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鐵”調查改變中國農村研究
——中農院與日語系聯袂打造的世紀學術工程
導語：正是基于危機感與使命感，我們產生了將“滿鐵”調查資料翻譯成中文的想法，不是為了個人研究，而是面向整個學界以及所有學人。現在中國農村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通過吸收“滿鐵”調查中可取的方法，掌握核心的設計原理，用以提升當代中國農村調查的專業水平，趕上甚至超越“滿鐵”調查。（徐勇）
文匯報：您長期從事的是中國農村調查研究，為何會想到去翻譯日本“滿鐵”調查資料？
徐勇：中國是世界農業文明古國，也是世界農村大國，但從學理上對中國農村進行專門和系統研究的時間還不長，有影響的論著也不多。十年前，學術界曾流傳一句話：“中國農村在中國，中國農村調查在日本；中國農村在中國，中國農村研究在美國。”當時，一批由美國籍學者撰寫的關于中國農村研究的專著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學界引起很大反響。如黃宗智的《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馬若孟的《中國農民經濟——1890—1949：河北和山東的農民發展》等，這些書成為專業研究的必讀系列，其共同特點是在日本“滿鐵”調查資料的基礎上寫成。閱讀“滿鐵”調查資料需要具備一定的日語能力，但無論原始資料還是國內出版的影印版，都讓中國學者望而卻步。另一方面，本土研究始終缺乏原創性，老是抱著外國學者的書來讀，就容易進入對方的思維框架。正是基于危機感與使命感，我們產生了將“滿鐵”調查資料翻譯成中文的想法。我們做這些，不是為了個人研究，而是面向整個學界以及所有學人。
文匯報：“中國農村研究在美國”，翻譯并對“滿鐵”調查資料進行研究，也是為了打破這種格局吧。
徐勇：國內從事農村調查研究的學者數都數不過來，但有哪幾本書能與黃宗智、杜贊奇、馬若孟的著作相媲美呢？依我看，暫時還沒有。美國學者利用“滿鐵”調查資料中的慣行調查寫了一些研究中國農村的書，我們把英文翻譯成中文，通過美國人的立場來了解中國。學術志向被人家牽著走，這就喪失了主體性，更別談什么話語權了。只有全面掌握了當年“滿鐵”對于中國農村的調查，才能與國外的學者展開對話，共同推進學術進步。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想法。美國學者的判斷一定正確嗎？鄧大才教授在梳理“滿鐵”調查資料的翻譯時發現，美國學者的觀點是建構型的，并非從資料中提煉論點，因此就有漏洞，包括赫赫有名的杜贊奇、黃宗智，他們的論著帶有一定的想象成分，往往是先有理論，然后借用“滿鐵”調查資料來給理論做注腳。學術進步首先從懷疑開始，如果不看原始資料，那么就只能跟著別人走了。我們現在工作的重心是翻譯，今后進入到研究階段，一定會有更多的發現。
文匯報：“滿鐵”調查資料的重要性以及翻譯的意義顯而易見，但過去為什么一直沒有學者或機構去做這個事情？
徐勇：中國學界有兩張皮，做翻譯的就是做翻譯，做研究的就是做研究。大家一致認為“滿鐵”調查資料是好東西，但很少有人對其進行充分的開發，首先碰到的就是語言障礙，讀不懂、不明白。廣西師大的影印版早就出來了，但是沒有幾個人是拿這個做研究、寫文章的。對于“滿鐵”調查資料，即便是專門的日語翻譯都會感覺頭疼，因為里面有許多古日語，需要平心靜氣、不厭其煩地查證核實。學界目前還比較浮躁，很少有人愿意去做這件事情。
“滿鐵”調查資料遲遲沒有翻譯，原因是多方面，不只是語言障礙，還有學術研究的碎片化。以往沒有什么經費，或者經費很少時，學者們大都心平氣和地做學問。隨著經費的增長，整個學術體制納入到以“項目”為中心的軌道。比如國家社科基金每年都會發布各種項目指南，并根據項目類型分配經費。學術機構大多以是否能夠獲得項目，獲得什么類型的項目為評價標準。項目成為衡量一個學者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標準，而主管部門一般看重的是短期項目（翻譯“滿鐵”調查資料任務重、周期長），與政策直接相關，符合現實的需要。當下我國的學者大多受到體制內的約束，明知是寶的“滿鐵”調查資料也就少人問津。坦率地講，整個世界學界都是浮躁的，都有學術碎片化的態勢，不光是中國，扎扎實實利用原始資料做出研究成果的學者和學術機構是非常少的。
此外，“滿鐵”調查資料本質上是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的，但客觀上又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翻譯出版這套資料，不僅讓我們進一步看清日本侵華的真實面目，同時也是我們了解當年中國農村狀況的第一手資料。還有一點很關鍵，做這個項目需要依靠多方力量的合作，不是一個人、一個學科就能做起來。我們一直在從事農村調查，“滿鐵”調查資料與我們的研究非常契合，后來又有了本校日語系師生團隊的加入，承擔起翻譯的工作。一邊是農村研究，一邊是日語翻譯，能滿足這個條件的學術單位并不多。
文匯報：您談到了資料的敏感性，當初決定做這個項目時應該背負著不小的壓力。
徐勇：說實話，顧慮其實不大。我們以事實為依據，以學術為準繩，要看事實是否如此，做學術研究時，我們再通過事實陳述得到自己的結論。翻譯只是一個基礎，重要目的是開發和研究。對于接觸過“滿鐵”調查資料的人們來說，它就像一個神秘的女郎，你遠遠看過去，總覺得非常有魅力，但是蓋著一層面紗，沒辦法一睹芳容。過去誰都沒有這個勇氣去揭開面紗，我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憑著一股學術沖動，說做就做，但很快又意識到，要完成這么大的工程太難了。首先是找資料難，據統計，全國50余家單位收藏有“滿鐵”資料；然后是翻譯和出版難，涉及很多舊時的日文人名和地名，需要重新考證，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兩位“滿鐵”研究權威——中國農業博物館的曹幸穗老師與南開大學的張思老師，他們也曾考慮翻譯這套書，但是覺得工程量太大。曹老師后來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看到《滿鐵農村調查》出版，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初戀情人，一往情深。
