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鄉美人”背后的故事
我有一個老友，也是合肥一中老三屆同學，叫劉海彬（注一）。五年前，他曾在他署名“南山牧夫”的新浪博客《山鄉紀事》中用詼諧和夸張的筆觸說了一個在我們當年插隊的安徽岳西縣白帽公社新建大隊石嶺生產隊（現在是白帽鄉橋梁村）遇到過一位“山鄉美人”的故事。那個漂亮的山村女孩是我們知青組老房東的外甥女，當年約16-17歲，面容姣好，身材窈窕，也確有一種“合肥城里姑娘們所沒有的清新山野般的美”（記不得這是合肥一中老三屆哪個男同學當年對她的形容語了）。我也確曾如《山鄉紀事》所言，僅據見過幾面的印象還特意畫過一幅此女背影的鉛筆素描畫（后來找不著了）。這幅畫當年好幾個老知青都看過，都說畫得好，很像，也很美。2012年10月，我重返岳西在回憶并與朋友和老鄉談及此女時還寫過一首七絕《風情》吟詠此事（詳見附件一）。但我的這篇回憶性文章卻不是寫這位“山鄉美人”，而是寫她的哥哥——一位岳西縣中回鄉知青的。
1968年秋，我們響應號召成為第一批下鄉知青到岳西深山里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們在石嶺村的老房東姓徐，當年五十來歲，模樣敦厚老實，樣樣農活都在行，成分富裕中農。因我們這個位于高山上的貧窮的小山村十一戶人家里只有他的成分最高，結果村里幾次根據公社和大隊革委會安排召開批判會時他都是唯一的被批斗對象。不過那種批斗也就是一種形式：隊長在傳達什么最高指示并說到什么階級斗爭新動向時，這位老房東就會主動走到從他家搬出來當批判會主席臺的方桌子邊站好，垂著手，低下頭，然后被幾位坐在高低不等的小凳子上抽著旱煙的村民程序式地七嘴八舌批斗或數落一番。那場面除了人物表情不是那么憤怒外，其它都與當年那些描述類似場景的宣傳畫很像。然后很快就散會了。他和他的堂客就一趟又一趟地將開會前從他家搬出來的那些桌子、凳子和茶壺茶碗等再逐一搬回他家里去（他家門前的場地在村子里最大）。然后，他進屋洗把臉，就扛著一把鋤頭慢騰騰地上山干活去了。好像什么也沒有發生似的。
老房東有一個兒子，叫xx，比我們小4-5歲，個子也小，所以我們知青一般不大理他。但他喜歡到我們住處轉悠，摸摸這，瞧瞧那的。小孩子嘛，我們也隨他去。前些年我回岳西兩次都爬上了高高的石嶺村到他家去看了看。那時他父親，也就是老房東早已去世。我們原來住的村祠堂也拆掉了，他家在原址上蓋了一座二層小樓，始終沒有裝修，空在那里。但每次他都準備了一些瓜子、花生和香煙等物件，請我們在老房子里喝茶，嘮嗑，敘敘舊。xx后來也上了縣中，高中畢業后回到白帽當上了鄉小學的民辦教師，教書育人。幾次接觸，看得出他在當地有一些聲望，挺受鄉村干部尊重的。2008年我們第一次回去時他就已經當上了爺爺，兒孫滿堂。可惜前年聽說他不幸去世了，是晚上在別人家喝醉了酒，回家走山路時摔死了。太令人遺憾了！我此文要說的這個回鄉知青就是這位xx的表哥。
這位表哥好像也姓徐，叫什么名字忘記了，是岳西縣中1966年高中應屆畢業生，跟我們一樣也是老三屆，都是到農村當農民，修地球。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是下鄉知青，而他則是回鄉知青。他家在白帽公社東邊的河圖公社（現在叫河圖鄉）。現在已記不清他家在河圖的哪一個村子了。我們只去過那個小村子一次，記得從我們的石嶺村山上往東走山路，過了一個山口，沿著一條通往河圖公社的二十來里長的山谷一直往下走，走上個把小時就到了一個長著好幾株高大的楓香樹的岔路口，拐進去一里多路就到那個小村子了（此文征求意見時，有現在岳西的曾也是回鄉知青的朋友說，文中描述的這個地方可能是河圖鄉的小鋪村的一個小村落。因不能肯定，還是暫不確定為好——作者注）。第一次見到他是1968年冬天，我們到石嶺村插隊兩個月后吧。那天下雨，天又冷，沒出工，也是在房東家（前幾天我們在房東家首次見到他妹妹，就是前述的那位讓我們知青驚為天人的“山鄉美人”），我們看到了xx的這位表哥——一位岳西縣中的回鄉知青。
