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浙江建德市乾潭鎮政府的支持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與三生谷生態村在胥嶺村的梯田油菜花間的帳篷中聯合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中國生態鄉村建設研討會。研討會聚集了國內外一流的生態鄉村建設和研究的專家、實踐者共同探討生態鄉村建設的途徑、方法和面臨的問題挑戰。以下分類匯總了國家行政學院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張孝德教授在研討會上的發言摘錄：
一、鄉村特有的生活方式是鄉村生命力所在
有一件事需要清醒，生態鄉村的吸引力是什么？鄉村的吸引力不是生產，是生活，鄉村的生活方式是鄉村生命力的所在。這個生命力所在的原因來自一個大背景，這就是弊端凸顯的工業文明造成的。近代以來的工業文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利用科技和市場的力量，有效地解決了高效率生產問題。
傳統經濟學有一個假定，財富增長等于幸福增長，但是今天人類遇到了問題，發現財富與幸福不是絕對等同的關系，現代工業文明時代人類的生活出了問題。為什么我研究生態文明最后走進了鄉村？因為工業文明時代解決了以最低成本得到產品生產的最大化的問題，但如何以最低能耗實現生活幸福最大化的問題沒有解決好。追求以最低能耗得到幸福生活最大化是生態文明時代要解決的難題，我們發現尋找低成本的幸福生活方式在農村。
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得到物質財富最大的產出，對這個問題人類已經有兩百多年足夠的工業化經驗，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已經占用了社會最主要的資源。但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最低的能耗得到幸福生活的最大化，解決這個問題才剛剛開始。為什么有年輕人也覺得鄉村生活有吸引力？同時鄉村也開始吸引一批城市中產階層下鄉？這種情況，在三十年前是不可能的，十年前都不可能。因為那時我們提升幸福生活最大的障礙是溫飽問題，是物質財富供給短缺。但現在提升幸福生活最大的障礙，不是物質財富供給不足，而是文化、精神、環境等供給不足。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鄉村的價值開始被發現。
北京地球村發起人廖曉義老師從做環境保護開始，2008年后開始從環保走向鄉村建設，從環境保護到鄉村建設的轉向存在時代的邏輯關系，這就是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從鄉村文明建設起步。其實不僅僅是廖曉義老師一個人，一大批包括國外的環境保護者都不約而同地從鄉村開始探索走向未來的道路。起初在這條道路上行走的是小眾人，但是最近幾年，我們發現行走在這條路上的人越來越多，有一種鄉村建設的春天即將到來的感覺。
二、中國貢獻給人類的不是重復西方的工業文明，而是生態文明和鄉村文明
在轟轟烈烈的城市化背景下，我們卻一直努力推動鄉村文明復興。難道我們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嗎？恰恰相反，在一個時代的大轉型時期，代表未來的恰恰不是傳統的主流，而是在主流邊緣地帶的非主流。
起始于西方的城市化與工業化，諸多弊端已經顯現，這里有一個對歷史大勢的基本判斷，就是西方工業文明時代的使命已經完成。十八大之后，中央審時度勢，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在這里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回答，中國作為世界巨體量的大國占據了地球很多資源，而且這個巨體量的大國有自己獨特的文明歷史和文化。目前主流學者講中國的現代化就是實現工業化，要超過美國。我認為這個目標定位，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也不符合這樣一個巨體量大國的身份。如果中國的崛起，對人類的貢獻就是重復西方的工業文明，那么我們這個大國就對不起人類。