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鄉村振興作為一種國家戰略，需要通過村莊發展這一具體路徑來惠及農民對美好生活的訴求。然而，在“以村莊為認識工具”的學術傳統中，人們往往強調村莊在方法論上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村莊自身的認識論或知識論意義。社會科學獲得了很多關于鄉村（社會）的知識，卻很少獲得關于村莊自身發展的知識。基于21世紀后村莊主體地位的提升，有必要倡導一種以村莊為發展單元的分析范式。由此觀之，城鄉關系和行政選配構成村莊發展的雙重邏輯，即市場邏輯和行政邏輯。村莊發展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村莊與市場的關系，也就是村莊所嵌入的城鄉關系及其市場結構；二是村莊與行政的關系，也就是村莊在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中的位置。在這兩種自外而內的邏輯支配下，引領性的村莊精英具有一種對村莊發展進行賦能的特殊效果。
關鍵詞：城鄉關系；行政選配；村莊發展；鄉村振興；發展單元；市場結構；注意力競爭；村莊精英
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鄉村振興被確定為解決城鄉基本矛盾的戰略選擇，也即通過鄉村振興縮小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之間的落差。然而，鄉村振興作為一種宏觀的國家戰略，需要通過村莊發展這一具體路徑才能惠及微觀個體對美好生活的訴求。因此，村莊發展在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與美好生活的個體體驗之間具有一種邏輯中介的意義，從而構成國家戰略落地生根的核心議題。如果離開了村莊發展，鄉村振興將會淪為一紙空頭支票，農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亦將進一步加劇。但是，現階段的村莊發展必須直面三個問題：一是村莊普遍性的產業凋敝和人口空心化；二是全國有50多萬個行政村，龐大的體量將會顯著稀釋村莊層面的資源投入；三是村莊的異質性，村莊之間的地理環境、基礎設施、自然景觀、資源條件、風土人情、文化習俗、人口結構、經濟基礎、傳統產業以及市場化程度又各不相同，每個方面都表現出很強的異質性。凋敝、規模和異質性三個方面的嚴峻現實，意味著鄉村振興戰略對村莊發展的要求不可能是同步的、短期的和標準化的，而是一個有序推進的差異化過程。換言之，村莊發展是有條件的，它往往是特定情境的產物并遵循特定的發展機制。這就需要我們增進對村莊發展的理解，厘清村莊發展的基本邏輯，進而回答“什么樣的村莊能夠得以優先發展”。在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中，如果不解決“振興哪些鄉村”的問題，簡單的經濟投入就難以產生預期的結果[1]（P14）。
1、以村莊為發展單元的分析范式
在中國農村研究的學術傳統中，村莊被廣泛選定為觀察和理解中國農村的重要窗口和認識工具。 從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云南三村》所開創的農村社區比較研究伊始，一直到近20多年來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以及發展學領域高密度的三農問題研究，絕大部分都是沿著“通過村莊認識農村”的邏輯和路徑展開的，即通過典型村莊認識同類個體、通過村莊類型比較認識整體農村或區域農村[2]（P17）。在賀雪峰的華中村治研究中，其所倡導的“多點調查，區域比較”[3]（P4-12）實際上延續了費孝通所開創的學術傳統，其中的“點”指的就是村莊。在這種被廣為認可的學術傳統及其學術實踐中，村莊被賦予了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從而使以村莊為個案的研究成為農村研究領域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立足于村莊的田野工作成為認識整體農村或區域農村的重要途徑[4]（P86-96）。無論是中國農村研究的學術訓練還是學術實踐，都開始于小尺度的村莊田野，而結束于大尺度的鄉村社會。本文將中國農村研究的上述傳統定義為“以村莊為認識工具的分析范式”，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用“小村莊”充當認識“大（鄉村）社會”的工具和途徑。
