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農業社會內在生成動力機制是農業勞動力的集聚與擴散，它們的互相推進與制約，共同生成了村落與城市的中心外圍結構。村落與城市的作為集聚體，具體相似的功能，村落具有長老教化統治、防御入侵以及交換交流的功能，傳統農業社會城鎮的功能只是村落的放大版本。傳統中國社會的剩余勞動往往被剝離出再生產系統，土地集聚與農民失地互相作用所表現的“正反饋機制”成為王朝興盛瓦解的內在規律。只有到了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導世界的時候，積累土地的邏輯才慢慢被積累資本所替代，這種循環才被打破。
1、村落、衛城-農田的中心與外圍結構
農業社會的人們，“按照傳統的方式，單純用體力進行勞動，人們對世界認識是以季節、土壤性質和水量這些因素的依賴為條件。生活節奏是由這些偶然事件所形成的”，[1]這個社會的人們，對于自然資源的依賴很大。其中，在這個農業文明的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土地是分散分布的，不同的土地所處的區位和資源稟賦，對于生產影響是不一樣的，假設土地資源分布均衡的，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為什么即使是土地資源分布是均衡的，人們也要集聚形成村落。導致人口在空間上簡單集聚，有以下三個好處：第一，形成村落這一集聚體，有利于節約土地的資源，共享村落的公共設施，即村落的集聚相對于分散居住可以利用外部性；第二，有利于村落成員之間的日常交流，知識和經驗技術的傳播，產品互換，即村落的集聚有利于知識、技術創造和外溢，有利于促進分工從而促進了交換；第三，有利于保衛村落成員的安全與勞動成果，村民集聚在村落，可以構筑防御工事，共同對付來犯之敵人。人口集聚在村落里，要比分散在周圍的土地上更為經濟。這種現象在非洲動物世界也得到類似的驗證，非洲大草原的動物，很多都是集群出現的，而生活在地理差異比較大的動物，獨居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人類文明能夠演化的重要條件是能夠保持人口再生產和物質、文化再生產。怎樣才能保持再生產甚至是擴大再生產？其基本邏輯是，一個村落的每一個成員都要盡力追求最大限度地生產出剩余勞動，并且最大限度地將剩余勞動轉化成為再生產的資料，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還要通過兼并與聯合等形式以最快的速度將剩余勞動轉化成為再生產資料。在這種邏輯的支配下，如果沒有遇到外界的阻力，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村落人口不斷擴大，村落可支配土地和勞動工具也呈擴張狀態，保衛村落成員安全和剩余勞動成果的能力也逐漸擴大，村落集聚能力不斷增強，但是，隨著人口的增加，村落所支配的土地可能并不能養活這么多的人口，于是，村落的擴散力就可能發揮作用，新的村落圍繞著老村落一個一個生成。集聚力產生自我抑制作用，用貨幣表現是地租上升，而地租上升具有抑制需求和擠出效應。人口需要外移，這種外移程度是與交通運輸條件存在密切關聯。老村落逐漸變成了中心，形成了一個村落中心外圍層級的分布格局，這也是城形成的自然和理想狀態，然而這只是其中一種模式，還有可能舊有村落因為各種自然和其他部落的挑戰衰落下去，建立新的聚落中心。
村莊在哪里集聚，也就是村莊生成路徑問題，與選址的原則密切相關。村莊主要的生成路徑有以下幾條：優質資源、水源、特別能力、教會、計劃等。這主要是因為在農業文明時代，一方面土地資源分布并不是均質的，比如有利的水源、礦藏等資料并不均勻；另一方面，人們在生產過程中逐漸從自然分工為主導變成了以社會分工為主導，村落集聚狀態可能會加速進行。就村落選址而言，由于水源是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必需品，所以，一般情況下，村落選址選擇靠近河流、湖泊之地。例如，中華文明又被成為大河文明，大河的分布并不均勻，人們往往集聚在大河兩邊進行墾殖，大河給人們帶來了肥沃的自然力，但是，也給人們帶來水災，為了對付災難，就需要協作起來，傳統社會協作方式有兩種：一是家庭倫理關系進行協作，二是上下命令體系進行協作，這種大規模的社會性協作加速了村落集聚。大禹治水就不僅僅是一個村落甚至一個部落的事情，而是需要許多部落的聯合。隨著剩余勞動的增多，搶占別人的剩余勞動就有利可圖，部族征伐，村落集聚速度更快，甚至形成更高級別的衛城、城邑。其基本邏輯是：較大村落慢慢吞并較小的村落，或者讓較小的村落臣服于他們，某一較大村落就變成了城，這個城就有可能不再進行生產，而是專門索取其他村落的剩余勞動，并建筑城墻將這些剩余勞動保衛起來，這個城于是具有兩方面最主要的職能：一是統治功能，一是防衛職能，當然城鎮的出現，也適應了人類剩余產品交換的發展要求，為交換提供市場平臺。大量村落在其周邊分散分布，成為衛城的衛星分布。城逐漸分出了層級，城的分布就有了等差格局。
