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基本特征是：從一個曾經是高度集中、相對同質性的社會結構體系逐漸分化為資源、地位、機會和利益相對分散、相對獨立的結構體系；社會結構分化最重要的表現是整個社會正在逐漸分化為一個階級階層化的社會，或者說是從過去國家建構的簡單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框架或“身份等級”社會轉變為復雜的階級階層社會；在這個過程中，階級階層代際之間的相對流動率經歷了一個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波動過程。結構的分化和相對流動率的波動反映了中國社會轉型的復雜過程。
關鍵詞 社會階層；社會分層；改革開放；階層分化；階層固化
一、引言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遷。在結束了從低收入國家邁進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并開始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新的歷史時期，回顧中國社會經歷過的變遷過程，探討新時期所面臨的新問題與新挑戰，對于實現中國兩個100年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在一定的意義上，中國社會40年的變遷，其核心可以看做是現代化和體制變革雙重轉型的過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中國社會經歷了從計劃到市場、從集中到分散、從一元到多元、從固定到流動和從封閉到開放的變革。40年來，學界從各個方面分析了這一變革過程，例如經濟增長、利益分化、人口流動、社區建設、收入差距等，其中，社會結構的變革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變革之一。社會結構是最具社會學特色、也是社會學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社會學看來，社會結構可以界定為不同社會群體或集團之間相對穩定的關系模式。這種關系模式是決定社會成員行為和態度的基本因素。因此，與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系統一樣，社會結構特征是社會最基本的特征，社會結構變遷是社會變遷的最重要領域。
社會結構也可以從多種維度進行分析，例如，基于區域、功能、組織等形成的社會群體或集團之間的關系結構。在諸種分析維度中，階級階層維度的地位最為特別o：階級階層結構是社會結構的核心部分，社會結構變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階級階層結構的變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很長的時期內人們認為，階級階層地位是最基本的社會地位，階級階層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階級階層關系是最主要的社會關系，階級階層矛盾是最重要的社會矛盾。階級階層結構是社會關系、社會利益、社會激勵、社會資源與機會分配、社會矛盾與沖突最重要的結構基礎之一。因此，從社會學的視角看，階級階層結構的轉型是整個社會轉型的核心過程之一，也正因為如此，在階級階層問題上一直存在尖銳、激烈的爭論[1]（P397-410）。本文將從階級階層結構變遷出發闡釋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并以此透視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的轉型，討論新時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社會結構轉型的分析可以從分化和流動兩個基本維度上展開。分化是對社會結構狀況的分析，關注的是各個構成部分之間相對獨立的狀況；流動是通過對社會成員在不同地位之間流動的分析，來反映社會結構的開放性或社會的機會結構狀況。在變遷或轉型的語境下，二者都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本文將在下面分別討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社會結構分化、理論認識、流動的變化狀況和趨勢。
二、社會結構的分化
社會結構分化是指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結構性要素產生新差異的過程，包括社會異質性增加和社會不平等拉大兩種基本形式[2]（P47-62）。分化的概念不僅僅是對社會結構狀況的靜態描述，究其本意，它是對社會結構變遷的動態描述。社會學家曾經用結構分化的概念來解釋世界上不同國家或社會在現代化發展中的差異，認為相對較高程度的分化是一個社會邁向現代化的結構條件。中國社會學家早在1990年代大規模市場化改革剛開始時，就已使用社會分化的概念來揭示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基本特征?？梢赃@樣說，在很多社會學家看來，如果從社會學的視角用一個概念概括40年來中國社會的轉型的話，可以將其看做是一個社會結構分化的過程。要理解這個判斷，需要首先對中國傳統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體系有所了解。
（一）傳統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體系
正如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一樣，學界對傳統社會主義，包括中國的傳統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體系，始終存在不同的看法或理論解釋，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種視角。
一是更多帶有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的理論模式。例如，關于人民和人民的敵人的區分，兩個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一個階層（知識分子階層）的圖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復辟與反復辟的階級斗爭，以黨內資產階級為對象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等，都屬于此類。
