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田野政治學是基于田野調查而形成的政治學研究路徑，并在長期研究中獲得政治學田野學派自覺，其重要標識便是若干具有原創(chuàng)性核心概念的建構。田野政治學概念建構的路徑由具體的人到家戶，經由村莊，再到國家分層次逐級提升。概念建構具有原創(chuàng)性、相對性、學理性、擴展性和可爭鳴性。田野政治學通過核心概念建構對中國的政治學研究作出特有貢獻：將具體的人、家戶、關系、歷史帶入國家研究，將實證方法帶入政治學研究。田野政治學的概念建構還需要進一步努力：一是田野調查中開發(fā)的概念與政治學理論的有機聯(lián)結，二是概念的經驗性與普遍性的有機結合，三是概念的深度開發(fā)與擴展研究，四是概念體系的完善。
關鍵詞：田野政治學 概念建構 學派自覺
社會科學研究包括三個基本要素，這就是學科、學術和話語。其中，學科是基礎。學科意味著專門性的學問，由此將此學科與彼學科區(qū)分開來。學術是核心。只有通過運用專門的學科知識持續(xù)不斷地進行學術研究，學科才能立得起來。話語是關鍵。任何一種學術研究都要通過相應的話語加以表達。在話語體系中，最為重要的是概念。概念是對事實或理論的概括，是學術思想的精粹。核心概念集中體現(xiàn)了一種學說或一個學派的思想成就和主張，也是學者和學術共同體的身份性標識。“概念可能類似于分布于地球上使我們得以明確地標示地球表面的任何位置的經緯線。”人們要將此學者或者彼學者，此學派或者彼學派加以區(qū)別，關鍵就是通過核心概念加以識別。政治學恢復重建40年，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從概念引進、學習、接受和運用，到有了建構概念的自主、自為和自覺。這是政治學中國學派自覺的重要標志。政治學中國學派自覺是全體中國政治學人的共同努力，包括不同的路徑。其中一條路徑便是將田野帶入政治學，經過從自在到自為的長期努力，形成田野政治學，并開始獲得政治學的田野學派自覺。其標識之一便是若干具有原創(chuàng)性核心概念的建構。
一、田野政治學核心概念建構的路徑
田野政治學是政治學科中基于田野調查進行原創(chuàng)性研究而形成的學術共同體。田野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因此具有兩重屬性：一是田野屬性，即它源自田野調查；二是政治學屬性，即它屬于政治學的學科范疇。因此，田野政治學核心概念建構的基點是田野調查，即概念建構源于田野調查；落點是政治學，即概念與政治學理論相銜接，以豐富原有的政治學知識體系。
“問題是創(chuàng)新的起點，也是創(chuàng)新的動力源。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fā)展規(guī)律，推動理論創(chuàng)新?！痹诒姸嗟恼螌W研究中，田野政治學之所以得以崛起，在于中國大地賦予的特殊“禮遇”。這就是由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化社會轉變中的政治發(fā)展問題。政治學是伴隨現(xiàn)代化而獨立成為一門科學的。西方由于率先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政治發(fā)展問題并不顯著。對于中國來講，政治發(fā)展問題卻是突出問題。這是因為中國是在一個古老文明的國度進行現(xiàn)代化建設，并在現(xiàn)代化中面臨巨大的歷史轉變，農村農民問題因此成為中國現(xiàn)代化中的基本問題，也是政治學必然要面對的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政治學恢復重建之初，主要研究內容是政治制度，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獻。隨著農村農民問題進入政治學者的視野，主要研究方法是田野調查。由此將政治學從殿堂引向田野，將田野帶入政治學，并形成以田野調查為鮮明特點的田野政治學。
在相當長時間，田野政治學研究的表達方式與常規(guī)研究一樣，主要是敘事。其論著主要是敘述式的，即對研究對象的描述性表達。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開始從田野調查中發(fā)現(xiàn)理論，提煉概念。開始只是下意識地單個概念的建構，有概念建構的直覺，之后一步步延伸，有了概念建構的自覺，從而初步形成了一個概念家族。其概念建構的路徑如下：
一是人，提出“農民理性擴張”，以歷史和社會關系中具體的人為研究對象，并進一步提出“關系疊加”的概念。
