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7年中國社會學年會“城鄉社會發展研究”論壇在上海舉辦，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熊萬勝作為主辦方代表接受《決策》雜志專訪。他提出轉型時期的中國，正出現“城鄉社會”這一新的形態，并且將對基層治理帶來重要改變。
“兩棲狀態”
《決策》：2017年4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出臺的關于城鄉社區治理的綱領性文件，意義重大。您認為當前中國的城鄉治理處于什么樣的階段？
熊萬勝：近些年我們的團隊持續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地開展實地調研，發現非常多的人以兼具市民與農民的雙重印記生活，處于“兩棲模糊狀態”。
首先，交通網絡的四通八達、便捷快速，讓人們沒有必要切除與老家的聯系；
第二，信息化的快速發展，互聯網時代下，人們時刻與老家保持暢通的聯系；
第三，城市戶籍制度短期難以消除，這就意味著城市不會接納所有人，城鄉之間差距不可消除；
第四，中國集體土地所有制下，享有土地的農民即使外出求學、務工、定居，仍享有農村的保護。
這種“雙棲狀態”下，共有8億多中國戶籍農民在城鄉之間穿梭，改變著政府的治理模式。
以中部地區安徽省為例，鄉村發展的主要戰略是城鄉一體化和新農村建設，現在稱為美好鄉村建設。尤其是美好鄉村建設影響很大。
前些年的做法是“中心村戰略”。政府選取代表性的的中心村，通過輻射帶動，吸引周邊農民自動搬遷。這個想法很對，農村要發展，但不能撒胡椒，所以走“中心村戰略”。
可是這一戰略存在短板：如何準確知道中心村在哪？農民的路線圖能否人為規劃？鎮都已經在衰落，農民大多一步跨去縣城，中心村又該如何發展？
于是出現了公共圖書室沒人去，籃球沒人打，健身器材旁邊長草等現象……這時候，安徽省改變方向，一體化推進農村垃圾、污水、廁所專項整治“三大革命”，改善農村環境面貌、提升農民生活品質。
調研中發現，“三大革命”對農民來說更有意義，這是以尊重農民的意愿為前提，承認農村是外出人員的后方，而非全部生活意義的居所。留在農村的人和回到農村的人，都希望看到青山綠水，路路通車。
8億多流動的農民大軍眼中的農村，不是全部意義的家。類似“三大革命”的做法，就是將城市與農村整體看待，我們稱為“城鄉社會”。可能政府沒有“城鄉社會”這樣清晰的理念，但具體實踐的探索正驗證著這一形態的存在。
尊重“農民的鄉愁”
《決策》：具體該怎樣看待“城鄉社會”這一概念？將城市與農村當作一個整體來思考，會對基層治理帶來什么啟發？
熊萬勝：“城鄉社會”的形態，并不是簡單的等同說中國有鄉村有城市，鄉村不會消亡等這些概念。“城鄉社會”的出現，是伴隨時代發展、城市化進程而出現的。
我們知道，200多年前歐洲出現工業革命，工業集聚，職業聚集，使得工業化和城市化同步。而今天，我們可以在一個地方上班，在另外的地方居住，距離越來越大，于是城鎮化率落后工業化率。
以前將這視為一個問題，好像是不正常的，別的國家同步進行，為什么中國就滯后了？后來明白，這并非一定要同步，工業化走前面，城鎮化走后面，人們是可以來回穿梭。但這個“滯后”就意味著“城鄉社會”到來。
“農民工”的概念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們到底是城里人還是農村人？
以前總想破解這個問題，提出農民工市民化，用一套指標測量市民化，甚至還會計算出來市民化一個人財政需要多少錢，實際上政策的考量、理論的考慮與現實的差距很大，很多農民沒有如人所愿的市民化，他們不會放棄土地。其實這里是沒有必要二選一，可以在模糊狀態，因為城鄉之間互相融合的程度已經很高了。
《決策》：結合東中西部不同區域來看，我國目前鄉村治理的背后，呈現哪些不同特征？
熊萬勝：在發達地區或城郊地區，隨著“四化”的聯合推動，新型城鎮化戰略被廣泛采用。
鼓勵農民上樓，是需要經濟基礎，補償行為是以低價升值為前提的，往往與村莊拆并的做法一起。所以，新型城鎮化是發達地區實現農村發展的模式。
再往外走，城市群外圍，看到很多城鄉一體化的政策落實。微觀意義上看，是為了實現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服務保障的均衡化。具體到操作上，鄉村不能被消滅，不能大規模兼并，也無法大規模建立新型社區，于是在保有農村前提下，將公務服務、基礎設施、社會事業水平等給予提高，實現生活品質的提升。這是很多經濟發展中等地區解決三農問題的策略。
到經濟欠發達的地方，如我國一些中西部省份，適合開展的是新農村建設，或者美好鄉村建設。這些地方沒有能力實現城鄉均等化，但可以集中力量把某些點建設好。
這三種方式都體現了城鄉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打通的狀態。不能封閉地看待鄉村發展，也不能關起門來談城市進步。既不能以城市社區標準來衡量要求鄉村社區，這是一個錯誤的傾向；同時也不能孤立地談鄉村自我發展，這也是一個誤區。
政府在規劃層面既需要考慮農民的需求，也需要考慮市民需求。硬性布點沒有遵循自然發展規律，行政力量“善意”塑造的是“我們眼中的鄉愁”，并不是“農民的鄉愁”。
農村讓城市更美好，城市也在讓農村變得更美好。例如田園綜合體概念的提出，是按照城市的標準打造鄉村，實現既能為農民增收，又讓市民滿意的功能。
打通城鄉雙向共融
《決策》：城鄉之間的高度融合勢在必行，打通雙向通道極為必要。從政府治理者角度出發，為實現城鄉共融需要做哪些籌劃？
熊萬勝：“城鄉社會”現象的出現，是對城鄉治理思維的一個很大挑戰。
眼下城鄉之間的互通不夠，農民進城比較容易。2003年以前存在收容遣散條例，農民進城被視為盲流，后來逐漸提出廣泛城鎮化，現在是市民化，農民進城的大門越來越開，除了特大城市，農民進城后都能獲得相應的公共服務和權利保障。
反過來，市民回到農村，則遇到重重障礙。
城市戶籍保護市民，農村戶籍保護農民，眼下戶籍制度在改革，建立居住證制度，使農民進城更便捷。但農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開放是不夠的。比如宅基地使用權能不能買賣，意味著市民要想享受農村的青山綠水，并不能通過買房實現，這種購買是沒有房產證的。
我們的問題，往往是政府意愿主導，這種情況下的發展，城鄉社會很難得到充分發育。這背后就是人為制造，割裂地看待城鄉，一種“強力推動式融合”。我們要做的是探索出更加柔和的、人性化的發展。
《決策》：現實中城鄉打通已經在發生，這是歷史潮流。但在雙向打通過程中，存在哪些障礙？
熊萬勝：第一是宅基地使用權的問題，不能順暢入市；
第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權，這種入市資格，仍然很困難，背后涉及到城市利益問題；
第三，土地流轉的問題。各地政府都希望解決家庭經營制度與規模經營之間融合的問題。
前兩個問題，劍指農村集體所有制與市場化結合，后面一個問題體現的是家庭經營制度與規模經營制度的融合，這正是中國農村發展的核心問題，也是目前城鄉互通的主要障礙。(記者：范琦娟)
作者系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決策》雜志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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