文匯報：我看過曹老師寫給你們的信，他說“你們在默默地做著這份偉大的工作，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特別應該向你們致敬”，他認為，“從國家的層面上看，它（“滿鐵”調查資料）的重要性和工作量，應當不亞于清史研究或者中華大典”，他以過來人的體會建議“通過相應的渠道，爭取納入國家文化工程規劃之中”，因為“如此大型的文化工程不是單靠吾儕我輩或我們供職的單位所能短期完成的”。
徐勇：曹老師是“滿鐵”資料整理的第一人，前期做了很多基礎性工作，包括《滿鐵原編目錄數據庫》和《中國館藏滿鐵資料數據庫》。為什么他沒能實現自己的愿望——“滿鐵”資料掃描保存中的“農村調查”選編出版部分，是因為這個大工程應該是由國家投入的，靠個人的力量來做，他覺得太不可思議。但是要等到國家層面認識到做這些事的價值，時間不可預期，我們不做，就只能一直落后于國外的研究。從經濟角度來看，我們目前不談任何回報，連稿費都沒有，反而要想辦法去籌集出版經費。
書的第一卷出版后，國內學者都很驚訝，他們沒想到“滿鐵”調查做得這么深、這么細。一家一戶，日本人把我們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目前學界還浮在大而化之的研究，但無論對于學術界還是決策層，價值都不是很大。大家都知道，農村研究是顯學，那是因為農村問題重要，而不是說做得有多好。我們做農村研究的，能夠對決策層產生直接或間接、長期或短期影響的學術成果并不多。學者關注的問題，政府也知道，沒有扎扎實實的調查研究，你就無法提供新的資料、新的依據、新的思路。我們看了“滿鐵”調查資料以后，思路更加明晰，要從根部（回溯歷史）、細節（村莊產生、運行、維系、變遷的內在機理）去了解中國。把一個村莊研究透了，農村社會的問題基本上也就清楚了。
文匯報：去年，《滿鐵調查》的翻譯出版使得中國學者有機會一睹“滿鐵”調查資料的真容，今年又推出了《滿鐵農村調查》，而且聽說要出100卷，這種方向上的調整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
徐勇：《滿鐵調查》的內容屬于地方志，面上的資料多，但不夠深入，背后缺乏有參考價值的學術理念。《滿鐵農村調查》就不同了，它有學術追求，目的是理解中國農村到底是什么結構、農戶的行為發生了哪些變化、為什么會發生、影響中國農民的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等等，這與我們正在做的農村調查研究非常契合。曹老師也跟我們提過，“滿鐵對農戶的調查項目之詳盡，可以說是舊中國的眾多調查中絕無僅有的”，他建議主要翻譯“滿鐵”農村調查方面的資料。后來，我們調整和重新確立了翻譯的主要方向和順序，形成了新的翻譯計劃。新的計劃定位為“滿鐵農村調查”，主要翻譯“滿鐵調查”中有關農村方面的內容，并從著名的中國農村慣行調查資料翻譯開始。相比已經出版的《滿鐵調查》，《滿鐵農村調查》的資料來源更為廣泛和直接，翻譯出版的進展也大大加快。
文匯報：在已經翻譯出版的“滿鐵”調查資料中，是否有了新的發現？
徐勇：有位經濟史的學者講，滿鐵調查資料可能會改寫中國經濟史。就目前的翻譯和研讀來說，其中的一些內容確實對固有觀念形成了強烈沖擊，比如老人社會。國家老齡委的一位負責人專門問過我，“對現在老年人的問題怎么評價？”我回答了兩個字，“失落”——因為他們沒有經濟基礎。在“滿鐵”調查資料中，我們了解到，過去的農村有養老田，老人會給自己留一分田，用于養老，不需要依賴子女，日后田產的分配也由老人來決定，因而他們的地位很高。現在農村老人問題的關鍵在于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這些我們原來并不了解，而調查也沒有涉及這個問題。現在看來，我們對于農村老人自殺的新聞不能簡單地譴責，而要探尋問題背后的根本原因，這恰恰是學界需要努力做的事情。現在中國農村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通過吸收“滿鐵”調查中可取的方法，掌握其核心的設計原理，用以提升當代中國農村調查的專業水平，趕上甚至超越“滿鐵”調查。
走近“滿鐵”調查翻譯團隊
在學校網站的師資一欄，李俄憲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日本近代文學、中日文學比較研究，以及跨文學視野中的東方文學，但是最近幾年，他腦子里一直在思考與自己專業毫無關系的農村調查。
“你忙什么呢？是不是走錯路了？”去外地開會時，相識的同行拿李俄憲開涮，這也難怪——發表的論文少了，專著的出版計劃又推遲了。在華中師范大學日語系，“不務正業”的人并非只有外表看起來特立獨行的系主任，包括年輕教師娜仁圖雅 、尹仙花，幾乎所有可以調動的力量都在參與其中，而這個項目就是“滿鐵”調查的翻譯工作。
李俄憲在日本留學時，從副導師那里聽說過“滿鐵”調查，僅此而已。后來能夠與之結緣，源于與徐勇教授（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的一次談話。“我當時并沒有多少熱情，畢竟搞‘滿鐵’翻譯不屬于我們的專業范疇，譯著也不算研究成果。后來徐老師他們通過各種論證，談到了對于中國農村調查研究、對于國家發展和農村政策制定的重要意義，讓我很受鼓舞。”徐勇的“意義論”像是一針催化劑，而真正打動李俄憲的是一種認同——學者要有社會責任和學術追求，“日語系的很多教師都是留學歸國人員，最原始的動機就是用這門外語為國家做一點事，否則也不會回來了。”他不希望本末倒置，所以反復強調，日語系首先是教學單位，“滿鐵”調查的翻譯不能影響正常教學。