因為近代以來的工業文明是屬于少數國家獨享的文明，是一種讓全球買單，使少數國家享受的高成本、高能耗、已經陷入高風險的文明。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巨體量國家，如果繼續跟著西方走，重復西方式害人利己的讓全球買單的工業文明，那么中國與世界面臨的前景就是走向共同的毀滅。所以，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不是單純地著眼于環境問題，而是一個新文明模式的創新。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無論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人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涵，必須是一條新文明之路，一條不是讓全球為中國買單，而是中國要為人類文明做貢獻的新文明，這個新文明就是生態文明。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再認識鄉村建設，就會發現，自足、低能耗的鄉村生活恰恰是生態文明時代所需要的生活。中華民族為人類的未來貢獻的新文明的落地載體，主要不是城市，而是鄉村，因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就是鄉村主導的文明。從古羅馬、古希臘開始，西方的文明就是屬于城市文明。搞城市化不是中國的優勢，很難超過歐洲的城市，我們許多地方到處都在模仿歐洲的小城鎮，無論模仿得多好，也無法超過原生的歐洲城市。但鄉村文明是我們的稟賦優勢，而且時代需要復興鄉村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市化、工業化應該告一段落，走向未來的中國需要從鄉村文明復興開始，這是時代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
三、胥嶺“三生谷生態村”是鄉村建設另一個創新
目前中國鄉村建設模式呈現高度多樣化。山西永濟蒲韓社區屬于內生模式，廖曉義老師的“樂和家園”是社工與村合作模式、北京的“小毛驢”屬于都市社區農業模式。而我們今天討論的胥嶺“三生谷”屬于社會企業與鄉村合作的模式。
胥嶺“三生谷生態村”是鄉村建設的一個新模式。在鄉村建設中，我們主張引模式比引資本更有生命力，更安全。胥嶺“三生谷生態村”引入這樣的有擔當、有情懷的社會企業參與鄉村建設，既可以有效解決鄉村建設所缺少的資本和管理，也能夠保護與傳承鄉村文化，一舉兩得。但是如果招來的是沒有德行，沒有鄉村情懷，只想掙大錢的企業家，鄉村建設可能會變得更困難，鄉村成為商業的工具和奴隸，鄉村文明和文化的傳承就會面臨中斷的危險。這是個悲劇，這樣的悲劇在中國的一些鄉村已經發生。胥嶺“三生谷生態村”有幾個方面值得思考和研究：
第一，它用現代的企業股份制的模式，實現了鄉村集體組織與集體經濟的再造。胥嶺村通過讓村民全體參加鄉建集體股份制，讓原有的人民公社這樣一個有價值內涵的組織和一個具有現代企業性質的組織實現一種融合，這是一個創新。600戶村民這是一個集體組織，但是這個集體組織不是以純政治組織的形式出現，而是以一個公司的形式來體現，下邊又有許多專業分公司。分公司按照企業化運行，大公司應該說是社會性企業總框架。村級的公司不僅有經濟功能，還有常規企業沒有的價值功能。這種模式把利益的功能下沉到許多分公司，把價值功能上升到總公司，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辯證的結合。這個結合解決了什么問題呢？如果有了一個企業法人的話，已經確定的事情不會因為更換村里的領導而變化。不管在什么地方搞社會組織，上邊換一個新的書記、新的村長，這個組織就要受影響。當這個組織成為企業的時候，就會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具有合法性，解決了鄉村組織合法性的問題，這是一個創新，值得思考。
第二個創新就是開創了鄉村建設的PPP模式。通過這個鄉建組織企業化的模式，使鄉村投資就變成開放的平臺，許多投資包括眾籌等可以進入，可以引入更多的社會資源合作。經濟學過度地強調制度，希望用制度去解決一切問題，但一個制度如果沒有內在的組織價值，這個制度就沒有生命力。在組織架構層面上，這里面導入了兩個概念，解決了經濟學的兩個問題，將制度經濟學和組織經濟學創新性地融為一體，將面向市場的利益主導的外部組織和內部組織的價值再生很好地嫁接在了一起。
