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約于北宋神宗時由“藍田四呂”所創立，明代得到中央政權的支持得以大力推行，同鄉賢文化很好地結合，在歷史上為鞏固鄉村治理秩序、維護鄉村精神環境做出了巨大貢獻。現在為了更好實現基層治理，重塑“新鄉賢”的主張被提起和熱議。“新鄉賢”是否能夠重新同鄉約進行有益結合，使鄉村走出傳統失序和精神荒蕪的困境，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內容。
關鍵詞：鄉約、鄉賢、基層治理、知識分子
一、鄉約的發展歷史及與鄉賢文化的關系
作為一種基層組織，相關歷史學者認為村制度確立于唐朝，而鄉制確立于秦漢。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縣以下治理結構是以“鄉—里”為主，到唐以后才逐步讓位于“鄉—村”。雖然至唐時“鄉里”結構依舊設置嚴密，但是同“里”相比，人們對于村的心里認同感更強，村是隨著農業發展，由農業人口自然匯聚而成的聚落，而里是國家為進行嚴格的人口管理人為設置的行政組織。從維護基層穩定的角度來講，村制的出現細化了統治對象的存在和范圍，提高了管制的效率和手段。鄉里制度逐步轉向鄉村還在于，越來越多的自然村產生并且規模不一，分散零落。“今之民居無常定也，有團落之間，雜數十百家者，有五里三里寂無一家者，有東西相望而阻以山川者，有懸絕之聚止于三兩家者，此皆戶名著在官書，而其遠近疏密，則官所不能知也，知之者其里之長、正而已。”形式看似規整的鄉里制度在實際操作中存在很多疏漏之處，在這種情況下自治性質的“鄉約”出現也就很好理解了。
中國最早的成文鄉約并且也是相關研究最不可忽視的就是北宋神宗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的《藍田呂氏鄉約》。“藍田四呂”的身份非關一般，均是朝廷棟梁、身居要職。后世通過研究四呂之間通信發現，制定鄉約是經過兄弟四人深思熟慮，謹慎商定而成。南宋理學家朱熹對于《呂氏鄉約》十分推崇，對其略作增補刪改，使更易被官方接受。明王守仁任地方官時，結合自身為官施政的實踐，在《呂氏鄉約》的基礎之上制定《南贛鄉約》并以朝廷大員的身份頒布推行。從這些人的身份可以看出，鄉約的推動乃是由當時的精英知識分子來進行的。為什么這些精英知識分子會將目光投之于鄉野？學者白文剛認為中國王朝政治文化傳承中的政治傳播最重要的就是教化，教化的對象自然是廣大民眾。做為以農耕為主的古代王朝，針對鄉村民眾的教化尤為重要，涉及到統治秩序的根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縱荒遠僻靜之地也應使民廣受昭化，綱常不廢，圣德有播。秦漢便在鄉村設置“鄉三老”這樣職位達到教化的目的。“三老”都是地方德高望重之人“非吏而得與吏比”，帶有官民二重的性質，是中央政權樹立于地方的行為楷模，所以重身教更勝于言傳，他們的作用是示范性的而不是公約性的。而《呂氏鄉約》的目的則很明顯是希望形成規則性和約定性的“典”范，在此基礎上形成穩定的實施教化的組織。而學者大儒參與制定鄉約，是將人格典范同文字條規相結合形成強大約束力和公信力，擴大了其適用范圍和推行效力。
不過《呂氏鄉約》及由朱熹修訂過的《增損呂氏鄉約》并沒有得到官方大規模推行，這其中的歷史原因很復雜，但是這種嘗試一直受到士紳的推崇和肯定，到了明代更是受到了統治階層的極大認可，明成祖朱棣將《呂氏鄉約》的地位提升至與儒家典籍并列的地位。但是同《呂氏鄉約》理想化的自治性理念有所不同，明清鄉約成為由中央政府推動下同保甲等制度相結合的鄉村管理制度。《呂氏鄉約》的宗旨是“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顯然在道德期許上有很高要求，使得其在內容上有一些在實際情況下難以操作的地方。到明朝王守仁制《南贛鄉約》在內容上有所更改，頒布了關于“十家牌法”的一系列文告，比較重視鄉村教育、治安、軍事訓練方面的規定，同時使鄉約推行更加行政化，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以看出，雖然明以后鄉約逐步行政化、制度化，但是在內容上卻是不同地方可以根據地域特點靈活制定。事實上，除了王守仁這樣的朝廷官員外，地方士紳、名儒保持了宋以來對于鄉約的關注和影響力直至近代。