本文的旨趣并不在于“以村莊為認識工具的分析范式”在研究方法論上的是非曲直。盡管立足于村莊的個案研究在方法論上存在一定的限制，但并不影響其內在的研究價值。本文關注的是，以村莊為認識工具的分析范式可能會導致一種認識論或知識論上的非預期后果：由于村莊在方法論上的意義（即作為認識工具的村莊）被長期延續下來的學術傳統和反復展開的學術實踐所強化，從而遮蔽或抑制了村莊本身作為認知對象的意義。村莊的意義被窄化為一種認識大尺度鄉村社會的一種工具和途徑，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忽視了村莊本身也是中國農村重要的發展主體和發展單元，其本身也構成政策和學術研究重要的認知對象。簡言之，中國農村問題研究存在一個基本傾向，即相對強調村莊在方法論上的意義（乃至于村莊成為一種農村研究方法的隱喻）[5]（P20-23），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村莊自身的認識論或知識論意義。即便是許多名義上的村莊/村落研究，絕大多數仍然是借助“小村莊”言說“大（鄉村）社會”。比如，李培林的《村落的終結：羊城村的故事》實際上是研究城市化過程中“城中村”這個特定村落類型的終結過程[6]（P1-15）；毛丹的《村莊的大轉型》則是通過村莊的變化過程觀察中國農村改革以來的鄉村社會發育問題[7]（P2-12）；陸學藝等人的《內發的村莊》，仍然是以村莊為研究單位去揭示更普遍意義上農村發展的動力[8]（P1-11）；等等。如果一項研究在空間上被定格于村莊，往往會被視為視野狹窄或者缺乏學術上的想象力。社會科學界通過村莊獲得了很多關于中國農村的知識和理論，卻很少獲得關于村莊自身的知識和理論。
村莊在學術上的言說方式與中國農村改革以來村莊主體地位的失落有密切關系。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的以分田到戶和家庭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本質上是國家在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中的退出與還權，它直接導致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集體所有制及其經營管理體制的解體。在此過程中，家庭/農戶取代了以村莊為基礎的集體核算單位（即生產大隊/行政村、生產隊/自然村），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主體。農村發展取決于以家庭/農戶為決策單位的行動后果，也就是說，村莊在組織層面的去國家化淡化了村莊作為發展主體和發展單元的意義，村莊不再具有組織生產和分配的功能。20世紀80年代初期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村莊僅僅代表著一種空間和行政上的界限，而喪失了發展主體和發展單元所內在的動力學機制。面對這種村莊主體地位的變化，社會科學在微觀層面主要聚焦于以家庭/農戶為發展單元的增產增收問題，在宏觀層面主要關注整體性的農業問題和城鄉關系問題，位于中觀層面的村莊則并不構成理論言說的對象，人們也不再關注通過村莊體現出來的集體情懷和革命理想。簡單地說，當村莊作為發展主體和發展單元的組織角色被家庭/農戶取代之后，村莊本身的發展問題隨之消失于社會科學的理論視野。
村莊主體地位的變化深刻地影響著村莊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位置，村莊自身發展的認識論和知識論意義遭遇社會科學的集體無意識。盡管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家持續推進村民自治，試圖增強村莊在解決村級事務中的主體地位，將村莊塑造為一種具有自我解決能力的自治主體。但是，除少數特定情況之外，相繼經歷了分田到戶、免除義務工、取消提留、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和林地確權等一系列變革之后的絕大多數村莊，由于嚴重缺乏推動村莊發展的資源并喪失了相應的動員能力，因而未能形成村民自治推動村莊發展的內在機制。在村莊自身發展的問題上，村莊作為自治主體無法達到發展主體的能力要求。或者說，在行動能力上，村莊作為自治主體卻無法解決村莊的發展問題。由于農戶固守各自的權利范圍，村莊的發展變成了家庭/農戶自主行為的副產品，并因此表現出強烈的無序感。