這是一位瘦高個、相貌周正，也可以說英俊的年輕人。他看到我們后便主動到我們知青住的村小祠堂里來拜訪了。印象中的他那天穿著一件洗得有點發白、打著補丁的藏青色學生裝，上衣胸前口袋還插了一支鋼筆，就是臉色不大好，有點蒼白，談話時還時常輕咳幾聲。通過他的自我介紹，我們得知他跟我們一樣也是一位知青——回鄉知青，而且還是岳西縣中高三的，比我們大，跟我的哥嫂同歲，感覺上也比我們成熟些。可能覺得我們之間有點共同語言吧，于是我們就站在堂屋與小天井之間的門廊里跟他一見熟似地聊了起來。言談之中，此人談吐不凡，天文地理、歷史物產，幾乎無所不知，但在一些問題上總是出言謹慎，點到為止。當然大多點到的都是要害處。我們也能感覺到他是飽讀詩書之人，才學之多，遠高于我們，雖然心里也有點不大服氣。
后來不知是談到什么事（可能是我們抱怨自己的工分太低——當年只給我們每天出工記6分工，那年底結算，石嶺生產隊10分工值二角一分錢），他居然說：我們回鄉知青還好說，反正原來就是農村的。村里社員總得接納我們。可你們城里知青響應號召到我們山里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農民一般是不會歡迎你們的。農民不歡迎知青？這話稀罕，甚至顛覆了當時對知青下鄉一片叫好的普遍性認知，難得聽到。我們忙問為何？記得他是這樣說的：山里田少人多。田不會增加，糧食也很難增產，而你們卻一下子來了這么多人。以后可能還要結婚生子。社員分到手的糧食不就少了？他們怎么會歡迎你們？
當時我對他說的話很不以為然：勞動創造價值，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我們知青有手，有腳，力氣大，還有知識，怎會養活不了自己給農民添麻煩？何況我們下鄉時從縣區、公社、大隊到生產隊，哪里的干部和社員不都是很熱情地歡迎我們嗎？
可事后想想，他說得也對呀：我們所在的石嶺生產隊原來11戶71口人，70畝水田（都是窄窄的、一小塊一小塊的冷浸梯田加起來算的），平均每人約1畝田，每年一季稻，山上的冷浸田年成好時每畝最多可以產400-500斤稻谷，到秋天每口人約可分得450斤稻谷（旱糧，如黃豆和山芋等除外）。年成不好，每人能分到300斤稻谷就不錯了。還不包括災年和荒年。現在一下子來了我們這5個不諳世事的半大小子知青，就意味著明年就算是個好年景，石嶺生產隊的農民社員，包括我們5個知青在內，每人一年最多只能分到400斤出頭的稻谷了。而400斤稻谷最多可以舂出300斤糙米，怎么算也不夠一個人吃一年飯呀。對于農民來說，一下子少了一個多月的口糧，這就更不是一件小事了！這筆賬一算，就能知道這位縣中高材生確實說得不錯。都涉及到生存問題了，農民怎么會歡迎我們知青呢？除非我們明年就能幫助生產隊提高水稻產量，讓農民分得的稻谷一斤也不減少。但這可能嗎？
想到這里，我立刻就心虛了。因為在那之前我只在農忙時去合肥郊區農村學過農，水田的農活中也只干過最基本的割稻子和插秧，還干過踩木水車車水（可山里梯田沒這活），連水稻是怎么育秧的看都還沒看過哩。同組的其他知青他們掌握的農業知識和技能應該也與我差不多吧。于是，白天交談時心里莫名生起的那種“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讓生產隊農民增產增收的雄心壯志也就徹底消失殆盡了。
還有一件事也讓我開始認真看待農民是否歡迎知青的說法了。到了年底，生產隊年終結算時我們才知道，這幾個月來不管我們干什么活，干得多起勁，如挑土、打土坯、起豬圈、擔肥入田和挑山芋下山等力氣活等，哪一項干得也都不比其他壯勞力社員差——我的肩膀都磨破了幾層皮，晚上睡覺都疼——生產隊評工分時居然只給我們這幾個知青壯勞力每天記6分工！6分工是什么概念？按那年10分工價值0.21元人民幣算，也就一毛錢出頭吧。這點錢怎么能養活自己？不是要逼我們走嗎？看來這位縣中高材生說的是大實話，農民是真的不歡迎我們了？這件事后來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們干的農活質量不高，但當時給他這么一說，對我的思想沖擊顯然就很大了：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簡單呀。這也讓那時正在苦讀“干部必讀”書籍，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類書籍的我，不再輕視這位縣中高材生，反而對他產生了好感，甚至還有點佩服他了：這個人看問題很深刻，很有政治經濟學的頭腦呀！