政治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都在研究人。政治學研究農村農民問題，進行田野調查，其主體是農民。只要走向田野，必然會面對一個個活生生的具體的農民，他們處于歷史和社會關系中，并體現(xiàn)歷史和社會關系的特點及其反映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大量農民外出務工，被稱為“農民工”。這一稱謂本身便是中國由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向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轉變的產物，屬于政治發(fā)展問題，因此成為政治學研究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內容。1996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現(xiàn)階段農村流動人口問題與政治穩(wěn)定研究”立項，對農民工進行了長期跟蹤調查，農民特有的身份和行為方式受到關注。他們每年如“候鳥”一般游走于城鄉(xiāng)之間，必有其行為邏輯，需要加以概念表達。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時，中國迅速崛起，創(chuàng)造著中國奇跡。根據多年對農民工的跟蹤觀察，親身感受到依靠農民工所造就的現(xiàn)代城市和工業(yè)崛起，“農民理性擴張”的概念得以建構，農民被視作創(chuàng)造中國奇跡的主體。由此，農民這一具體的行為主體與國家進程被聯(lián)系起來。而農民理性擴張是在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變過程中發(fā)生的，是特定的歷史和社會關系賦予農民的特性。之后，從人的角度建構概念的自覺日漸明晰，明確提出了“農民性”。
田野調查要求研究者進入田野現(xiàn)場，并理解田野現(xiàn)場中的人。農民經常使用“找關系”“有關系”“關系好”，重要原因在于關系即權力，權力在關系中。這類現(xiàn)象可歸納為“關系權”。隨著田野調查的深入，我們發(fā)現(xiàn)，農民生活在由各種關系疊加的社會之中。農民社會簡直是一個“關系社會”。中國村莊的名字大多是由姓和地構成，體現(xiàn)的是血緣關系與地域關系。這是農民生活的基本關系。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關系形態(tài)。古老的血緣和地域關系與不斷擴展的社會關系交織在一起，成為農民行為的支配性因素。正是基于此，“關系疊加”的概念得以提出。
田野政治學一開始接觸到的人是農民，是處于歷史和社會關系中的農民，是歷史和社會關系賦予了“農民性”，并支配著農民的行為及其與國家的互動。因此，從政治學研究出發(fā)點的角度，田野政治學是以歷史和社會關系中具體的人為研究對象的。
二是戶，提出了“家戶制”，將其作為中國農村的本體性制度，并進一步提出“韌性小農”的概念。
政治學要研究人，但人不是孤立的存在，必然有基本的組織單位。政治學者最初對農村農民問題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村民自治和鄉(xiāng)村治理。村民自治是以村莊為基本單位進行自我管理的國家制度安排，但在落地時遭遇了不同命運。這促使研究視野從制度下伸到社會土壤，由此發(fā)現(xiàn)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家戶而不是個體和村莊。村民自治是農村改革的產物。而農村改革的起點和主要內容則是“包產到戶”，只是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在寫作《包產到戶沉浮錄》一書時，筆者了解到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基層和農民為實行包產到戶的艱苦努力。當時只是敘述了這一過程，也隱約反思，為什么基層和農民甘冒風險執(zhí)著于包產到戶，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為什么還有如此魔力。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化，暴露出一家一戶小農經濟的弱點，而一些堅持集體經濟的超級村莊得以崛起，由此引起“小農戶”和“大集體”的發(fā)展道路之爭?