村莊主體地位的失落在21世紀之后，特別是近十多年來開始發生積極的變化。中國從總體上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階段后，國家出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等一系列國家戰略（還包括各地為了落實十九大關于建設美麗中國的精神而實施的美麗鄉村建設等）。隨著這些國家戰略的實施，村莊的主體地位開始得以彰顯，村莊作為發展主體和發展單元的意義得到提升。其中的變化來自兩個方面：第一，上述國家戰略需要以村莊為具體實施單位進行落實和成效評估，從而改變了分田到戶和家庭承包責任制對村莊主體地位削弱的狀況。比如在精準扶貧的政策落實中，通過貧困村和非貧困村的區分、整村出列的脫貧要求不僅凸顯出村莊作為發展主體和發展單元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而且明確了村莊在國家扶貧政策與扶貧對象/貧困戶之間的樞紐地位。第二，在上述國家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有關農村地區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務的國家財政專項投入，其基本形式是通過項目制進行轉移支付并以村莊為項目實施主體進行落實的。項目制和項目進村不僅改變了村莊在組織層面的軟弱癱瘓，而且構成村莊發展新的動力機制。以村莊整治、農戶脫貧和產業振興等為主要內容的村莊發展對項目進村產生了相當程度的依賴性，項目的爭取與落地不僅強化了村莊的主體地位，而且使村莊重新獲得和控制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性資源。
村莊作為發展主體的地位復興意味著學術傳統與現實狀況之間的錯位，即以村莊為認識工具的分析范式已經不能適應客觀現實的變化，也無法滿足來自實踐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科學需要回到村莊本身，發掘村莊的發展邏輯，也就是，村莊作為發展主體和發展單元在其發展過程中所遵循的邏輯。我們不僅要重視村莊的方法論意義，也要重視村莊的認識論和知識論意義，建構一種以村莊為發展單元的分析范式，以匹配村莊主體地位的回歸。具體而言，以村莊為發展單元的分析范式體現了從事實到認知兩個層面的學術鏡像：在事實層面，村莊是鄉村發展的基本主體和基本單元，且充當著國家政策與個體訴求之間的政策樞紐，鄉村建設需要通過村莊建設來實現，精準扶貧需要借助村莊落實，鄉村振興具體表現為村莊的振興；在認知層面，村莊不僅是觀察中國農村的窗口和認識工具，村莊作為一種發展主體和發展單元，本身也構成重要的認知對象。由此，以村莊為發展單元的分析范式就是以村莊為基本的分析單位，以村莊自身的發展為認知對象，討論村莊的發展何以可能。本文將立足于村莊的內在稟賦，并結合村莊所嵌入的市場關系與行政關系，呈現村莊發展的基本邏輯。
2、城鄉關系：村莊發展的市場邏輯
村莊發展在本質上就是一個村莊綜合性、可持續和具有進步意義的變遷過程，它不僅體現為村莊產業結構、基礎設施、村舍建筑、人居環境、村落景觀、公共空間、文化遺存等物理層面的直接變化，也貫穿在治理結構、村莊秩序、村風民俗、日常交往等社會生活的展開過程中。毫無疑問，村莊發展是一個以村域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多維度變遷，而村域經濟的發展不能脫離村莊固有的自然和文化資源。本文將這種村莊固有的、村莊發展必須依賴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定義為村莊稟賦。它代表著一種資源變現的潛力，或者說，村莊發展就是村莊稟賦的變現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村莊發展在經濟層面涉及兩個基本議題：一是村莊稟賦；二是稟賦兌現。
村莊稟賦包括自然和文化兩個方面，每個方面又可進一步分為原生形態和次生形態。村莊的自然稟賦如山川河流、地貌景觀、水熱氣候、土壤礦產等村莊先天固有的自然資源（即原生形態），以及由此而加工制作、種養繁育出來的土特資源（即次生形態），它代表一種自然饋贈；村莊的文化稟賦如歷史遺跡、人文景觀、村風民俗、宗族遺產等村莊先民傳承下來的文化資源（即原生形態），以及經由世代延續和日常累積而形成的生產技能、生活方式和行為慣習（即次生形態），它代表一種村莊的文化遺存。村莊的自然稟賦和文化稟賦及其原生形態和次生形態共同構成村莊的稟賦結構。很顯然，不同的村莊在稟賦結構上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性不僅塑造了村莊獨特的地面景觀，賦予了村莊鮮明的文化內涵，而且制約乃至鎖定村莊的發展路徑。事實上，任何村莊的發展都植根于村莊稟賦的某一方面或某種形態，并決定著村莊的主導產業和村域經濟的基本形態。簡言之，村莊發展路徑的差異實際上是由村莊稟賦結構的差異決定的。因此，村莊稟賦與村莊發展之間存在一種事實上的強關系和邏輯上的決定性。除非在特殊的條件下，任何脫離這種強關系和決定性邏輯的發展路徑都是一種危險的選擇。