第三個方面，胥嶺“三生谷生態”是與國際接軌的鄉村建設模式。不知道胥嶺是不是國內最早，至少是最早之一，它們與國際生態村的交流合作也體現了溫鐵軍老師強調的鄉村話語體系應該與國際化接軌的理念。鄉村建設的“國際化”不僅是一個概念，其實是一個全球關注的問題。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出現了生態鄉村建設的新潮流。對于這個話題可以做一個梳理，這個潮流表現在多個層次，一個是在宏觀層次上的，像溫老師這樣的學者常年與國際進行交流，說明鄉村文明是國際學者共同關心的問題。還有一個層次，是民間推動是世界鄉村建設的潮流，比如國際生態村、國際慢城等等。
四、鄉村建設不能用工業化思維進行復制拷貝
此外，今天討論的四川華道社區是城市人群追求生態鄉居生活的另外一種模式。在北京、上海等許多大城市已經有一批人，開始探索如何讓鄉村生活的元素植入城市之中的新探索，這種新探索叫城市共享生活方式，是牛健先生發起的共享生活的運動，目前已經變成一個由專家教授、文化人、房地產、環保工作者、企業等參加的一個群體，讓鄉村生活進入城市的共享生活方式，有可能成為未來城市房地產的一個新模式。由于四川華道社區是在城市搞生態社區建設，比農村要艱難的多。與其他案例相比，前期問題較多，但我覺得堅持3-5年之后，一些問題就會得到解決。任何新生事物都是這樣，關鍵是走對了“道”沒有，只有在“道”上，未來一定是好的。
大家都在考慮鄉村建設的模式可不可以復制，這個話題十年前就在山西永濟蒲韓社區討論過多次。有的學者還想搞出一個模型來推廣，最后發現沒有結果。我認為“復制”是工業化思維。鄉村的模式是長出來的，你看看長出來的一棵樹上，沒有重復的兩篇葉子。你看看在一個樹林里也沒有重復一樣的兩棵樹。我們的每一個鄉村就像森林中的樹，只有多樣化，沒有重復。但它們都是一個共同的生命體，都按照共同生命規律成長，但它們之間不簡單模仿，而是各自充滿生生不息的創新力，這才是鄉村的本性。所以，我認為，鄉村發展不能按照工業化模式，制定統一標準，拷貝重復，如果那樣，鄉村就會從一個生命系統變成一個被工廠化生產的死產品。目前我們許多新農村就是這樣被生產出來的產品。鄉村之間可以充分交流和借鑒，不要簡單重復。每個鄉村都要有自己的自信與主體性，不要外求，要內求，這是我們對于鄉村建設的主張。我們現在特別喜歡搞標準，我反對標準化。鄉建的模式不是可復制的，鄉建的模式就是森林的樹，各有各的模式。
鄉建是否只能民間搞，才能行，不是。像義烏的何斯路村的書記兼村長何允輝就搞得非常好。在我們鄉村文明論壇交流中，也有一個縣一個區搞得非常好的。我覺得鄉村建設有一件事非常重要，是誰來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走對了道，道走對了，誰去搞誰能成。所以，我們鄉建的視野隨著時間的推移要拓展開。政府里面也有許多有事業心的干部，想把一個縣做得非常好。山西運城鹽湖區一個書記連續幾年搞傳統文化下鄉村、下學校、下社區、下黨校，走在全國前面，改變了整個社群。實事求是講，如果政府的道走對了，主流組織比社會組織的能量要大。官員推動鄉村建設能量更大，能夠改變整個區縣?？傊l建工作只有走對走不對“道”，沒有說一定要誰來做這件事。
鄉村建設之“道”，在于能做真正符合鄉村需求的事兒。蒲韓社區是真正的以人為本，鄭冰心目的“人”是什么人？是真正的老百姓；你看她做的事，老人需要，就做老人的事；兒童需要，就做兒童的事；搞合作金融，不是說誰貸款貸得多，誰交利息多就好。他們不是，他們發現，按照原來的辦法，20%最窮的人貸不上款，那就降低收益，也要把貸款額度放到一萬以下，三千、五千地貸給最需要幫助的人。一家一戶擁有的土地規模多大合適？我們主流學者研究的標準是產出效率最大化，但永濟的鄭冰團隊是真正地以一個農民的身份來思考農村土地規模問題、農村的貸款問題和農村的建設問題。我們的領導干部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思考，也有這樣的干部，如果這樣思考了，就在“道”上了。
五、沒有文化的鄉村經濟是無根的經濟，不可長久
做農村工作一定是文化引領，不能夠只抓經濟。這是溫鐵軍老師一直在強調的，誰從經濟開始誰就死，這不是詛咒，是鄉建付出的教訓和代價。我們不是簡單反對搞鄉村經濟，而是要知道經濟與文化的關系，文化是鄉村發展的根，經濟是文化開花結出的果。經濟是機體，文化是機體的靈魂，不能本末顛倒，如果顛倒了，就會受到規律的制約，用農民的話說就是報應。鄉村建設中沒有文化的經濟，是沒有根的經濟，是不長久的經濟。
