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轉眼之間，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四十年。轉發十年前，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八年前發在《學習時報》的文章，原題目是《三十年前我們為什么選擇改革開放》。此文用雄辯的數據說明改革開放前左的思潮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諸多消極后果，論證了改革開放的必然性。認真讀讀這篇文章，對于如何認識現實生活各種矛盾的根源，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可能大有好處。
摘要：1978年時，要不要改革開放，關系到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富強，還是貧困沒落之大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為什么在三十年前依然決然地選擇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事業，將其堅持了三十年之久，并且還要繼續堅持下去的主要原因。
一個社會的變革，總是來自于生存面臨的危機，需要通過改革和開放，走出發展的困境。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重新回顧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們在經濟、技術、建設等方面的發展水平和境地，評價建國后三十年經濟建設方面的功與過，才有可能在30年后的今天理解當時必須改革開放的真正原因。
1949年建國以后，從經濟體制上看，對資源、產品和勞動力，甚至許多消費資料，我們采取了計劃分配的方式，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實行了國有和集體所有制；農村，在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之間，調動資源和分配利益的層次多次上下調整，留去自留地也多次變動。從對外經濟關系、科學技術等方面看，我們采取了關門發展的方式。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財產，甚至消費資料的制度上，我們實行，或者力圖實行高度公有的體制;資源配置方式上，我們試圖國家大一統來分配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對外經濟戰略上，我們走了一條進口替代和自我封閉循環的道路。這樣的體制和道路使我們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初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功了嗎?回答是否定的。
評價一國經濟社會發展如何，應當以一些國際上已經研究成熟，并且為統計和經濟學界通用的一系列指標，綜合地進行衡量。首先，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初，由于左的思潮干擾經濟建設，使我們的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國的位次上不斷后移，而且與許多國家發展的差距也越來越大。不論現在學術界怎樣批判發展的唯GDP論，但是，GDP總量和人均GDP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的最核心的指標，它代表著一國發展的生產力水平，而且是一個國家一切社會、政治、文化、國防等等事業的物質和財富基礎，沒有GDP持續和有效的增長，其他方面的發展便無從談起。從經濟總量和人均GDP水平看，1952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GDP的比例為5.2%，1978年下降為5.0%。人均GDP水平按當時官方高估的匯率計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國人均GDP排世界各國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從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國農村每個社員從集體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農村人均口糧比1957年減少4斤；1977年全國有1.4億人平均口糧在300斤以下，處于半饑餓狀態；1978年全國居民的糧食和食油消費量比1949年分別低18斤和0.2斤；當年全國有139萬個生產隊(占總數的29.5%)，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1]1978年全國有2.5億絕對貧困人口。當年，失業的城鎮青年2000萬人，實際城鎮失業率高達19%左右，居民食品消費占總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爾系數，城鄉分別高達56.66%和67.71%。1980年時，城鄉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費品，主要是縫紉機、自行車、手表、收音機，每百戶的擁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電視機的每百戶擁有率也僅為1.6%；家庭電話非常少，即使按當時的公用電話計算，每百戶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機還很少有，家庭轎車普及率幾乎為零。居住方面，1978年時，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僅為3.6平方米，農村居民每戶平均居住面積僅為8.1平方米。據世界權威的經濟增長學家麥迪森研究計算，1952年到1978年中國GDP的實際平均增長率只有4.7%。[2]整個國家和人民的發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數發展和生活指標排在世界國家和地區170位以外，處于聯合國有關部門和世界銀行等組織劃定的貧困線之下。
其次，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發展，其現代化，核心是從農業社會到城市社會的結構轉型。解放以后到改革開放初，中國人口城鄉結構轉型先是大起大落，后是幾乎停滯。中國城鄉人口的比例：1949年為10.6﹕89.4；1958—1960年大躍進，人口向城市轉移過多過快，1960年時城鄉人口比例為19.7﹕80.3；三年經濟困難，1962年時，人口又從城市向農村逆轉移，比例大幅度下降到了17.3：82.7，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的1978年，城鄉人口比例為17.9﹕82.1。1952-1978年，中國工業生產增長了16.5倍，城鎮人口比重僅上升了5.5個百分點，產業結構與城鄉結構之間嚴重扭曲。1980年時，世界城市化水平為42.2%，發達國家為70.2%，發展中國家為29.2%，而中國城市化水平僅為19.4%，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還要低近10個百分點。1950年時，韓國城市化水平為27%，1980年時，上升到48%，中國在城市化方面比韓國的差距拉大了20個百分點。從全國的人口城鄉結構看，改革開放初時，82%的人口為農民，發展水平基本上還處于傳統農業社會的狀態。