二是在國際學術領域中學者們關注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在消滅了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之后，社會中是否還存在階級。基本的結論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存在經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但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由革命轉向現代化建設之后，社會會出現某種程度的階級化過程[3]（P355-374）[4]（P97-122）。
而在中國學者看來，除了上述階級化和精英—原子化兩種理論模式之外，還存在另外一種圖式，即中國社會是一個基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形成的“身份等級”社會，戶籍、所有制、工作崗位管理和單位體制等次級制度，建構了中國社會中相應的身份等級結構[5]（P71-88）[6][7]（P23-32）。
無論是哪一種觀點，都基于一個共同的知識內核，即：這是一個與基本經濟和政治制度相適應的高度集中、相對同質性的等級結構體系。也就是說，首先，這一結構體系并非是完全平等的或同質的，依然存在階級階層差別或身份等級差別。其次，這種差別是相對的，它們都來源于一個共同的基礎，就是高度集中的國家再分配體制，是以國家再分配體制為基礎形成的結構體系；不同社會群體或集團所占有的社會資源和機會，是國家自上而下決定性或命令性分配的結果，即國家決定，國家分配，國家協調[8]（P63-87）。再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個結構體系是相對同質性的，用一個政治的概念來表達的話，就是說都是屬于“人民”的范疇，除了人民的敵人。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在這樣的結構體系中，結果的高度平等（例如收入）和穩定的機會不平等（例如戶籍）同時存在，它們都是國家集中再分配的結果。
（二）社會結構分化—階級階層分化
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相對于傳統社會主義社會來說，最基本的變革是從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開始的。在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分配領域，市場機制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乃至于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被定義為起決定作用的協調機制。市場機制的引入和發展，逐漸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分配的機制和結果，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結構的重組，包括國家和市場、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一個曾經是高度集中、相對同質性的社會結構體系逐漸向資源、地位、機會和利益相對分散、相對獨立的結構體系轉變。這一過程被稱為社會結構分化的過程。高度集中、高度同質化的社會結構在市場化的過程中走向日益分化的過程，是改革開放40年來社會結構變革的核心。
但是，社會結構分化仍然是一個相對抽象的結論。如前所述，社會結構分化可以從不同的視角進行分析，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一般來說，有三種社會結構分化的形式具有代表性，受到人們的關注。
一種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結構分化，是中國社會從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轉變為收入（財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會。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表明，如果用基尼系數來衡量，中國的基尼系數常年在高位運行o。收入（貧富）差距過大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最重要變化：從一個相對最為平等的社會轉變為收入（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會，因而成為中國社會當前和新時期面臨的最嚴峻挑戰。關于這方面的資料和討論已經非常多了，這里不再贅述。這是一種帶有濃厚經濟學色彩的視角。
第二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強調利益群體和利益關系。在這種觀點看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是原有的利益關系和利益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即從國家集中再分配資源和利益的結構轉變為多元化的結構成分和市場化的分配機制，由此，中國以各種利益群體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日益碎片化、既得利益化且日益普遍化；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日益市場化。例如，社會在高考制度改革上表現出來的分歧和既得利益普遍化；企業中的雇主和雇員之間的關系等。因此，如何調整上述日益分化、矛盾的利益訴求，整合日益多元化的利益群體或集團，成為中國社會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這是一種更多帶有政治學色彩的視角。