后來一段時間，我們在房東家又見過這位徐表哥兩次。打聽和交談之下，得知他除了那位被我們稱之為“山鄉美人”的妹妹外，還有一個已經嫁人的姐姐。他妹妹只讀了初小就輟學在家務農了，人長得漂亮，說媒的也多，但因心氣高，還沒有對象。他自己在縣中學習成績特別好，是高中畢業班的學習尖子，家里成分也不高（估計最多也是中農），學校老師都對他沖出農門，考上北京、上海或合肥的大學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兩年前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廢除了高考，使之大學夢碎。這對他絕對是個打擊。因為那天他還用無奈的語氣說了這么一段話：我們上學時吃商品糧，戶口也在縣中，能考上大學我就能走出這片大山，改變我的命運。可是回鄉后，我什么都沒有了。你們在城里還有家，以后還會回城回家，而我呢？就是一個當農民的命，面朝黃土背朝天，這輩子也就是這樣了。他說這話時原本發亮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了下來了。
我們以后還能回城回家？我給他說得一楞。那時我自己的父母還都是被打倒的走資派，家里被抄了幾次，房子也被造反派占去了一半。我和妹妹還能回城回家？就是能回去，又能住到哪里呢？（那年春節從山里回家探親，我就是睡在地板上的）可盡管如此，我也對他產生了一點同病相憐的惻隱之心：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啊！
交談時我們還得知，我們合肥的下鄉知青頭一年可領到每月八塊錢購糧許可和補貼，而他們作為縣中回鄉知青居然一分錢補貼也沒有。這可是典型的分配不公和身份歧視呀！
可是當時，我們這個組的知青最高也只是68屆高中的，其他幾人都還只是老三屆的初中畢業生，不僅離考大學還遠得很，文革中造反心也都野掉了，還在乎什么考大學？加上我們都是老干部家庭出身，家境相對較好，平時也都不問家里的錢糧開支諸事。可以說，我們那時不僅對什么上大學，就是對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吃商品糧之類的概念都比較生疏，也不曉得關心，甚至一點也不知道當時國家還給了我們每個下鄉知青一筆一百多塊錢建房費的事（據說，我們的那筆建房錢在第三年我們調走后也就給公社和大隊挪用或分掉了），所以對他說的那種對回鄉知青的歧視給他的心靈造成怎樣的傷害和打擊也并不上心（注二）。相反，聽了他的話后我心里竟然還產生了一點慶幸和優越感：與回鄉知青相比，我們好歹還能有一年的補貼。可是我也不想一想，如果那些補貼給了回鄉知青而沒有給我們這些下鄉知青，我們又會怎么想？
1969年夏天也過去了。我突然發現有好長時間沒有看到徐家表哥來房東家走親戚了。他那個漂亮的妹妹也好像沒有來過了。我們問過房東，說是他生病了。問什么病？說是癆病，也就是得了肺結核。那時我們對肺結核這種病也不大懂，只覺得沒什么大不了的。我記得以前看過一本介紹“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諾爾曼.白求恩的書，書上說白求恩年輕時也得了肺結核，也沒有什么藥可治，就去一個叫什么名字的陽光燦爛的海灘曬太陽，后來也就痊愈了。我們插隊的地方是山區，只要向陽的地方陽光就多，紫外線也特強。我們自己也經常到石嶺村的山口躺在那里曬太陽，暖洋洋的，很舒服。所以并沒有把他得了癆病當回事，也不在乎自己會不會被傳染。那段時間也不知為何，心里偶爾也會惦念起這個年長于我們的英俊的縣中高材生，當然還有他那漂亮的妹妹。
