了國家政治催化下農村傳統文化權力階層的變化。張鳴指出清末新政廢科舉興新學，剪斷了鄉村社會與國家相聯結的政治文化機制，由此帶來的直接影響是農村社會中“士”階層的隕落。優秀人才從鄉土社會流走，而留在鄉村的精英呈現劣化跡象。傳統鄉紳在鄉村的地位衰落，加劇了農村傳統文化秩序的瓦解［6］46－47。
還有一類也是學者們討論較多的角度，是著眼于農村社會的文化網絡在國家－社會關系中的作用，以杜贊奇、李懷印等為代表。杜贊奇以華北農村為例分析了20世紀上半葉國家在基層鄉村喪失合法性的原因，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國家政權內卷化”2個核心概念。杜贊奇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政權對農村傳統文化網絡的不恰當處理，造成了“國家權力的內卷化”［8］180。李懷印聚焦華北地區的河北省獲鹿縣，他的研究認為20世紀早期國家政權建設中，外加制度的話語霸權與鄉民傳統觀念的辯護力一直處于互動之中。國家需要依賴具有凝聚力的農村社群以減緩國家與地方當權者的合法性危機［9］314。通過對獲鹿縣農村的考察，李懷印得出了不同于杜贊奇的結論，即冀中南農村并未出現明顯的“國家政權內卷化”。二人迥異的研究結論恰恰證明了同一個理論命題，即地方文化網絡對于國家－社會關系具有銜接作用。村莊的地方文化網絡的緊密程度不同，國家對社會整合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到，學者對傳統國家－社會關系轉型中農村文化的研究，雖考察村莊不同，分析角度各異，但有一個基本共識，那就是農村文化格局的架構中宗族家族觀念、傳統慣習與信仰、農村文化精英，以及以上要素所構織的農村社會文化網絡的作用尤其重要。國家政權建設是否順利，文化整合是否成功，這些因素都是不得不考慮的。
二、國家對農村社會高度整合下的農村文化
在中國真正將農民帶入國家政權體系的是中國共產黨。共產黨的政權深入農村后，深刻影響了農村的文化權力，就這一點學術界有過廣泛的探討。總體而言，學者們從三個角度探討國家與農村社會的高度整合所帶來的農村文化的變革。
第一個角度是討論國家政權建構下國家整合方式和強度的變化。徐勇從國家政權建構的角度討論了共產黨“政權下鄉”后，政治整合與文化整合相輔相成之下，給鄉村社會帶來的縱深影響。他指出，通過土地改革，共產黨的政權組織第一次真正地下沉到鄉村，而且摧毀了非正式權力網絡的根基。農業合作化運動之后的人民公社體制使農民社會前所未有的國家化了。人民公社在農村建構起了功能性的權力網絡，使農民感受到國家的“在場”，離散的鄉土社會被高度整合到國家政權體系中來［10］140。張鳴認為共產黨通過革命將農村的文化權力結構打翻，農村喪失了自我組織、自我調節的功能，經濟能力和文化資源的缺失使得農村對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的依賴加大，“群眾運動”成為黨和國家調控農村的最有效的手段［6］5。
第二個角度是考察國家高度整合對農村的社區文化、社群觀念的影響。黃樹民從一個特殊人物葉文德書記生命史的角度敘述福建林村的社會文化變遷。黃樹民認為，國家對村莊政治文化改造中有“一種全國性文化明顯抬頭。傳統上小型、半自治而獨立的農村社區，慢慢被中央政府為主的大眾文化所取代”［11］171－174。李懷印通過討論1949年前后華北農村非正式制度運行的差異，認為1949年以后，農村集體化時期，土改和農業合作社運動滌蕩了農村社群的權力結構、村社準則和群體觀念，國家史無前例地滲透到農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全方位地對農村進行整合［9］314。
第三個角度是關注國家高度整合帶來的鄉村行動者行為方式和行為邏輯的變化。蕭鳳霞以鄉、鎮、村社區為個案，討論了社會主義國家對鄉村社區權力結構以及文化價值觀念的改造。蕭鳳霞認為鄉村“細胞化”為國家控制鄉村的行政單位后，引發了鄉村社會成員思想和行為方式上的變化。鄉村干部作為國家控制鄉村社區的代理人，在進行道德選擇時會有內心沖突；農民則扮演著鄉村革命的協從者和受害者角色，常陷入無所適從的窘境。