一部分研究者，包括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盡管都涉及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但是，都沒有觸及更深層次的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化。在他們看來，社會結構分化最重要的表現，是過去高度集中、相對同質性的社會正在逐漸分化為一個階級階層社會，或者說是從過去國家建構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框架或身份等級社會轉變為復雜的階級階層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收入差距固然重要，但收入差距并不構成直接的社會沖突；利益矛盾固然重要，但大量利益矛盾的基礎是碎片化、價值化甚至個體化的，因而極為不穩定。在紛繁復雜的分化過程中，其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最穩定的分化，是社會的階級階層化，即以階級階層的形式構成的新的權力主體，因而意味著社會權力結構的分化，意味著以階級階層和社會權力為基礎的新的利益結構的形成。
不同于基于量化的社會經濟指標和泛化的利益概念，更不是基于政治意識形態化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模式，復雜的階級階層分化是基于社會成員在社會關系上的利益矛盾與沖突而形成的，因此是更深刻、更穩定、更具矛盾與沖突性的利益矛盾與沖突。說中國社會的結構變革正在經歷一個階級階層分化的過程，就是指一個這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階級階層的利益差別日益彰顯，階級階層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日益尖銳[9]（P23-42）[10]（P58-64）[11]（P13-36）。
對于階級階層分化的形式，不同學者嘗試在階級階層分析的范式下，依據不同的理論邏輯，建構起不同的分化圖式。主要是如下三種。
第一，現代化理論和邏輯。其核心觀點是：隨著中國社會向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轉變，現代化和技術的發展導致職業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過去的政治地位、“身份”地位等，成為社會地位的核心和資源與機會分配的基礎。職業地位所擁有的不同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和經濟資源，決定了職業地位的高低，導致中國社會形成了基于職業地位的階層結構，即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管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12]（P8-23）。
在理論上，職業階層不僅可以借助現代化和勞動分工的邏輯進行解釋，而且還可以從社會關系視角給予解釋，即職業群體是在勞動力市場的權力和利益斗爭中對外封閉和排斥、對內同質化的社會性群體，在后工業化社會中構成了階級階層的真正基礎[13]（P1187-1234）。
第二，制度主義邏輯。其核心觀點是：階層的形成嵌入于社會的制度體系之中。不同的研究者強調不同的制度體系，有研究者特別強調產權制度以及國家權力，認為現在中國社會中存在兩種基本產權（國有產權和私人產權）和相應的三種權力（國家公共權力，國有產權控制權力，私人產權或市場控制權力），結合其他因素，導致中國社會形成如下階層結構：有技術的權力精英，無技術的權力精英，國有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和經理，高級專業技術人員，低級專業技術人員，職員辦事人員，自雇傭者，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14]（P1-25）。與強調產權制度和國家權力不同，有學者強調，當代中國社會中對于資源和機會分配影響最大的是戶籍制度、干部身份制度、所有制制度和單位體制；基于這四種制度形成了如下階層：國家干部，國企工人，私營企業主，新中間階級（即白領），非技術工人，自雇傭者，集體單位干部，集體企業工人，農村干部，農民[15]（P1-40）。
第三，權力邏輯。其核心觀點是：社會階層的分化基于權力的形式和權威結構；依據權力和權威的形式和類型，當代中國社會形成了（權力）優勢階層，管理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工人階層，農民階層，自雇傭者階層。在權力邏輯視角看來，傳統社會主義社會逐漸出現了依據權力分化邏輯而呈現的階層化過程，體制改革和市場化的引入致使這種分化有了新的動力機制和結構特征[3]（P355-374）。
不同的觀點還將持續下去，爭論也還將繼續，但階級階層的形式及分化已經無可否認且越來越顯著。
眾所周知，自1978年開始的當代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其標志性符號即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曾經在改革開放后相當一個時期內，階級階層分析作為一種概念工具在學術界幾乎銷聲匿跡，社會經濟因素的層級差別（收入、財富、教育、職業聲望等）和利益群體成為最受關注的社會分化形式。但是，在中國社會的轉型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中國面對社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開始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挑戰，社會矛盾與沖突日益加劇，重返階級分析的呼聲開始興起并日益高漲，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導致了研究范式的轉變[9]（P23-42）[11]（P13-36）[16]。階級階層的分析范式認為，中國朝向市場化的改革，使得人們在社會關系性質上的差別，例如雇主和雇員之間的差別，在決定人們的行為和態度方面更為重要；在當代社會中，階級階層成為分析人和社會、特別是分析結構性社會矛盾與沖突、結構性社會不平等的更好的概念工具，但這種范式的轉變背后是一個更為復雜的過程。
三、從經典階級分析到現代階級分析