；趯r村典型村莊的實地考察，為什么一家一戶的組織單位得以長期存續(xù)的問題得到進一步反思。只有將其置于歷史長河里，從本體性制度的角度才能說明這一問題。通過中國與世界比較，提出了“家戶制”概念，將其作為中國農村的本體性制度，并構成中國農村發(fā)展的本源性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曾經在中國的文明進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不會輕易消失。由此需要重新評估傳統(tǒng)，評估小農，探討為什么歷經數千年滄桑，中國的小農經濟得以長期延續(xù)的機理。之后，在深度田野調查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韌性小農”的概念。
三是村，提出了“祖賦人權”，從血緣關系的角度發(fā)現(xiàn)社會成員身份、資格、地位、權力、責任的來源。
農民生活于家戶中，家戶存在于村莊里，村莊是農村社會的組織單位。我們是以村民自治切入農村研究中的。村民自治由自發(fā)的農民行為轉換為一項國家制度安排后經歷了諸多曲折。在農村進行的三次村治實驗，試圖從外部推進民主自治，都遭遇了一些挫折。而在廣東清遠卻發(fā)現(xiàn)了村民自治的新進展，筆者稱之為“柳暗花明又一村”。進一步調查發(fā)現(xiàn)“這一村”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行政村，而是一姓為主的宗族村莊。類似的村莊經常調整土地，是“三年一小調，五年一大調”，有別于國家“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土地政策，因為農民的行為邏輯是“都是同一祖宗，添?。泻ⅲ┚鸵龅亍?。后來，大規(guī)模的村莊調查表明，通過血緣祖先為紐帶的宗族村莊在南方很是普遍。包括摩爾根在內的西方學者早就關注到這一現(xiàn)象，只是沒有從理論上加以概括。我們?yōu)榇私嬃恕白尜x人權”的概念，試圖解釋和概括根據血緣關系確定人的身份、資格、地位、權利、責任的現(xiàn)象。
四是國家，提出了“國家化”，從國家整合的角度理解農村社會發(fā)生的一系列變動，并進一步提出“長周期”的概念。
無論是農民、家戶、村莊，都是國家的構成要素。國家是政治學的核心概念?，F(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村正在發(fā)生急劇的變革，由變革中產生的問題特別多，由問題而產生的政策主張也特別多。人們關注正在發(fā)生的農村變化，對正在發(fā)生變化的農村進行調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一過程也出現(xiàn)了碎片化的問題，即事實的碎片化、政策主張和理論研究的碎片化，且難以交流和對話。因此，需要一個具有整全性的概念，將大量的碎片事實統(tǒng)合起來，對20世紀以來的農村變革作出總體性的解釋。這就是提出了“國家化”的概念。這一概念將20世紀以來國家的各種下鄉(xiāng)活動和國家對農村的建構進行了概括，形成了一個基本的認識線索?！皣一弊畛踔饕\用于20世紀的中國農村改造，而這一改造必然涉及傳統(tǒng)農村社會。傳統(tǒng)農村社會的基本單位是一家一戶的“家戶制”，并會發(fā)生周期性變化。要解釋這一現(xiàn)象必須建構新的時間性概念，“長周期”的概念因此產生。
二、田野政治學核心概念建構的特性
田野政治學在田野調查和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概念，并圍繞這些概念進一步研究，表現(xiàn)為如下特征：
一是原創(chuàng)性。所謂原創(chuàng)性，是指這些概念是經過作者獨立思考而創(chuàng)造的，具有原始創(chuàng)新的意義。“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chuàng)性。”田野政治學提出的概念都源于田野調查，是在田野調查中發(fā)現(xiàn)事實和問題，并進行獨立思考而成的。這是因為，任何概念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概括所有事實和問題。而田野調查提供了與原有概念不一樣或者原有概念難以概括的事實，使我們能夠從新發(fā)現(xiàn)的事實中提煉出新的概念。