如果把鄉村變成單純的企業去做，這個鄉村是要做死的。鄉村是生活，是生活帶動的生產模式，這個理念也是永濟蒲韓社區在實踐的經驗。在蒲韓，她們感到很快樂，十七年過去了，今天他們仍然感到快樂。但是我們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了30多年，發現今天不幸福了。問題在哪里，經濟增長沒有了魂。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面臨斷根的危機。這是問題所在，鄉村也是如此。
鄭冰的團隊，永遠在做老百姓的工作。不要認為農村、生活在農村就一定了解農民。不是這樣，鄭冰的一百多個社員跟國家工作人員一樣，專職地深入到每家每戶跟老百姓聊天，要求每一年都要帶進來多少戶入社。老百姓入社是聊出來的。有這樣一批人每天跟老百姓聊天，家長里短，才把所有貸款的信息收集到。他們有3000多戶成員，這100多個人一個人10戶、20戶分門別類都要把貸款放下去。毛主席講的農村調研，在鄭冰這里是一個常態化的制度。我們講制度建設，蒲韓社區有一個非常硬性的制度，就是所有新來的大學生通通要到老百姓那兒深入調研，這才是制度化的，不是搞運動，一陣子而已。我覺得這是鄭冰團隊真金白銀的東西，也是我個人對蒲韓多年跟蹤了解一直堅持的看法，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不是說搞經濟不行，搞經濟是短期的，我們這里有大量的案例。在十年前長期和我聯系的一個農村合作社，第一次去的時候發現，合作社經濟搞得轟轟烈烈。當時就提醒他，要搞文化。十年之后沒有聯系。后來他說，張老師當年沒有聽你的話，我們搞經濟掙到錢，后來發現掙錢越多，內部問題越大，最后合作社分崩離析。搞經濟不是說不行，只能是短期轟轟烈烈。我見到的一些人說，老百姓一看到賺錢，對我很擁護。我說，告訴你，明年不賺錢，對你就不高興，就不跟你了。而文化搞好了就搞成一家子，今年有錢高興，明年沒有錢，我們大家還能共同過日子，后年困難的時候我們還能夠成為一家，這就是文化的力量，鄉村社會組織成功的秘密在這里。
六、鄉村是天地、祖先和我們共居的地方
我在幾次會議的多次發言中強調，在鄉村的規劃設計中，要先解讀鄉村，再規劃鄉村。中國古代鄉村規劃的理念和我們現在不同，我們現在要把鄉村變成宜居的鄉村，把城市建設成宜居的城市。這個概念很時髦，因為這符合以人為本的城市建設理念。我認為以人為本，這是城市的概念，鄉村建設的理念不是簡單的以人為本，鄉村建設以天地自然為本。中國古代的任何一個鄉村建設，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不是首先讓人宜居。鄉村資源是按照過去所有家庭的中堂上敬奉的五個字：天地君親師來分配的，這是鄉村資源分配的順序。鄉村最后的資源是給人的，首先讓神、讓天地在這里有位；其次是圣賢、祖先的，這就是鄉村的祠堂；第三是鄉村教育，鄉村里最好風水和地方要讓給書院、私塾等，第四個把最好的土地讓給耕地，第五位才是這個房子的主人。這就是鄉村的資源分配理念，是天人合一，是人與天地、圣賢祖宗、自然共同居住的地方，不是目前的以活著的人為本。按照古代的建筑理念，這是天理不容的自利行為。
天地君親師的排位在中國鄉村不是迷信，恰恰是生態文明時代真正需要的可借鑒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所以在進行鄉村建設規劃時，要記住，要清楚這個地方的真正主人是誰，你可以占用他們的空間，但要跟他們協商，不要認為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們要清楚，我們的“位”是什么“位”？我們的“位”在哪里？認為“我”是這個鄉村的第一位，人是第一位的，這是工業文明的思維，你的“位”就找錯了。
在鄉村規劃的理念中，到底這個鄉村的故事是什么？這個山上有沒有山神廟？老百姓是怎么敬的？把這些東西統統搞清楚了以后，再考慮這個地方應該搞什么，那個地方應該搞什么。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認為鄉村的風水理論不是迷信，一定要把鄉村風水學當作一個學科，好好地研究出來，鄉村的風水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的理論。風水所講的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那是天上的28宿星宿和地上之間能量的對應關系。如果你搞錯位了，就會導致能量的混亂、場能的混亂，來到這里的人住著就不舒服。這個場能也許現代儀器測量不出來，但人心是可以感覺到的。風水為什么會成為迷信，就是因為風水很重要，人民對它過度追求，就變成了迷信，就會有些人用此來發財，就敗壞了風水的名聲。
