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政治學誕生，就沿著兩條路徑發展。一是以形而上的整體性、一般性、抽象性的政治問題為對象，著重于提供價值與規范，以理想理念為據；一是以形而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體性的政治問題為對象，著重于描述事實，發現事實之間的聯系，以事實為據。中國的政治學起步較晚，長期注重的是整體性的政治制度問題，主要是規范的方法。隨著政治實踐，特別是村民自治研究，政治學開始由殿堂走向田野，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中獲得方法自覺，并進而有了學派自覺。政治學“田野學派”已初具雛形，它要汲取過往的知識，同時又生長在中國大地上，目的是盡可能運用社會調查的方法，去發現大量被遮蔽或迅速變化著的事實現象，尋找事實現象之間的聯系，并通過這種聯系進一步深化人們對政治問題的認識。
【關鍵詞】政治學；田野；學派
真理只有通過從不同角度揭示其面紗，才能愈來愈顯現其真相。學派是作為追求真理的科學興旺發達的象征。古希臘文明正是因為學派林立而成為西方文明的源頭。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的爭鳴至今還是中華文明的思想源泉。從世界范圍看，中國的政治學不僅起步較晚，更歷經曲折，直到進入21世紀初步形成學科體系。隨著一個年輕的現代國家的崛起，中國的政治學迎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而只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能促使政治學興盛，以無愧于一個偉大的新時代。其中，中國政治學的“田野學派”，已初具雛形，并由于學派自覺而不斷成長。
一、政治學研究的兩條路徑
學派是學說的不同主張和不同方法，具有相對性。學說非憑空而來，有其源流。
作為以國家為對象的政治學，產生于國家誕生和國家發展和國家治理面臨問題之際。
在恩格斯看來，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1]
人類社會是以豐富多彩的路徑演進的。在古希臘，由于海洋地理、戰爭和商業等原因，使得以個人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社會制度被炸毀，在原始氏族社會的廢墟上誕生出一個新的、以地區劃分和財產差別為基礎的真正的國家制度，人類由此出現一個嶄新的政治共同體——國家。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在古希臘，率先有了對國家學說的探討。
在古希臘文明時代，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其形成過程非常純粹，使一個具有很高發展形態的國家，民主共和國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也就是其內生的高級形式。[2]也許是成長太快的緣故，古希臘國家面臨著諸多問題，產生出不同的國家學說，由此也構成了政治學的起源。
作為一門科學，政治學與其他學科一樣，都要面臨從哪里出發，以何為據的問題。正是對這一終極問題的回答，產生不同的主張和方法。在古希臘，最有代表性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黑格爾曾經表示：“哲學之作為科學是從柏拉圖開始而由亞里士多德完成的。他們比起所有別的哲學家來，應該可以叫做人類的導師。”[3]黑格爾的論斷顯然具有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確實開創和代表了兩種政治學研究的傾向。
柏拉圖誕生于希臘城邦國家的危機時期。城邦國家是一個個以城市為中心連同周邊農村的小型“城市國家”。這些實行直接民主制的城邦小國很難應對內部分裂和外部挑戰，呼喚新的政治共同體的產生。柏拉圖因此寫下其代表作《理想國》。這一著作的重要特點就是基于理念，即人的理性思考。在此之前，城邦國家是原始氏族社會炸毀后自然成長的，也就是沒有經過人類的思考和設計。而在柏拉圖看來，城邦國家應該是一個具有倫理目的的共同體，終極目標是“至善”。只有符合“至善”原則的城邦才是理想的城邦國家。換言之，理想的國家是經過人的理性思考設計出來的，而不是自然野蠻生長出來的。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但“我愛我師，更愛真理”。他撰寫了《政治學》著作，可以說是政治學的開山鼻祖。他與柏拉圖最大不同的是，認為國家是歷史的產物，人類社會經歷了家庭、村坊和城邦國家的階段。由于不同的環境，生長不同的城邦政體。他從100多個城邦的事實出發，根據一定標準加以分類，進行比較。同時對不同政體產生及其變遷原因進行了分析。盡管他有優劣價值傾向，但這種價值傾向蘊藏在事實比較之中，而不是凌駕于事實之上。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開辟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學研究的出發點和路徑。前者強調“應然”，從理想出發，以理性為據，注重價值規范的內在邏輯；后者強調“實然”，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注意事實之間的相互聯系。