十幾位教師、所有在讀研究生，再加上大四最優秀的一批學生，隊伍就這么拉起來了。原本以為，翻譯“滿鐵”調查資料只要日語水平過關即可，其實不然，困難程度遠遠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那個時代的日語具有昭和初期的語法特點，調查文本不完全是完整的句型，還有名詞短語，就算是借助于網絡搜索也不見得能準確把握作者的意思。”李俄憲說，當大家焦頭爛額的時候，系里的日籍教師幫了很大的忙，最多的一次解答了從學生中間搜集的200多個問題，“慢慢積累了一些經驗，避免出現語法性錯誤，有的還產生了學習興趣。”為了更好地了解“滿鐵”歷史，接觸第一手調查資料，他每逢去日本出差，都會抽空鉆進各個大學的書庫翻閱相關資料。
已經出版的“滿鐵”調查翻譯，通常是這么分工的：簡單的詞匯和句式交由學生處理，老師負責指導并進行校對，然后老師之間互校。“整個過程需要統籌兼顧，層層把關，相當繁瑣。”對于那些默默付出的老師，李俄憲一直心存愧疚。一方面，100卷、一億字的工作量擺在眼前，但至今還沒有建立相應的評價和報酬體系；另一方面，時間緊、任務重，壓得許多老師喘不過氣來，生病似乎成了家常便飯。
在座的娜仁圖雅、尹仙花，兩人都戴著口罩，不時咳嗽，此前還有一位老師由于連夜審讀，導致視網膜脫落。“時間不等人，我要求每個月完成幾十萬字的翻譯，弄得每個人都很緊張。從某種意義上講，我這是在壓榨他們的勞動力。”對于李俄憲來說，頭頂的不是光環，而是各種壓力，“相信有很多人會認為我們不務正業，但是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理應要為國家貢獻知識，提供決策所需的依據。”他心想著，能在中國農村研究史上留下一個名字，那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村落、家族與村莊治理
——《滿鐵農村調查》（總第一卷·慣行類第一卷）導讀
（鄧大才）
在傳統時期，鄉村社會如何自我運轉、自我治理；這種自我運轉和治理又是如何支撐幾千年的專制制度，成為專制制度的基礎。“滿鐵”調查者認為，農村習俗慣例維持著鄉村秩序、維持鄉村自我運轉，以農村習俗慣例為核心的鄉村治理體系支撐著中國幾千年來的專制主義。
日本“滿鐵”調查是20世紀最大規模的調查，4000人40年的持續調查，形成了浩如煙海的調查資料。在日本“滿鐵”調查中又以“中國農村習俗慣例調查”最為重要，簡稱“慣行調查”或者“慣調”。“慣行調查”由“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第三班（1941年改為習俗慣例班）共13人完成（后有5位轉移到其他調查業務，又有2位新加入進來，不久2位新加入，但是不久又轉去其他地方）。慣行調查是在臺灣、東北的舊慣行調查的基礎和經驗上的一次新調查，1940年開始準備，1941年11月開始調查，1943年11月調查結束，整個調查歷時2年。調查人員共完成了114冊調查資料。“中國農村習俗慣例調查”就是根據這114冊整理出版而成。
第一二卷的調查對象是靠近北京的順義縣，第一卷主要以沙井村為主要調查對象，同時對沙井村周邊的村莊以及從北京到沙井村路途的村莊進行附帶調查，出現在第一卷中的村莊有35個。調查人員有完整的調查提綱，按照調查提綱進行調查，當然針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內容選擇。調查人員首先從順義縣公署的“明白人”，如縣政府的人員、商會人員等開始調查，了解全縣農村的基本情況。在從北京到沙井村的途中對沿途村莊的村長、會首（會長）以及保甲長、自衛團人員、警察分所人員等進行調查。從沙井村來看，調查人員選擇調查對象也有一定的順序，一是新老村長、保甲長；二是會首（會長）、學校教員、看青的、記賬的（也稱為司庫或司房）、看廟的老道；三是鄉、鎮長、分所警員及與沙井村有關或者了解沙井村的縣公署工作人員；四是沙井村各族（姓）的“明白人”或者族長；五是各個職業的明白人，如做蜜供的、做小販的、做生意的等；六是沙井村70戶逐一調查。
日本“滿鐵”調查員有一個統一的調查提綱，基本的問題會對每一個人進行提問，因此對不同的問題會有不同的結論，或者說法不一，如青苗會是什么時候建立的，有的說是光緒三十年，有的說是民國四五年。不同的地方會有不同的回答，這些不同的回答一方面說明了既使相隔如此近，也會有地方差異，另一方面說明回答是有差異，但是這些差異不影響調查的質量，這需要讀者有一個甄別的過程。但是從總體來看，這些差異能夠從共識、多數中辨識出來。“滿鐵”調查員如實地記載了這些差異性的回答，并沒有試圖“校正”或者“更正”，當然有些調查員用括號注明了，如“好像在說謊”，“可能不真實”。調查員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側重點，如對“明白人”會問更多的問題，對分所的警察會對治安問題問得多點，對負責錢糧的會對田賦及其征收問得更詳細。調查員的目標是通過對不同的人問不同的問題或者相同的問題，以便展示一個真實的、全面的、完整的鄉村社會。
在第一卷中，調查員在編輯時分為三類：村莊概況、村落和家族，也涉及土地制度、賦稅制度、租佃制度、金融制度、市場和交易制度等。村莊概況主要是調查從北京前往沙井村沿途的一些村莊的調查，主要包括村莊人口、職業、耕地、家族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交易制度、租佃關系、生產情況等，通過對34個村莊概況的調查，從總體上了解順義縣鄉村社會的情況，特別是從中得出一些共性結論，同時也為深度調查、解剖沙井村打下基礎。
日本“滿鐵”的習俗慣例調查，雖然是對實態進行調查，即調查當時的社會習俗和慣例，但是也大量涉及了歷史及其慣行的變化。調查時間是1941年到1943年，但是很多內容涉及20世紀前四十年，主要有四個階段，一是晚清；二是北洋軍閥；三是民國初期；四是日據時期。四個時期的治理結構及其形式有較大的變化，很復雜，鄉村社會的一些習俗慣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大部分的習俗和慣行依然維持。“滿鐵”的調查員將這種“變”與“不變”均通過調查予以呈現。