由此可見，農業文明集聚力與擴散力主要體現于利用土地方面，一些人通過掠奪、兼并和其他方式掌握了土地生產資料，就可能將勞動力集聚在土地上進行生產，或者將它們作為依附的者集聚在土地所有者的周圍，形成莊園。這樣，大量的莊園圍繞著農田，城市被農村包圍，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農村支配著城市。農業時代城市形成有著各自各樣的路徑，這里主要從自發的集聚力到人為的集聚力這樣一種典型形態，解釋了農業文明的衛城村落農田模式分布。
從空間經濟集聚力與擴散力所作出的假設與推理，部分地得到了歷史經驗的驗證。就歐洲史前而言，“大部分時期以及大部分地區，多數居民都住在獨立的農莊或一些核心家庭或大家庭為重新的小村落里”。這些史前歐洲人的“農莊和村落的居所內通常修有適于種植食物的菜園，居所外開墾有田地，更遠處的則是牧場。一些市鎮和山堡內也有田地，然而，在一些核心聚落，房屋多被邊墻圍攏，所有的田地都置于聚落外”[2]。屠能環的理論，從更加微觀層次來說，更加符合歐洲中世紀的莊園。這些典型的莊園就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且這個體系就像是一張復雜的蛛網。[3]“典型的中世紀的（有規劃的）村莊形式是一種輻射式的村落（在易北河－薩勒河地區），莊園環狀地坐落在一個空闊的地方，位于路邊的村莊（沿著大道），以廣場為中心的村莊（位于道路的岔口，有水塘或者是一個廣場），或者－特別是在德國東部的殖民地區－位于森林旁邊的農莊，耕地從農莊一直延伸到腹地。環狀的村莊（如同一個環形）有園圃、耕地、沒有開墾的耕地、草地、開墾了的樹林和原始森林”[4]。當然，屠能環是在均質平原上的典型分布，很多村落的分布還跟地理環境密切相關，比如，會沿著河道分布。
村落選址原則主要有兩條：其一水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村落往往選擇在取水方便之處，其二考慮到防御，如容易挖溝筑渠和建筑防御工事的地方。[5]這是因為農業以土地為根基，在一定條件下，有利于人類生產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且其礦場和位置又是異質性的，所以，村落在選址的時候，要遵循這些基本原則，以便達到最大限度地生產，同時最安全地保持種族以及成員發展。隨著人口的發展，以及分工與交換擴大，這些村落就有可能發展為城鎮或城邑。城鎮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晚期開始出現于歐洲的大部分地區，一些城鎮的規模在先前聚落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擴大，但大多另擇寶地重新修建。城邑多是部落行政和政治中心，同時也扮演著重要的經濟和宗教角色，在規模上往往要比先前的聚落大許多。[6]
歷史上早期文明發源地，往往是靠近大江大河，例如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是黃河、長江，巴比倫依靠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埃及的文明發源于尼羅河，等等。隨著村落、部落的兼并，奴隸制王國紛紛建立，隨后還發展成為專制型的大帝國，西方的中世紀漫長的歲月中，等級森嚴，農村支配著城市，中國專制政體長達兩三千年，直到最后一個專制王朝清帝國覆滅，才揭開了專制政體瓦解的序幕，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中，城市雖然統治著鄉村，但是，城市就像寄生蟲一樣，寄生在廣大農村的肉體上，城市不過是村落的放大版。