我在胥嶺村，今天早晨拜訪了幾家農戶。村民說胥嶺村原先講風水的時候，蓋房子是有限制的，超出村子的某個范圍就不能蓋房子，古代鄉村不是亂建。他說今天的房子都亂蓋了，已經超出了老祖宗的規定。在浙江另外一個村，他們在村子的四個角栽了四棵大樟樹，規定不能夠超出這四棵大樟樹蓋房子、搞建筑。其實在古代鄉村，就像今天的城市管理，對于違建、亂建不是沒有法治，那個法治比我們想象得還要嚴格。我們不能簡單認為中國古代鄉村沒有法治，或者只有今天才有法治。
所以，鄉村建設必須從讀懂鄉村歷史、文化開始。廖曉義老師講，早年他學習西方哲學，追隨西方的環保主義走，后來發現，這樣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后來回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學習傳統文化。她發現，在農村做傳統文化就會贏。搞鄉村建設的今天，我們大家都需要惡補傳統文化。
在鄉土傳統文化的背景下，村民參與鄉建，要從村民參與規劃的討論開始。有些老村民不一定會講得那么多，但他對這個地方的感覺可能比你的感覺要好，所以說要建設一個地方，讓他們過來看一看，喝喝酒、聊聊天，談談他的感覺，他的感覺比我們的感覺更真實、更貼近這塊土地。對于參與鄉建的新村民來說，最大的學習就是一定要找到和這方土地的天地君親師的聯系，建立起情感。
七、鄉村復興靠教育，面向未來鄉村最大的使命也是教育
在一個生態鄉村的發展規劃中，到底這方水土未來吸引哪一類人來休閑、消費，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一直在思考如此稀缺的資源，遠離塵囂，如此寧靜的環境，能否承擔起轟轟烈烈的大規模人的旅游，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鄉村未來最大的消費是城市的中產階層，但也不是所有的中產階層，應該是那些對鄉村有情懷的人。中國五千年文明留下的鄉村，首要的功能是教育人，感化人。鄉村作為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不僅僅是滿足游客來此吃喝玩樂地方，不是把城市的物質主義和消費物欲帶到鄉村來。鄉村是對天地有敬畏的信仰的生活，鄉村是以利他倫理為核心的親情生活，鄉村是尊天敬地、節儉簡樸的親自然的生活，鄉村是自娛自樂以鄉土文化為內容的文化生活。要讓游客來到鄉村，分享的是這樣生活，而不是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帶到鄉村。
鄉村建設是引領時代的，鄉村要有自己的主體性。游客來到鄉村，要接受鄉村的村規民約，尊重鄉村的生活方式，在吃穿住用行的過程中接受鄉村理念、鄉村文化的教化作用。鄉村建設要有一種使命感，不能為迎合城市人而搞鄉村建設。如果迎合，鄉村就會處在被城市低看的位置，城市與鄉村是平等的，鄉村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根，整個社會都應該像孝敬父母那樣，關愛我們共同精神家園的鄉村。我一直主張村規民約就是鄉村的大法，凡是來旅游的人一定要進行鄉村村規民約的教育，你要知道這個鄉村的歷史、村里的村規民約、這個鄉村的忌諱是什么。在城市的人可以天不怕、地不怕，所有的東西都不相信，鄉村這塊土地容不得這種思維，鄉村認為萬物有靈，你來到這個地方，必須把你的心放下，生發出恭敬心、感恩心，再開始消費鄉村。
風景優美的鄉村資源太稀缺了，像胥嶺這樣的資源更是如此。鄉村只有發揮她的教育功能的時候，許多家長才會帶著孩子一次、兩次、三次地來。如果一味迎合城市人消費的口腹之欲的享受，他回去以后不僅不會再來，還會抱怨這樣不好，那樣不好。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鄉村建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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