那時，雖然與回鄉知青相比我們這些下鄉知青可能會產生一點廉價的優越感，但我們對自己的未來也很迷惘，不知以后會怎么樣？好在開竅晚，不諳世事，也好在每天還得出工干活，掙工分吃飯，沒時間想那么多。白天除了下雨，我們男知青都會出工，不是整田、插秧、薅草、擔肥、制茶、割稻和砍柴，就是挑公糧、挑茶葉，上公社、上縣城什么的；當地女人一般不下水田，但除了干些帶伢子、漿洗衣服、舂米做飯和喂豬養雞等家務活，也得干些旱地上的活，如摘棉花、挖紅苕、剝茶籽、切曬茯苓、整飭菜地和紡紗織布等。我妹妹就跟著村里的那些堂客干這些活（山里的姑娘叫女伢子，一般不出工，出工也不記工分），幾乎沒個歇息。當然我們也時不時找個借口曠它一天或幾天工，偷個懶，下山溜達到白帽、余河或河圖等合肥一中插隊知青比較集中公社的一些知青組去串門，交朋友，敘友情，也同時蹭口飯吃。下工后如有時間，我們或是到屋后山坡上去侍弄生產隊分給我們知青小組的二分菜地，或是跑到村子的山口那兒躺在草地上去發呆，或眺望遠處的群山和天上的飄云（前幾年，我填過一闋詞吟詠此事，詳見附件二）。
那時，我們幾個知青同學的歲數均在16-19歲之間，都處在發育成長期，山鄉勞動強度大，飯量也都特大。每月三十斤糙米哪里夠吃？為了填飽整天饑腸轆轆的肚子，我們經常在村里收集農民用來喂豬的紅苕（山芋）藤子和蘿卜櫻子，曬干的只要手掐得動也要。然后摘洗干凈，切碎碎的，與米混在一起煮菜爛飯吃。菜爛飯體量大，容易產生飽脹感。所以我們只要吃飽就行，也不怕農民譏笑我們吃豬食。可以說，菜爛飯是我們組的家常便飯。為此，那年我們還將那塊小菜地盡量打理得挺有成就感的，什么小白菜、辣椒、西紅柿、四季豆和茄子等蔬菜的長勢和收獲都不錯。以菜代飯，解決了我們不少日子餓肚子的問題。晚上，我們一般都是在屋里圍著一張大方桌點著煤油燈讀書或辯論。冬天很冷時，就在桌子下用土坯圍一個火塘，里面點燃一些我們平時燒鍋時自己在陶罐里悶制的木炭烤火。那時年輕，求知欲旺盛，什么書都看。下鄉時組里每個人都帶了不少書。再加上知青之間互相傳閱的書，那一年我讀了數十本注明“干部必讀”的各種哲學和經濟學書籍以及其他一些文學、歷史類書籍。其他幾位也是這樣。生活艱苦，倒也充實。
到了秋天，大約是9月份的一天，山上冷浸田里的水稻還在灌漿，村里的農活較少。我和其他三位知青跟隊里打了招呼，請個假，沿著那條大峽谷走山路去東邊的河圖公社，想到一些熟識些的知青組去玩，如運氣好，也可乘機蹭口飽飯吃。那時年輕，一天走幾十里山路絲毫不覺得累，加上也沒有汽車等交通工具，所以出門不管多遠都是步行。那天在去河圖的路上，我們沿著峽谷下坡走到一個小路口，看見好幾株高大的楓香樹矗立在那里，不知是誰提醒說，這好像就是xx表哥家那個村子的路口吧？一位歲數大點的知青同學說，對啊，上次是聽說那個“山鄉美人”和他哥哥的村子路口就長有幾株大楓香樹。我們都走到這里了，反正順路，不如拐進去看看，如何？因為好長時間沒有見到那位很談得來的縣中高材生和他那漂亮妹妹了，大家似乎都有點想念他。他的建議與大家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我們就離開大路，拐個彎，朝著那個陌生的山村走去了。
與岳西大多數位于山區的村子一樣，這個村子農戶居住得也很分散，田壩里見不到一個人，只見到遠處幾個山洼里零星露出的農家深灰色的瓦房屋頂，沒有炊煙，也沒有雞鳴狗叫，冷冷清清的。看到這個場景，不知為何，那天我突然間覺得這個村落的環境很熟悉，自己以前好像來過這里。想到這里，我頓時打了一個冷戰，有種緊張的感覺傳遍全身。當時我將這個感覺還說給同行的知青聽了。他們先是說我可能做夢了，然后打趣笑著說，你是想那個漂亮妹妹了吧？我嚴肅地說，不！這是真的。記得當時我還怕他們不相信，緊接著居然又說了這么一句話：前面拐過去應該還有一個木牌坊。他們看我是認真的，不像開玩笑，就沒再說什么，繼續往前走。但拐過一個小山坡后，果然看見小路的上方，也是那個村口，在兩棵大松樹之間高高地釘了一個長約三米、寬約五十公分的杉木板，上面寫著歡呼什么最高指示發表的紅色大字標語，風吹雨淋，已經色澤暗淡，筆劃不清了。不過從殘留的字跡上看寫的卻是規范而工整的排筆字體。這肯定是那個縣中高材生的墨跡了——我們當時可能都作如是想。因為在這個偏僻的小山村，能寫出這種現代藝術字體的人除了他，還會是誰呢？看到那個橫在那里就像牌坊的標語木牌，大家都怔住了。而我更是吃驚，難道我冥冥之中真的來過這里？回過神來后，同行的那幾位知青朋友就開始打趣我可能是遇到鬼了。而我也搞不清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只好搖頭嘆息。