經濟學關于小農行為有多種觀點，其中之一是“理性小農”。但這一觀點僅限于農業(yè)領域。當農民離開農業(yè)，從事工業(yè)時，其行為依據如何呢？我們在對“農民工”長達數十年的跟蹤觀察中，發(fā)現(xiàn)他們每天工作16小時，而且主動要求加班。這按常理不可理喻，但又是活生生的事實。農民工的行為依據在于，務工比務農收入高，加班則可以獲得更多收入。而從農民的邏輯來看，務農本身沒有“加班”一說。由此可見，農民也是會算計的“理性人”，他們的理性源于生活其中的傳統(tǒng)農村社會與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疊加的歷史境遇，是這種歷史境遇賦予了他們“理性”，并由此產生了“農民理性的擴張”這一概念。
馬克思深刻地表達過，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家庭是最初，甚至是唯一的社會關系。而這些關系是怎樣生成、擴展和演變的？馬克思沒有充分展開。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fā)現(xiàn)，農民生活在一個由各種關系構成的社會之中。社會愈發(fā)達，關系愈豐富。但這些關系在擴展中不是簡單的替代，而是各種關系的疊加。從最原始的血緣關系到最新出現(xiàn)的市場關系，集聚于一個時空場域，并支配著農民的行為。特別是在農村，古老的血緣關系和地域關系仍然居于支配地位?！瓣P系疊加”的概念便是對馬克思關系理論的延伸。只有通過這一概念才能更好地描述和解釋農村中古老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因素相互疊加的社會現(xiàn)象。
進入現(xiàn)代化后，一家一戶為組織單位的小農一直是被拋棄的對象，其重要依據是小農的脆弱性。其經典描述是，小農“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立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但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fā)現(xiàn)，中國小農雖然脆弱，但能夠在與外部環(huán)境的交互中，特別是在各種壓力下表現(xiàn)出“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由此建構起“韌性小農”的概念。
二是相對性。概念的原創(chuàng)性具有相對性，是基于已有概念難以解釋和回答而建構的新概念。如果既有概念能夠概括和解釋，新的概念便不具有原創(chuàng)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概念的相對性又表現(xiàn)出排他性和唯一性。
中國很早就有了一家一戶的微觀社會組織形態(tài)，但這一組織形態(tài)在近代被作為舊傳統(tǒng)而被否定，并為集體化組織所替代。農村改革后恢復了家戶生產經營單位，但缺乏理論的深度探討，對中國農村究竟是什么組織制度還存在諸多模糊之處。根據田野調查和歷史研究，我們提出了“家戶制”，即以家戶為基本組織單位的制度。這一概念具有相對性，是相對于“部落制”“村社制”和“莊園制”等制度而言的。通過“家戶制”的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釋中國農村社會的本體制度和本源傳統(tǒng)。如果既有的“部落制”“村社制”和“莊園制”概念能夠解釋中國農村社會的特性，“家戶制”的概念便沒有提出的必要了。換言之，只有通過“家戶制”這一概念才能更好地描述和解釋中國傳統(tǒng)農村社會的特性。
“天賦人權”是西方政治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它來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精神。而這一觀念很難解釋宗族村莊里社會成員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血緣差等現(xiàn)象及其背后的依據，由此產生出“祖賦人權”的概念。這一概念相對于但又不同于“天賦人權”。田野調查也證明了這一點。在近代，西方宗教傳入中國農村，為一部分宗族共同體的邊緣人群，如青年和女性所接受，但受到宗族共同體主體人群，如老人和男性的抵制。這在于宗族是具有差等性的共同體。“天賦人權”蘊含的個體平等權利意識會瓦解宗族共同體，用“祖賦人權”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解釋血緣宗族社會的特性。