當然，城市的出現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正如法國神學家雅克·埃呂爾（Jacques Ellul）曾經注意到的，城市也代表著人類不再依賴自然界的恩賜，而是另起爐灶，試圖建構一個新的、可操控的秩序” ，“該隱創造了一個世界，他用自己的這座城市來代替上帝的伊甸園”[7]。就古希臘的典型城邦而言，是“一個眾多小城邦組成的群島之邦，這些小國以城市中心和周邊的福地為核心”[8]。然而，就歐洲中世紀而言，“首先是一個鄉村的世界。5－6世紀，這個世界走向了衰敗……羅馬帝國時代的道路年久失修，最終徹底毀壞，無法連接各個城市。在羅馬帝國的邊境地帶，城市生活完全消失了，羅馬世界中那些歷史悠久的中心城市也倒退為人口稀少的小鎮”[9]。中世紀農業復興造成了“城市再度萎縮，農村成了中心。據估計，在中世紀早期，有超過9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城市也是農業居民的城市”[10]。
根據亨利·皮朗的描述，當代很多大城市其實來自于中世紀，這些中世紀的城市，充當了商人集聚地的兩個功能：防御及交易。9世紀的時候，由于穆斯林控制了地中海區域，東西貿易受到了阻礙，城市再次退化。10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歐洲逐漸恢復了對海洋的控制權，最開始，流動商販滿足城堡的異質性需求，隨后在城堡周圍定居下來，城堡由于財政壓力，將部分土地賣給了商人，這樣，以城堡為中心形成了一些商業城鎮，十二世紀，商人逐漸取得了部分自治權。[11]從城市的發展史而言，在農業文明時代，城市服從于鄉村，在商業文明出現后，特別是資本而非土地成為世界的主宰之時，城市對于鄉村支配非常明顯，按照馬克思的話說資本使得鄉村屈服于城市。
那么，在農業社會的城市形成的這種結構形態，會產生什么樣的功能？
2、傳統社會的與城市的功能：統治、防衛與交換
村落具有長老教化統治、防御入侵以及交換交流的功能，傳統農業社會城鎮的功能只是村落的放大版本。
第一，城市的存在主要進行統治。中國傳統的城市往往受到禮制的限制，周王朝的禮制成為歷代建城的重要標準。馬潤潮先生認為，政治，而不是商業，決定著中國城市的命運[12]，長安、開封、南京和北京等城市的時運漲落取決于統治王朝對其位置的喜好，防御的需要或者食物供給的便利程度等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哪個或者哪些城市成為首都。[13]城市往往是政治中心和神權中心，有些城市還承擔市場交易以及文化交往的功能，城市生活嚴格由官方控制，通過修建道路和運河，將帝國首都與其他城市聯系起來，共同構成了一個經濟的網絡。帝國的首都不僅僅是世俗權力的中心，還是神圣的中央之地。大運河的修建，提升了北京的重要性，使得北京逐漸從一個地區性大城市，到了金元時代逐漸變成帝國的政治中心?？梢?，交通運輸的改進，對于中國傳統城市命運起到關鍵性作用，這個網絡不僅僅是地理上的網狀分布，還具有政治功能層級性，秦始皇建立城市的層級結構：郡縣制，通過郡縣制的層級結構，帝國的政令能夠一層一層地從帝國中心傳往帝國每一個神經末梢。就古典希臘城邦而言，互相競爭很激烈，正如柏拉圖所言，“無需使者正式宣戰，每一個城市都同另外的城市處在一種自然的戰爭狀態，而且永無休止”[14]。到了中世紀，“城市的公共生活以主教堂（宗教權力的象征）和市政廳（城市政治權力的象征）為中心”[15]。
第二，農業社會的城市注重防御。農業支配的社會，社會主要依靠土地所生產的剩余產品供養，因此，城市選址往往需要考慮剩余產品儲存的安全性問題，同樣，由于沒有發明能夠大規模用間接勞動替代直接勞動的機器，奴隸、農奴或農民就非常重要，他們是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必須保護他們的安全。當然，奴隸主和地主以及帝國的官員、貴族也需要依靠堅固的城堡保護自己的財產和安全。例如，馬潤潮考證，保衛王室成員的所需要的軍隊，經常占據城市人口的很大比例；公元1000年的宋朝都城開封大約有1/5的人口與軍事力量或其他防衛機構有關。[16]在歐洲中世紀，城堡“不僅是城堡主的安全庇護所，有時也是其臣民的安全庇護所；而且還是附近整個地區的行政首府和附屬地組織的中心”[17]。城市的防御職能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城市是文明得以創造傳播的重要空間集聚載體，另一方面，城市的出現，表征著社會斗爭日趨激烈，武力征服的霸道橫行天下，正如馬克思所言：“在新的設防城市的周圍屹立著的高峻墻壁并非無故，它們的壕溝深陷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聳入文明時代了?！?