村莊稟賦僅僅代表一種發展的潛力和村莊發展賴以向前推進的根基，并不直接等于現實的發展程度。中國農村發展的事實表明，并非村莊稟賦越高村莊的發展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因為村莊稟賦需要經由一個過程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發展。這個過程就是稟賦兌現，即借助特定的方式或手段激活、釋放村莊稟賦的過程。無論是自然稟賦還是文化稟賦，無論是原生形態還是次生形態，村莊稟賦兌現的最重要方式和手段就是市場。只有順應和利用市場的邏輯，并經過市場化的組織與生產、操作與呈現、流通與交易之后，村莊稟賦所代表的發展潛力，才意味著現實的發展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增長和福祉。從這個意義上講，村莊發展首先是在村莊稟賦與市場的結合中實現的。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看，村莊稟賦與市場的結合實際上就是與城市消費市場的結合。
通俗地講，城市居民對村莊自然和文化資源的消費，構成村莊發展的市場基礎。割裂村莊稟賦與城市消費市場的聯系，村莊發展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因為鄉村地方市場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村莊固有的資源及其轉化而成的消費品僅僅停留于地方市場，則很難推動村莊實質性的發展。由此可見，村莊發展并不是一個單純的鄉村議題，而是一個城鄉關系議題，其核心是村莊稟賦與城市消費市場的關系。本文強調不能脫離村莊稟賦的發展邏輯，更進一步的含義是不能脫離村莊稟賦的市場化邏輯。
村莊稟賦與城市消費市場的結合，意味著立足于村莊稟賦的產業發展（或者以村莊為供給側的產業發展）必須遵循城鄉二元市場的基本規律，才能通過市場增收的方式實現村莊發展。對于處在供給側的村莊來說，決定市場增收的基本規律，主要包括兩個核心機制：一是“中間地帶”的擠壓機制；二是城市市場體系的轉化機制。所謂“中間地帶”，就是城鄉之間資源轉移的市場鏈/市場結構以及施加在市場鏈上的行政壁壘。“中間地帶”的擠壓機制是指，“中間地帶”的利益實現過程將會對供給側（比如鄉村市場主體）的盈利空間形成擠壓。城市市場體系的轉化機制則指，以村莊為供給側的任何產業發展（比如農產品進城、農業勞動力轉移、旅游市場的經營）必須經由城市市場體系的吸納、流通和消耗等一系列的轉化過程，才能變為現實的收入[9]（P46-69）。
同時，“中間地帶”的擠壓機制和城市市場體系的轉化機制對村莊供給側收入的影響，是一個以城鄉之間的空間距離為控制參數的函數關系。其中“，中間地帶”的擠壓機制主要取決于城鄉關系的空間梯度所對應的市場結構（比如，緊密結合型城鄉關系——對接性市場結構；分離便通型城鄉關系——中介性市場結構；空間隔離型城鄉關系——邊緣性市場結構）[10]（P65-75）與供給側主體所處的市場地位。城市市場體系的轉化機制，主要表現為供給側主體及其產業活動與城市市場體系的關系，包括市場機會結構的匹配性、交易成本約束程度和對城市市場規則的適應性。很顯然，城鄉之間的空間距離直接影響著上述關系的具體程度。總之，越靠近城市的村莊，越有利于城市市場體系對其自然和文化資源的市場轉化，“中間地帶”對其市場收入的擠壓越小；反之，越遠離城市的村莊，其自然和文化資源越難以被城市市場體系轉化，“中間地帶”對其市場收入的擠壓越大。
綜上而言，村莊稟賦從一種發展的潛力轉變為現實的發展，首先取決于城鄉關系的兩個機制對村莊自然與文化資源的作用狀況，這就是村莊發展的市場邏輯，具體包括三個遞進的方面：第一，村莊發展是一個村莊稟賦的兌現過程，無論是減貧意義上的發展，還是鄉村振興意義上的發展，均是如此。也就是說，如果從市場的角度講，村莊發展必須立足于村莊固有的自然和文化資源；第二，村莊稟賦的兌現，取決于城鄉之間的空間距離所決定的市場結構，因此，村莊的發展程度與城鄉市場的結構性限制有關；第三，城鄉關系影響村莊發展的路徑表現為，“中間地帶”的擠壓機制和城市市場體系的轉化機制作用于以村莊為供給側的產業發展及其收入狀況，進而影響村莊發展。