如果回過頭來看階級階層分析的興起，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社會結構變革對理論發展的影響。1992年，中國開始了自上而下大規模的市場化進程，市場經濟和市場機制迅速擴散到社會的各個領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至20世紀末、21世紀初，這種變化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最早對這種變革做出反應的，是江澤民同志在2000年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該思想從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如何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出發，提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2002年，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黨和國家第一次正式提出“新社會階層”的概念。該報告指出，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國社會產生出了6個新的社會階層。無獨有偶，學術界最早的階級階層范式轉換也是發生在這個時期，比如《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析報告》于2002年出版，一系列論文隨后發表[9]（P23-42）[10]（P58-64）[11]（P13-36）[17]（P26-51）[18]（P2-17）[19]（P7-14）。階級階層分化和階級階層分析正式重新進入人們的分析視野。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化過程不僅是一個客觀的現實過程，不僅是階級階層分析范式的復歸，或者如某些學者所提倡的“重返階級分析”，而且是伴隨著巨大甚至激烈的理論爭論和階級分析范式的創新過程。
毋庸諱言，階級階層概念在今天仍然是一個充滿爭議且有些敏感的概念。這種敏感性和爭議性來自以下方面：一是40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就是以徹底拋棄曾經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和無限擴大的階級斗爭為標志的。這一政治路線和在它指導下的“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災難。重返階級分析存在著巨大的社會阻力。二是由于各種原因，大多情況下中國社會所熟悉和習慣使用的階級概念和階級理論均來自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經典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在階級結構上強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呈現為兩極對立的二分結構，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20]；在階級關系上它強調這種階級關系是和剝削、壓迫、革命等概念聯系在一起的，階級之間的利益對抗是“零和博弈”式的關系。
經典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影響了幾十億人口和幾十個國家的歷史命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是這一理論的最大成果。但是，經典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在巨大的社會變遷面前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的“管理革命”和“技術革命”，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逐漸成長起一個既不同于傳統工人階級、又不屬于資產階級的所謂“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出現和發展使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分階級理論受到挑戰。而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不僅是經典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偉大實踐，同時也向經典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提出了新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從而消滅了“經典”的資產階級后，這個社會是否還存在階級？特別是，是否還存在（經典）資產階級那樣的敵對階級？如何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和過程？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留下了一系列的問題，例如，如果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還存在的話，階級的基礎是什么？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講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否還是階級形成的基礎？政治選擇和意識形態是否能夠成為新的階級形成的基礎？與生產資料占有相比，二者能夠相互替代嗎？轉型社會使得這一理論滯后現象更為突出。當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和機會分配中逐漸起到決定性作用后，當整個社會結構伴隨著市場化過程日益走向分化時，仍然堅持用敵對階級理論解釋轉型社會的階級階層分化就顯得捉襟見肘。
當理論遭遇現實的挑戰時，理論必定會進行創新，新的概念和理論將被創立以解釋新的社會現象。實際上從20 世紀60 年代開始，無論是在馬克思主義的體系內，還是在西方社會學理論體系內，都對新的挑戰作出了回應，這就是現代階級理論。新馬克思主義和新韋伯主義是它的主要形式[21] [22]。