共產黨“政權下鄉”后，黨和國家試圖在農村重塑新的價值理念，但這種以國家為本位的價值理念灌輸是否成功，或者說效果如何值得探討。在這一方面學者們突破整體論、宏大敘事的討論，從微觀入手分析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與農村社會潛存的傳統價值之間的互動關系。
弗里曼、張樂天等從村莊的政治領域和農民的日常生活領域二個層面來研究社會主義文化整合中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碰撞。弗里曼、畢克偉、賽爾登著眼于國家－社會關系，考察了河北省饒陽縣五公村的村民及其家庭是如何置身于新產生的社會主義文化之中的。弗里曼等認為華北農村在家庭、親戚關系和居住地內在地存在著一種強有力的、普遍的文化權力關系。共產黨在戰爭時期及革命勝利后在五公村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并沒有使農村傳統文化權力關系消失。當官方的社會主義文化宣傳占據上風時，這些潛在的傳統文化權力關系便隱而不露。如果國家控制削弱，這些文化觀念和生活信條就會發揮作用，從而改變政治形態［12］372。張樂天以浙北的聯民村為研究對象，采用“外部沖擊－村莊傳統互動”的分析模式描述了人民公社制度嵌入農村后，革命場面文化與傳統的村落文化之間的張力。張樂天認為人民公社時期農村盡管有革命的意識形態的灌輸，但革命的場面文化沒有替代傳統的村落文化，傳統仍然支配著農民的日常行為，血親、姻親和鄰里仍然是農民可以調動的主要資源。村落文化與革命的場面文化各有領地，私人生活領域和部分公共生活領域為村落文化所支配，政治及另一部分領域由革命文化支配，革命文化與村落文化既有碰撞、沖突，又相互滲透、交錯、融合［13］167。趙文詞透過國家意識形態影響下鄉村精英的行為面相，研究現代文化與傳統價值的交錯互動。
趙文詞通過對移居香港的廣東陳村村民的訪談，從國家、社區、行動者間互動的視角，研究了陳村人民公社時期的政治文化。他認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進入農村后，與傳統儒家道德發生碰撞，農村社會由此產生了兩類精英，即“符合社區道德期望的精英”和“適應國家道德期望的精英”［14］17。趙文詞刻畫了兩類精英在農村社會中的表現，突出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傳統道德的差異、潛在矛盾與沖突。高王凌突破“上層”精英路線，重點關注普通農民這一“沉默的大多數”對國家層面的集體主義話語系統的反蝕。高王凌考察了人民公社時期農村生活中的那些“貓膩”，詳盡描述了農民出于“生存邏輯”而產生的“偷”文化，提出了農民的“反行為”這一概念。他指出農民并不是制度的被動接受者，農民會改變、修正或消解上級的政策和制度［15］192。
高王凌的研究結論進一步明確了農民、農村社會這一極在被國家不斷塑造的同時，也以獨特的方式塑造著國家。以上學者的研究多側重于共時性因素的討論，吳毅則將共時性和歷時性因素并重，研究村莊場域中國家權威與社區權威的互動狀況，考察國家“大文化”與地方“小文化”在村莊內部的交切。吳毅從現代性、國家和村莊地方性知識三個維度出發，引入“地方性知識”作為理解村莊社會變遷的重要變量。他認為鄉土特性對于國家“大文化”有反滲和改造作用，地方性知識所形塑的“小文化”在社會變遷中具有能動作用。吳毅指出現代性和國家只有成功地實現與地方性知識的對接和互融，才可能對社會變遷發生根本性影響［14］373。莊孔韶同樣將共時性與歷時性統一于對福建黃村的考察中，他的研究方法獨具特色，通過“文化反觀法”研究精英思想與大眾文化的互動，追尋中國鄉土社會文化傳承與濡化的歷史根基［16］447－449。
此外，王銘銘的《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閩臺三村五論》及毛丹的《一個村落共同體的變遷——關于尖山下村的單位化的觀察與闡釋》等著作，都以不同村莊為研究對象，描摹國家與村落之間的互動下鄉村社會及文化變遷的面相。
學者的討論展現了國家對農村社會高度整合下農村文化的存在狀態，可以看到這一時期農村接受來自國家層面的文化整合有一個明顯特征，即是文化整合與政治整合相輔相成、互為犄角。盡管如此，農村社會的本土性文化并沒有被國家的新權力話語系統完全吞噬，二者的互動一直在此消彼長、相互交錯中進行。