村莊發展的市場邏輯在城鄉關系的連續統中，表現出兩個截然不同的趨勢：對于緊密結合型城鄉關系和對接性市場結構來說，擠壓機制和轉化機制均有利于村莊稟賦兌現為村莊發展。這意味著，在城市周邊地區，村莊的發展程度主要取決于村莊自然和文化稟賦上的差異。而對于空間隔離型城鄉關系和邊緣性市場結構來說，擠壓機制和轉化機制均不利于村莊稟賦的兌現。這意味著，在遠離城市的農村地區，村莊發展程度不僅取決于村莊的自然文化條件，同時還取決于能否從結構或組織方式上有效降低“中間地帶”的擠壓機制和城市市場體系的轉化機制對市場收入的影響。否則，任何立足于村莊自然和文化稟賦的產業發展，都有可能被“中間地帶”的擠壓機制所消耗，或者無法被城市市場體系有效轉化。
3、行政選配：村莊發展的權力邏輯
盡管中國的鄉村基層組織在法律上被定義為自治組織，但是村莊發展并不完全是村莊稟賦與市場結合的產物，而是廣泛存在著國家行政力量的干預。當中國社會進入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和城鄉融合發展的新階段，特別是在十八大之后的精準扶貧和脫貧攻堅中，大量涉農資金的轉移支付、各種項目的發包與落地、駐村工作隊的選派與入駐、領導干部的掛村包戶和結對幫扶等系列發展措施的廣泛實施，進一步強化了國家行政力量對村莊發展的干預。這種干預使得村莊發展不僅要遵循城鄉關系的市場化邏輯，同時也受行政權力的深刻影響。其中，本文將行政權力對村莊發展最重要的影響定義為行政選配，也就是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門或者具有絕對權威的領導干部等行政力量，對村莊發展優先權的選擇或村莊發展時序的排列以及相匹配的資源配置。
日常的經驗觀察常常會發現，許多村莊在自然和文化稟賦上并不存在明顯的差別，在城鄉關系的空間梯度上也不存在明顯的優劣，但是村莊的發展程度卻大相徑庭。實際上，導致這種差別的因素主要是來自國家行政力量的介入和干預。中國農村改革40多年來，全國各地涌現出許多典型村莊，包括示范村莊、明星村莊等，這些典型村莊不僅發展程度顯著高于當地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在地方行政體系中占據著關注度的優勢，在其發展過程中得到了資源的集中配置。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典型村莊的發展都帶有行政選配的痕跡。除了村莊稟賦與市場的有效結合之外，同時這些村莊也得到了行政力量的特別支持。
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和城鄉融合發展以及體現這一發展理念的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其本身是對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所進行的一種結構性調整和政策性干預。這種逆向強干預只能依靠國家行政力量的介入和資源轉移來實現。但是，目前中國有待脫貧、發展乃至振興的村莊數量眾多，國家行政力量的干預及其資源配置不可能按照統一進程、標準化和平均主義的方式整體推進。無論是精準扶貧，還是鄉村振興，都需要按照科學規劃、分類/分批推進和因村制宜的原則有序展開。換言之，國家行政力量介入村莊發展必定是一個差異化的過程。正是國家行政力量介入村莊發展的差異化原則，賦予了行政選配的合理性。
行政選配首先是一個選擇過程，即在村莊發展的時序安排中，選定部分村莊作為典型樣板和優先發展的批次。被選定的村莊獲得發展優先權，能夠得到行政系統更多或相對集中的資源配置。因此，行政選配在本質上是地方政府對村莊發展的注意力分配問題。在眾多有待發展和振興的村莊中，誰能夠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關注，誰就能夠得到更多的發展支持。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在注意力分配的背后，存在一套特定的激勵機制，決定著地方政府對村莊發展的行政選配。何種村莊將會在村莊發展的時序中被定義為優先發展，何種村莊將會被定義為后續發展，均取決于村莊發展的特定意義及其對地方政府的激勵。因此，村莊發展的獨特意義構成行政選配或注意力分配的基本原則。