GDP和勞動力就業的產業結構，也是一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標志。從產業結構看，建國三十年中，農業生產總值下降緩慢，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產業轉移更加緩慢。1950年中國GDP的三次產業結構為29﹕29﹕42，1980年時為21.6﹕57.8﹕20.6。縱向相比，農業份額下降速度較慢，第三產業比例大幅度萎縮。橫向相比，1980年時，發展中國家的GDP結構平均為24﹕34﹕42，中國的工業化超前，第三產業的發展嚴重滯后。而從勞動力三次產業就業結構看，1950年為86﹕6﹕8，1962年為82﹕8﹕10，1980年為68﹕19﹕12；同期，韓國的勞動力就業結構從1960年的66﹕9﹕25，轉型到1980年的34﹕29﹕37；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就業結構從1960年的71﹕11﹕18轉型到1980年的56：16：28。從GDP和勞動力在農業和服務業上的分布看，我國除了工業化超前外，1980年的水平低于世界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仍然是一個落后和傳統的農業國家。
再次，建國后的30年，除了軍事工業技術某些方面有一些進展外，其他各方面的自主的科學技術進步步伐緩慢，與世界發達國家，包括一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落后于發達國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韓國、巴西等發展中國家20年左右。
導致我國建國以來科學技術進步緩慢的主要原因是：1、正規的知識教育受到沖擊。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等高等教育搞革命，中高等教育的考試被廢除，一般的知識課程設置被打亂，中高等基礎和專業知識被大量刪減和簡單化，耽誤了一代人知識的教育的培養，科學技術人才匱乏。2、科技人員沒有應有的社會地位，并受到歧視。知識分子排為臭老九，有專業知識的人往往被指責走白專道路；許多留洋回國的知識分子，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壓制;特別是1966年后大規模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城市中的知識分子走五七道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荒蕪了一代人的學業，耽誤了一代人的事業。3、當時的環境中很難學習國外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學習國外前沿的科學知識，包括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很容易被認為是搞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因為要通過外語才能看到國外科學技術方面的文獻，當時的環境中會當成里通外國，被認為是敵特分子。實事求是地講，建國后的30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科學技術進步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是不堪回首的。
因此，建國后三十年的科學技術進步，有這樣一些特點：1、國防先行，民用落后。上世紀60年代以來，我國在原子彈、氫彈和發射衛星等方面取得了進展，這對于奠定我們當時的國際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民用制造業、農業等領域，新技術新工藝的進展很慢，特別是東北一些老工業基地，有些工廠使用的還是日偽時留下的技術十分落后的機器設備。2、研究立項可能不少，能產業化應用的不多。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對科技人員發明創造沒有激勵政策，院所和大學的科學研究與生產實際相脫節，一些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不能應用于實際，不能大規模產業化，不能變成現實的生產力。3、雖然對外交流方面比較封閉，但還是進行了三次技術設備的引進，對我國工業體系的技術進步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次技術設備引進是1952-1959年。我們從愿意為新中國提供幫助的原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引進技術設備，集中在冶金、動力、石油化工、礦山、機械、電子、汽車、拖拉機、飛機和軍工等重工業部門。第二次技術引進是1963—1966年。這次引進是在我國與原蘇聯關系非常緊張，國家經濟還很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國開始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主要引進補缺門的關鍵性生產技術，引進規模小，但影響大，引進重點開始由重工業轉向解決“吃、穿、用”的工業項目上，而且引進了一些中小型項目用于企業的技術改造。第三次技術設備引進是1973—1977年，這次引進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背景是建國二十多年來，國民經濟中的許多問題暴露出來，有從國外引進有關先進技術設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引進國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第三次技術設備引進的特點是：解決人民吃飯穿衣問題的項目占首位;引進規模是前幾次中最大的;所引進的技術裝置，具有大機組、大系統、高速、高效、自動控制、熱能綜合利用程度高等特點。[3]在20世紀國外新一輪的電子信息、航空航天、化學合成、核能利用、激光、新材料、生物工程等科學技術步中，1978年時，除了較少的項目，中國在各個方面都處于空白。雖然建國后，我們也有一些重大的科學技術進步成果，但是與世界科學技術在戰后的突飛猛進相比，我國科學技術水平仍然處于非常落后的狀態。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各發達國家科學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從20世紀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根據專家們的計算，我國科學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52—1957年為27.78，1957—1965年只為8.24%，1965—1976年間更是僅為4.12%。[4]因此，與世界科學技術進展相比，建國后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科學技術進步非常緩慢，對國民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十分有限。