或許是古希臘文明過于早熟，在古羅馬盛極一時之后，西方文明因為蠻族入侵，墮入了所謂的千年“黑暗年代”，即無需人的理性思考的神學年代。直到中世紀后期，人的理性才慢慢復蘇。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夾縫里生出一個個全新的城市，催生著人們思考和設計新的國家樣式。
如果從傳統與現代的時間維度看，現代政治學的最大特點是以人民為主體。中世紀君權神授的神圣性為人民的神圣性所替代。人民成為政治學研究的原點和中心，其核心思想是天賦人權、主權在民。圍繞這一原點，政治學研究又沿著兩條路徑展開。
（一）以抽象的人民整體為對象的制度建構
強調普遍性、普適性、合理性。通過合理的制度建構，所有人都可以獲得自由、民主和福祉。這一路徑可以稱之為“建制派”。
與傳統社會的自然成長不同，現代社會具有人為建構性，即在新社會實體來臨之前，就有思想家否定既有制度，重新設計一種新的制度。這就是理性主義的興起。理性主義從人出發，以理性為據。他們假設一個自然狀態，人們建立國家就是要超越自然狀態，過更好的生活。國家是依據作為主權者締結契約而產生的。在他們看來，通過合理的制度建構，所有人都可以獲得自由、民主和福祉。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的思想深深地影響著時代，并伴隨著一系列革命性的制度建構行為。17世紀，英國通過光榮革命，確立了《權利法案》，建立了君主立憲制。18世紀下半葉，美國經過獨立戰爭，以“民治、民享、民有”為口號，建立起美利堅合眾國。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以“自由、平等”為旗幟，通過了世界第一個《人權宣言》，建立起民主共和國家。隨著人民主權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政治哲學繼續為世界提供一系列價值規范，包括公平、正義等。
（二）以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具體的人為對象的行為模式研究
強調特殊性、特定性、差異性。制度并非盡善萬能，更非永恒不變。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具體的人的條件和處境決定了其行為模式，并制約著政治制度的建構和實施。這一路徑可以稱之為“田野派”。
17－18世紀的革命建立起人類從未有過新型國家，是理性主義政治的實踐。但革命的過程卻充滿著暴力，革命的結果也遠非預期那么美好。進入19世紀，人們對17—18世紀的理想理念產生了懷疑，不再是抽象地看待人，或從整體上對人的把握。
柏克首先對17－18世紀流行的理性主義產生懷疑，反對從先驗或預設的前提推導出整個政治觀念體系。在他看來，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政治體制要充分重視人類過往的經驗和傳統，不能建立在抽象的推理之上。
法國哲學家孔德則將人類認識方法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神學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一切事件都被歸于上帝和神靈的活動。第二個階段是“形而上學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上帝或神圣的力量的意志被抽象概念所取代。第三個階段是“實證的”階段，是當科學的解釋取代了形而上學的時候所達到的。他極力推崇實證主義，強調科學研究必須從事實經驗出發。
托克維爾向往自由，但對爭取自由的法國大革命進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寫下《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他不是從抽象的人民整體出發，而是分析了不同階層和群體在大革命中的行為模式及其政治影響。之后他在對美國實地考察基礎上寫下《美國的民主》，認為美國民主成功的秘密：獨特的、幸運的地理環境；法制；生活習慣和民情。其中，“自然環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正是在這部書里，他提出“一個全新的社會，要有一門新的政治科學。”
在政治研究領域產生革命性影響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將抽象的人性帶入具體的歷史與社會關系之中。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提出：“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4]人是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人，由此將人劃分為不同階級、階層和群體，并具有相應的政治意識。《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法國小農的生存條件、政治意識和行為進行了深刻的分析。由于從具體的人出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政治問題時，占有和收集了大量材料，并直接進行了實際調查。如《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晚年更是對人類學產生極大興趣，在充分占有材料基礎上寫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不是抽象地假設自然形態和國家形態，而是從實際材料發現國家產生的秘密和國家的性質。
