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是近年黨中央為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脫貧戰略，要求到2020年使7000萬貧困人口脫貧，這也意味著需要在短短的五年時間里，讓7000萬讓脫貧，任務不可謂不艱巨。為區別于傳統扶貧，精準扶貧想做到精準識別貧困戶和貧困村、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貧困情況嚴重的中西部22個省區市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向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然后逐級立下軍令狀。精準扶貧因此成為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大政治任務，在此重壓之下，為讓此任務有效化，各級政府想盡辦法，其中最重要的舉措是選派了超過四十萬來自省市縣三級機關事業單位的干部駐村幫扶，幾乎所有的貧困村都配備了駐村第一書記和工作組，連續用5年時間，擔負起扶貧的重擔。
要實現“精準扶貧”，毫無疑問，第一步就是做能夠實現精準的摸底和信息收集工作，確定扶貧對象，然后對貧困戶建檔立卡。這重要的一步，存在著很多應該認真思考的困難。首先，建檔立卡的信息還是不是太深入地收集到貧困戶的信息及其貧困背后的根源等，建檔立卡系統中錄入的貧困原因都是固定選項，而且種類只有12種，缺乏系統的信息收集，對于解決復雜的農村貧困問題，很難做到精準。
其次，按照中國當前貧困標準為年人均純收入2800元劃線進行精準查找貧困戶，也存在很多問題，正如一些基層干部指出的，人均年收入低于2800元在實際識別工作中，除非極端貧困的地區和極端困境的家庭（如孤寡老人、家庭有重大疾病者），幾乎沒有哪個村能找到這樣的貧困戶，比如一個村民出去打工，一個月至少能掙一兩千元，兩三個月就能賺夠2800元，那么他算不算貧困戶？如果不算，一旦沒有出去打工，馬上進入貧困狀態，而且打工收入很不穩定。更重要的是農民收入很難統計，比如一戶家里有三頭合計價值一兩萬的耕牛，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貧困戶？不算的話，他事實上又沒有其他收入。很多細致的問題，不是一個建檔立卡能夠精確解決的。
第三，在貧困戶的識別過程中，也會產生很多的矛盾，有限貧困名額在貧困地區成為香餑餑，貼息類的扶貧資金成為搶手貨，這樣競爭的狀況下，往往就是有資源、關系和能力的農民拿到扶貧款，真正有需要的貧困戶卻無法爭取，而貼息貸款等，很容易最后變成壘大戶。甚至還有可能貼息貸款因為貧困戶沒有產業發展能力而根本沒有需求，發放不出去或發放出去并不能產生效益。另外就是難以定標準和識別導致的模糊，很容易在村級內部形成利益糾紛，反而產生村民與村民、村民與村委干部矛盾等各類問題。
精準扶貧與之前的扶貧模式并沒有明顯的差別，都是自上而下，特別成為任務重大的任務時，上面下達減貧名額、標準，下面根據標準被動地湊上名額往上報。所以這樣的模式，本質上很難做到精準。
結合上述問題，可以反思，扶貧要尊重每一個地方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不妨在一定范圍讓基層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標準，以到達標準的全國范圍內普遍性和各個地方特殊性的結合。
最重要的是讓農民提高發展自身的能力，不能光靠外部扶持，要指導組建農民合作社、農民專業協會等。盡管在精準扶貧的思路里，有提出轉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但基層在推進時，依然難免落入固有的扶貧模式中，還往往是基層干部和駐村干部在絞盡腦汁想著各式的產業扶貧等，可是村民卻并沒有多少積極性。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一個悖論：精準扶貧意圖使貧困戶脫貧，但忽略了他們的實際需要，還可能助長部分貧苦困戶的“等靠要”思想。一旦外力撤出，可能很快就會返貧，農村依然沒有實現內生性發展，農民的自主性依然沒有被激活。
所以，對于實際扶貧過程中，首要的是要讓村民參與進來，包括設立標準、選擇貧困戶、發展產業等，都充分尊重每一個村民，公開討論，基層干部居中協調和指導即可。還有就是引入更多的社會公益組織加入政府的扶貧工作中，以它們的專業性和中立性，來完成基層政府無法或者不方便完成的工作，政府更多地做好購買服務即可。這樣既能減少基層干部的巨大工作量（往往是吃力不討好），還能真正地贏得村民的認同，讓村民實現自我管理，提升了能力，從被動脫貧到主動脫貧。
作者系資深公益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觀察報 2016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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