日本“滿鐵”的慣行調查目標，“不是為了得到立法或者行政的參考資料，而是為了了解中國的民眾是如何在習俗下經營社會生活的。換言之，就是通過了解中國社會的習俗，生動地描繪出當時社會的特點”。即“本調查的特點就是通過調查法律的習慣，從而了解中國社會的特質”。平野義太郎認為，如果不了解在舊社會民眾所創造出的接近民主的庶民習俗慣例，也就不能理解長久的民族文化的特長是如何延伸至今這一革命的根本問題。或者說這些習俗是支撐中國集權的、官僚封建制度的基礎。
根據這一調查目標，我們可簡單地概括為，在傳統時期鄉村社會如何自我運轉、自我治理；這種自我運轉和治理又是如何支撐幾千年的專制制度，成為專制制度的基礎。“滿鐵”調查者認為，農村習俗慣例維持著鄉村秩序、維持鄉村自我運轉，以農村習俗慣例為核心的鄉村治理體系支撐著中國幾千年來的專制主義。
通過閱讀滿鐵習俗慣例調查第一卷，可以證實很多學者的觀念，也會有很多有趣的發現，在此主要從治理層面談談我的幾個觀點：
第一，傳統鄉村依靠習俗慣例來治理村莊。
在晚清時，國家除征收田賦外，基本不進入村莊。村莊的治理主要是自治，依靠的是長期以來形成的習俗慣例，按照習俗慣例辦事就是守規矩，就是正確的，否則就是不正確的。治理者是有地之人、有識之人、有能之人、有道之人。村莊治理有一定的民主性。這種民主性也受習俗慣行左右。民國建立后，雖然國家機構不斷向下滲透，但是除了向農民收費外，依然是村莊自治，但是自治受到了一些約束，如治理人員要符合要求，治理費用也有規定。國家介入村莊反而加大了治理的難度，很多人不再愿意擔任村長，不愿意治理村莊。但是保甲制并沒有完全取代傳統的治理體系，還得依附、依靠傳統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機制。
第二，以“家政村治”維持村莊運轉。
如果說華南鄉村有一個基本的治理單元——宗族，那么順義縣的傳統鄉村，家的重要性大于族，家的重要性更大于村。農民以家庭為單元進行生產、生活、交往和政治參與，家是最基本的生產單元、生活單元、交往單元、政治單元，還是一個“法人單位”。在家庭與村莊之間的宗族相當弱化，只有一些儀式上的功能。因此，“家政”是最主要的治理單元，但是“家政”的很多活動是在村莊內進行了，而且農民很多生產生活都以村莊為單位進行，因此“家政”與“村治”是一種互補的關系。我們可以將順義縣的農村治理稱為“家政村治”，即是一種以家庭為主的“家戶-村莊”型治理結構。不管是家政，還是村治都是以習俗慣例為治理依據。
第三，國家政權建設加劇了農村衰敗。
晚清結束后的北洋政府、民國政府和日本統治下的“政府”都致力于國家建構，國家政權觸角不斷向下延伸，從學校、警察、鄉鎮以及其他現代官僚化、科層化的政權建設，給人民沒有帶來看得見的好處，但是卻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因為順義縣和沙井村產業結構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財富沒有新的增長機制，但是國家政權建設的所有費用都必須由鄉村來承擔。可以明顯地看到，隨著國家政權的現代化、規范化，農民的負擔卻越來越重。農民的負擔加重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的衰敗。可以進一步推斷，沒有工商業的現代國家建構、民族國家建構可能加劇國家與農民之間的矛盾。
第四，家政體現為家長制和長老制。
家政主要體現為家長治家。家政中有兩個支柱，一個支柱是土地，一個支柱是家長。土地是家庭中最重要的物質財富，家長是家庭治理中最重要因素。家長有習俗規定的權利、義務，家長的產生、接替也必須按照習俗慣例來處理。家長是家政的核心。同時家長又體現為長老制，即家長往往是家庭中的男性長輩，年齡往往比較大。家政與村治還有不同，村治還有一定的民主因素，或者說“集體領導”，但是在家庭中可能更看重等級、尊卑。家庭成員很少有自己的自由和財產。當然以等級和尊卑為重的家政制也會有一定的協商，如兄弟之間協商，如重大事情家庭協商，可以稱為協商式的家長制。
第五，國家政權建設具有破壞和替代“家政村治”的功能。
雖然晚清以來國家的政權建設沒有完全取代村莊自治、家政治理，但是國家政權建設對“家政村治”具有破壞和替代作用。國家實施政權建設過程中基本沒有遭遇到抵抗，也就是說，國家政權開始時順義縣和沙井村沒有類似于西方的“公民社會”存在，國家政權建設先于公民社會的培育。國家政權建設在一定程序上破壞了鄉村的治理體系，特別是警察分所、保甲制的實施，使傳統的士紳治理、長老治理遭到破壞。另外，由于國家官僚科層制的逐漸建立，很多由村莊和家庭的治理功能逐漸由國家替代。但是國家的替代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底線功能，即對鄉村秩序的最終維持；二是財政的吸取功能。其他的治理依然是“家政村治”，習俗和慣例超越在形式法律之上，支撐著鄉村社會的運轉。
“滿鐵”調查資料的整理與研究
“紅火的夕陽”消失在歷史的暮色中，長達40年的“滿鐵”調查活動畫上了句號，但籠罩在殖民統治陰影下的調查資料并未就此塵封。戰后至今，或熱或冷，一直有人在從事整理與研究的工作。
“那天，大連晴空萬里。傍晚，和往時一樣，夕陽撒著她那金色粉末似的光輝，在西方地平線上搖蕩著；在這落日余暉中升起了一股燒毀文件的濃煙，被這濃煙熏痛了眼睛的人們，都各自陷入了沉思……”這是草柳大藏所著《滿鐵調查部內幕》的結尾。日本戰敗后，蘇軍沒收了大連圖書館和“滿鐵”調查部資料室的部分藏書和資料，并用卡車拉走了保存在營城子一個高爾夫球場地下室的大量調查文獻。“紅火的夕陽”消失在歷史的暮色中，長達40年的“滿鐵”調查活動畫上了句號，但籠罩在殖民統治陰影下的調查資料并未就此塵封。戰后至今，或熱或冷，一直有人在從事整理與研究的工作。