進村后我們走過第一戶農家，門開著，也沒見到人，然后看見一個女人彎著腰、低著頭在旁邊的一個背靠一片陡崖用石板搭就的豬圈里清理豬糞。我們就上前喊聲“大嫂，你好！”想打聽這是不是xx生產隊以及徐xx的家在哪里？（現在寫文章時居然將人家姓名和村名都忘掉了，很不好意思）那女人聽到我們喊她便不慌不忙地直起腰抬起頭來。這時我們才發現，這個女人約莫三十歲，面容標致卻略顯疲憊，身材豐滿而長窕，身著藍色粗布斜襟衣服，圍著一個濺有泥水的粗布圍裙，手里拄著一把鐵鍬，頭發蓬松，臉上汗涔涔的，但依舊光彩照人。也是一個活脫脫的山鄉美人啊！
聽了我們的自我介紹和打聽的問題后，她嘆了口氣，眼圈也紅了，悲傷地說道：他是我弟弟。他死了，上個月才死的，……
他死了？原來她就是他姐姐？我們都被那個女人的話給驚到了。他幾個月前還到我們石嶺去玩的，怎么會死了呢？我們都懵了：才多少時間？好好的一個大活人，一位縣高中的高材生，一位滿腹經綸的大才子就死了？從那個女人斷斷續續的話語中我們得知，他弟弟自去年回鄉以后是得了癆病。他是獨子，父母親身體也不好，就有了一份強烈的責任感（她自己這次也是回娘家來幫忙的）。為了多掙錢維持家里生活，他弟弟從縣中回鄉沒多久就利用冬天農閑時間去十多里路以外的河圖公社糧站背麻包，一個麻包重二百斤，從倉庫背到公路邊的汽車上可以掙上幾分錢。一天總能掙個幾毛半塊或一斤肉錢的。后來他終于累得吐血，去衛生院檢查說是得了肺結核，需要打針吃藥，可家里沒錢治。他就看醫書，自己上山找草藥煎著吃，結果病越來越重，上個月終于不治，……
聽了他姐姐的這席話，我們幾個人都沉默了，心里除了傷感還有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覺。因為我們有不少知青也曾經為了幾毛錢到白帽區糧站去背麻包上公路。那距離還挺遠，至少一百米，背一大麻包足有兩百斤重的糧食也只有五分錢報酬（后來聽說漲到了一角錢）。我也背過一次，因太累，喘得像牛一樣，還不能換肩，差點把腰給閃了，干了那次就不再干了。沒想到那個比自己瘦弱得多的縣中高材生居然也去干這個重活，而且還干了一個冬天！
在我們的要求下，他姐姐帶我們走過一片梯田，拐到一個山坡后，指著青草萋萋之中的一堆新土說，那是他弟弟的墳。我們走上前，看見這是一座簡陋的新墳，土堆上鐵鍬拍打的痕跡清楚可見，在每鍬土塊之間的縫隙中已經長出了青青的小草。土墳沒有墓碑，但旁邊還留有一大簇鑲嵌混雜在泥土中的燒紙的灰燼。稍微辨認一下殘留的紙屑，我發現這些被燒的紙顯然不是山里面上墳時通常燒的草紙，而是很像書籍和課本的紙張。大概看出我們的疑問，那女人哀怨地說，他弟弟臨死前一再叮囑家人，將他在縣中讀書時留下的課本和筆記全都燒掉，一本不留！
多么決絕啊！
那天我們每個人都在那位縣中高材生，徐表哥，一個年僅二十二三歲就早夭的回鄉知青的墳前鞠了幾個躬，祭奠他，愿他安息。我內心里也似乎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這個社會不是平等的，而是充滿了歧視，尤其是對農民的歧視。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制度本身也并非像報紙上喊出的那些革命口號那樣漂亮動人。在那個狂熱的翻云覆雨的時代，在強大的不公平的制度面前，人是很渺小的，很難保護自己的權利，也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一位富有才華的回鄉知青在這塊貌似廣闊天地、實則閉塞貧瘠的土地上無聲無息地死了。我們作為知青，現在也被命運拋到了這里，而城里的家也支離破碎得快沒有了。