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有了兩免一補這些農村孩子為何還棄學？
摘要：未成年人自愿棄學、被迫就業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對能否在9年義務教育之后，順利進入高中或職高就讀存在擔憂。因為接受高中教育的機會無法保證，導致了農村家庭對9年義務教育參與率的下降，貧困家庭出于經濟能力的考慮，被迫提前結束讓子女接受充分教育的機會。
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中表示，要加大對困難群眾的精準幫扶力度，在2020年前實現現行標準下57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使7億多人擺脫貧困，占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隨著經濟增長的扶貧效應日益下降，剩余貧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更為分散，傳統的以地區基礎的扶貧瞄準機制，其成效越來越受到限制，這使得我們進一步削減農村貧困的努力面臨重大的挑戰。
上海財經大學第八次“千村調查”表明，農村家庭的貧困與教育水平較低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就已全面推行9年義務教育制度。2006年的義務教育改革，又針對農村地區推行了“兩免一補”的政策，取消農村學生的學雜費和書本費，并為貧困在校生提供生活補助，以此來普及農村小學和初中教育。按理說，免費義務教育能減少家庭的教育支出，消除學齡兒童輟學失學的現象。然而，調查中卻發現，農村居民的教育水平仍不容樂觀，有83%的貧困人口其家庭成年人所受的教育年限不到9年，接近一半的貧困家庭中的所有成員最多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從扶貧開發的角度來看，農村貧困家庭的教育水平已成為制約我國各項扶貧措施產生積極效果的瓶頸。
受調查的農戶中，超過三分之一家庭所有成員都沒有高中或以上學歷
近年來，我國高中毛入學率已超過80%，但調查數據顯示，農村居民能夠接受高中或更高水平教育的人口比例明顯偏低。上海財經大學第八次“千村調查”共走訪農戶2萬余戶，涉及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港、澳、臺地區除外），231個地級市，719個縣和1179個行政村。本次調查中，有13365個農村家庭提供了教育水平的信息，數據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農戶，家庭所有成員都沒有高中或以上學歷。在最高學歷為小學及以下的農村家庭中，西部地區占了36%以上，同時西部地區有大專以上學歷的農村家庭僅為18.5%，而東部地區有大專以上學歷的農村家庭占了51%以上。
1、越是貧困的家庭，家庭成員的受教育程度越低
調查數據顯示，農民的受教育情況與其家庭的經濟狀況有密切的聯系，在農村貧困家庭（包括貧困戶和特困戶）中，約80%的農戶，其家庭成員的最高學歷為初中甚至更低。特別是在特困戶中，約50%的家庭所有成員只是剛剛讀完甚至沒有讀完小學。在所有貧困家庭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學歷的家庭比例只有16.5%。而脫離貧困的家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相對較低，只占25%，高中以上的占比超過35%。顯然，隨著收入的增加，家庭成員的文化程度在逐步提高。
農村學歷人口的家庭分布。
2、學校合并現象突出，農村教育的隱形成本正在上升
在小學和初中階段免除學雜費的政策，有效地減少了農村家庭的支出負擔，但在貧困學生的食宿補貼方面，各地存在標準不一的情況，而且受制于縣一級政府的財力。此外，在校學習還需要支付其他的直接成本，比如練習本和紙張、計算機、電話費、交通費等。在調查中發現，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許多農村的中小學學生人數減少，學校合并的現象十分突出，單位成本高的學校被關閉，教師和學生被轉移到規模更大的學校。學校集中化的政策不但影響了農村學校的數量和質量，還增加了學生就讀的成本，交通費、住宿費和伙食費都較以前大幅提高。如果學校離家里距離較遠，學生就必須住校，或者家長在鎮上租房子陪讀，這些都大大增加了農村教育的成本。
3、高中階段的教育成本制約了農戶對基礎教育的參與程度
當農村孩子的年齡大到足以作為勞動力來使用時，在校讀書的機會成本就會上升，即使有免費提供教育的扶持措施，其吸引力也會下降，貧困家庭往往迫于當前的生計，不鼓勵或者放棄了對子女未來教育的投入。根據本次調查的數據，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認為日常消費是家庭最大開支的家庭比例從52%下降為37%；同時教育支出占比逐步上升。特別是一到高中階段，家庭的教育開支就明顯上升，有15.76%的農戶認為教育開支是其最大的家庭支出。因此農村高中教育的入學率大大低于初中，并且越是貧困家庭，入學率越低。因為到了高中（或職業技術學校）階段，子女教育的直接和間接成本就更為明顯。通過與農戶的訪談發現，未成年人自愿棄學、被迫就業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對能否在9年義務教育之后，順利進入高中或職高就讀存在擔憂。因為接受高中教育的機會無法保證，導致了農村家庭對9年義務教育參與率的下降，貧困家庭出于經濟能力的考慮，被迫提前結束讓子女接受充分教育的機會。
農民受教育程度已成為影響其收入的重要因素
1、外出務工是農戶脫貧的一個重要途徑，但返貧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經過多年的扶貧開發，我國農村家庭的收入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收入來源日益多樣，非農收入的占比逐步上升。我們在調查中發現，農戶的收入呈現多元化的趨勢，但在不同收入水平的農村家庭中，農業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重有較大的差異。非農收入成為影響農戶富裕程度的主要因素，完全脫貧家庭的人均收入最高，來自農業生產的收入還不及其總收入的30%，而特困戶的收入中，有61%來自農業生產。