“現(xiàn)代國家建構”是西方政治學的一個概念，對于近代以來西歐從分裂分治的社會建構統(tǒng)一的國家具有很強的解釋意義。但從我們對中國傳統(tǒng)農村社會的調查和歷史追溯看，中國傳統(tǒng)農村社會很早就有了國家的元素，如“編戶齊民”的戶籍制度和“皇糧國稅”的稅役制度。韋伯和福山等西方學者注意到了這一現(xiàn)象，但受限于現(xiàn)代國家建構理論，他們只是以“早熟”概念加以描述。顯然這一概念具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我們提出的“國家化”概念，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更具有解釋力。在現(xiàn)代國家建構之前，國家權力的元素便已滲透到農村社會。顯然，“國家化”的概念比“現(xiàn)代國家建構”的概念包容的社會現(xiàn)象更大。只要有了國家，便存在社會國家化和國家社會化的過程。且這一概念舍棄了“現(xiàn)代國家建構”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
“長周期”是一種歷史觀，是一種對歷史進程的看法。過往的歷史觀，如“長時段”“超穩(wěn)定”“大歷史”“循環(huán)論”等，有兩個特點，一是從現(xiàn)代觀歷史，一是對歷史進程的擴展性和疊加性缺乏解釋力。田野調查發(fā)現(xiàn)，中國農村的社會關系既有不斷豐富的擴展性，又有新舊共存的疊加性。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家戶制率先從宗族村社制脫穎而出，具有堅韌性和脆弱性的雙重屬性，并呈周期性變化。運用“長周期”概念可以更好地解釋這種長時段中的周期性變化。
三是學理性。概念有多種類型。有直接源于生活的概念，也有源于生活但加以學理化的概念。所謂學理化，就是概念雖然源于田野，但不是田野生活的簡單照搬，而是經過學術加工，進行理論論證，具有學理支撐。只有具有學理論證的概念，才具有學科的屬性。
“農民理性的擴張”這一概念包括傳統(tǒng)農民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形成的思維、觀念和習慣。當農民脫離農業(yè)從事工業(yè)活動時，他們的思維、觀念和習慣并沒有隨之改變。特別是“農民工”這一特定的雙重身份使得農民的思維、觀念和習慣保持原有的屬性，并在工業(yè)化進程中發(fā)揮特有的功能，形成所謂的“理性的擴張”。這種擴張是特殊時期兩種文明疊加的產物，也會隨著特殊時期的轉換而發(fā)生變化?！稗r民理性的擴張”因此獲得學理支撐。
“韌性小農”是從田野調查中建構的概念。為什么小農具有韌性的一面呢？這在其自主責任機理，包括小農作為命運共同體的責任對等機制、作為生活共同體的責任分擔機制、作為生產共同體的責任內化機制、作為政治共同體的責任連帶機制等。
“家戶制”是從一家一戶這種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制度性概念。一家一戶作為一種生活概念流傳已久?！凹覒糁啤睆纳钪衼恚鳛橐粋€學術概念，需要進行理論論證。從學理上看，“家戶制”是一種以家戶為單位的社會組織制度，是包含家戶經濟、社會、文化和權力關系在內的一系列行為規(guī)范的制度體系，主要有：以家庭為單位的組織方式、以家長為主導的關系模式、以家戶為中心的觀念意識和以戶籍為標的的國家責任。
“祖賦人權”是從宗族社會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權利觀。這一觀念來自久遠的血緣關系，是基于血緣關系而產生的權利意識，包括同為祖宗后代的同等性、因血緣繼承的差等性、權利與責任的對等性，三者合為一體共同維系宗族共同體。
四是擴展性。任何一個概念都是對一類現(xiàn)象或一種思想的概括，都具有有限性和特殊性。但是，如果一個概念僅僅只能解釋一類現(xiàn)象，限于一種思想表達，其價值就有限了。一個有價值的概念，在于其擴展性，即概念源于但不限于某類現(xiàn)象和主張，具有更為普遍性的意義。
田野政治學是政治學者進入田野后，通過田野發(fā)現(xiàn)，對既有政治學理論的豐富。源于田野調查建構的概念，不僅要解釋田野調查中的現(xiàn)象，而且能夠擴展到政治學領域，才能稱之為“田野政治學”。
國家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對象。國家的主體是人。人受社會關系的支配。國家的生成和演化因此受社會關系所支配。田野政治學在田野調查中提煉出“關系疊加”概念，并運用這一概念分析中國的國家演化和國家治理，認為在中國的文明進程中，依次出現(xiàn)的社會關系不是簡單的斷裂和重建，而是長期延續(xù)、不斷擴展和相互疊加，由此造成制度的重疊式變遷和政治現(xiàn)象的反復出現(xiàn)，并通過國家治理體系的改進而不斷再生產出新的關系模式。
