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綠水青山：農村電商“麗水現象”透析》之一
一些事做過之后才會逐漸看到它的價值。在改革尚且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農村電商作為一種新事物，同樣面臨前無古人的境況，只能倉促下水，找著石頭往前挪動。而能在這樣的背景下率先在農村電商領域摸出幾塊“石頭”來，也就顯得彌足珍貴，浙江麗水便是其中之一。
甫入農村電商行列，首先耳聞的案例就有麗水，也第一次知道了遂昌是浙江的而不是我印象中四川的一個縣（四川有遂寧），也才知道了縉云縣的山溝里有一個響當當的“北山狼”品牌，也在隨后認識了潘東明、王軍龍等農村電商的風云人物。等到2015年元月隨陜西政協代表團到浙江正式考察電商，終于才算“實體”接觸了一下麗水的農村“虛擬”經濟，印象不斷深刻起來。今天又讀了《互聯網+綠水青山：農村電商“麗水現象”透析》，我心中的麗水農村電商形象更加清晰。
要對麗水的農村電商進行概況，我絕對沒有發言權，多次到浙江的農村電商泰斗汪向東先生更有發言權，他為本書所做的序言可以說高度地提煉了“麗水現象”的實質，即作為一個案例，它不會讓你“一覽無余”，而是讓你總感覺“欲罷不能”；而這個案例成功邏輯的核心只有一條，就是“政府與市場共建的服務機制”。那么我想結合自己的體會，在汪老師總結的基礎上再作些延伸。
麗水農村電商案例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機制。第一次看麗水案例，我就記住了那個外界看來“四不像”的農村電商服務機構，這個機構是政府的機構，卻由企業在運營，主管是麗水團市委，而主任是浙江唯訊公司的老總，工作人員是團委的志愿者加上唯訊公司的職員；其運行又納入政府的考核，但考核的內容又只止于政府購買服務的一部分，還容許運營企業用政府的這塊牌子對外攬活。如果按常規的路數來看，這樣的機構也算是奇葩，但卻有效率。農村電商的發展絕對不需要政府來事必親躬，而只需要政府把路修好，不要設關卡，如果還能點火加油更好。顯然，麗水的機制可能不好看，但絕對管用，也就是麗水市副市長林亮在書中說的，“探索出了一套務實管用的農村電子商務發展機制”，“商務部門主導、共青團主推、平臺支撐、兩化（社會化和市場化結合）”，這就是“麗水經驗”的核心。我在淘寶大學縣域電商縣長研修班講習時，給“麗水經驗”起了一個形象的名字——梧桐工程有奇效，政府所做的就是栽好梧桐樹，引得鳳凰飛。
而再回顧這幾年農村電商的實踐，其中的教訓最關鍵的一條是“舊瓶裝新酒”。明明是互聯網時代的事情，往往卻按著傳統的套路來行事，一說加強領導，往往意味著成立機構；一說加大力度，往往也無非多列一些專項經費；如果再加上高度重視，那也就是一把手親自督陣。再具體怎么干呢？卻不清楚。戰略的偉大絕不可以替代戰術的精巧，再宏偉的計劃總得有細致的措施來實施。于是，悲摧的事情出現了，各地成立的電商辦多為新增了一個職能部門，具體的辦事人員也多為臨時抽調，這樣一個班底，如何指導推動一個地方的農村電商？更不要說具體工作中的方式陳舊，有的地方資助電商企業一點經費，竟然到了連企業的“logo”設計也要審批的地步，在服務嚴重不到位的情況下，竟然又在管理的程度上到了嚴重越位的地步。一些地方的農村電商為什么“事倍功半”，機制不好是最重要的一條原因。
麗水農村電商案例最讓我羨慕的地方是人才。如果說遂昌沒有潘東明從上海的回歸，如果說“北山狼”沒有呂振鴻的身先士卒，如果說麗水農村電商服務中心沒有王軍龍這樣一班人，則麗水農村電商是否還能像今天這樣繁榮，似乎值得懷疑。如果由此再放眼到全國的農村電商實踐，則每一個農村電商的成功案例背后，也都有一個領軍人物走在前列。那“無中生有”的淘寶村經典案例江蘇沙集，如果沒有孫寒等“三劍客”的回歸；如果義烏青巖劉村不是劉文高積極地推動；如果不是王小幫、趙海伶、杜千里等人回到山區對農產品電商的開拓，我們今天的農村電商局面是不可想象的。固然可以說，時勢造英雄，但也不得不說，得英雄者方可寫風流。
所以，再回看今天的農村電商發展，一個地方的農村電商能否發展，關鍵要看是否有一兩個領軍人物的回歸。俗話說得好，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好多地方農村電商的困境，其實是人才的困境，領導不懂，部門不會，會干的人沒有，如何興起？一些地方也不是不重視人才，但曉之以情、動之以理的背后，更重要的是有沒有打造出一個人才成長的土壤，否則再好的樹苗也不可能長成參天大樹。而且，我們還必須看到，在目前的案例中，所有的人才幾乎都是本土的，所以想像招商引資一樣靠引進幾個人才實現農村電商局面徹底改觀的想法也要慎重，有可能還會引發“招來女婿氣死兒”式的負面效果。農村淘寶及時升級到2.0版本，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農村人才的回流。
麗水農村電商案例最讓我感慨的地方是思維。在2015的春天，“互聯網+”一度成為炙手可熱的概念，一時間成了一個大筐，什么都想往里面裝。這時，阿里巴巴總裁金建杭及時發表了一個演講，明確表示，互聯網加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加傳統思維。為什么同樣在做農村電商，實際效果大相徑庭？有客觀條件的原因，但更有主觀的原因，思維方式就是一個重要因素。麗水農村電商能走到今天，發展思維的創新絕對值得稱贊。正是因為有了創新的思維，才可能提出“電商換市”的口號，而一些地方現在還在擔心電商影響了實體經濟；正是因為有了創新的思維，也才可能出現新的機制，新的模式，而一些地方還在拿著老船票等著上新船。
現在一些地方為了推動電商，出現了一批電商書記、電商縣長，這是好事情，但絕對不能成為新常態，電商本質上依然是市場主體的事情，政府的振臂高呼只能是發展初期的特殊狀態，就像梅花在百花寂寥之時，一花先開，引來百花競放；而一旦繁花似錦，政府就需要“她在從中笑”。從目前的情形看，恰恰是在電商發達的江浙沿海，電商縣長的出現頻次要低一些，與之對應的恰恰是在電商發展落后的地區。所以，我在談及縣域電商頂層設計的時候也認為，頂層設計絕對不是為了顯示縣長的英明，而是一切從電商發展的需要出發。
由此，我不覺想到了最近很熱的一個詞——供給側改革。什么是供給側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不能再像過去，一味在刺激需求上下功夫，而是要反思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以新供給催生新需求，既不做大包大攬的“凱恩斯”主義者，也不做任由市場競爭的自由主義者，在制度創新、完善基礎設施、釋放人才活力等方面下功夫。那么這幾年的農村電商發展案例，恰恰不也是印證了供給側改革的理念嗎？通過政府的“營造漁場”，讓平臺、人才、企業等各方力量在農村電商的廣袤空間里“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這不是一種最理想的狀態么？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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