先從日本說起。1945年以前，社會科學研究受到日本政府的嚴格控制，當時的“滿鐵”形象建立在國家的民族主義基礎之上，這種政治性的制約及其養成的國民意識在戰后遭到了解構，至少在學界內部形成了新的認識。上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對于“滿鐵”史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均以批判的角度切入，初期將政治外交史、金融史、勞動史作為重點，后來又延伸到產業史、技術史、教育史、社會史、亞洲研究史等領域。日本學者岡部牧夫在《滿鐵研究的歷程和課題》的文章里指出，從中國史的東北政治史、社會經濟史、反帝民族運動史的框架中分離出來，將“滿鐵”作為對立面進行研究，這在日本已經很普遍了。
1965年，早稻田大學教授安藤彥太郎主編的《滿鐵——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出版，這是其所領導的“滿鐵”史研究會的研究成果。后記中這樣寫道：“研究會成員每個人都沒有直接參加戰爭的經驗，都未去過中國，因而都是與滿鐵會社無關者……我們選取這個課題，是想考察日本資本主義殖民地政策的特質，探索中國方面的反應，把握近代日中關系歷史的整體結構。”1977年，曾與安藤彥太郎一道，協助伊藤武雄完成回憶性著述《生活在滿鐵》的山田豪一推出了《滿鐵調查部光榮與挫折的四十年》，他在書中反思了“滿鐵”與“滿鐵”調查部的兩個“弱點”：一是認為原在“滿洲”的“滿鐵”社會的社會地位，特別是“滿鐵”調查員都是其中的優越者，既然優越為何還在調查中進行歪曲，實難理解；二是對“滿鐵”調查部的業績只從其調查研究遺留的文獻考慮，向來認為“書厚而貴生”，被對于龐大業績的崇拜所迷惑，而對于資料制作者的政治性質想得過于簡單。"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解學詩在《評滿鐵調查部》里特別提到了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在日本學者關于“滿鐵”的研討中發揮了積極的組織和引導作用。亞洲經濟研究所是以日本通產省為背景的重點研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綜合研究機構，擁有大量“滿鐵”調查的文獻資料以及像原覺天、井村哲郎這樣熱衷于“滿鐵”研究的學者。1982年與1983年，特別設立“滿鐵”調查資料分科會，每月舉行一次主要由“滿鐵調查部關系者”參加的聽證會，意在了解各種調查報告書的地位，會議記錄由井村哲郎整理后編成了《滿鐵調查部——關系者證言》。當時各種歷史研究利用“滿鐵”調查報告之勢愈演愈烈，但涉及大多數調查報告書的調查目的、調查者意圖、調查方法、調查結果等內容并不清楚，因此聽證會主要圍繞調查活動和調查機構，涵蓋的問題相當廣泛，成為“滿鐵”調查研究史上比較權威的口述資料。
繼每月一次的聽證會后，亞洲經濟研究所在1984年又組織了“滿鐵調查部的真相”與“滿鐵調查關系者對調查活動的看法”的兩場座談會。在“滿鐵調查部的真相”的會上，日本左翼人士石堂清倫的報告主要關注“中國對于日本帝國主義的看法”、“滿鐵調查部中的馬克思主義”、“日本社會主義者的特征”等問題，他對于那段歷史的看法是：“‘滿洲’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從中國人民手中奪取的殖民地，其后的所謂‘滿洲國’建設，全是在同中國人民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對抗中進行的。”在其后舉行的“滿鐵調查關系者對調查活動的看法”的會上，石堂清倫又對“滿鐵”調查的“研究水平”表示了質疑：“日本人在中國進行實態調查有可能嗎？農村實態調查的真實性究竟達到何種程度？中國農民在應答實態調查時能講真話嗎？”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出版了一批關于“滿鐵”調查的重要著作。曾擔任“滿鐵”調查員的原覺天利用亞洲經濟研究所的“滿鐵”文獻資料完成了《現代亞洲研究成立史論》，這本書是戰后研究“滿鐵”調查的代表作。作者以文獻資料為主，
結合口述資料，對調查機構的機制和調查業績進行了剖析和解讀，是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關于“滿鐵”調查部的著述，被稱為“百科事典”。同為“滿鐵”調查員的野間清編有《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這是關于大調查部時期綜合調查最完整的資料集。值得一提的還有井村哲郎與天野弘之合編的《滿鐵調查部與中國農村調查——天野元之助中國研究回顧》、小林英夫的《滿鐵——“智囊團”的誕生與消亡》《滿鐵調查部的軌跡》、松村高夫等人共同編著的《滿鐵調查與研究》。
至于現階段國際上的“滿鐵”研究，吉林省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娜歸納了幾個方面：“滿鐵”相關文件材料的保存與解讀、論述偽滿時期的文學作品、“滿鐵”制度及經營模式問題、被俘日軍及戰爭遺孤問題。日本與美國的學者將研究的視線主要集中在“滿鐵”的歷史資料上，如將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6000萬冊“滿鐵”文獻轉存為電子版，倡議各有關國家能夠攜手完成這項巨大的工程；開發數字化的資料保存軟件，提高照片、地圖、告示、宣傳圖等資料的保存效率，規劃收入各國圖書館所藏的“滿鐵”史料。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將所藏文獻對外公開，降低查閱難度，提高使用頻率，使國內外學者能有效地利用每一件藏品進行研究。相比過去，日本學者的“滿鐵”調查研究已經沉寂下來，上一代學者隨著時間而老去，新一代學者的興趣則發生了轉移。