三、國家體制性權力退出農村社會后的農村文化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農村經濟秩序的變化引發了鄉村社會結構與社會互動網絡的重建。人民公社這一集體共同體社會解體后，農戶再一次成為分散的馬鈴薯，農村文化發生了新變化。學者們對國家體制性權力退出農村社會后的農村文化的發展狀況十分關注，從總體上肯定了農村文化的進步，呂世辰、陳宇海等認為改革開放后農民的法制意識，市場觀念，“義利并重”的價值觀明顯增強，科學、進步的生活方式為農民所接受。但農村文化發展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對于這些問題，從“國家－社會”視角看，學者們的關注點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關注農村社會家族文化、宗族文化復興的問題；二是關注農村社會中農民合作的問題；三是聚焦農村公共文化式微，農民公共文化生活衰落的問題。
對于農村社會出現的家族文化、宗族文化的復興，許多學者認為農村傳統宗族文化的回歸是死灰復燃，有礙農村發展。何清漣、謝維楊、呂紅平、肖唐鏢等都認為宗族在根本上不適應農村的現代化要求，宗族文化復興是一種文化的退潮。錢杭、楊平、賀雪峰、吳毅等認為農村集體化時期結束后，農戶與國家和社區互動關系發生改變，宗族組織在當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擔負著重要職能。學者們在宗族文化復興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實質上反映的是兩種不同的立場，一種是站在農村現代化這個整體性目標的角度，認為宗族文化是不利于現代化發展的因素。一種是從農村和農民的現實需要出發看問題，認為宗族文化所搭建的功能性網絡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也有學者對農村宗族文化的復興沒有一概否定，而是持“發展論”的看法。如王滬寧通過對15個村落的實證調查，對村落家族文化得出以下結論：村落家族文化在“歷史－社會－文化”變遷的沖擊下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但村落家族文化在短期內不可能消滅，其消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村落家族文化包含著一定的正面因素，其具有以倫理方式協調社會秩序的潛能。在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應對村落家族文化采取雙重態度，即促進其消解，升華其精華。陸學藝指出，按單一的現代化標準評價村落家族文化，難免會強調其負面作用，但在現代化過程中以及后現代化社會，村落家族文化將長期發揮重要作用［17］181－185。
關于農村社會中農民合作的問題學術界有過激烈的討論，對于農民合作的必要性學界已達成共識。徐勇、羅興佐、吳理財等一致認為，20世紀50年代農業合作化時期和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合作是依托國家強制力實現的，是一種外生型的合作。人民公社體制廢除后，農民仍需要合作，尤其是對于當前的“社會化小農”來講，農民間自治性內生型的合作尤其必要。問題是當下農民合作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學者們從文化和心理角度進行了詳細分析。曹錦清調查了黃河邊的農村，得出了農民“善分不善合”的結論。農民在合作中不是通過相互博弈、相互妥協來換取共贏，農民“特殊的公正觀”的存在帶來的往往是“共輸”，結果合作失敗。賀雪峰、吳理財深入剖析了農民合作難以達成背后的邏輯。賀雪峰認為“農民不是根據自己實際得到的好處來‘算計’，而是根據與他人收益的比較來衡量自己的行動，這就構成了農民‘特殊的公正觀’：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從我的行動中額外得到好處”［18］。