進入20世紀以后，人們運用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多種方法，從事實經驗出發，展開政治問題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摩爾的《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現代社會形成中的地主與農民》，將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交接點上的地主與農民作為未來社會造型的重要變量。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則從人的行為模式的角度對“人民”進行了反思，顛覆了抽象的人民的神圣性。魯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刀》一書，運用人類學的方法解析了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得出了“日本政府會投降，但美國難以直接統治日本”的結論。
20世紀的政治學是美國的世紀。其重要標志是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1880年，美國將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進行研究，一開始便與主要研究一般政治原理和政治規律的歐洲政治學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在美國成為主流，追求作為政治學依據的事實可信度和結論的可靠性。強調以經驗分析為核心內容的實證性研究，主張政治研究應該是經驗性和描述性的。規定分析任務不在于政治的“應然”，而在于政治的“實然”。由于行為主義的偏差，導致后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產生，主張政治學研究不可能保持價值中立，政治學科要政治化，恢復傳統政治學研究應有的地位，重視研究國家。也就是要“找回價值，找回國家”。
通過對西方政治學研究線索的梳理，可以看出兩條路徑，或是兩種流派：
“建制派”以建立一個新制度并維持這個制度為使命。注重提供價值與規范。主要使用的是抽象的政治哲學方法。注重自上而下的普遍性的國家政治制度建構。“人民”是復數和整體。“以人民的名義”設計的制度具有普遍性和理想性，是一種理想類型。
“田野派”以在政治制度下人們生存狀況和政治行為為依據。注重提供事實與經驗。主要使用實證的方法。注重自下而上的特殊性人群行為與制度的互構。“人民”是單數和人群。關注更多的是“以什么人的名義”。任何制度下的人都不是同一的，都因為特定的生存條件產生特有的行為模式。
兩條路徑各有側重。前者更多的是政治哲學，基于理念理想；后者更多的是政治科學，基于事實經驗。
二、中國政治學“田野學派”的崛起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有自己獨特的國家體系演進路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5]中國不是在氏族社會和歷史傳統被炸毀的廢墟上激進式變革突然建立起來的，而是在長期歷史進程中漸進演化而成的，并與歷史傳統的母胎保持著緊密的聯系。正因為如此，中國很早就有治國理政的思想，但沒有專門探索國家問題的政治學。
只是到了20世紀，作為一門學科的政治學才開始在中國興起。與其他學科一樣，政治學一開始建立主要是向他國學習，先是以西方為師，后是“以俄為師”。在學習過程中，政治學對于傳播人民主權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階級國家思想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新中國建立以后，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而取消。其中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人們認為，中國已找到一條通往美好幸福生活之路的最好制度，制度已不再是一個問題。
然而，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提示中國人，制度問題并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鄧小平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固然與個人因素有關，但“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6]由此要進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與此同時，鄧小平提出作為研究國家和制度問題的政治學要恢復。
中國的政治學一恢復，就是以研究制度問題為己任的，著重提供合理性與規范性。一是以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指導，二是搭建中國政治制度體系。宗旨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主要成果是提供制度自信的理論基礎，研究如何進一步完善制度。近年來，由制度向國家治理研究擴展，研究視域更為開闊。