比如，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議準設立鄉約,并規定:“鄉約正、副不應以土豪、仆隸、奸胥、蠹役充數,應會合鄉人,公舉六十以上、經告衣頂、行履無過、德業素著生員統攝。”鄉約制度的穩固除了中央政府的重視和推動，同歷來的鄉賢傳統和鄉賢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就“藍田四呂”來講，呂氏家族在地方上的影響力非常顯著，藍田縣橋村仍舊有呂氏后裔留存，好德好文之民風遺存至今。鄉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民間憲法”，雖有為統治者維護底層秩序的功用，卻在鄉賢的指導下成為固守精神家園不被動搖的支柱和屏障，甚至不受王朝更迭的影響。
二、現代村規民約困境與對“新鄉賢”提倡的質疑
但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風云滌蕩使鄉約制度和鄉約文化受到了極大的瓦解與破壞。其后再出現的村規民約同傳統鄉約在性質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在當下，村約或者村規一般是村民自治的一種方式，一些地方會以村民自治章程代替，因為在形式上章程更加正式和規整。這些規章的文本撰寫會有鄉干部在制定過程中提供一定指導，即便沒有指導，在網絡上搜索相關范文也會顯示一大堆參考，在這種情況下其制定與實行往往流于形式。一些地方也希望在村規民約制定上體現自己的特色，而現實中稍有不慎經常與國家現行法律相抵觸，尤其在信息時代，其不合理之處通過媒體放大傳播，產生非常大的負面影響。例如四川達州宣漢縣南壩鎮村民曹仁成為母親辦87歲壽宴，被舉報違規，被要求向村委會繳納650元“違規辦宴席認識費”。又如自貢市富順縣童寺鎮凰鳳村村委會制定了一份新村約，對不孝敬父母等行為通過高音喇叭“點名”。村規的制定時而在破除積習時過于激進，時而又囿于傳統手段落后于時代。有人把這些都歸結于基層治理混亂，認為上級部門應上級部門加強監管與指導。
上級管理部門并不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基層治理的問題解決需要更廣闊的思維和更多嘗試。解決問題的思路并不一定都等于去創新，有時需要一定程度的回歸，對于時代和“新”的過于迎合可能會生成更多阻礙而固步自封。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談到“單向度的思想是由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新聞信息的提供者系統地推進的。它們的論域充滿自我生效的假設，這些被壟斷的假設不斷重復，最后變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定義和命令。沒有提出什么啟發性的觀點，社會必定有其缺點，但是沒有把缺點說明白”。在一切都追求更先進更快速的時代，我們裹挾于其中只能不停向前，仿佛沒有了回旋的余地，也仿佛沒有了可容納轉身的精神故鄉。某種情況下回歸并非等于倒退，但很多時候我們失去了回歸的路徑、勇氣與判斷力。用馬爾庫塞的話說，這是發達工業社會產生的新的極權，使人們囿于現實而消極地對待一切。鄉村在當代開始“失語”和“荒蕪”，很多人選擇的解決方式是逃離和漠視，也有很多人發出很多呼喊和建言，這些語言多少飄于半空多少落地不得而知。
2014年10月9日中央電視臺推出了「走基層—我眼中的鄉賢」系列報道， 半月談也其后推出了《發現“新鄉賢”》系列文章，2015年9月3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重視現代鄉賢》和《用新鄉賢文化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兩篇文章，談論基層“鄉賢治理”之作用。可以看出黨和國家已經在農村基層治理方面打開思路，積極從傳統中吸收合理部分，為提高基層治理水平、治理能力不停進行有益嘗試和積極探索。不過這些嘗試和看法受到了一些質疑和否定，比如在被詡為“高端用戶”與“精英分子”聚集的知乎，一些評論用看似極其深邃冷靜的口吻運用例如“極權”、“意識形態崩潰”等時下流行西方式話語討論中國鄉村治理現實，馬爾庫塞所批判的單向度的人的思維在這些評論里體現的淋漓盡致。但是新鄉賢的重塑并非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仔細分析下來有很多值得深思之處。