吳理財指出村落社會與市民社會日常合作的區別在于，“農民的算計不可能單單基于個體自身，在相當程度上必須將村落中其他人一并算計在內”［19］。對于如何推進農民合作，學者的解答各有側重。趙曉峰指出為克服潛存的理性農民主客觀選擇悖論所帶來的不合作，需要國家的介入，以政府力量為主導，以農民自愿合作為前提，推進農民合作［20］。徐勇在將農民視為“理性小農”的前提下，認為在利益驅動下，農民“善分也善合”，不可低估農民的合作愿望和能力。他表示應警惕歷史上以外力推動下的農村“合作狂熱”。對于農民的合作，只能是“水到渠成”，要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10］112－113。
在社會轉型期農村社會互助合作、集體主義精神弱化，同時伴隨公共文化式微，公共文化生活衰落的傾向，針對這一現實問題學者們給予積極關注并討論應對策略。周學榮、吳理財、宋亞平等將視線聚焦于政府公共文化服務職能上，認為文明健康的農村公共文化的重建需要國家發揮作用，但與過去全能性國家不同，國家承擔的是服務、引導、管理的角色。學者們指出政府應在農村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文化產品供給上增大對農村的支持。政府要改革傳統的農村社會公益服務體系，變“養人”為“養事”，“以錢養事”，建立和健全一整套面向“三農”的新型社會服務體系。張良強調從農村文化的內在層面出發培育和發展農村公共文化。他通過對湖北、安徽兩省八縣(區)的農村文化狀況進行實地調查，探究農村公共文化衰弱的背后邏輯。他認為農村文化建設要從實體性、規范性、信仰性3個層面共建，相互配合，形成合力，避免只注重與農村文化相關的人、財、物等外在實體性建設［21］。李祖佩從農村文化承接主體的角度思考公共文化建設。鑒于村莊空心化背景下的農村文化建設的內外雙重困境，李祖佩指出要重視村莊內部的承接問題。他主張以村莊“中農”階層為主要立足點，培育農村文化建設的內部承接主體，夯實農村文化建設的群眾基礎，使文化供給內容真正得到村莊的認同和接受。吳淼從農民主體性視角探討農村公共文化構建問題。通過分析農村文化的獨特秉性和自身運行機制，吳淼認為要建設好農村文化，必須尊重鄉土文化內生性、本土性特點，讓農民擔當農村文化的創造者、演員和評價者，而不是由國家越俎代庖。國家要做的是提供文化基礎設施和培育民間文化，促進鄉土文化自主發展。
從學者們的討論可以看出，農民合作精神的復歸、農村公共文化空間的重塑是一個全方位立體工程，從外部供給到內部承接，從實體性建設到軟環境培育都需要重視，并且要協調得當。從國家到農民也需要各司其職，各盡其力。
四、討論與反思
通過以上檢閱可以看出，農村文化和諧發展需要關注三個實體，即國家、地方性文化網絡、農民。傳統中國農村，鄉村社會游離于國家政權邊緣，二者間關系松散。在固化的鄉村社會倫理秩序格局中，鄉紳這一階層的存在較好地承接了國家主文化向鄉村家戶的延展。20世紀初，國家與鄉村社會的相互游離關系被打破，具備了現代性的國家不斷加強對農村社會的整合。20世紀前半葉的戰亂破壞了農村社會地方性文化網絡，國家與農村社會間一以貫之的主文化出現斷裂，農村日益走向失序與衰敗，農民失望而無奈。共產黨政權深入農村后，一種新秩序、新話語系統在農村社會逐步確立，農村的權力文化網絡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文化網絡被大幅度擠壓。隨著社會主義國家日益以全能主義的姿態進入農村社會，農村“在場”的文化網絡服務于國家建設的功能性特征愈加突出，其“鄉土性”的特征逐漸淡化，結果遭致了農民對國家主流文化宣傳的“視聽疲勞”，國家文化整合的效果大打折扣。農村改革后，國家體制性權力退出農村社會，農村地方性文化網絡大體呈現2種發展方向，一種是向傳統家族、宗族文化網絡復歸；一種是市場社會化背景下農村文化網絡渙散。農民或抱團于宗族，或原子化存在，農村文化發展狀況不容樂觀［22］。為此，從國家－社會的視角來看，新農村文化建設應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國家的主流文化價值觀在農村社會要有穩固的陣地，以促進農村社會整合，引導農村文化的發展方向。