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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村社內置金融·鄉村重建·愿力與使命

[ 作者:王曙光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12-28 錄入:實習編輯 ]

——在中國鄉建院2016年會上的發言

一、鄉村建設的愿力與使命

非常高興參加這個規模很小但思想含量很高的研討會。從昨晚開始,我一直在傾聽張曉山老師、溫鐵軍老師、李昌平老師的發言,從中獲得很多教益,對很多鄉村問題的理解又有了新的看法。昨天溫鐵軍教授講到,像昌平兄這樣一些在實踐層面執著前行、不斷引領潮流的鄉建倡導者,確實需要大智大勇,才能把這件事做好。另外,我覺得還需要一種特別的情懷,對農村、對農民有一種特別的擔荷與奉獻的情懷。今天這個工作坊或者說溝通營,氣氛特別好,氣場特別好,所以我一直處于興奮當中。結果因為昨天晚上太興奮,老是在想昌平提出的內置金融問題,結果翻來覆去睡不著,很多種不同的觀點一直在腦子里打架。

從事鄉建這件工作,真的需要很大的愿力和格局才能做好。在3、40年代那個時期,晏陽初、梁漱溟他們領導鄉建運動,梁漱溟先生就講到,我們今天要發一個大愿力,才能有所成就。這個“愿力”是佛學里的詞匯,我覺得在這里用得很確切,我們現在確實需要有大愿力,才能把這個艱巨的使命完成好。梁先生當時寫了一個對聯,“我生有涯愿無盡,心期填海力移山”,移山填海之力說得好像比較夸張,但其實一點都不夸張,就像昨天蔣中一先生講到的,在農村即使做一點小事,有一點小的突破,有一點小的改變,都需要移山填海之力,不是那么簡單的。

二、宏觀形勢判斷和鄉建的黃金時代的到來

昨天因為溫老師匆忙離開,講了幾句話我很有感觸。他對整體鄉建形勢的判斷和國家宏觀形勢的判斷,我感覺還是偏于悲觀的,當然溫老師自有他的道理和邏輯,很大一部分也是我感同身受的。然而我的判斷是,雖然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確實處于低谷時期,但是整個經濟走勢已經開始出現向好的跡象,很多體制性和結構性的問題正在得到逐步的探索和解決,當然這個探索和解決的過程是相當艱苦的,相當漫長的,有時又是相當痛苦的一個過程。

我同時認為,可能今天這個時間是我們做鄉建工作一個黃金時代,鄉村建設所面對的整個宏觀環境都是非常有利的,很多體制的變革和要素的整合都在支持鄉建事業的發展,可以說,今天是從事中國鄉村建設的最好時間,是一個黃金時代。這個大判斷,我相信在座的從事鄉建的同志和朋友,應該非常認同。15年前,甚至10年前,鄉建同仁面臨的環境遠不如今天好,今天做鄉建的同志們,我們所面臨的大環境,包括整個社會的認同,經濟發展的階段、社會整體的氛圍、知識階層和精英分子的參與感等等,這些要素都對我們有利,都比10年前要好得多,所以我們的信心也要大得多。中國今天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到了一個相對較高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整個國民財富的增長使得我們有足夠的力量關心農村、回報農村;整個體制也開始更有彈性,很多是禁區的領域開始松動,變革的空間更大,我們鄉建事業發揮的空間和彈性很更大;在知識精英中間,尤其是年輕的一代中間,關注農村、熱愛農村和回流農村的人正在大量增加,他們很有激情和動力,充滿奉獻的精神,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看到今天像曉芹、明善兄這些熟悉基層農村的干部、像在座的清華大學畢業的學建筑學的朋友,還有孟斯這樣一些很有干勁的年輕人,給我很大的鼓舞,我感覺到十幾年前尚沒有這個氣氛。

所以從總體而言,我感覺現在實際上是做鄉建工作的黃金時代,在大判斷上,我反而比較樂觀,越是在這樣的經濟下行、體制變革錯綜復雜的時候,其實給予鄉建的創造性空間反而更大,我們的前景也更光明。昨天我剛剛閱讀了昌平兄的一篇博文,他講到今天的農村實際上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最好時間,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我們探索、爭鳴的空間反而更大。所以我們要有信心,而且信心要特別大才行。