人是國家的基本構成要素。中國在歷史上長期是一個農民國家，農民占國家人口的大多數。農民的特性在一定意義上決定著國家的特性。中國經歷了無數艱難曲折，但在同一個空間里延續(xù)下來，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共同體。為何如此？田野政治學從“韌性小農”的角度試圖解釋這一秘密，并從人是國家主體要素的角度提出了“韌性國家”。
國家的基本要素是人，人是通過組織進入國家的。家戶不僅是農民自我組織的基本單位，也是國家組織農民的基本單位，由此有了“編戶齊民”的戶籍制度。在中國，家戶制之于國家具有雙重意義：一是國家組織的基礎，二是國家制度的來源。歷史中國具有家國同構性和家國同體性，是一種家戶國家。
人是國家的基本要素。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歷史時期，人享有不同的權利，有著不同的權利來源和類型?！白尜x人權”是基于共同的血緣關系而產生的一種社會權利。這種社會權利觀豐富了過往以政治權利為主的權利體系。
五是可競爭性。概念是對一類現(xiàn)象或一種思想的概括。一種新的概念創(chuàng)造出來后，勢必與過往的概念形成互動競爭。只有在互動競爭中才能顯示出概念的唯一性，也才能檢驗概念是否立得住或者進一步完善概念。
“農民理性的擴張”提出后，有人提出質疑：農民是否有理性？這主要是基于對“理性”的不同理解。從認識論的角度看，理性是屬于概念、判斷和推理階段的認識，是專屬于知識生產者的。但是，理性也可以從行為動機和依據的角度理解，如“理性小農”?！稗r民理性的擴張”顯然是基于后一種理解。
“威權韌性”是西方政治學對于當代中國政治的定義，是威權主義的延伸。威權主義是以西方自由主義為本位的定義，這一定義對中國政治具有標簽化的效應。由“韌性小農”擴展而來的韌性國家，試圖從韌性國家的歷史社會根基的角度把握中國的政治特性，且這一特性是以中國內在演化為本位的。
“家戶制”是對中國農村社會特性的概括。這一概念起源于對中國農村社會本體的不同認識。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高層座談會上，有專家提出了村社制的概念。而“家戶制”是一個具有競爭性的概念。這一概念關系到中國傳統(tǒng)特性的認識，即盡管同屬不同于西方的東方社會，但其內部也存在巨大的差異性。
“祖賦人權”是一個基于中國宗族社會特性而提出的權利概念，因為它與人們過往接受的“天賦人權”觀有所不同而引起爭議。但“祖賦人權”的概念具有特殊地位。一是它強調共同體權利。當人類還在以各種共同體的方式進行組織時，這一權利觀就有其存在價值?！懊褡鍑摇敝忻總€人的國民身份便來自祖輩以來的居住地。人們因此將自己的國家稱為“祖國”。二是它強調歷史權利。在“祖賦人權”的權利觀看來，人的資格、身份、地位、權利不是個人單打獨斗獲得的，而是歷史賦予的，個人必須通過努力守護家園，擴大產業(yè)，以光宗耀祖，由此進入家譜、族譜和祠堂，在歷史長河中獲得其地位。正是以上特性使得“祖賦人權”在權利概念家族中有其自己的地位。
“國家化”是基于國家對鄉(xiāng)村的整合提出的概念。這一概念最初來自“現(xiàn)代國家建構”，但又具有超越性。這就是自國家產生，便會發(fā)生“國家化”：一是人們從社會走向國家，以國家形態(tài)存在的過程；二是國家政權將人們整合到國家體系中的過程?！艾F(xiàn)代國家建構”關注的是在傳統(tǒng)國家基礎上建構現(xiàn)代國家的過程，而“國家化”關注的則是整個人類和國家演進的歷史過程。
“長周期”是為了探索中國“家戶制”及其衍生的政治現(xiàn)象反復發(fā)生和周期性變化而建構的一種歷史認識論。在建構這一認識論之前，存在著諸如長時段、超穩(wěn)定、大歷史等歷史觀。以上歷史觀有共同特性：這便是以現(xiàn)代觀歷史，容易出現(xiàn)對歷史傳統(tǒng)的簡單否定?！伴L周期”的歷史觀力圖將歷史存在的現(xiàn)象置于歷史過程中認識，發(fā)現(xiàn)其存在的依據。這一歷史觀有助于將“家戶制”“祖賦人權”置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考察，從而使其獲得堅實的歷史認識論基礎。
三、田野政治學核心概念建構的貢獻
