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如何把“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卻需要理念更新和制度創新。位于梵凈山腳下的貴州江口縣太平鄉寨沙侗寨是一個典型的貧困村，2000年人均收入僅有900元左右，村落的臟亂到了讓人望而卻步的程度。而如今這個村人均年收入超過3萬元，成為遠近聞名的小康村。
這一切變化得益于政府的扶貧政策，政府不僅改善了這個小村寨的基礎設施，實行了垃圾分類和統一收集，安裝了上下水管道，還成立了旅游公司，組建起演出隊，培訓家家戶戶發展農家樂。
過去村寨所謂的“靠山吃山”，曾一度淪為“偷山”的行徑。村民經常到保護區偷砍盜伐、偷捕盜獵，不僅破壞了生態環境，也始終難以擺脫貧困的窘迫。轉變了“靠山吃山”思路后村寨人，幾乎個個都成為義務的生態保護宣傳員，因為他們真正意識到，生計（農家樂）的好壞與梵凈山的生態環境密切相關。
在我國第三個扶貧日之際，總結梵凈山腳下的扶貧經驗具有特殊的意義。這讓我們意識到，為提高扶貧實踐的有效性，以往的“剛性扶貧”模式需要向“柔性扶貧”模式轉換了。
以往的扶貧理念大都是以資源短缺與不足作為貧困的主因，而扶貧實踐則以獲取外部資源為顯著特征，兩者結合就形成了強大的爭取外部資源的動力。但外部資源的設置通常都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很難適應千差萬別的反貧困實踐。為了爭取到寶貴的扶貧資源，各地往往采取削足適履的措施，使自己的扶貧項目與上級制定的項目相符合，而不顧其是否符合當地的實際需要。這是剛性扶貧的最突出的表現。由此，在以往的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定點扶貧、對口幫扶等諸多扶貧類型中，無論是輸血式還是“造血式”扶貧，其注意力多集中于獲取外部資源，有什么資源就做什么事，有啥項目就把它機械地搬到貧困鄉村去，不管它是否適合鄉村的需求。
在中央提出“精準扶貧”的思路后，這種傾向有愈發明顯的趨勢。一些地方面對巨大的外部資源，特別是易地搬遷資金的誘惑，把“易地”搬遷變成了“異地”搬遷，甚至為了獲取項目“為了搬遷而搬遷”。村莊搬家了，貧困卻依舊，甚至連原本存在的生計也損失了，讓原來的貧困人口“貧上加貧”。一些地方錯誤理解“精準”的含義，把“精準扶貧”演變成了“精準救濟”，導致一些地方爭當貧困戶現象的出現。
傳統扶貧理念大都具有很強的“剛性”，外部項目、資金等資源機械地進入貧困村，可以落地，但很難生根，不能實現與鄉村有機體融合。這是扶貧項目成為“項目孤島”，使扶貧效果打折扣或扶貧資金打水漂的主要原因，。
所謂“柔性扶貧”，其核心內容就是強調鄉村資源的價值，生態、自然、物產、民族村落、風情、習俗、生活方式等都是重要的資源。這些資源通過重新組合、制度創新等途徑可以實現價值放大的效果，在資源要素不變的情況下實現農民可持續的脫貧致富。在寨沙侗寨除了背靠梵凈山生態資源外，美麗的村落、游人的侗族文化、美食、農家風情等都構成了重要的發展要素，成為老百姓脫貧致富的重要資源。
“柔性扶貧”把鄉村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由此在扶貧策略上主張沿著鄉村固有價值系統安排扶貧項目，使外來項目融入村落體系，促進原有鄉村結構體系的更新升級，而不是在原有體系旁邊孤立地豎起一個與鄉村無關的項目，更不能想當然地重新制造出一個新的鄉村結構。
“柔性扶貧”不盯著一時一事，而是體現在扶貧的綜合內容和措施上。扶貧不僅重視基礎設施、產業與文化設施建設，還強調與硬件建設相配套的柔性項目，比如社區對資源的配置及管理能力，社區內部對公平性的認知與行動，村民文化、法制、道德與社會責任素質的提高，民俗與鄉土文化的傳承與活化等等。它更著眼于村民幸福指數的提高。
“柔性扶貧”不是通過外部資源供給方的強硬干預，也不是“一對一”的直線給予或救濟，而是通過“鄉村互助、團結發展”的手法，激發社區內在活力及向心力，通過有機體合力的作用解決貧困問題。它既重視外來支持者的重要作用，但也認識到其局限性，主張采用陪伴成長的方式與社區共同面對貧困，以支持與尊重的方式，滿足貧困村民的不同需求，在脫貧的過程中相攜成長。
“柔性扶貧”不是疾風暴雨式的運動，而是春雨潤物細無聲的滋潤過程；不是類似于脫貧比賽的數字游戲，而是實實在在地讓老百姓體驗到幸福生活的扎實努力。扶貧不用能用立竿見影的投入換取某段時間收入顯著提高，或短期內村莊外貌的直觀改變，而應綜合考慮到村莊文化、精神、生計、治理等多方面的因素，獲得村莊的整體進步和人們生活的全面改善，而且這種變化和進步必須是可持續的。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科學網 2016-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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