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勞動力老化，是當今世界發達經濟體或多或少都已遭遇的難題。這一現象，在中國的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業已同樣發生。2009年，全國農村務農勞動力平均年齡達45歲。本課題組于2015~2016年間所做的抽樣調查顯示，在國有農場的務農勞動力當中，35歲以下的年輕人僅占13%；而在農場社區的非農勞動力當中，這一年齡區間的勞動者約占54%。可以說，非農產業的競爭，是導致農業勞動力老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國有農場的務農勞動力老化問題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在于，第一，作為起源于軍墾的國有企業，農場對開墾和耕種的國有農地，在現實中不但具有排他性的使用權，而且還部分地行使所有者的處置權。其務農勞動力的更新，既與國有工業企業相似，又與國有農地的分配制度相聯系。
第二，在計劃經濟時代，農場主要通過政府的強制性分配，獲得了人力資本水平不亞于非農行業的青壯勞動力，例如復轉軍人和城鎮知識青年，等等。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進程中，國有農場的生產組織改為“大農場套小農場”的方式，即以家庭農場經營的方式來組織。國有農場整體作為企業，承擔著為職工繳納大部分社會保險費特別是養老保險費的責任；作為農場社區，還承擔著為住戶提供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
為此，絕大多數地處欠發達和中等發達地區且以農為主的國有農場，主要靠收取地租籌集必要的財務資源。在養老保險繳費上漲幅度遠超農業增長的情況下，管理層多采取以下兩個辦法減支增收。其一，對于場內新增勞動人口及外來農民，盡可能避免給予職工身份。其二，實行“兩田制”。向職工平均分配“身份田”并免收地租，但由職工一力承擔企業和個人的養老和醫療保險繳費責任。余下的農地作為“經營田”（或稱“市場田”），根據面積、區位和肥力等級收取地租。經營田或是按照職工人數和持有農場社區戶籍的人數劃檔平分，或是采用競標機制向種田能手集中。基于此，國有農場的務農勞動力形成了三元結構：職工、持農場戶籍的非職工、無農場戶籍的非職工（多為來自貧困地區的農民）。
第三，因勞動者的戶籍和就業身份不同而形成的農場勞動力三元結構，可以說是計劃經濟下勞動用工制度的殘余表現，它在很大程度上復制了當前全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狀態。在土地租賃條件和租約安全、公共服務獲得和社會保障程度上，職工待遇相對優厚，持農場戶籍的非職工次之，外來農民則處于最為不利的地位。這種歧視性的制度環境，對務農勞動力更新和優化產生了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
首先，對優質年輕勞動力產生排斥效應。據我們的住戶調查結果，在35歲以下的務農勞動者當中，擁有職工身份的人還不到5%，余下的大多數只能獲得農場的次等就業條件。這一年齡組正屬于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后出生的一代，其父母的教育投資傾向和城市就業崗位的吸引，本就使他們不愿務農。農場內部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則進一步促使他們努力擺脫農業。他們當中，留在農場務農者多為高考或中考落榜生，具有高中及以上學歷的人僅占24.3%。而在同一年齡組的非農就業人員中，擁有此等學歷者占到67.3%。不僅如此，年輕務農群體的職業技術培訓和健康水平，也不如同齡的非農勞動力。
其次，大多數35歲以下務農勞動者面臨的不利就業條件，加劇了年輕夫婦對子女去往城市升學、就業和落戶的殷切期望和相應的投資行為。這就愈益使得農業生產崗位的就業吸引力相對下降，以至于未來誰將務農都成了問題。
針對國有農場面臨的特殊困境和農業發展進程中的普遍問題，繼續推進農場改革和農業現代化，才有望解決務農勞動力的優化及更新問題。僅就關鍵性的改革措施而言，其一在于破除職工與非職工之間的制度壁壘。當前兩類就業身份之間的差別主要表現為，職工享有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特別是養老保險，而非職工則不然。因此，消除二者之間的社保差別，即可作為減少制度性歧視的切入點。短期內可行的措施，是由社保部門認可，允許家庭農場經營者參照個體工商戶標準繳費，以便有效減輕其繳費負擔。籍此，就有可能將農場的兩類職工全部納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使他們獲得同等的社保待遇。在這一基礎上，逐漸把社會保障制度與農地分配制度分離開來，為所有務農勞動者創造平等發展的制度環境。
其二，通過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使他們有可能獲得與當地同等質量的非農就業者大體相當的收入。這一點，既取決于農場的人口和勞動力流動以及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又與逐步剝離農場的社會管理職能相聯系。舍此很難設想，國有農場的管理機構在分配農地時，僅選擇最有效率而且能夠保證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職業務農人作為租種者。
事實上，擴大土地經營規模與培養和吸引高質量的職業務農勞動力，是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因而可以說是帶有普遍性的農業發展戰略。在經濟市場化的條件下，農業一直遭遇非農產業的競爭；在經濟全球化的態勢下，農業還不得不面對國際競爭。因此，強化農業后備勞動力的職業教育和現有勞動力的繼續教育，提升務農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和社會地位，當為中國農業發展和國際競爭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進一步講，為了達到現代化農業所需的人力資本水平，有必要借鑒發達經濟體的經驗，建立中國的農業職業教育、資格考試、職業準入和繼續教育系統。這就既需要國家采用立法措施調整現行教育體系，又需調整現有的教育資源和支農資金結構，絕非單一職能部門采取行動便能成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勞動經濟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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