概念是客觀事物的反映，也是對思想主張的概括，并成為一種學說或一個學派的特有標識和身份符號。知識生產的重要成果是建構概念，提出理論觀點，以此推進學術的進步。不同的生產者提出不同的理論觀點，并圍繞基本觀點和方法進行持續(xù)不斷的研究，便形成不同的學術共同體。如果生產的是同一理論觀點，便是重復而無創(chuàng)新，也無所謂學派。因此，學術繁榮發(fā)展的重要標志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然，隨著學術積累，學術創(chuàng)新愈來愈艱難，不同學派形成的難度也愈來愈大。只是，對于學術創(chuàng)新和學派建設也有一個程度性認識?！罢軐W社會科學創(chuàng)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條規(guī)律是創(chuàng)新，提出一種學說是創(chuàng)新，闡明一個道理是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是創(chuàng)新?！?/p>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要“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觀點”。田野政治學得以提出具有標識意義的原創(chuàng)性概念，重要原因是從實際出發(fā)，而不是從既有的理論出發(fā)，能夠基于田野調查經驗進行理論創(chuàng)造。這種理論創(chuàng)造是從政治學的學科知識入手，經過田野調查有所發(fā)現(xiàn)，再進行理論加工并提升到政治學的學科層面。它是基于田野而不是基于書本的政治學，并由于田野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而具有田野政治學的屬性。當然，基于書本同樣也會有創(chuàng)造，甚至有重大創(chuàng)造。只是創(chuàng)造的路徑有所不同。在政治學已有的理論知識大量堆積的條件下，基于田野調查的政治學研究，是一種能夠產生原創(chuàng)性研究的重要路徑。
田野政治學是相關學者長期從事田野調查并致力于理論研究而形成的，有一個從自在到自為、從個體自覺到群體自覺的過程，其概念建構便是標識。這一概念建構的努力對于中國政治學，特別是國家研究具有以下貢獻。
其一是將具體的人帶入國家研究。
人是社會科學的出發(fā)點。社會科學都是圍繞人展開的，政治學也是如此。政治學說史上的重要概念命題都與人有關。如亞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盧梭的“人生而平等”，亨廷頓的“人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等。但是，這里所說的人都是整體的抽象的人。在相當長時間，中國政治學研究涉及人時，主要是“以人民的名義”。人民是整體概念，對具體的人的行動關注較少。田野政治學進入田野現(xiàn)場，接觸到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這些人的行為是在歷史與社會關系中發(fā)生的。正是這些處于一定歷史和社會關系中的人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也鑄造出一個國家的品性。如從“農民理性的擴張”了解到中國奇跡的發(fā)生，從“韌性小農”延伸到“韌性國家”。
其二是將家戶帶入國家研究。
由于社會分化產生不同階級，由于階級沖突產生國家。階級是國家研究的基本單位。但是，中國是一個農業(yè)文明特別漫長和發(fā)達的社會。家戶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并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國家進程。“家”是社會學概念。田野政治學將“家”與“戶”聯(lián)結起來，使之成為一個政治學概念。因為“戶”是國家建構的。“家戶”由此進入國家研究的視野，并成為研究中國國家演化和治理的重要基點。
其三是將關系帶入國家研究。
階級是利益分化的結果。階級關系是利益關系的產物。利益關系成為政治學研究的基點。田野政治學通過田野調查發(fā)現(xiàn)，人是通過各種關系聯(lián)結起來的。利益關系盡管是核心關系，但并不是唯一關系。從組織的角度看，人是通過各種社會關系聯(lián)結起來的，并構成一個國家。國家的生成和演化為多種社會關系所支配，這種關系既有擴展性又有疊加性。這一關系特性對于中國的國家演化和國家治理具有特殊的解釋力。盡管從制度看，中國早已進入現(xiàn)代國家進程，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還會存在著與古老的血緣地緣關系相聯(lián)系的政治現(xiàn)象。