現代階級理論的核心之一，是面對社會的復雜化（包括西方社會的復雜化，包括傳統社會主義所帶來的制度變遷），力圖在經典理論概念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在這個過程中，盡管馬克思主義傳統和非馬克思主義傳統之間及內部均存在本質的區別，但在發展新的階級分析范式上表現出了共同之處：第一，階級基礎或階級形成的資源因管理革命和技術革命而多元化——組織權力、技能資本、文化符號等，與資產的占有一樣，都構成了重大的社會區別的基礎，從而構成了階級形成的基礎（階級資源多元化）；第二，在此基礎上，社會關系、雇傭關系，特別是階級關系因階級資源的多元化而復雜化；第三，階級形式的多樣化，即在這些關系和資源基礎上形成的階級其形式也是多樣化的；第四，階級關系和階級形式的多樣性導致階級行動的多樣性，即“非暴力”斗爭、選舉、談判、妥協等都是階級的行動形式；第五，階級影響的多樣性，即革命—社會矛盾與沖突—生活機會的分配等都是階級的效應。
由此，現代社會的“階級”得到了新的再定義：和傳統相聯系的是，階級仍然是基于社會關系的不平等或對立而形成的利益群體，也就是說，階級不是基于占有資源多少（例如社會經濟地位、收入、聲望等），也不是基于以價值觀、意識形態（例如消費觀念、生活方式、價值目標等）為基礎的利益集團；與社會復雜化變化相聯系的是，這些利益群體是占有某種資源或資本（例如資產、組織、技能或知識），因而具有某種權力的社會群體或社會集團。因此，階級是通過以封閉與排斥、合作與競爭、剝削與支配、對抗與沖突等多種形式追求社會資源和生活機會的占有及以相應社會權力為目標的利益群體。階級更體現為分析復雜社會中基于相互作用關系而形成的階級結構的概念。
應該說，前述所有超越敵對階級理論去解釋轉型中國階級階層結構分化的理論，在實質上都屬于這種現代階級階層理論的范式。而敵對階級理論和現代階級階層理論的根本差別在于：敵對階級理論認為生產資料占有關系形成了階級，因為生產資料占有關系是敵對性的，因而階級就是敵對性的；現代階級理論認為，階級資源、階級形成、階級效應是復雜多樣的，因而階級關系也是復雜多樣的，不僅僅是敵對的關系，所以，現代階級概念可以用來分析更復雜的階級結構。這二者之間的差別是很多人沒有認識到、沒有理解透的，這也是當前理論和認識混亂的重要原因。但是，除非人們根本性地放棄階級階層分析的視角，否則就無法忽視現代階級階層理論所提供的概念工具。
因此，階級概念的復興絕不僅僅是因為轉型社會中仍然存在敵對階級，更重要的是，轉型社會的結構分化呼喚現代階級階層理論。在某種意義上，突破了敵對階級概念的階級階層分化在中國社會中早已發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化，早已突破了敵對階級理論的范疇，新的社會階層將在中國社會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構成中國社會最主要的利益群體。伴隨中國社會邁向新的歷史時期，以新的社會階層為基礎，新的利益結構的重組和整合都將是不可避免的。敵對階級理論面對的更多是革命的問題，而現代階級階層理論面對的更多是多元化的社會矛盾與社會整合問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具有現代階級階層意涵的概念首先不是在學術界，而是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成為分析轉型社會分化的重要概念，至少二者是同步發生的。繼2002年黨的十六大之后，2015年中共中央印發了最新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第一次明確列為黨在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范圍和對象。至此，“新的社會階層”成為一個正式的政治專有名詞。按照官方的解釋，它主要是指那些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工作的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等。對比黨的十六大報告可知，新的社會階層與黨外知識分子、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平行并列，主要是指在非國有組織中工作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自由職業者。
毫無疑問，現代階級階層理論，包括“新的社會階層”概念的提出，并沒有完全解決對當前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分化的理論認識，特別是基于不同的理論傳統的概念，遠未形成一種統一的理論體系。例如，階層和階級概念的區分或聯系是什么，是否存在舊的社會階層，和新的社會階層相對的其他群體是否構成了社會階層，新的社會階層和老的社會階層、其他社會階層之間是什么關系，階層形成的基礎和過程是什么，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我們做出進一步的理論創新。
四、社會流動的模式與趨勢
前面主要分析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階級階層結構的分化。本文的這一部分將主要分析階層結構間的流動問題。近年來，相較于階級階層結構的分化，階層間代際流動的問題似乎引起了更大的社會關注。從“我爸是李剛”到天價學區房的炒作，到各種“拼爹”說法的流行，在階級階層分化基礎上逐漸定型的階級階層結構是固化還是流動的、是封閉還是開放的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結構分析的熱點問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相對于分化的狀況和程度，階層間代際流動的狀況和機制更是直接反映了階層結構的基本特征，彰顯了階層之間的關系模式、社會的基本秩序和機會結構。布勞（Peter Blau）和鄧肯（OtisDuncan）在他們的著作《美國職業結構》一書中曾經形象地寫道：“那些看不到在其經濟地位上有什么改善機會的人，或至少是在他們孩子的身上看不到機會的人，會比那些預期能改善地位的人更易導致組織成工會來提高工資或給一個主張征收高財產稅的政黨投票，雖然許多其它因素毫無疑問也在起作用……因為高流動機會使人們減少對社會中社會差異體系的不滿，減少組織起來反對它的傾向，他們有助于分層體系永久化，與此同時穩定支持它的政治組織……”[23]（P440）