學界有一種說法：“中國農村研究在美國”，一些美國學者相當重視滿鐵調查資料，幾部頗具代表性的專著就是在此基礎上完成的。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黃宗智的《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旨在探討長江三角洲農民糊口農業長期延續的過程和原因，及其變化的過程和原因，重點在于一個特定地域和社會階層的發展與不發展，及其對中國歷史總體以及對農民社會和經濟的各派學術理論的意義。作者在序言中說明，本書的出發點是上世紀30年代的實地調查資料，尤其是費孝通、林惠海和日本“滿鐵”調查部門對于長江三角洲8個村莊的研究。如黃宗智所言，這些調查資料中的“大部分”是采用當時最好的分析框架和社會科學方法進行組織調查及撰寫，而這個分析框架又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特別強調“生產力”（技術、人口、資源、自然環境、對水資源的控制等）和“生產關系”（土地所有和使用、勞動力、租佃制度、雇傭勞動）。芝加哥大學榮休教授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主要圍繞“國家政權建設”和“權力的文化網絡”兩個概念，“我研究村級結構的資料主要來自于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根據1940—1942年間調查編成的六卷本《中國慣行調查報告》。”他認為大部分材料是采訪農民的記錄，有些農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因此“利用這批訪問資料的最好辦法是泛讀和精讀結合，而不是零摘碎取”，與此同時，“要善于利用如碑刻、契約和村莊向縣衙的稟狀等原始記錄，閱讀這些材料既可以再現歷史事件原貌，又能檢驗訪問材料的真偽，更加準確地了解鄉村社會的狀況”。
還有一本重要著作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若孟的《中國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民發展，1890—1949》，該書的觀點是：“中國農村的市場經濟是高度競爭的，因為商品和勞務的市場價格以及生產要素所帶來的收入都由市場上供求雙方的競爭力決定，在這一農村市場經濟中，壟斷從來沒有長期存在過，對農戶的經濟剝削也幾乎不存在”；“從晚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華北的農業生產處于商業化過程中，有更多的集鎮、鄉村和農戶依賴發展中的市場經濟，農戶極大地加強了使其經濟活動適應于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程度，以勞動交換商品和勞務的傳統經濟衰退了”；“同一時期，除了偶然發生暴力行為時市場經濟受到破壞以外，那些卷入市場經濟的農戶的物質生活水平都有輕微的改善”；“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夠對農民及農村基礎設施投入更多的資源和技術以支持農業生產，家庭農場的產出和生產力本應增長得更快。”馬若孟還談到了“滿鐵”調查資料的可靠性——“當本書在美國接受評論時，一些批評家認為其結論是錯誤的，因為有太多的證據來自日本人做的華北農村調查，而當黃宗智和杜贊奇等學者利用這同一批資料做出他們對華北農村經濟和社會的歷史闡述時，學術界卻稱贊其著作新穎獨到有開創性。現在絕大多數的史學家都同意，二戰以前日本人做的農村調查為理解20世紀初期的中國社會留下了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在這意義上，這本書對史料的運用證明是準確的。”
大連曾有“滿鐵”的總部、調查部和圖書館，日本投降以后，收集的檔案、調查報告以及保存的圖書、文獻基本都留在了當地。美國、日本所藏的部分“滿鐵”文獻陸續整理出版，比如美籍華人學者楊覺勇寫了一本在“滿鐵”文獻資料整理研究方面首開先河的重要著述《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調查活動——歷史和文獻目錄》，系統地闡述了“滿鐵”調查的全過程，揭露了整個計劃的罪惡本質。在我國，“滿鐵”文獻資料的整理與研究進展相對緩慢。據中國農業博物館研究員曹幸穗介紹，解放初期，國內的部分史學工作者以及檔案、圖書、情報、出版工作者，做了一些基礎性的工作，使得“滿鐵”文獻資料的主體部分較為完好地留存下來。上世紀50年代，不少學者向有關部門提出由國家組織專門研究班子，全面開展對“滿鐵”文獻資料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當時的國際關系以及人們對“滿鐵”文獻資料的了解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個建議沒有被采納。“文革”結束以后，一些科研單位和學者開始小范圍地進行“滿鐵”文獻資料的整理建檔和學術利用。到了90年代初，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正式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劃辦公室提出課題申請，但仍然沒有被采納立項。幾十年來，藏有“滿鐵”文獻資料的機構、單位變動頻繁，加之調閱使用缺乏完善的規章，導致文獻收藏相當分散。許多單位的藏書條件不好，又對資料的價值認識不足，隨用隨棄，甚至當作廢紙廢品處理。