第三，傳統城市還具有交換功能。有些城市因占據有利的交易區位而發達起來，貿易盛衰事關城市集聚體的興衰。廣州是公元100年逐漸繁榮的城市，公元8世紀，這里已是相當實力的穆斯林貿易集團的基地，公元971年，宋朝在廣州設立了海關衙門，并且到了下一個世紀，這個港口城市獨享了外貿壟斷權，公元1200年，廣州的人口已經超過20萬，可列為世界的第4或者第5大城市。[18]從現存的《清明上河圖》上可以看到，通往帝國首都的道路密密麻麻，商鋪林立。歐洲中世紀雖然城市逐漸衰落，但是，9世紀左右，商人開始促使城市慢慢興盛起來，“開辦市場需要領主給予的特許權，在國王的特許權中，市場權、關稅權和鑄幣權是一體的。并不是所有的市場在后來都能發展成為具有法律意義的城市；反而言之，所有重要的城市都享有市場權，特別是那些跨地域的市場更能吸引外來商人和居民。特里爾的大主教亨利在985年獲得大主教堂豁免權之前，就已經把所開辦的市場發展成為中世紀城市的核心”[19]。歐洲中世紀末期很多商業性城市，逐漸成為近代文明的集聚地，從那里生發出來的資本主義模式，逐漸在尼德蘭以及曼徹斯特等地成長為參天大樹。一種制度、模式在哪里生發出來有時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這種制度、模式能夠在某些地方最大限度地發揮優勢，成長壯大起來。
3、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周期性危機與王朝更替
接下來分析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周期性地爆發危機的內在機理。
剩余勞動的積累方式往往構成了一個社會的內在動力，如果一個社會總是將剩余勞動從其生產系統中剝離出來，進行簡單再生產，就構成了停滯型經濟系統，如果一個社會將剩余勞動不斷投入到再生產過程中，形成擴大再生產的模式，就會生成一個“擴張發展型經濟系統”?！暗燃壷粕鐣Y構對剩余勞動的占有和消費的周期性波動, 造成了傳統社會的特征——王朝更替周期律?！盵20]當剩余勞動生產逐漸達到頂峰時，傳統社會的權力與享受這些剩余勞動的官員也逐漸膨脹起來。當遇到天災人禍時，統治集團的消費和享受具有剛性，很難進行削減，他們就會對民間進行敲骨吸髓式盤剝，生產體系遭到了破壞，農民從生產系統中剝離出來，走投無路的失地或失去生存資料的農民走投無路，被迫揭竿而起，于是整個再生產系統逐漸萎縮。新的統治者往往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恢復社會再生產系統，讓剩余勞動的積累持續下去。
土地集聚與農民失地互相作用所表現的“正反饋機制”成為王朝瓦解的內在規律。在農業生產占主導的社會，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統治者也正是掌握這種關鍵資源，從而支配了勞動者生產和世俗活動。在生產力既定的情況下，當未開墾數量相對較多，土地開發呈現粗放式經營模式，當可開墾數量不斷，土地可能就會采取集約型發展模式。一個新王朝在初期一般比較注意輕徭薄賦，土地分配相對分散，在經過一段時間，王朝的官員越來越多，分割剩余產品的人也越來越多，就勢必會增加租稅，這種租稅的增加并不是平均的，一些貴族往往免予租稅或者能夠逃避租稅，這些新增租稅都分攤在小農頭上，再加上天災人禍，一些自耕農就會破產，土地被地主兼并，剩下自耕農租稅越來越重，破產速度加速，這樣一輪一輪的循環，最終導致土地大量被兼并，民不聊生，自耕農的分散存在，是整個封建王朝存在的經濟基礎，這一基礎被破壞，社會就陷入了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新一輪的土地重新分配的王朝更替的時代就到來了，特別當這種正反饋機制達到了極限，再加上遇到一些自然災害，負反饋就要發生了，土地集聚抑制力分散力就要起到主導作用，大量活不下去的農民揭竿而起。
西漢王朝曾因土地兼并過度而亡國。西漢大儒董仲舒對于土地兼并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判，他認為，土地買賣導致了土地兼并集中的現象，“（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這種土地兼并導致的結果是“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民轉而為盜賊，是對專制秩序的一個嚴重威脅，因此，他的主張是，“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21]。雖然漢帝國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也無法克服地主兼并土地的內在沖動。這是因為，皇室、外戚、官僚和地主肆無忌憚地掠奪、占有土地，大量的農民淪為奴婢，喪失了土地生產資料，又加上名目繁多的賦稅徭役和連續不斷的水旱瘟疫，導致民不能自存、死不能自葬，與之相反的是，權貴們卻揮金如土，驕奢淫逸，而且還勾心斗角、爭權奪利。[22]活不下去的農民揭竿而起，王莽集團認識到了土地兼并對帝國的危害，采取王田制和禁止土地買賣、限制私人土地數量、超過一定數量土地分給九族鄉里、對無地農民授田等新政。[23]新政得到了不少貴族擁護，勸王莽當皇帝者無數，但他們各懷鬼胎，想讓別人的土地分給九族鄉里，自己的土地不但不分，還要趁機撈取利益，當改制危及自身利益的時候，反對聲音越來越大，這樣，王莽新朝既沒能解決土地集聚問題，又遭到了官僚貴族的反對，最終敗于農民起義起家的豪強貴族劉秀。東漢初期，農民起義沖擊導致大量的土地荒蕪，農民又回到了土地上來，土地兼并現象得到了緩解。王朝更替的內在規律，與土地所有權的集聚與分散存在密切關系，當分散的土地所有權被兼并越來越集中時，大量的自耕農淪為奴婢或佃農，或者逃亡山林做強盜，沖擊了土地集聚格局，使得土地所有權進一步分散。沒有新的生產方式可以替代舊有的路徑，新王朝只不過是前朝的延續，不過仍然是土地集散所主導的實體而已。