三、新鄉賢身份問題限制和重塑環境惡化
新鄉賢的范圍擴大了，但是新鄉賢中的傳統知識分子的比重縮小了。對于知識分子的定義一直是一個問題，葛蘭西提到過不同歷史時期形成了不同的知識分子范疇，進入現代社會知識分子的概念范圍在擴大，“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職能。”在葛蘭西看來，傳統的或者被稱作“真正的”知識分子一般是文人，哲學家，藝術家，而傳統上產生知識分子的階層在現代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法國哲學家福柯曾說過，知識分子消失了，只剩下各個領域忙碌的專家。知識分子不再致力于傳播普遍性的真理化的知識，而是隨著學科劃分的愈來愈細化成為碎片式的專家型知識分子。“新鄉賢”身份的多樣性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變化的體現。并不能說這是不好的，因為鄉村有時候缺少的恰恰是專業人才和對口服務。但是農村基層治理最后一定要解決的問題是理念和信念的建構，需要精神領袖的存在形成價值塑造和人文積淀。在新鄉賢介紹中湖南科技大學退休教授夏昭炎被稱為“回鄉‘種文化’的赤腳教授”，他利用夏家祖輩留下的老屋在鄉村中傳播文化，這一做法很具有傳統的特點，被稱贊是老知識分子應有的擔當。但是精神構建僅靠初級的文化傳播并不足夠，怎樣實現道德典范支撐文本規則而形成穩定秩序依然欠缺，這也正是《呂氏鄉約》備受推崇，現代村規民約需要解決的問題。
葛蘭西在論述知識界的問題時提到，農民群眾并未創造出自己“有機的”知識界，“他們也沒有同化任何‘傳統的’知識分子階層，盡管其他社會集團正是從農民中間吸收了許多自己的知識分子，而且傳統知識分子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農民出身。”這是基于很長一段歐洲封建貴族強制農民對于自己的人身依附，極大壓制其社會身份上升空間造成的。近代新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農民群眾也并不緊密。在中國古代這種情況卻因為鄉約制度和鄉賢文化的存在而形成了另一種結果。中國古代農民的經濟地位低下，但社會地位比較高，士民工商四民中居于第二位，由于在科舉方面存在嚴苛的身份限定，所以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出身農家比例遠遠高于其他國家，國家層面也對于這種通過教育形成的士農之間階層流通持鼓勵和支持態度，并且對于這些知識分子有道德上不可“忘其根本”的嚴格要求。所以士大夫和讀書人轉身成為鄉紳積極參與鄉村治理是很自然的，士農雙方對于這種方式都給予肯定、配合參與，政府部門樂見其成。雖然這并非是古代農民成功同化傳統知識分子，但說明了即便身份差別存在卻并沒有讓精英分子漠視鄉土隔離鄉民，相反保持了相當密切的聯系，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階層鴻溝帶來的社會不穩。
而在當下會發現葛蘭西提出的問題卻越來越凸顯了，農民和農村成為了很多知識分子關注的議題，但是農民群眾自己的“有機的”知識界的產生卻顯得更加困難。去年春節期間上海博士生王磊光描寫鄂東農村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近年情更怯,春節回家看什么》，今年春節前夕湖北媳婦黃燈博士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網絡上一時間“返鄉體”式文章大量出現。其文風看似對鄉村問題極其關注，人文情懷濃郁，但是實際上他們同鄉土的疏離之感在字里行間無不表露。更令人擔憂是關于“寒門再難出貴子”以及“鳳凰男”“鳳凰女”的熱烈討論，疏離尚不可怕，可怕的是鄉土的落后和貧困成為原罪。由鄉村出來的知識分子很多囿于“身份政治”的影響，選擇了離開與回避，同鄉土的聯系似乎僅限于親情。而新鄉賢中很大一部份是成功商人、企業家，他們對于故鄉回饋簡單而直接，便是物質上的投入，并且這種回饋在實際中可能要比“種文化”更受歡迎。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觀念、理念的變化是不可避免的，更大的沖擊其實是村這種由于農業發展隨農業人口自然聚集而產生的聚落，其存在的基礎在工業化、市場化的環境下不斷被腐蝕和削減。在這種情況下現在鄉賢發揮作用的動力和余地被極大削弱和限制，在古代賦閑士大夫可以通過創立鄉約達到教化和規制鄉里的目的，而今天請一位出身農村的法律專家為鄉里設計一套合理的村規民約可能成為引人議論的新聞。
