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做這個選題，某種程度上也像歷次“鄉村運動”一樣，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有豐富“下鄉”經驗的同事告誡我們：“農村可不像想象得那么簡單。讀懂了農村，就讀懂了中國。你們想想毛澤東。”
不過，我們還是難以抵擋好奇心的驅使：在“鄉村運動”中斷30年之后，為什么又如火如荼地展開了？這一代人會不會重蹈先行者的覆轍？在城鄉關系依舊緊張的今天，在鄉村建設一邊倒的利益訴求下，還有多少改良的空間？
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的鄉村運動伴隨著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有一個代代相傳的精神譜系。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曾總結：“五四”運動先驅們的“新村運動”是第一代，三十年代共產黨人的土地改革與梁漱溟、晏陽初的“鄉村建設運動”是第二代，四十年代延安的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的下鄉運動是第三代，五六十年代“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第四代，“文革”時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第五代。但是，幾乎每一代人的下鄉，都要面對與前一代人幾乎相同的問題，即中國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落后與貧窮狀況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
追溯這一精神譜系的源頭，要回到20世界初。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指出，自1850年始，東亞是“被拖到世界和世界史中去的”，而這一“世界”，是以西方和西方文明為中心的。作家梁鴻認為，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在接受這一世界史的過程中開始了對本國現代性的思考：當中國和西方被置于同一空間時，“農業的、儒家的、專制的、技術落后的”中國自然落后于“工業的、宗教的、民主的、技術發達的”的西方。因此，在“現代化”的視野中，鄉土中國始終是異質性的，是與工業文明二元對立的。在此后“被改造”的過程中，“鄉土”一直與“現代性”融合、排斥、糾纏，但也在逐漸深入的滲透過程中，它們各自頑固地呈現出自己的根性。以此為起點，也可以反思為什么近百年來“到農村去”成為一代代知識分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道德心結，又為什么每一次對于鄉村的想象與構建都失效了。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鄉村建設運動”最為風起云涌的時期，就有人放出了悲觀的論調：“在這種農村運動已經成為一種時髦的時候，我愿意誠懇地指出，就是中國農民的生計問題，不是現在各地的農村運動所能解決的。假如現在還有人迷信農村運動可以解決中國農民的生計問題，將來一定會失望，會悲觀。”這個不合時宜的人是社會學家吳景超，他在當時關于“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的爭論中站在了梁漱溟的對立面:梁漱溟主張“農業立國”，“從農業引發工業”，吳景超則主張“工業立國”，他認為中國農村的問題是人口密度大，耕地面積少，應該優先工業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顯然，此后被納入“現代化”路徑中的鄉村無奈地服從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的變遷加劇，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主要流動方向是從農村向城市，延續了幾代的“到農村去”運動也就此中斷了。梁鴻指出，此前即使經歷了將近一百年的“批判”和“質疑”，鄉土內部的道德結構和文化原型仍然保持著一種均衡性和神圣化的意味，但在最近三十年的經濟驅動力下，整個鄉村都被摧枯拉朽般地摧毀，這種摧毀不只是鄉土中國經濟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的改變，而是一舉摧毀了整個民族原有的心理結構和道德基礎。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古老文明的創造力，中國鄉村和傳統文明所具有的容納力和包容性，它對美的感受，它的寬闊，因為與政治、與天地之間復雜混合而產生的思想、哲學觀和世界觀都被拋棄掉了。
目前這一輪的“鄉建”熱潮，可以看作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急劇擴張之后，對鄉土價值的重新尋找。與歷次鄉村運動不同的是，鄉建者們很大程度上開始拋棄以往對現代性的追求，形成一種后現代語境下的“新鄉村主義”——重新思考鄉土，思考農業文明，鄉村不再只是被啟蒙、被改造的對象，而是亟待被尋回的精神根源。
當我們談論“鄉愁”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什么？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具體到鄉村建設的實踐，也是如此。到底是為了田園牧歌式的想象，還是為了改變鄉村凋敝的現實？——是解決村里人的“城愁”，還是解決城市人的“鄉愁”？這是一個分野。但是有的時候，這條界限也很難劃得那么清晰。從這一輪鄉村建設的驅動力來看，鄉村只有在后工業社會里找到與現代人生活的聯系，先存活下來，才能回頭去尋找農業文明的精神價值。
我們選擇了三個不同地域的鄉村去調查，對應著三種差異頗大的鄉村建設類型：河南郝堂，坐落在大別山的懷抱里，可以說是最典型的中國鄉村，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在這里開展內置金融實驗，后來畫家出身的鄉建者孫君以環境治理為切入點，帶動生態經濟，激發了村莊的內生動力；貴州茅貢，蘊含著獨特的自然和文化資源，但因地理位置偏遠被埋沒已久，藝術家們試圖通過藝術介入和文化整理，喚醒鄉民們對本土文化的自信心；浙江莫干山，因為身處長三角的歷史地理優勢，自發形成了民宿產業，也是目前資本涌動的風口。
從大的方面看，目前城鄉之間的各種通道——資金、人才、消費，甚至生態的通道，都是斷裂的。鄉建的概念如火如荼，但是真正進入的還是小眾——設計師、學者、文化人，大多是憑一股“情懷”。鄉村需要情懷，但是單憑情懷是不可持續的，必須要轉化為商業模式，打通城鄉斷裂的通道。比如現在如火如荼的“民宿”，就是一個撬動的支點——無論是農業、鄉村旅游、文化創意，都可以從民宿入手。將幾間農民房改成酒店，就有可能創造一個停留的空間，解決就業，改變鄉村的風貌。再往前走，鄉村的整體復興，則是一個更為漫長的過程。我們也去到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藝術節實地采訪，它被公認為是鄉村復興的理想模式，但越后妻有已經堅持了十幾年，我們民宿熱的興起也就幾年時間，不能指望立竿見影。
最終，我們也沒有給出一幅明確的鄉村未來圖景。或許這就是目前的鄉村運動現實：大家都滿腔熱血地進入，試圖從不同的路徑打開城鄉之間的通道——每一條路徑都很艱難，每一條路徑也都蘊含著可能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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