第四，交通和工業體系的建設和規模，反映一國的綜合實力。20世紀70年代末，雖然我國工業體系中的重工業有一定的發展，但是，輕工業、交通、城市等等的建設與世界上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相比，還十分落后；即使重工業，在技術工藝方面，差距依然較大。交通通信體系落后于印度。1980年時，建成通車鐵路里程55321公里，平均時速只有40公里左右；公路通車里程88.8萬公里，其中硬化路面公路里程為66.1萬公里，沒有一條高速公路；人均鐵路和公路里程為0.5公尺和8公尺，鐵路、公路、水運和管道等運輸線路密度為1229公里/萬平方公里。1980年印度鐵路里程為6.13萬公里，公路163萬公里，人均鐵路和人均公路里程0.9公尺和23公尺，分別是中國的近1倍和4倍，鐵路、公路、水運和管道等運輸線路密度為5715公里/萬平方公里，是中國的4.65倍。
通訊方面，1980年中國每百人擁有的固定電話只有0.19部，印度則為0.43部，是中國的1倍多。
工業體系方面，建國后縱向比較，有長足的發展。整體上看，到1980年，全國工業總產值4703億元，比1949年增長46.3倍，工業收入在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80年的45.8%；從1949年到1980年，主要工業品產量在世界的排位，鋼由第26位上升到第5位，煤炭從第9位上升到第3位，發電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6位;化纖和電視機，1949年我國根本沒有產量，1980年這兩項在世界上的位次是第5位。但是，由于人口眾多，人均工業品產量在世界各國比較看水平還是很低。如1980年時，與世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巴西人均鋼鐵產量121公斤，人均發電量1880度，印度人均煤炭產量為168公斤，墨西哥人均原油產量1369公斤;而中國人均鋼鐵產量為36.7公斤，發電量297度，煤炭66公斤，原油105公斤，仍然低于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
20世紀50年代，通過第一次技術設備引進，我國的機械工業在短期內，就建設起了一批重型機械、礦山機械、發電設備、化工機械、煉油、采油設備，機床、汽車、拖拉機、飛機、坦克、船舶以及軸承、風動工具、電器、電纜、絕緣材料等制造工廠；60年代，在第一次引進的基礎上，填平補齊，引進了一批新的技術設備，使我國的制造水平進一步提高，制造出發展原子彈、導彈和新型飛機所需要的新材料、新儀器和新設備，經過70年代的引進建設，我國基本上建立了一個比較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如經過幾次引進，我國建立起了石油化工、無線電、汽車、拖拉機、飛機、軍工、化纖、電子計算機和彩色電視機等新興工業部門。[5]但是，從技術層次、裝備狀況、產業結構、生產規模，以及所處時段看，當時我國工業發展的整體水平，與世界各發達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進程比較，實事求是地講，總體上也只是在處在工業化的初級階段。
建國后，如果黨的中心工作集中在經濟建設上，如果沒有頻繁的政治運動對科學技術的沖擊，如果體制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如果國民經濟象東亞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象改革開放后每年以9.5%的速度增長，[6]到1978年時，按1950年不變價格，我國經濟總量將會達到7367億元人民幣，比當年實際的3645億要多出3722億元，人民幣人均GDP將達到450美元左右，在世界各國中中國的發展程度就會排在下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中。如果在1978年7367億人民幣的規模上，即使改革開放以來每年以7.5%的速度再增長29年，2007年我國GDP總量,就會為401267億元，人均GDP為30369元人民幣,高于實際的人均18845元人民幣。東亞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幣值，在戰后高速增長的幾十年中，由于經濟對外依存度上升、商品價格差別縮小，以及生產力水平提高，即使扣除亞洲金融風暴時各國的貨幣貶值因素，相對美元也普遍升值了100%到200%不等。我們取中值按照150%的升值率衡量，如果沒有建國后左的思潮對經濟發展的干擾，2007年我們的人均GDP將達到11000美元，在2000年時，已經完成第一次現代化進程，現在已經進入了世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行列。計算到這里，我們不能不為建國后三十年中，工作中心選擇方面的重大失誤，感到深深的痛心和惋惜。
總之，建國后到1978年的30年中，中國共產黨人有著將中國建設成為世界現代化強國的強烈愿望，并為此進行了艱苦的努力和探索。但是，由于革命勝利后，黨沒有從一個工作中心為階級斗爭的革命黨轉變為一個工作中心為搞經濟建設的執政黨，對怎樣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并不熟悉，榜樣上學習了蘇聯模式，而且在資源配置方式上實行了計劃經濟，生產資料所有上采取了一大二公的國有制、城鎮集體所有制和農村人民公社社隊體制，對外關系上走了自我封閉的道路，發展上傾斜于國防工業和重工業。其結果是：勞動生產效率較低，科技人員和企業沒有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動力來源，技術進步緩慢，投資建設浪費較大，三次產業結構和二次產業內部結構失調，二元結構轉型進程停滯，與整個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越來越大。可以這樣評價：建國后的三十年里，在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競爭中，我們走了彎路，延誤了時機，可以說，成績為三，問題為七。
回首當年，如果沒有三十年以來的發展道路的調整，沒有對三十年來對一大二公和計劃經濟的低效率體制的改革，如果不對外開放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知識及經驗，我們今天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毫無疑問，仍然會處在世界最貧窮國家的行列。1978年時，要不要改革開放，關系到占世界1/5人口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富強，還是貧困沒落之大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為什么在三十年前依然決然地選擇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事業，將其堅持了三十年之久，并且還要繼續堅持下去的主要原因。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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