同時,中國現在處于一個什么階段呢?中國現在這個階段是一個社會兩極分化比較嚴重、社會的撕裂感比較明顯的一個階段。剛才張曉山教授講到了族群的分裂,目前,我國地區之間的二元結構,人群之間貧富差距的拉大、族群之間的差距等,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危險邊緣上。中國在七八年之前城鄉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3左右,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達到0.16左右,是世界上基尼系數最低的國家,但是現在成為一個社會不平衡感很強的國家,我們的基尼系數已經到0.5至0.6左右,對此學術界的判斷是一致的。所以,鄉建同仁們的工作為什么特別重要?是因為我們今天面臨的城鄉差距和社會撕裂已經空前得嚴重,我們要力挽狂瀾,整個國家都要為此進行深刻的變革。我們今天做的鄉建工作,有利于彌合社會的鴻溝,讓這個撕裂的社會重新愈合傷口,變成一個均衡的國家,變成一個幸福感更強的國家,變成一個人民獲得感更強的國家,最近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用了“獲得感”這個詞匯。

三、村社內置金融的內涵

接下來,我想回到昨天晚上講到的村社內置金融這個話題。村社內置金融這個內涵到底怎么來界定,這是一個涉及到鄉建院這么多年以來工作思路的非常核心的問題,我們必須回應昌平提出的這個概念。村社內置金融,實際上就是基于村莊和合作社的一種內生的、帶有合作性質的農村信用體系與鄉村治理體系。村社內置金融不僅要理解為一個金融體系,更要把它理解為一個鄉村治理體系。昨天我們一直在糾結,到底要不要叫金融?我倒覺得金融的功能是工具性的,因為達到一個金融目標可能有多種多樣的金融手段,其中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甚至民間金融,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們服務不同的人群,發揮不同的作用,當然其方式也千差萬別。但是今天鄉建院所倡導的村社內置金融,我認為志不在做金融,不是僅僅做一個銀行而已,志在干什么呢?志在重構中國的鄉村治理。我們如果把這個平臺放到這個高度上,則無論在政治層面,還是在知識界的認同層面,學術界的認同層面,都沒有一個人會不認同。我們不要把重點放在金融上,村社內置金融的核心和精髓是鄉村重建,內置金融的精髓與生命之源來自于對鄉村治理的重塑與改造,使原來潰敗的鄉村重新變得有活力、有組織化。

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之后,由于集體經濟的解體,導致鄉村治理逐漸衰敗以至于崩潰,這個歷史過程有其必然性,現在通過村莊內置金融體系,要讓鄉村治理重新煥發生機。還有一個深刻的作用,就是使得鄉村倫理逐漸復歸。80年代以來,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以來,鄉村倫理的衰敗,鄉村的禮崩樂壞,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最近一些年很多文章鋪天蓋地,都在講這個問題。為什么禮崩樂壞?主要是原來鄉村倫理所附著的這樣一個集體農村生活發生了巨大的深刻的變化,農村逐步成為一個原子化的鄉村,鄉村治理失效,鄉村倫理就逐漸衰敗。內置金融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鄉村倫理的回歸。你看梁漱溟先生他講中國鄉建理論,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倫理的復歸,恢復中國鄉村的倫理生活。中國傳統的鄉村為什么有生命力,持續幾千年都有這種生命力,其中的訣竅和秘密就是鄉村倫理的穩定性,倫理的生命力很強大,傳統鄉村通過各種手段,來造就以一種倫理的生活,可是我們現在這個鄉村,倫理生活幾乎是喪失掉了。所以我想,村社內置金融,實際上是鄉村倫理復活和回歸的一個重要載體。通過鄉賢文化的重塑,通過孝道文化的重塑,就把倫理重新恢復起來了,這個方面,在基層工作的同仁們一定會有深刻感觸。通過村社內置金融,鄉村重新變得溫暖,重新變得有凝聚力。

我們也要看到村社內置金融所具有的政治學意義。村社內置金融具有深刻的政治含義和政治功能,村社內置金融所衍生出來的一套內部協商機制、民主管理機制、鄉村治理機制,會重塑中國的村民自治體系,重塑中國的鄉村政治,使得鄉村由原來的一元化的政治體系,轉向多元共治的結果。

最近我一直在講鄉村治理的“多元共治”的概念,中國必將由原來一元化的鄉村治理轉向協商民主時代。因此我覺得村社內置金融所營造的這樣一個民主的機制,就是協商民主,協商民主比投票民主更優越。這個話題今天就不展開了,美國最近的投票選舉表明,投票民主有時是很荒謬的。我也考察過四川成都周圍幾個縣的村民議事會。村民議事會這樣一些基層的創新正好證明了協商民主的重要性,也證明了村社內置金融有可能具有這樣的民主功能,我想這是對于村社內置金融最深層次內涵的理解。

四、村社內置金融的三大功能

村社內置金融有什么功能呢?我想主要有三個功能:

第一是要素整合功能,通過村社內置金融,把政府、商業機構、農民、非政府組織、鄉建知識精英這些要素都整合起來了,使各種要素在這里集聚,充分發揮各自的作用,共同構建鄉村的共同體。