其四是將歷史帶入國家研究。
政治學是伴隨現(xiàn)代化產生的。而在現(xiàn)代化發(fā)生前的中國是一個歷史特別悠久的國家，中國的政治與歷史有著特別緊密的聯(lián)系。歷史賦予特有的“中國性”。但在相當長時間，對歷史傳統(tǒng)主要是否定的，未能進入政治學研究的視野。田野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具有強烈傳統(tǒng)性的農民，并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家戶制”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由此重新評估傳統(tǒng)，強調“歷史的延續(xù)性”而不是斷裂性，并力圖從歷史政治學的角度理解和解釋中國的國家演化。之后進一步開發(fā)出“長周期政治”的研究視角，用于解釋中國的國家治亂興衰的規(guī)律和機制。
其五是將實證方法帶入政治學研究。
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產生的政治學是一門價值規(guī)范性很強的學科，“現(xiàn)代性”根深蒂固。田野政治學走向田野，從實際和事實出發(fā)理解農民，理解農民行為，并從價值中立的角度進行研究，建構概念，從而將實證方法帶入中國的政治學研究。田野政治學建構的概念引起一些爭議，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研究方法引發(fā)的。面對爭鳴，田野政治學對其研究方法作出了進一步的說明。這就是：事實先于價值，從事實出發(fā)；理解先于評價，以解釋為重；他我先于自我，歷史是過程。
田野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建構是作為一個學術共同體的標識性概念，這些概念的建構使之具有政治學田野學派的雛形。這些概念還有待進一步開發(fā)和完善，今后的研究還會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概念。田野政治學在概念建構方面還需要作出以下努力：
一是田野調查中開發(fā)的概念與政治學理論的有機聯(lián)結。田野政治學的概念是基于田野調查產生的。這些具有田野性的概念不一定能夠自動與政治學科聯(lián)結起來，或者能直接提升為政治學概念，其中還有許多中間環(huán)節(jié)和內在機制。例如，由家戶到家戶國家，由治水到治水國家尚需要從理論上加以論證。
二是概念的經驗性與普遍性的有機結合。田野政治學的概念出自田野，是對田野發(fā)現(xiàn)的一類事實的概括，具有經驗性、特殊性和有限性。如何將這類概念進一步拉伸和擴展，使之具有普遍性，還有待進一步論證。如“祖賦人權”在現(xiàn)代社會是否還具有理論價值？“家戶制”在個體化愈來愈強的現(xiàn)代社會是否還能成立？
三是概念的深度開發(fā)與擴展研究。田野政治學的概念是基于田野調查中提煉的，具有一事一議的特性。如果僅限于一事一議，這些概念的價值就不大。由此便需要作出進一步開發(fā)和擴展性研究。如將“關系疊加”延伸到國家演化領域，將“國家化”延伸到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領域，將“長周期”運用于對中國政治現(xiàn)象的系統(tǒng)性考察。
四是概念體系的完善。田野政治學的概念建構不是事先設定好的，而是在調查中引起的靈感并加以論證形成的。這使得概念的提出具有零散性。這種零散性的概念建構難以形成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的知識體系。這與早期的研究缺乏概念建構自覺相關。隨著概念建構自覺的萌生，田野政治學可以有意識地有目的地進行針對性的田野調查，并從中發(fā)現(xiàn)事實，建構概念，以完善概念體系。
（作者系《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學術委員、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1年第1期P4—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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