由于以制度為主要研究對象，其研究對象具有整體性，即對于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如人民、國家、政府、政黨、民主等，都是作為一個宏觀的整體進行研究的。其研究來源主要是與整體社會制度相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央文件和法律制度，同時借用了一些外國政治術語。政治學研究主要依據是文本，是依據文本的規范研究。這種規范性研究著重從價值層面研究政治問題，論證什么是好，應當的，對政治生活加以規范。其研究方式主要是論證、解釋，重點是回答“為什么”的問題。因此，在相當長時間或從總體上看，中國政治學屬于居廟堂之高的學問。這種主要以整體制度為對象，以文本為方法的研究，可以稱之為“建制學派”。
隨著政治學的恢復，政治學人的視野開始從文本走了出來，運用社會調查的方法，關注“是什么”的問題。王滬寧是中國政治學恢復以來十分活躍的中青年學者。他有著較為深厚的政治理論基礎，同時又比較早地在政治學科領域使用實地調查方法，于1991年出版了《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一書。還有學者運用西方政治科學計量方法，研究中國人的政治心理與行為，如《中國“政治人”——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報告》（1994）。
但能夠持續地將政治學研究由文本帶向田野的是村民自治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國農村改革中出現的一種新型制度。與其他制度不同，這一制度的實施者是億萬農民，因而又是全新的政治實踐。對村民自治的研究，促使一些學者走出文本，深入農村田野。一旦進入田野，研究者發現大量與書本不一樣的事實。通過發現事實，使得政治學研究的視野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通道。
一是將居廟堂之高的政治學引入處江湖之遠的農村田野。在1980年代之前，中國的政治學從未“下鄉”。二是形成以調查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在這之前，中國的政治家們做過調查，政治學者極少有過調查。三是將研究對象鎖定在農民這一群體，而不是人民整體。而中國農民是在特定的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生存的，并形成農民性。四是不斷深化調查，并形成調查自覺。研究者在調查自覺中形成了自己的方法重點，即強調事實先于價值，著力弄清“是什么”的問題，由此提出“實際、實證和實驗”。[7]村民自治是農民的政治實踐。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必須了解農民的存在條件、生存狀況、文化意識的事實。只有了解由各種歷史條件構成的底色，才能把握中國政治發展的路徑與特色。五是在調查自覺中形成理論自覺。任何理論都是基于事實，但任何理論都不可能窮盡事實。只有通過調查發現事實，才能在發現事實中建構理論。這種理論具有原創性，或者獨創性。村民自治面臨“山重水復疑無路”之時，廣東清遠則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將村民自治單位由行政權下沉到自然村。這一現象讓研究者反思：為何是清遠？在于其宗族社會的底色。宗族為何能夠有強大的凝聚力和約束力，在于宗族成員的資格、地位、身份、權利是祖宗賦予的。這一基于事實的追問對“天賦人權”這一近代以來的政治學神圣信條構成挑戰。在“天賦人權”問世之前，人們憑借什么獲得人的資格、地位、身份和權利？由此觸及到政治學的核心問題。六是在調查與研究中建構起學術分析視角與方法。如方法論方面的底色決定特色、原點決定路徑、原型規制轉型；研究范式方面的價值——制度范式、條件——形式范式。
以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具體的人為對象，從事實出發的政治學“田野學派”呼之欲出！
華中師范大學的政治學從村民自治研究開始，成為將政治學由殿堂引入田野的先行者，且一直將實證調查作為基本方法，從未中斷，不斷深化。只是盡管長期致力于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政治學研究，但缺乏學派自覺。隨著近年來國家提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派自覺才得以萌生。這就是政治學的“田野學派”。
學派是學術興旺的標志，也是學術分工的要求。通過構建學派，可以在比較辨析中不斷深入推進學科發展，提高知識增量，開拓認識視角。現代社會是一個分工和專業化的社會。只有通過專業化分工，才能將一件事做精。學術發展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國政治學起步較晚，在相當長時間主要是搭建學科建設的基本框架，還未形成自己的學術自主性。大量豐富生動的政治事實為既有的理論所遮蔽。只有借助于從事實出發的研究方法，才能在發現事實中形成自己的原創性理論，強化學術自主性。政治學“田野學派”的崛起，有助于中國政治學的發展。