第二是要素回流功能。最近二、三十年城鄉差距拉大,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認為主要在于要素的單向流動,其中人力資本由農村單向地流到城市,金融資本也單向地從農村流到城市,兩個單向流動掏空了農村,導致城鄉差距拉大。當然這種流動在一定歷史階段也有積極效應,就是促進了中國的城市化和經濟發展。但是將來怎么辦呢?如何遏制這種單向的流動呢?就是要通過村社內置金融這種機制,誘使要素實現雙向流動。比如說像一些城市的人力資本,城市的金融資本,有可能通過這個機制回流到鄉村。所以我們在村社內置金融當中要設計一個機制,要鼓勵城市的這些要素,包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通過這個機制和平臺,重新回流到鄉村。在鄉建院的村社內置金融體制中,已經看到里面有一些這樣的機制設置,可以進一步把它規范化和系統化,讓兩大資本重新回流鄉村。

第三是要素“活化”功能。昨天晚上我在昌平院長的報告中聽到這個詞,覺得非常好,村社內置金融就是把農村這些原來不能流動的死的要素“活化”。剛才張曉山教授也講到農村集體資產的問題,現在農村集體資產虛化、固化、異化,我覺得將來是要“活化”,要強化,讓集體資產,讓農村土地,讓農村宅基地等等要素充分流動起來。

我認為將來中國農村的前景是很明朗的,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一個共識,什么共識呢?就是中國一定要從分散的小農的經濟走向一個組織化的大農經濟。當然這個過程,應該是順其自然的、符合歷史規律的、非意識形態化的、不是政府強制的一個過程。應該是由民間發起、內生出來的這么一種力量,讓這種變化具有建設性和持久性。盡管集體化的方向跟五六十年代一致,但是方法完全不同,不能是政治的強制的,而是自然的,這種新型的集體化,我認為將來是一個趨勢。

我們六十年走過的道路,無外乎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五六十年代我們是肯定集體化。可是到了1978年之后,集體化這三個字被妖魔化了,我們開始否定它,忘記了“雙層經營”,忘記了小平說的“兩個飛躍”,片面地強調小農的獨立性。到了現在,我們要“否定之否定”,就是要讓農村經營體制有一種新的超越,所謂“否定之否定”,就是盡管集體化和規模化的總體趨勢一致,可是手段已經與人民公社時期迥然不同了。鄉建的目標,村社內置金融的目標,也在于此,就是重塑組織化的鄉村。

五、萬物并育,和而不同:鄉建事業應有的心態

最后,我想講一點方法論和心態的問題。鄉建是一個極其艱巨的任務,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還真是要從心態上,從話語體系上,從跟外界的互動上,注意策略,注意姿態,注意方法。昨天溫鐵軍教授離開之前非常含蓄、但是又非常深刻地談到這一點,我們應該加以注意。我們做鄉建工作的這些同志,在話語體系方面,在跟社會的互動方面,尤其在跟知識界的互動上,在利用互聯網發聲方面,要盡量穩健,要盡量發我們的“正見”。什么叫發我們的“正見”呢?我覺得就是要樹立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構建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重建構而非解構,重樹立而非批判。你解構一百個人的思想,都不如建構一個自己的思想。要重樹立,重創造,而非批判,我們不必忙于批判別人,因為那個太浪費時間了。我特別期待,在座的在全國具有影響力的鄉建專家們,共同把鄉建的新理論貢獻出來,從金融、鄉村治理、合作組織、土地制度、社會結構等各個角度,把新理論它構建出來,這樣就可以回應七、八十年前梁先生他們搞的鄉建理論。我們現在能不能寫出來《中國鄉村建設新論》這種東西呢?恐怕不容易。因為我們忙著去創造、探索、挑戰,但我覺得我們還是要靜下心來,構建這個新的體系。

現在很多同仁在做鄉建,他們的角度不同,方法不同,理念不同,但是發心和宗旨都是一樣的,就是復興鄉村,實現農村的重建。大家的話語體系不太一樣,各自都在努力探索,彼此之間要和而不同,不要急于互相否定。古人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間萬物都在生長,互相不妨害,并行不悖。這個理念很重要,就是和而不同,彼此欣賞,彼此借鑒,彼此汲取,彼此扶持,彼此碰撞,彼此合力。中國農村太多元,農村問題極其復雜,任何人的理論和方法都基于自己在局部上的經驗和觀察,不可定于一尊,要有和而不同的心態,才能把鄉建這件事辦好。

[1] 本文根據作者2016年12月10日在中國鄉建院研討會上的發言錄音整理而成。

(作者: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副院長,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壹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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