被選定為優先發展或重點發展的典型村莊，通常被打造成鄉村發展和鄉村振興的“窗口”。對于地方政府來說，“窗口”的意義異常重要：首先，“窗口”通常被地方政府用以展示工作業績和成效，特別是在國家行政科層體系和話語評價體系中進行定向展示（比如接待和承擔領導、同僚和專家的工作考察及基層調研），以便通過“窗口”展示的亮點、特色和經驗，進行工作成效的印象管理并獲得其所需要的積極評價；其次，作為“窗口”的典型村莊往往具有多功能的綜合效應，能夠滿足和適用多維度評價的需要（比如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基層黨建、產業發展等），具有多方面的樣本價值，可以按照評價維度的需要進行價值上的定義；最后，作為“窗口”的村莊通常被賦予了一定程度的引領示范意義，通常被設定為其他村莊振興發展的標桿和目標。
“窗口效應”的強激勵，使得打造典型村莊成為地方政府行政選配的首要方式。由于“窗口效應”在心理機制上將地方政府的工作業績與典型村莊的發展狀況聯系起來，因此地方政府有足夠的動力在轄區范圍內重點打造若干典型村莊。毫無疑問，典型村莊將會在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上占據優勢，還能獲得相對集中的資源配置。因此，發揮“窗口效應”成為典型村莊選配的核心標準。對于地方政府來說，選擇具有“窗口效應”的典型村莊主要考慮兩個方面：一是權威評價者的注意力。在所有的評價者中，最重要的評價者無疑是來自科層體系中的上級領導（其重要性取決于評價者的科層地位）。因此，由于特定的政治機緣，已經在權威評價者關注范圍內的村莊將會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關注，成為典型村莊的首選“窗口”。二是村莊的發展狀況。作為展示亮點、特色和經驗的“窗口”，實際上就是用典型村莊的發展狀況來證明地方政府的工作成效。因此，發展程度（即“好”）和發展速度（即“快”）就成為選擇典型村莊的兩個標準。那些自然和文化稟賦較好，而且已經走在發展前列的村莊，屬于“好”的范疇；而那些村莊稟賦較好，由于某種原因未能實現稟賦兌現，但具有快速發展潛力的村莊，則可以打造成“快”的典型。
除典型村莊之外，行政選配的另一種方式是發展批次的選定與資源配置，也就是在落實鄉村發展和鄉村建設的公共政策中，遴選出優先批次和后續批次，并輔之以相應的資源配置。在精準扶貧的整村出列或退出、發達地區的鄉村振興、鄉村建設的項目分配（比如各地開展的人居環境改造、美麗鄉村建設等）中，都普遍采用發展批次的行政選配。相對于作為亮“點”的典型村莊，發展批次屬于一種“面”上的行政選配。在典型村莊的打造中，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窗口效應”，往往采用比較集中的資源配置。但是發展批次的資源配置，則是集中與普惠的結合：一方面盡量擴大受益面，以體現國家干預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則要避免資源的過度稀釋，而不失效率。
發展批次的選配動力主要來自公共政策的驅動以及包含在公共政策實施中的國家意志。在鄉村建設、扶貧開發以及鄉村振興等公共政策中，都包含著科學規劃、分類推進的發展理念，發展批次的行政選配就是落實這種發展理念的產物。同時，為了適應公共政策評估的需要，地方政府選擇一批發展狀況較好的村莊，既能在落實公共政策的評估（包括項目資金等資源配置的績效考核）中獲得正面和積極的評價，也可通過這些村莊的發展成效驗證政策設計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對于地方政府來說，落實政策的積極評價和用發展成效驗證政策設計，既是一種“講政治”的表現，也能帶來項目和資源的激勵。因此，發展批次的激勵機制是一種政策激勵，而且是一種硬激勵。也就是在公共政策落實的硬要求中，激勵地方政府通過發展批次的選配方式達到更好的發展效果，并爭取更多的后續發展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講，優先發展批次的選擇標準是一種綜合性的認定，需要綜合考慮村莊的自然文化稟賦以及村莊的發展狀況。那些更容易實現公共政策所倡導的發展目標的村莊，被選定為優先發展批次的可能性更大。
由典型村莊和發展批次構成的行政選配及其實踐表明，村莊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的函數。行政選配體現了一種村莊發展的權力邏輯，即地方政府在特定需求的激勵下，通過資源的相對集中和政策傾斜，推動優勢村莊的進一步發展。但是，如果缺乏必要的規制，作為一種國家力量對城鄉關系進行結構性調整的干預策略，行政選配很容易異化為地方政府間的政績博弈。在這里，地方政府的特定需求主要指兩方面：一是利用“窗口效應”的心理機制獲得所期待的積極評價；二是驗證政策設計的合理性。很顯然，這兩個需求往往與扭曲的政績觀聯系在一起。受此影響，那些村莊自然文化稟賦和發展程度較高的村莊，通常在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中占據優勢，因為地方政府需要通過典型村莊作為窗口展示其發展成效，或者通過優先發展批次的建設成效驗證頂層設計。因此，從滿足地方政府上述特定需要的角度來說，圍繞典型村莊和優先批次的行政選配，往往表現出一種錦上添花的效果。
