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國人口眾多，社會制度特殊，中國主糧的生產和供應無法依賴國際市場的能力。因此，中國的糧食生產、儲備和供應一直是確保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頭等大事。
在上個世紀的計劃經濟時代，糧食的生產和供應能力與糧食的需求之間存在較大缺口。因此，如何保障糧食的平穩供應和實現均衡分配是首要任務。進入新世紀之后，我國的主糧生產能力已經實質性超過糧食的需求。同時，世界糧食生產能力的整體提升和糧食進口渠道的暢通，使得社會糧食的總體供應能力大大增強。因此，糧食臨儲面臨的問題已經從單純的保障社會的供應，轉型為在保障供應的同時，如何實現糧食供需數量和價格上的最大調節作用，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雙重任務。
面對這一工作目標的重大轉變，從過去的“糧食局”到現在的“中儲糧”，顯然缺乏充分的準備。從臨儲的品類到數量，從儲備的質量到流轉能力，都存在很多問題。
糧食生產和儲備具有特殊性質，既不能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又不能不考慮市場經濟的因素。如果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供不應求則“物價飛漲”，供大于求則“谷賤傷農”。為了保障糧食的充分供應和社會穩定，各國政府都采取“供大于求”的政策，這就是為什么世界各國的糧食市場長期處于低迷狀態的最主要原因。為了農業的長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供需之間的“緊平衡”也許是最佳的實戰性選擇。
在新形勢下，實現中國糧食臨儲的有效和可持續的運行，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思考和著手。
第一，對于新時期糧食的供需關系和發展目標上必須有新的認識。與過去幾十年的經驗不同，現在的糧食生產能力已經進入了常態下的“供大于求”的時期，即基本產品的生產能力已經穩定超過了社會需求的基本量。因此，未來農業生產的主要目標是在產品的品類、特色和質量上提升，而不是單純的無限度地擴大生產數量，增產“××億斤糧食”，是應當采取的策略。在新時期，農業的生產活動的目標是市場有需求的和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其意義要大于數量上的增產。同時，藏糧于地、藏糧于技術和藏糧于作物是應當采取的策略。
第二，糧食儲備的功能定位需要清晰和明確。即“常態”下的糧食儲備和市場調節能力，以及“非常態”下的糧食儲備和保障供應能力。常態下的市場調節能力應該以儲備數量、質量、價格、周轉率、庫損等因素等來衡量。其中循環周轉能力和可持續是最重要的指標，而不是數量。“非常態”下涉及生產技術儲備、長期氣候變化、貿易摩擦和禁運、戰爭等因素，核心問題則是糧食儲備的基數、儲備時間、實現再生產的反應時間、地域分布、儲備安全等因素，總之，不能以市場因素來考量。
第三，存儲主體。在現行的體制下，中國的糧食臨儲是由“中儲糧”一家所壟斷，這本身并不是最合理的選擇，“中儲糧”也成為腐敗案件頻發的重災區。糧食的臨儲并不涉及高科技，主要是管理的效率和監管的有效性，完全可以通過招標由社會企業來參與完成。這樣做的好處是節約政府資源，提高資產管理和運行效率，減少權力尋租的空間。政府的職責主要是加強監管，確保糧食存儲的數量、質量和流通。
第四，存儲能力和存儲質量。雖然目前糧食臨儲的設施主要集中在“中儲糧”體系中，但完全可以通過資產拍賣和委托存儲實現資產和運營主體的轉移。存儲質量的核心是嚴把入庫關，堅決堵住不合格產品的入庫渠道，同時加強流轉性管理。在這方面企業的運行與責權利和“KPI”指標掛鉤，效率和效果會大大優于過國有體系的行為。
第五，流通性管理。“常態”下臨儲制度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的核心是體現在流通性上。加強流通性管理，每年必須輪換50％以上的臨儲糧出庫，嚴格監管，避免作弊行為，避免兩年以上的“死庫存”的形成。
第六，建立有效的“陳化糧”的出路。任何糧食的戰略儲備都無法完全避免“陳化糧”的出現。過去由于觀念的陳舊，夸大了“機器與人爭糧”的危害，阻塞了“陳化糧”的正常出口，實際上非常不利于臨儲體系的完善。在實踐上，乙醇酒精是消化“陳化糧”的最佳出路，應當重啟。
第七，有效監管進口糧食的渠道和數量的沖擊。這幾年，除了大豆、玉米、小麥等糧食的大量進口，飼用高粱、“微變性”的馬鈴薯淀粉等也繞過配額監管大量進口，嚴重沖擊和傷害了國內從事相關作物的生產和加工企業的利益，也沖擊了臨儲糧的出庫路徑，弊端極大，必須加以控制和防范。對于通過各種非法和灰色渠道進口，嚴重沖擊國內市場的企業和行為，必須嚴控和加大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并建立進口糧食貿易的“熔斷機制”。
糧食安全永遠是中國的頭等大事，而糧食的臨儲制度則是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屏障。在新的經濟發展時期，糧食臨儲制度也應該與時俱進，全面改革。糧食的臨儲應該明確區分“常態”和“非常態”下臨儲體系的作用和運行機制，建立更加符合時代特點和適應市場化發展的臨儲體系。新型的臨儲系統應該在運行效率、社會效益、監管力度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獲得全面的提升。
作者系北大荒黑土署業公司總經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和訊評論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