1995年，季羨林、李新、戴逸、任繼愈等學者多次發出了整理和搶救這一重要歷史遺產的呼吁，終于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次年，“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滿鐵資料研究分會”成立，李新任會長，季羨林任顧問。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發出“滿鐵資料整理研究”的立項通知后，40余個收藏單位提供了反饋信息，幫助研究分會很快摸清了“家底”。經過論證和規劃，編輯出版中國現存“滿鐵”文獻資料聯合目錄之“兩庫一書”的工作很快列入了日程表：編制《滿鐵原編目錄數據庫》（以原滿鐵大連圖書館和調查部歷年的藏書目錄為主），共錄入49種書本式目錄約30萬條4000多萬字；編制《中國館藏滿鐵資料數據庫》（分別登錄全國主要收藏單位的滿鐵情報資料、報刊、圖書等數據，與“滿鐵”原編目錄數據庫進行核對和補充），此庫數據約35萬條近5000萬漢字；編輯《中國館藏滿鐵資料聯合目錄》（30卷）并由上海東方出版社出版。
萬事開頭難，“滿鐵”文獻資料的研究整理工作啟動后碰到了不少問題。曹幸穗舉了幾個例子：首先，因為主要是日文資料，在進行計算機錄入處理時就犯了難——采用日文平臺，一般的錄入員不懂日文，沒辦法操作；換成中文平臺，錄入日文假名時需要頻繁切換錄入界面，無法進行大規模、高效率的錄入工作。其次，“滿鐵”文獻資料年代久遠，形成背景復雜，載體形式多樣，難以在一種統一的計算機數據庫格式中進行錄入編排處理。再如，要想組織、協調幾十家單位談何容易，收藏情況、整理基礎、人員素質各不相同。聽說了此事的井村哲郎頗為感嘆：“這樣的工作，只有在中國能做起來，在日本是不可思議的。”
之所以如此重視“滿鐵”文獻資料，是因為它的研究利用價值不可替代，并且具有文化遺產意義。在曹幸穗看來，通過“滿鐵”文獻資料的研究，第一、可以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罪行，還歷史真面目——“滿鐵的成立，本身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犯中國主權的產物，滿鐵的經營活動歷史，就是日本侵華史的縮影。更重要的是，滿鐵的存續，幾乎貫穿了日本侵華的始終，更由于它與日本政府、日本軍事當局的特殊從屬關系，決定了它在許多侵華事件中必然要充當策劃者、執行者、幫兇者或知情者。”第二、可以發掘對當前經濟建設有用的信息資料，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滿鐵的調查資料，無論是作為日本殖民統治的‘資政’材料，還是作為武裝入侵的軍事情報，它都具有準確、全面、真實的一面。滿鐵調查員多數是各個專業領域訓練有素的高級專家，他們所進行的中國自然資源和社會經濟資源的調查以及寫出的調查報告，應當說達到了當時的科學知識水平，具有較高的學術的、技術的質量。滿鐵所作的關于中國礦產、森林、水源、生物、山川、地形、城市、道路、港口等等調查報告中，有許多至今仍有價值的、值得開發利用的資料。”第三、整理保存一批反映20世紀中國社會經濟實況的歷史資料——“調查資料的質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紀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農社會的有關資料，我本人也曾使用滿鐵資料進行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的研究，其中所得出的研究結論，獲得了學術界的關注和肯定。”
說到這，有幾個概念有必要區分一下：一是“滿鐵檔案”（在日本侵華的各類機構中，滿鐵留下的檔案算是比較多的，“滿鐵”本社的檔案至今尚存有13000多卷，它記錄了以“滿鐵”為中心的日本各方面侵略事實與內幕，均系原始文書），二是“滿鐵圖書”（規模較大的滿鐵系統圖書館有大連圖書館、奉天圖書館、撫順圖書館，保存了用各種方法從中國、俄國以及世界各地搜集的各種版本的中日文圖書和西文圖書），三是“滿鐵資料”（即“滿鐵”檔案文書。
以外的由“滿鐵”本社及“滿鐵”所屬各機構形成的文字資料，如：社史、社業要覽、營業報告、專題資料、說明資料、調查報告與資料、綜合情報、期刊、統計、宣傳資料）。加上由原“滿鐵”理事以上領導層個人所藏“滿鐵”文書資料，這就構成了廣義上的“滿鐵文獻資料”，而“滿鐵”調查資料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主體是“滿鐵”調查部等專門調查機構形成的調查報告、情報資料，期刊等，也包括“滿鐵”非調查機構的同類型資料。從資料的內容構成來區分，可以分為綜合性調查、專題性調查、單項性調查等；從資料的載體形式來區分，又可以分為排印本、刻印本、復寫本、手寫稿本等。根據曹幸穗提供的一張結構圖可以看出，“滿鐵”調查資料可以分為工商業實態調查、城市不動產調查、財政金融調查、經濟概況調查、農村農業調查、軍事政治調查、自然資源調查、社會風俗調查、道路交通調查以及對華移民調查，其中的滿鐵農村調查共計106卷，包括“農村編”、“農業編”、“農產貿易與農民生活編”。
在曹幸穗最初給國家有關部門報送的“滿鐵”研究規劃中，就包括了選編、出版“滿鐵”資料掃描保存中的“農村調查”部分。后來由于工作原因，他只能遺憾地退出。“滿鐵的調查，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嚴密的學術架構之上的，它的大部分成果都各自構成獨立的一個學術體系或者完整的一個學術單元（后期為日軍侵略提供的情報除外）。”聽說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接手”了這個項目，曹幸穗特地給對方寫了一封信，“既然要做這項工作，就要盡可能地把‘滿鐵’農村調查資料中最精華的部分留給歷史、留給后人。”華中師大與“滿鐵”調查資料的牽手，始于2006年啟動的對中國農村進行大規模調查和持續跟蹤觀察的“百村觀察計劃”，通過翻譯出版“滿鐵”調查資料來借鑒更多的調查資料和方法。由于原文資料識別困難，最初的翻譯進展十分緩慢，并且費勁了周折，直至2015年1月，《滿鐵調查》一書才姍姍來遲。一年后，《滿鐵農村調查》與《中國農村調查》同時出版，未來的計劃是這兩套書各出100卷，總篇幅將達到兩億字。
