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精英下鄉:浙江農村發展的智慧之舉開啟了資源回歸農村的新路徑
“中等收入陷阱”看似談的經濟問題，其實關注的是經濟發展背后的結構性問題，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指標，如GDP增長放緩、創新能力不足、貧富分化加劇、社會沖突頻仍等，都只是現象描述，真正的問題是什么樣的結構性因素讓一個經濟體陷入增長乏力的困境？所以，要弄明白浙江如何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必先梳理清楚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是有目共睹的，但相比城市，農村發展明顯不如人意，城鄉差距總體上是擴大而非縮小的。影響農村發展的各種因素中，最明顯的是以農村無保留支持為代價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戰略。
從計劃經濟時代有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改革開放之后有“農民工”，即具有工人的職業身份，卻沒有市民的社會權利的“流動人口”，城市要擴張，土地被征用，留給農村的是有限補償和就業困難，即使眼下歡迎農民變市民，也是為了“去庫存”，讓農民貸款購房為開發商解套，如此等等。農村資源以不同形式一波波輸入城市，在助推城市高速發展的同時，抽干了農村發展的潛力，使之長期陷于“欠發展狀態”。“城鄉二元結構”的頑固存在，讓許多地方的農村對“中等收入”可望而不可即。
農村為整個國家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國家不是沒有看到，新世紀以來，國家免去了農民的稅費，加大對農村投入，但遺憾的是，國家提供的惠農措施，遭遇農村自身因素的對沖。農村因為落后而留不住人，既留不住農民，更吸引不了大學生回歸故里，而沒有人，發展更加艱難，如此惡性循環若非有強大外力，一時斷難打破。在一些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當地農民外出之后，補充進來的“農民”通常來自更貧困的地區，他們租賃當地土地，耕種養殖，收入有所提高，但收益中相當部分又通過土地流轉、房屋租賃等支出，被割讓給了身為“地主”的當地人，個人很難說有多大“獲得感”，也不易形成資金積累，農村很難由此得到持續發展。
在同樣的現代化戰略和國家政策構架中，浙江之所以能夠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在于浙江找到了與其他地區明顯不同的農村發展路徑，其中關鍵在于通過“精英下鄉”，變城市攫取農村資源為反向注入資源。
浙江自然資源并不富裕，轄區面積有限，還被山區占去很大比例。浙江的優勢在于政策環境歷來寬松，市場和社會的發育成長條件要比其他許多地區好，所以，民營企業在浙江始終占據大頭，其中有不少就是從農村起步，逐漸做大做強，且至今仍然扎根在農村，為村民帶來經濟回報和就業機會。人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人才是最重要的生產力要素，留住人，尤其是成功者，農村才能實現快速發展。
正是看到了能人、賢人的領頭作用，富有創新精神的浙江基層政府，推出極具遠見卓識的舉措，鼓勵“精英下鄉”。近年來，浙江德清、嘉善等地在推進社區協商的過程中，大力發掘本土文化和社會資源，開展“鄉賢文化”建設，以“本地創業成功者、本地外出創業成功者和外來本地創業成功者”為主，甄選各行各業有能力，也有德行者，舉為鄉賢，發揮他們在農村建設和基層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帶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增強村民民生改善的獲得感。
“精英下鄉”代表資源注入農村。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扭轉城鄉間資源流向，“精英下鄉”開啟了資源回歸農村的新路徑，借助“鄉賢參事會”、由鄉賢出資建立的公益基金會等資源整合平臺，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獲得了新動力。
“精英下鄉”為農村注入優質資源。農村需要資源，而最好的資源是高端人才。僅僅依靠國家投入扶貧經費，往往不足以徹底擺脫貧困，因為國家可以給資金，卻沒有辦法給人，人的問題不解決，錢花完了，問題還在，貧困依舊。農村需要資金，更需要有能力運用資金、促成良性循環的人才。浙江“思賢如渴”，精英匯聚的結果是人才、錢財、人脈和創意涌入農村，農村發展的活力獲得了足夠的“燃料”。
“精英下鄉”有經濟學意義，更有社會整體進步的價值。單純向農村引入經濟人才，是容易的，只要能獲利，資本什么地方都愿意去，但有可能在促進農村變化的同時，耗盡農村發展的現實基礎和未來空間，唯利是圖的經營策略還可能帶來生態環境惡化、群體矛盾激化、社會風氣敗壞等負面效應。鄉賢不以錢財多寡論英雄，有錢有才能還必須有德行，才當得起這個稱號。德才兼備并認同于農村長遠發展的人士回歸，給資本套上“法治、德治和自治”的籠頭，資本為農村發展服務，而不是農村被資本所征服、所蹂躪。多年來，各地農村發展好的案例不少，但能在全省范圍內實現農村長期、均衡、全面發展的地方不多，產業高潮一旦過去，留下一地雞毛的案例并不鮮見，浙江能夠不落窠臼，走出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同重視人，重視人的綜合素質，有很大關系。
“精英下鄉”給農村帶來資本、技術、管理和產業，也帶來親情、德行、社會關系和公共責任，所有這一切為深化改革創造了寬松的環境，浙江農村因此有了更大的政策空間，可以加大創新力度，突破體制障礙，促進農村內生的轉型升級。“精英下鄉”策略及其成效在浙江發展鄉村旅游中表現得特別明顯。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向消費需求拉動的轉型，各地紛紛開發“農家樂”，推動農村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拓展，方向大體上是對的。問題是大多數“農家樂”起點不高、投入有限、創意貧乏、層次偏低，對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拉動作用有限，后勁更顯不足。
相比之下，浙江德清利用莫干山的地理優勢，積極吸引鄉賢回歸，調動市場力量，借助杭州和上海等高消費城市的人脈，培育以“民宿”為賣點的休閑旅游，打造“洋家樂”品牌，高起點設計、高起點經營、高起點服務，讓原本“人去樓空”簡陋而破舊的農舍，重又精彩呈現，融合傳統建筑風格和現代設計理念的民居，與青山綠水渾然一體，形成高附加值的“民宿經濟”。
在這個鄉村再造過程中，基層政府發揮了想象力，在不突破宅基地產權不變的制度前提下，允許投資人和經營者同農民簽訂20到30年的長期租賃協議。農民拿到一次性交付的租賃費，可以進城買房，實現村民變市民的愿望；投資者可以安心投入、放手創意、深耕經營，利用高端服務，發掘人脈資源，吸引外來游客，為農村引入現金流；周邊村民可以向民宿提供綠色食品，提高農業的附加值，也可以受雇于民宿，實現本地就業；村里可以增加經濟收益，改善財務狀況，優化社區服務，保護自然環境。作為“鄉賢”，經營者還積極參與社區事務，通過公益基金，將贏利回饋鄉里，提高了文明程度，促進了社會和諧。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寶貴的”。浙江通過精英下鄉，抓住了農村建設的牛鼻子，讓能人、賢人留在鄉村，發展在鄉村，吸收、激活和積累新的生產要素，打通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的“任督二脈”，深刻改變了鄉村的體制環境和人文氛圍，其中的許多非經濟因素恰恰是浙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所必不可少的“助燃劑”。
跳出經濟看經濟，才能看出浙江下的這盤大棋，才能領悟浙江“精英下鄉”的深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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