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收入減少的一個原因是我國農村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耕不再是唯一的生產方式，養殖、經商和農村服務業的收入對農民有更高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村勞動力以農民工的身份外出務工。在本次調查中，對于脫貧戶來說，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占比顯著高于其他類型的農戶，這說明外出務工是農戶脫貧的一個重要途徑，而一旦缺乏務工機會，該類農戶返貧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2、勞動力不足不再是導致貧困的主要原因，非農收入高低取決于受教育水平
農村貧困家庭的主要資產，就是其自身擁有的勞動力。調查發現，農村貧困家庭的平均常住人口近6.6人，而脫貧家庭的平均常住人口為4.1人，貧困家庭的規模要大于非貧困家庭，而且貧困家庭的青壯年勞動力所占比例略高。這說明勞動力不足并不是導致貧困的主要原因。農村家庭收入差別的關鍵，來自其勞動報酬的不同。報酬更高的就業機會，往往與勞動力已有的教育程度有密切的關系。
調查表明，對農村貧困家庭（含特困戶）來說，如果所有家庭成員都沒有接受過初中教育，則其家庭的非農收入占比低于30%，而如果家庭成員中有大專以上學歷，則其家庭的非農收入占比會超過50%。因為接受過較多教育的農民，視野和見識相對開闊，更容易從事農耕以外的經濟活動，更容易獲得外出務工的機會，更容易在勞務輸出地找到長期的工作崗位，更容易在城鎮化的進程中獲取更高的收入，也就更容易使家庭擺脫貧困。
非農收入占比在不同學歷水平家庭中的分布。
以教育作為精準扶貧的瞄準機制，提高農村扶貧的效果
1、進一步延長教育時間，適時過渡到在農村地區推行十二年免費義務教育
對農村居民而言，雖然子女教育能夠增加家庭的未來收入，但是貧困農戶對于教育成本的增加更為敏感，更有可能因為生計而讓子女輟學。在精準扶貧過程中，應改變傳統的以區域為主（包括貧困縣和貧困村）的瞄準機制，在精準識別、建檔立卡工作中，重點關注貧困農戶教育水平，資金投向應以家庭瞄準（貧困戶）甚至家庭成員（殘疾人、學齡人口等）為主要方向，提高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
在我國，雖然農村免費義務教育有效地降低了農村文盲人口的比例，但考慮到約80%的農村貧困人口只具有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要使農村貧困人口外出務工或者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從而獲得較高報酬，還需要加強對農村人口初中畢業后的教育。考不上高中或缺乏后續的教育機會，導致初中輟學率居高不下，這反過來嚴重影響九年義務教育的鞏固。從精準扶貧的角度，解決農村貧困現象的一個必要舉措，就是進一步延長教育時間，可考慮率先在農村地區針對建檔立卡的貧困戶的學生，免除其高中階段的學雜費，并適時過渡到在農村地區推行十二年免費義務教育，從而從根本上提高農村人口的就業競爭力和勞動報酬，阻隔貧困的代際傳遞，鞏固扶貧的成效。
2、進一步加大普通高校農村貧困家庭招生專項計劃
我國自2012年起，面向680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縣實施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單報志愿、單設批次、單獨劃線。最初計劃“十二五”期間，每年在全國招生計劃中專門安排1萬名左右農村貧困地區專項計劃。近年來，在執行過程中計劃人數逐年上升，2014年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擴大至5萬名學生，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鄉教育差別，但是，與全國招生規模相比，這一數額仍然十分微小。例如，2015年，高考錄取人數700萬人，農村貧困專項計劃占比為0.7%，遠遠低于2%的理想水平。
因此，一方面，要盡快加大農村貧困家庭招生專項計劃的規模，力爭在“十三五”期間，達到全國招生計劃的2%。另一方面，在招生過程中，將原來貧困地區的瞄準方法，改為精確瞄準至建檔立卡的農村貧困家庭。通過專項計劃的實施，增加貧困地區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促進教育公平，在此基礎上引導貧困地區基礎教育健康發展。以此為前提，鼓勵學生畢業后回貧困地區就業創業和服務，為貧困地區發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撐。
3、應擴大教育扶貧貸款力度，提高普惠金融的范圍
通過分析農戶的貸款需求，我們發現，不同收入家庭的貸款用途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收入越低，對助學貸款的需求就越明顯，例如特困戶的貸款用途中，助學貸款占比高達42.5%，而脫貧戶用于助學貸款比重只有10.67%。因此，教育貸款在扶貧過程中的作用，應當得到重視。
我國現有的教育資金支持體系具有“兩高一低”的明顯特征，即九年義務教育階段主要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投入，在大專以上教育階段，家庭支持的不足可以通過助學貸款來解決。但是對于高中階段，貧困家庭財力不足，社會能夠提供的財務支持也十分有限。因此，出于精準扶貧的需要，有必要將助學貸款向下延升至高中階段，緩解貧困農村家庭的教育投入不足的困境。教育扶貧貸款的利息，采用優惠利率，再由政府加以貼息。教育扶貧貸款的償還，應由獲得貸款的學生畢業獲取收入后來承擔。教育扶貧貸款能更好地激發農村貧困家庭通過教育貸款提高子女教育水平的動機，對于農村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效果有著顯著的正面影響。
作者分別為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黨委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上海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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