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的未來又在哪里？我們又將怎么辦呢？那段時間迷惘的我不停地問自己這類問題，但始終沒有一個答案。好在那時我還有一個堅定的信念：我還年輕，才十幾歲。一輩子還長著哩。世界這么大，今后總會有變化有機會的吧？我可以讀書，可以等待，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盡量多思考些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看看能不能從中發現哪些東西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并在今后想方設法去改變它？當然，我們還得好好鍛煉身體。一個人，如沒有一個健康而強壯的體魄，今后什么事也是干不成的。文明之精神，野蠻之體魄，兩者不可或缺也！
也不知為何，那天上完墳后我們就告別走了，誰也沒有向他姐姐問起他們的妹妹，即那個“山鄉美人”在不在家？自那以后，我們沒有再去過那個村子，也沒有再見到他的妹妹——那位曾給我們很多老三屆知青留下過美好形象的“山鄉美人”。當然，她后來怎么樣了以及過得好不好等問題，我到今天也沒有搞清楚，而現在卻成了永恒的懸念。只是她的哥哥的故事早已定格在1969年的一個秋天里了。
這事迄今過去快五十年了，卻始終留存心里。現在覺得雖然有點平淡無奇，但我還是決定將其寫出來，因為這并非僅僅是一個有關那個年代的所謂“山鄉美人”的故事，而更是一個有關那個年代的回鄉知青是如何飽受歧視而又擺脫不了其悲慘命運的令人傷感的故事。
(完)
注一：劉海彬先生，詩詞大家，著有《東西南北集》、《西溪集》和《北窗集》等詩詞選，5年前曾以“南山牧夫”筆名作新浪博客《山鄉紀事》96集，仍未完待續；退休前曾任國家審計署駐上海特派辦特派員、黨組書記；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主席。
注二：同為知青，回鄉知青遭受的歧視還不止體現在購糧補貼和建房費等事項上。后來國家曾專門下文確認：下鄉知青在農村勞動和在大中專院校學習期間都計算工齡，而在同樣的情況下回鄉知青因家庭出身是農民在農村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和在大中專院校學習都不計算工齡。這樣一來，后來有幸與城市知青一樣進廠當工人或恢復高考后順利考入大學從而改變了自己和家人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命運的回鄉知青，即便安全退休后，因這一歧視性政策，所得的退休金也比我們這些插隊算工齡的城市知青約少20%或以上。
附件一：
七絕《風情》
曾聞美女出山鄉，亂世不才正渺茫。
苦悟人生何處去？風情難解亦難嘗。
注：2012年10月作于岳西。那年重返岳西與同行的知青及老鄉談及當年曾遇到過的“山鄉美女”的故事，有感之下而作。平水韻下平七陽。
附件二：
如夢令《山口》
常憶當年山口，
躺望天邊云走。
立命待何時？
今后僅憑雙手。
多久，多久？
暮靄漸遮林后。
注：在白帽鄉石嶺村插隊時，吾等知青常在收工后跑到視野開闊的山口去眺望山外的世界、天上的云，也試圖努力思考今后的人生。然而不幸的是，迷茫始終多于清醒。立命，典出《孟子?盡心上》，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就是說，用心思考的人，即知人之本性。而知人性者，即知天命。存其心，養其性，則可完成使命。一個人，無論其是短命還是長壽，只要他做到修身養性，以待天命，即可安身立命也。平水韻上聲二十五友。此詞作于2013年。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愛思想 2017-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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