中國王朝周期性危機出路。中國社會農業生產集聚與擴散的模式，決定了中國社會的級差社會格局：從經濟上來說，統治者和地主們掌握著土地這個關鍵資源，進而掌握了土地上的礦藏、鹽鐵、貨幣等衍生性關鍵資源。統治階層內部也因為掌握不同重要程度和多寡的關鍵資源從而形成一個級差的金字塔式經濟權力分布格局。
從政治上來看，有兩種關鍵本位：一種是以血緣關系和擬血緣關系構筑的龐大關系網絡，具有鮮明的倫理性，家長、長老以及師傅處于支配性地位；一種是以服從命令體系為核心的官本位網絡，這個網絡具有森嚴的級差性。自秦始皇以來，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統治者往往采取打擊關系本位的措施，強化官本位地位。但是，專制王朝出現的各種殘酷的政治斗爭和農民戰爭也迫使統治者必須利用這種倫理性關系，禮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各個王朝作為典憲性質的制度。
從文化上來說，維系集權式的政治與不斷集中的土地資料的積累，需要從意識形態上對社會進行控制，以論證其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八股取士制度正式將天下讀書人納入了其控制范圍，讀書人又往往作為君子楷模，成為控制鄉黨輿論以及普及文化教育的工具。
經濟權力、政治權力以及文化權力，共同形成了一個互相反饋的機制，更大的經濟權力需要更大政治權力予以保障，更大政治權力需要更強的經濟權力作為支撐，同樣，更大更強的經濟權力、政治權力需要文化權力予以合理化與合法化，更多的文化權力也同樣需要更大更強的政治經濟權力作為根基。這樣的權力循環，共同形成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超強力量。維系這些權力，需要巨大的投入，剩余勞動大量投入到維系官僚等級制度的生產，而不是投入到生產領域，就不能擴大再生產，因此，中國傳統社會基本格局幾千年來一直是天不變道亦不變，進步極少。土地資源有限性決定了帝國擴張的有限性，土地資源的位置和礦產的分散性，決定了土地積累需要付出很大成本。西方的資本從小到大的成長，正好打破了這種約束條件。因為貨幣符號相對于土地來說，可以視為“無限的”，又具有打破時空限制的特性，從而可以進行“無限”積累。這種資本積累的無止境特征，迫使資本家最大限度獲得的剩余勞動，投入到擴大再生產的領域，整個經濟呈現出了擴張的局面，從而瓦解了整個封建制度的根基。從歷史上來看，從積累土地財富逐漸轉向了積累資本財富，而資本作為一種主導性的生產方式和積累模式，是以工業積累為最重要的特征的。
英國圈地運動之所以能夠打破傳統農業社會的土地積累的邏輯，一個重要因素是由于新工業形式的出現，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轉化成為產業工人，還有一部分人移民海外，即使如此，圈地運動仍然給英國帶來了陣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大量引證了當時官方報告和法令，可以看到當時的失地農民在法令強制性被迫進行勞動的慘象。就中國來說，只有到了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導世界的時候，積累土地的邏輯才慢慢被積累資本所替代，這種循環才被打破。
這種因為土地集聚與分散所主導反饋機制，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難以打破的周期律，代表先進的力量，很有可能打破這種循環的資本，雖在明末就有萌芽，但卻受到專制統治和經濟超強掠奪，總是難以成長。中國超強的專制統治，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之后，才逐漸進入近代歷史，雖然比較殘酷，但中華民族畢竟走過了那段黑色的歲月。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經濟哲學博士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戰略與管理》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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