4、引領性精英對村莊發展的內外榫接
城鄉關系和行政選配構成村莊發展的雙重邏輯，即市場邏輯和權力邏輯。從這個意義上講，村莊發展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村莊與市場的關系，也就是村莊所嵌入的城鄉關系及其市場結構；二是村莊與權力的關系，也就是村莊在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中的位置。然而，從城鄉關系和行政選配對村莊發展的影響來看，市場邏輯中的擠壓機制和轉化機制、權力邏輯中的注意力分配和資源配置都是一種自外而內的作用過程和支配邏輯。這表明村莊發展的基本規律是村莊稟賦與自外而內的市場和權力相互作用的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作為一個發展主體和發展單元，村莊發展完全是一個被動適應市場邏輯和權力邏輯的過程。實際上，在村莊發展的雙重邏輯中，決定性的要素分別是市場結構和注意力分配。前者決定了村莊稟賦的兌現；后者決定了資源的配置。
盡管城鄉之間的市場結構（即市場鏈）既是一個空間問題也是一個組織問題，但是隨著城鄉物流設施的普遍提升和互聯網的普及，城鄉之間的市場結構已經開始從一個主要受制于空間的問題轉變為一個主要受制于組織的問題。也就是說，從市場邏輯的角度看，村莊作為發展主體和發展單元面臨的關鍵是有效的市場組織問題或市場銜接問題，即通過何種市場組織方式削減城鄉空間距離的結構性限制，促進村莊稟賦的市場兌現。同時，對于村莊發展的權力邏輯來說，盡管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取決于外部激勵，但是在這種外部激勵中，地方政府的特定需求最終只能依靠被選定村莊的發展成效來實現。也就是說，從權力邏輯的角度看，村莊作為發展主體和發展單元面臨的關鍵是注意力競爭問題，即通過主動的注意力競爭而獲得行政選配的青睞。
從鄉村振興的雙重邏輯來看，以村莊為基本主體和基本單元的振興發展必須破解上述兩個關鍵問題，即城鄉關系中有效的市場組織問題和行政體系中主動的注意力競爭問題。其中，前者是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業已形成的“市場主導型城鄉關系”所決定的；后者是中國進入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和城鄉融合發展新階段后，村莊發展主動適應和尋求國家干預的基本要求。毫無疑問，要實現以村莊為主體的振興與發展，上述兩個關鍵問題既是一種限制也意味著一種自內而外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表現為，通過引領性村莊精英（即具有引領意識、引領能力且實際發揮引領作用的村干部、市場能人、鄉賢及其兼容角色）再造市場結構和競爭注意力的行動推動村莊發展。經驗觀察表明，一個村莊的發展狀況，往往與是否具有引領性村莊精英有直接關系。具有引領性精英的村莊普遍取得了較好的發展效果；而缺乏引領性精英的村莊，其發展往往受到較大限制。
相對于市場邏輯而言，引領性村莊精英不僅可以在村域經濟發展中重塑村莊的產業形態，而且可以通過再造市場結構解決市場組織或市場銜接問題；相對于權力邏輯而言，引領性村莊精英可以通過展示其落實政策的能力、引領致富的能力以及愿景規劃的能力主動地尋求干預，從而在行政體系中的注意力競爭中占得先機，成為行政選配的優勝者。從形式上看，由引領性精英推動的村莊發展，是遵循自外而內的市場邏輯和權力邏輯的結果；但是從動力上看，這種發展則是一種內生的發展，也是一種以村莊為主體和基本單元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說，引領性村莊精英可以彌補村莊稟賦不足的缺陷，甚至能夠再造村莊稟賦。簡言之，引領性的村莊精英具有一種對村莊發展進行賦能的特殊效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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