“華中師大翻譯的那一套《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意義重大，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學者對該史料的翻譯出版翹首期盼已久。利用這些資料將極大地提高國內學術研究水平，并與國外學術界展開對話。”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思在上世紀80年代做碩士論文時開始接觸“滿鐵”調查資料中有關華北農村的內容，到了博士階段，更是直接利用“滿鐵”調查資料，前往“滿鐵”調查的村莊考察。“對于中國近現代史、華北鄉村社會-經濟史研究來說，滿鐵調查資料是無法匹敵的資料寶庫。”在國內，專門利用“滿鐵”調查資料進行學術研究的學者尚不多見（《滿鐵農村調查》的翻譯出版或將帶動新一輪滿鐵研究熱），張思就是其中一位，編寫了多部著作，如《近代華北村落共同體的變遷——農耕結合習慣的歷史人類學考察》《二十世紀華北農村調查記錄》等。在《侯家營：一個華北村莊權力結構的瓦解與秩序重建（1920—1950）》的一文中，他先從詳細描畫一個普通的華北村莊（河北省昌黎縣侯家營村）在20世紀所經歷的一系列社會動蕩著手，從細數村莊內部權力結構與秩序沿革的具體故事開始，來展現一個普通華北村莊在20世紀前半期所經歷的權力結構瓦解和秩序重建的變遷歷程。
“20世紀前半期的華北鄉村不會是相互絕緣、相互獨立的，都會或多或少經歷過與昌黎縣侯家營村類似的過程——傳統村莊領袖權威失落、舊有的村內權力結構瓦解和社會秩序崩壞。”張思認為，造成這一危機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村莊外部環境的變化，諸如軍閥混戰、日軍侵占、國共內戰、國家權力深入村內、對農民的盤剝勒索日益加重等，“這些外部壓力使得傳統村莊領袖們越來越不堪重負，逐漸從村莊的政治權力中心中退出”。在結合“滿鐵”調查資料與《侯家營文書》（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關該村的村政沿革及社會、經濟變遷方面的極為豐富、系統的檔案文獻資料）的兩類史料基礎上，張思又進行了新的田野調查，對比后發現杜贊奇的華北宗族論中存在不少任意發揮之處，望文生義地誤讀了“滿鐵”調查資料中的部分記錄，嚴重夸大了20世紀20—40年代侯家營村乃至整個華北鄉村的宗族矛盾。“如果硬是將20世紀華北村莊外部環境的影響特別是國家權力的深入（捐稅增加、攤派需索加重）與村莊內部的宗族競爭激化、宗族矛盾加劇畫上等號，目前看尚屬勉強。”在他看來，傳統村莊領袖權威失落、舊有的村內權力結構瓦解也許并不可怕，理由是1930年代的侯家營村里曾有過短暫的新式精英崛起，取代村莊傳統領袖而村內秩序仍得以維持的一幕。那些同樣具有威望的新式精英并不是村內宗族爭斗中產生的勝出者，他們多從村外獲得歷練，獲得權威資源，對外亦能很好地發揮保護村莊的作用，并逐漸贏得村民的擁戴。此外，20世紀前半期日益深入中國鄉村的國家權力并不總是秩序的破壞者和危機的制造者，“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共政權在華北鄉村成功地實現了史無前例的鄉村領袖更替，并在鄉村秩序重建的過程中成為村莊內新秩序與新權威的堅強后盾”。
同樣是以華北農村為對象，以“滿鐵”調查資料為依據，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蘭林友的論文《滿鐵調查村落的歷史與現狀透視》談到了村落的封閉與開放，其觀點和結論跳出了黃宗智與杜贊奇的設定。前者認為華北村落是一個內向、封閉、內聚的村落共同體，并將“滿鐵”調查的6個村落分為三類，即“緊密的村落”、“衰落中的緊密村落”、“分裂的村落”；后者提出異議，認為這種分類與實際情況不符，重新劃分了四種類型：“宗教社區/鄰近都市中心”包括了“相對富裕”與“相對貧窮”，“宗族社區/遠離都市中心”也包括了“相對富裕”與“相對貧窮”。“在華北鄉村這樣的復雜社會里，村落政治和社會生活絕對不像學者們認為的那樣直觀而簡單。”蘭林友的看法是，整體而言，華北村落的確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封閉性，如與鄰近村莊之間聯合行動很少，村民之間大多是個體的、自發的來往，而在公共道路、水利灌溉工程等方面則沒有任何聯合性的行動，“但我們不能就此認為華北村落十分內聚而封閉，還應該看到村民與其他村落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盡管這種聯系可能是臨時的、分散的、零星的、個體的，最主要的是隨情境而變化的，而不是整體的、集體的、恒定的組織聯系。”事實上，華北村落并不像黃宗智所描述的那么封閉，同時也沒有達到杜贊奇所論斷的那么廣泛而有組織性。
馬克思·韋伯說過，“一個人對人類知識的科學貢獻在5到10年中就會被修正或被他人的貢獻所取代。”黃宗智、杜贊奇等美國學者曾經利用“滿鐵”調查資料占領了學術高地，但是近年來，他們的某些論述與判斷，引來了張思、蘭林友等中國學者的質疑和求證，不同的觀點之間發生了交鋒、碰撞。有朝一日，“滿鐵”調查資料得到充分的發掘和利用，尤其是《滿鐵農村調查》順利翻譯出版，推動中國的農村調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調查方法和研究范式，繼而通過歷史的中國來觀察和思考現實的中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微信號/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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