當然，學派的形成是長期努力的過程。作為成熟的學派，至少有兩個標志。一是有源流。學派是對過往思想的傳承，總要從過往思想中汲取營養。任何學問都不可能憑空而來，自說自話，總是在前人基礎上有所前進、有所創造，這樣的學派才會延續下去。因為后人總是在前人的思想中汲取知識和智慧泉源。一是有自己的核心觀點和方法。學派具有相對性，總是相對某種理論或方法而言的。如經濟學的“奧地利學派”強調市場的功能，注重理論建構；“芝加哥學派”認為政府也不可或缺，注重經驗事實。學派不是幫派，也不是政治立場，而是以共同的學術觀點和方法為紐帶的學術共同體。只有建立在共同認可的價值和方法基礎上的學派才能延續，并獨樹一幟。
政治學“田野學派”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更關注整體性、一般性、抽象性之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體性。不是從整體的、一般的宏觀制度的角度研究政治問題，而是將政治問題置于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具體分析。因此，在思想源流方面，特別重視馬克思主義以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的人為出發點，從自然歷史進程中考察國家、國家治理及其相應的政治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強調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從事實抽象理論，從事實的關聯性推導結論，而不是純粹的理論演繹。因此，在思想源流方面汲取亞里士多德、孔德及行為主義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的方法。
學術是天下共享的公器。學派只是學人基于學術分工，相對偏重，揚長避短，多方著力，共同推動學術發展的需要。因此，學派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同時也要并必須廣泛汲取各種思想營養。政治學“田野學派”關注“形而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體性，但是以把握和了解“形而上”的整體性、一般性、抽象性為前提的。如果不能從整體上把握和了解國家的一般特征，就很了解和把握國家整體之下的部分的特殊屬性。政治學“田野學派”強調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但不排斥價值與規范，相反要在充分了解價值與規范基礎上才能更好把握事實，認識事實，并通過掌握事實與既有理論對話。這樣的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的研究才有價值，否則就只是事實的“搬運者”，從而大大弱化研究功效。這恰恰是與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的學派追求的可靠性、可用性和準確性的目的背道而馳。美國的后行為主義對行為主義的修正可以為鑒。
如果根據國際上通常使用的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劃分來看，政治學“田野學派”更多的偏向于政治科學，但絕不排斥政治哲學。正如古爾德所說：“政治科學需要闡明政治事務與非政治事務之間的區別；需要提出和回答‘什么是政治’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可能科學地加以論述而只能辯證地論述，而辯證地論述則必須從前科學知識開始，并且認真加以對待。”[8] “這意味著政治科學的研究雖然面對的是經驗的政治現象，但往往需要從政治哲學的討論出發或者借助分析政治哲學的概念分析。”[9]因此，政治學“田野學派”注重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相結合。定性研究要深挖，定量研究要精確。
從根本上說，中國政治學的“田野學派”是生長在中國大地上的一個研究學派，是相對于傳統政治學規范研究而言的。其主要使命是盡可能運用社會調查的方法，去發現大量被遮蔽或迅速變化著的事實現象，去尋找事實現象之間的聯系，并通過這種聯系進一步深化人們對政治問題的認識。它與規范研究盡管在出發點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推進政治學科的發展，可以說是殊途同歸。它要研究制度下的人，但不排斥制度，且將制度作為人的研究的重要基點。
強大的中國正在崛起。“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10]而這只有通過人們從不同的角度，運用不同的方法，進行學術探索與爭鳴，才能實現。
政治學“田野學派”將為此努力！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徐勇，華中師范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首批“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政治科學研究》2018年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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