階層間代際流動的分析主要關注的是代際流動的狀況、趨勢、機制和效應。由于資料和數據的限制，現在進行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流動狀況和趨勢以及國際比較方面，對于影響機制的分析大多借助于間接的材料。
根據筆者和合作者在2015年進行的研究以及周翔和謝宇在2017年所進行的研究，雖然這些研究依據的是不同的數據，所使用的階層框架不同，分析策略和方法也有所區別，但是結論是相似的，即：從總流動率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40年來代際流動呈現出不斷提升的趨勢。但是，從相對流動率的角度來看，階層間代際繼承性是主導模式，但階層間代際關聯度則呈現出波動式的變化趨勢，即代際關聯系數經歷了一個高低起伏的波動過程[24]（P40-58）[25]。
首先，階層間代際流動的基本模式和趨勢問題始終存在很大的爭議。工業化—理性化理論認為，由于社會現代化、理性化程度的不斷上升，會導致唯才是舉的業績主義原則在社會資源和機會分配中占據主導地位，因而推動代際流動率的上升。而制度—政治—文化理論則認為，一個社會的政治因素、制度環境和文化歷史傳統，會極大地影響人們的社會流動，社會精英階層會盡可能利用各種方式延續自己的優勢地位，代際再生產會成為階級階層代際流動中的主導模式[21]。FJH假設的提出?[26]（P339-360）以及大量后續的國際比較研究都證明，階層間代際流動的主導模式是代際繼承和短距離流動，如豪特（MichaelHout）所說的：“幾十個研究表明，流動模式具有更多的社會繼承性和短距離流動的特征，而不是像人們所預想的那樣是機會的作用。不論在現實社會中還是在統計學意義上，代際之間的優勢的持續性都是顯著的。”[27]（P969-987）但是，后來也有越來越多的分析表明，現代化和理性化的程度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階層間的代際流動水平。這一爭論至今也沒有結束的跡象，也許需要更長的歷史過程，或更科學的國際比較[28]（P151-192）。因此，中國社會即使出現了階層間代際流動固化的現象，雖然這不是一個好的現象，但也并不是特別的現象。之所以人們對固化現象表現出特殊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人們相信某種現代化或理性化的邏輯，認為代際繼承或固化是傳統社會的現象。如上所述，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至少被證明是存在很大爭議，因為有大量的研究證明，社會流動不僅僅取決于現代化或理性化的發展。
第二，人們相信市場化會帶來自由、公平、平等的競爭，在一個追求效率的市場體制中，業績決定了人們社會地位的獲得。其實，這也是不正確的，市場機制是形式上的平等和實際上的不平等的結合，社會封閉和社會排斥的機制在市場化社會中依然廣泛存在，那些顯現出代際繼承和短距離流動特征的社會，恰恰大多是市場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29]（P37-60）。因此，至少在階層間代際流動的意義上，現代化和市場化都帶有某種迷思和神話的色彩。
其次，現有的一些國際比較研究表明，當代中國社會的階層間代際關聯度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相比，屬于相對比較低的水平，這些國家既包括一些與中國相似的轉型國家，也包括一些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具有獨特性。應該說，中國社會所具有的這種獨特性仍然離不開上述兩個基本影響因素——現代化和市場化。改革開放40 年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現代化要素前所未有地擴散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層次；同時，改革開放本身的基本含義，就是中國社會在這40 年中經歷了巨大的體制變革，從傳統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規模轉型，一方面極大改變了全社會的資源分配機制，另一方面為過去沒有機會或機會很少的社會成員創造了眾多的、全新的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而中國漸進式的改革開放過程已經持續了40年之久，并且還將至少再持續40年。正是中國社會這獨一無二的發展和轉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社會相對更高的階層間代際流動率。當然，一些和中國表現出類似代際關聯度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更有可能是由他們自身的獨特性所決定的。
盡管人們無法期望中國社會階層間的代際流動擺脫所謂固化的結果，但人們確實有理由對代際流動趨勢表示擔心。畢竟近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階層固化呈上升的趨勢，而此前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下降過程。也就是說，即使人們無法在現階段消除階層固化的現象，但至少人們可以減少階層固化，而且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近20年的時間里，中國社會的代際關聯系數曾經逐漸下降。造成近十多年來代際關聯度上升的原因可能很多，并且研究者并不清楚究竟是哪些因素以及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了代際流動。但是，毫無疑問的是，擴大唯才是舉的業績主義機制，限制各種階層再生產的機制，依靠國家的力量繼續深化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改革，會有助于減少階層固化的現象，加快階層間的代際流動；而一個不斷提升的代際流動率，會有助于減少階層固化帶來的階層間的矛盾和沖突，優化社會機會結構，激發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新精神。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李路路,社會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