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之所以被稱為邪教，是其反人類、反社會的本質所決定的。古今中外，國家政權和正統教派與邪教的斗爭從未停止。在中國曾經出現了“太平道”、“五斗米教”等抱有強烈政治需求，企圖蠱惑百姓奪取國家政權的邪教；在國外同樣出現了“奧姆真理教”、“人民圣殿教”等危害世界的邪教。
在古代中國，邪教多是以“佛、道”教義為基礎，結合自身利益需求進行改造，進而達到既能蠱惑大眾，又能實現個人私欲的目的。例如引發黃巾起義的“太平道”，殺戮無數的“李家道”。清末以來，國門大開，基督教開始傳入中國，以“基督教”教義改造而來的各類邪教正式登上歷史的舞臺，從清末的“太平天國”到如今的“呼喊派”、“全能神”、“門徒會”無一不是借助基督教的外衣，從事誤國誤民的“邪事”。那么，是什么原因讓這類“偽基督”邪教能夠在中國的農村迅速傳播，又能夠造成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慘案呢？
筆者在某市農村走訪調研4個月，與傳播邪教者和曾經誤信邪教的人交談了多次，逐漸撥開迷霧，抽絲剝繭出各邪教在我國農村蔓延發展的成因。
一、 精神文明發展出現空窗期
解放以后，中國共產黨帶領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消滅了封建剝削和封建迷信的任務，但是，由于廣大農村群眾知識水平低，認知能力窄這一客觀因素，我黨并沒有在解放后完成對農村群眾科學思維改造這一任務。鄧小平同志說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騰飛，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極大提高，可是文化發展卻顯得有些滯后。精神文明建設作為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范疇，在農村舊的封建思想被打破，新的法制思維、科學思維沒有被培養起來以前，就出現了一個精神文明的空窗期，為邪教在農村蔓延滋生提供了一個客觀環境。特別是披著“基督教”外衣的邪教，打著基督教的旗號，在農村招搖撞騙，根據筆者的調查，許多受騙上當的信眾，正是出處于不相信以往的封建迷信，卻又相信邪教的歪理邪說這樣一種矛盾的狀態中。在遇到人生困境或者自己的解釋不了的事時，他們往往把原因歸結到“上帝”或者是某個神祗的懲罰。在“全能神”的教義中，不相信“女基督”在一年內就會遭到“女基督”的懲罰。河南一位已經脫離了“全能神”的信眾，在丈夫從船上摔下來以后，就認為是神降下了懲罰，由于害怕又重新加入邪教；貴州的一位老人，因為兒子、兒媳雙亡，孫子又患病，邪教人員告訴她這是神對她不虔誠的懲罰，最后老人辛苦積攢的4000元被邪教人員騙走。
二、 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筆者在調研中發現易被“偽基督”邪教蒙騙的人多為40歲以上農村婦女，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多為小學文化，很多連字都不識，“偽基督”邪教經常以基督教的形象出現，引導人們向善，對有困難予以生活物質上的幫助，將生活的幸福與否，歸結到其信仰的“上帝”庇佑與否，在騙取信任以后，再撕去偽善的外表，暴露出邪教的本質，或強迫信眾繳納財物，或暴力對待想要脫離組織的信眾。這些都是因為農村群眾受教育偏低，沒有辨別和判斷邪教的能力，對被邪教改造了的教義一知半解，還認為自己信的是正統的基督教。貴州一位加入“三贖基督會”農村婦女，在筆者和她交談的過程中，她仍堅定的認為她信仰的是耶穌基督，世界末日將會來臨，每月秘密聚會和繳納會費，都是為了獻出自己渺小的力量來拯救整個世界。讓筆者心酸的是，她本有著一顆善良的心，卻因為受教育程度低，沒有形成正確的科學思維和正確的世界觀，被邪教分子所利用。
三、 基層黨組織重視程度不夠
許多基層黨組織在政績觀出現偏差以后，一切向“GDP”看齊，只顧著發展經濟，對于村里出現的“邪教”視而不見，就害怕得罪群眾，今后的工作不好開展。更有甚者，在村集體事務中求助于邪教組織和“地下教會”，置法律法規于不顧，又增長了邪教蔓延的囂張氣焰，最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一些村干部認為，只要邪教信眾不生事便是無事，只有在邪教宣傳標語貼到村道路兩旁、醒目墻壁上時，才出面制止；一些村干部盲目的榮洋媚外，認為凡是和西方有關的東西，例如知道一點有關“上帝”、“世界末日”等內容，就是一件“高大上”的事，不僅自己不加以判斷，提倡科學阻止邪教，還帶頭加入，殊不知邪教一旦聚眾生事，對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將帶來多大的破壞！
應當注意的是，“偽基督”邪教能在中國農村蔓延滋生，除了精神文明建設空窗期，農村群眾受教育程度不夠，基層黨組織不重視以外，還存在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就需要我們齊心協力，共同探討，因病下藥，方能根除“邪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反邪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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