四、重塑新鄉賢和恢復鄉約治理的嘗試性分析
但是這種嘗試也許是必要的。重塑鄉賢應該嘗試恢復鄉約治理與鄉賢文化的良好結合，并更新內容以適應現代社會。專家人士與精英分子應重拾家國情懷，真正把目光投之鄉野，將理念與所學運用到“鄉約”創立和制定當中，確立新的鄉約制度。北京大學張頤武教授談到：鄉賢大都對傳統和現代有較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們扎根本土，對我國傳統文化和鄉村情況比較熟悉；另一方面，他們具有新知識、新眼界，對現代社會價值觀念和知識技能有一定把握。他還提到，現代社會存在兩種鄉賢，一種是“在場”的鄉賢，另一種是“不在場”的鄉賢。要想通過鄉約達到傳遞理念以優化鄉村居民價值結構的目的，其內容的設置與撰寫需要真正具有高超水平的專家進行提煉與凝聚，達到深入淺出、形成具有經典性的創作。以上兩種鄉賢對此可以提供指導、支持或進行文本撰寫，在場鄉賢則可以利用自身的影響力確保鄉約制度能夠得到很好的執行。古代“不在場”鄉賢的影響力是通過聲望和學識傳遞回家鄉，傳遞過程時間消耗長，現實感模糊，也許還會出現聲望與實際不符合的問題。而現代的信息技術手段大大方便了“不在場”鄉賢同故鄉的聯系，新技術和新知識應該成為突破身份和階層隔閡的重要工具，而不是加重對鄉村在心理上的疏離之感。在新媒體上傳播“返鄉體 ”式的文章，不如利用通信技術手段進行成為“不在場”鄉賢的嘗試。
鄉村的存在基礎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和銷蝕，但是這同樣是一個鄉村完成自我變革和自我發展的過程。傳統鄉約注重教化和教育，指導兵役和生產，但是在經濟方面基本上很少涉及。農村經濟改革具體落到實處，落到每一個村子，很多地方選擇借助新鄉賢中市場成功人士的力量。具有經濟實力的新鄉賢除了進行輸血式的支持之外，可以通過在鄉約中增加指導經濟發展的內容，為農村經濟建設提供更多幫助，或者將經濟發展成功的鄉村的經驗加以提煉，加入到鄉約內容之中。一些農村經濟情況好轉之后，卻因為貧富不均衡等原因，出現了村民關系惡化的現象。可以通過鄉約規制，將農村基層自治同經濟發展相結合，利用其內生性民間法規的性質解決農村經濟發展中產生的矛盾，合理分配發展果實。在這方面，進行價值影響的鄉賢和進行經濟影響的鄉賢應該彼此分工合作。傳統鄉賢在這兩方面一般是統一的，經濟實力和文化價值影響力都集于一人或一個家族。但是當代新鄉賢的身份是多元化的，這就存在鄉賢之間彼此溝通和合作的需要。在城鎮化的背景下，這種多元趨勢和合作也許會更加凸顯，當村民完成城鎮居民身份的轉變，他們需要更加多方面的指導，鄉賢在這種情況下的作用也許更加必要，但是還沒有很多人對此投之以研究目光。
最后，本文對于鄉約制度重新確立和鄉賢重塑提出種種思考和設想，最重要的是民主和法治理念不可偏廢。選擇以科學合理方式回歸傳統，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必須得到體現和加以規定，否則會產生新的問題。廣大農民希望生活安定、社會有序，所以我們可以借助于傳統手段的適用性和實用性，但是不能因為適用和實用違背政治發展的趨勢和基層治理的宗旨及目標。新鄉賢和鄉約重塑的目的是讓有識之士成為在農村落實國家和黨政策的有益助力，希望能幫助解決涉農問題，在農村更好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好的建設新農村，實現鄉土的重新振興和國家更好發展。
作者簡介:李悅田，1984年11月，黑龍江綏化人人，就讀于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方向中國政府與農村基層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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