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念和共同的道德規范為社會秩序提供保證，是社會整合的基礎，也是文化整合的前提。傳統中國，儒家思想將血緣性的倫理法則上升為國家政治法則，并在鄉土社會構建了與國家制度相一致的思想原則。鄉土社會的倫理法則同化了國家的意識形態，國家被社會化了。因此從形式上看，鄉村社會游離于傳統國家之外，但主流文化價值觀使二者有機統一在一起。傳統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對于國家－社會關系的整合、協調作用給我們以啟示。當前我國農村社會結構松散、階層分化加速，農民社區認同感不高，公共文化疲軟，亟需加強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文化領導力。國家應主動占領農村的文化主陣地，通過多種渠道加大主流文化價值觀在群眾中的宣傳和滲透，在農村社會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使其“鄉村社會化”。
第二，構建農村地方性文化網絡實現國家主流文化的“鄉土社會化”。農村地方文化網絡好比人體的神經，起聯系和傳輸作用，一方面它溝通了農民與外界的聯系，另一方面它還是國家政權深入農村社會的渠道，通過這些渠道，國家使自己的權力披上合法的外衣。傳統鄉村社會，鄉紳階層游走于國家與社會之間，承接著使國家意識形態“鄉村社會化”的功能性角色。鄉紳以及以鄉紳為紐結的社群關系構成了鄉村的地方性文化網絡。中國的現代性進程開啟后，鄉紳階層被排擠出局，國家主流文化由上到下一以貫之的“臍帶”被剪斷，鄉村的地方性文化網絡渙散了，鄉村社會墮入混亂無序的境地。新時期中國的新農村建設應積極搭建農村地方性、內生型的文化網絡，使國家主流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留鄉”。
第三，文化整合要走群眾路線，關心文化承接主體的現實文化需求。文化整合要走群眾路線，文化的領導權應該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治人”。廣大民眾自覺自愿認可和贊同是文化領導權確立和鞏固的基礎。我國集體化時期，共產主義、集體主義精神的灌輸是一種被政治領導權同化的文化領導權，它沒有關照農民的現實情感，因而是一種“無根”的文化，最終當國家體制性權力從農村社會退出后，“集體主義”精神黯淡了。新時期農村文化建設要尊重群眾的現實文化需求，走外供與內生相統一的路子。一方面國家要根據農民的現實文化需求提供幫助和引導，增強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另一方面要以農民為主體，挖掘農村本土文化資源，活躍農村公共文化，重塑農村的社區認同感和集體主義精神。
第四，正確看待農村社會傳統的、慣習性的文化形態，重視其作為亞文化的整合與規范作用。家戶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基礎性制度和本源型傳統，與家戶制相聯系的家戶主義成為中國歷史上長期延續的傳統［23］。土地革命和人民公社時期農村的家戶傳統曾受到新的權力話語系統的排斥，但農民的生活方式并未改變，與家戶傳統相關的慣習性的價值觀念仍然頑強地存在和延續著。所以說家戶傳統不是能夠簡單替代，更不是能夠簡單“消滅”的。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應正確看待農村社會傳統的、慣習性的文化形態，如宗族意識、家族觀念等。這些傳統的文化形態作為農村的亞文化，在一定條件下尚能發揮倫理道德方面的整合和規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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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石家莊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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