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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淋議:轉型時期中國農業發展的出路

[ 作者:鄭淋議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7-09-06 錄入:王惠敏 ]

——兼敘不同農業發展范式的利弊

“范式”一詞,最早出現在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根據其定義,它特指被學術共同體奉為標準的一系列普遍性規則、方法、概念及理論。庫恩寫此書強調了范式及其變革對學科發展的重要意義。實際上,在中國農業發展的不同階段也遵循著普遍性的規律,中國農業也存在著不同的發展范式。簡單歸納,處在城鄉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業呈現三種不同的發展范式相互共存,即小農經濟發展范式、規模經濟發展范式,品牌特色發展范式。不過,有意思的是,中國地域橫跨三級階梯,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較大,現階段,三種發展范式都不同程度地分布、存在于中國廣大農村的各個角落,它們各有其生存邏輯,在不同階段的都凸顯著其合理性,也表現出其固有弊端。

一、小農經濟發展范式

小農經濟發展范式是一種土地規模約束下的以生存導向為基本追求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農業發展范式,這種范式之前也有,自南宋以來,持久而廣泛地存在著(姚洋)。不過現有的小農經濟發展范式有制度之別,因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地制度非“私”非“公”,而是一種集體所有下集體成員所有的均田承包的制度安排(劉守英)。與近古時期的小農經濟發展范式所不同的是,這種集體所有制度下的均田承包制度實際上無形之中為小農經濟發展構筑了兩道保護屏障,一道屏障是集體所有,有著節約集體成員內部交易成本和提供集體成員最低生活保障的功能,屬于分配性努力;另一道屏障是均田承包,有著基本生存問題自決和土地收益自得的功能,屬于生產性努力。在改革開放之初,農地制度的目標主要是激活后一道屏障,向著生產性努力邁進,因為任何的農業經濟發展范式都是與人地關系緊密關聯的,而且改革之初農民生活長期在低水平線上徘徊,人地緊張約束下,溫飽問題是第一安排,生產問題是首要任務,公平和效率的天平會落重于前者。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均耕地嚴重不足,城鄉二元分割體制下人地關系更是高度緊張,故而,集體所有下均田承包的制度安排對于改革開放之初,其生活水平已持續許久處于極端匱乏時代的農民來說,能公平地分配到一畝三分地,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激勵,農民生產積極性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不過,此種制度安排解決的是農民的基本生存的問題,單從農業本身的生產功能來說,它不能兼顧效率或發展的問題。小農經濟發展范式,它所承載的地理環境是地塊細小,零碎分散;土壤好壞,分布不均。如若不是計劃生育的強制性人口制度安排,這一地塊系碎化現象將在分家分戶的非正式制度作用下變得更為嚴重。而改革開放初期,農業增產奇跡(林毅夫),嚴格來說,也并不能歸功于單個農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是制度激勵下的農業內卷化(黃宗智)集約效應的充分釋放。但這一效應在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的情景中是不能持久的,細小地塊下的增長空間畢竟有限,無論是爭取提高復種指數,還是采取集約投入,都不是保持產量增長的長久之道。

解決的根本之道應該是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楊玉震,常崇信)。伴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浪潮下的中國社會正經歷著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轉變(周其仁),藉此,以農村人口外流為基本特征的新型人地關系格局既塑造著城市,也影響著農村,中國小農經濟式的農業發展范式也經歷著新的變化。可以說,正如三權分置對于未進行農地流轉的農民承包經營權是否分置并無實際影響一樣,改革初期勞動力過剩條件下的小農經濟發展范式在市場化改革面前依然是無動于衷。就單個農戶來看,由于土地規模太小,勞動力部分轉移之后,農業剩余有限,經歷市場交易的農業經營收入仍然微不足道,勞動力轉移帶來的更多的是務工性收入的顯著提高和家庭勞動力的優化配置,對應地表現為農戶收入來源的多元化以及農業經營的兼業化,小農經濟發展范式更多表現為以種養結合為主要特征的“大農業”式的兼營化農業經營模式和以非農就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三產互動”式的兼業化農業經營模式。

市場化交易以貨幣收入為權衡,當更多的農戶卷入市場經濟當中,生存問題就不僅僅是以糧食生產為基本特征的農業發展問題,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獲取收入以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為基本目標的居民收入問題。顯而易見的是,對于農民來說,這其中存在一個收入的權衡,即當務工的邊際收入大于甚至遠遠大于務農的邊際收入,農村人口更是存在舉家遷移的可能,進而導致的結果是農地的閑置或者農地的流轉。當然,若是農戶的農業經營收入基本和外出務工收入基本持平,或者農民市民化程度較難時,那么小農經濟發展范式仍然將得以部分地存在。不過,囿于土地規模的限制,假設農產品價格穩中向好以及農業存在極小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然而,農民的純收入不是很高,且也難以持續較快幅度地提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小農也遵循著理性的市場邏輯,在真實世界中,由于農產品價格一向低廉,尤其是對于糧食作物而言,沒有補貼更是難以維持,對于具有土地情結的傳統小農而言,經濟作物的種植成為其不放棄農業的一個經營選項,但經濟作物也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那就是市場波動較大、市場風險較高,就算農業沒有自然風險,小農也很難駕馭市場風險,“谷賤傷農”的事例屢屢發生。有鑒于此,普惠式的補貼在很大程度上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有能力的農戶必須轉型或者突破,要么從事非農行業,要么內生為其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要么開發農業多功能,以此增加收入來源。但有此能力的農戶畢竟少數,這也是現階段大多數相對貧困的人群存在于農村,同時農村中幾乎不存在絕對貧困人口的基本原因。

將單個農戶的情形放大,擴展到以農戶集合為單位的村落來看,當大多數農戶都舉家遷移,一種可能的情形是農地閑置與宅基地閑置相互交織而成的“空心村”問題,另一種可能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生成下的農業規模經營。在前一種情形下,誰來種地是關鍵問題,解決不好,以此為對應的農村必然經歷著衰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城鎮化進程中農村要素過度外流的結果(溫鐵軍);在后一種情形之中,農村三要素之一的土地不存在外流,部分勞動力要素的外流則恰好緩解了人地關系,而資本要素不存在外流甚至在國家政策鼓勵下迎來了政策資金和社會資本的充盈。在農村人口外流背景下,土地流轉已成大勢所趨,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日漸提上日程,隨之而來的三權分置更是從政策上提高保障,農業經營主體已實現從單一的承包農戶向多元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轉變,農業規模經濟發展范式呼之欲出。

二、規模經濟發展范式

規模經濟發展范式實質上是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主導的靠土地規模取勝為特征的發展模式。在土地連片成規模的情形下,專業化的規模經濟發展范式,可以節約諸多成本,帶來諸多效益。基于市場結構的視角,這個優點可以從與小農經濟發展范式的比較中得出:因中國農民仍占絕大多數,小農經濟仍是汪洋大海,小農經濟發展范式所強調的市場結構實際上類似于一個完全競爭市場,農產品大多單一而同質,小農在市場上是沒有定價權,他們只是價格的接受者,如果缺乏必要的組織聯合,小農根本沒有談判地位,在土地規模制約下,他們想取得較多的經濟利益事實上是難上加難。規模經濟發展范式下的農業則明顯不同,較大規模的土地,專業化的農業生產,使得它面臨的市場近似于一種介于完全競爭市場與壟斷競爭市場之間的市場形態,市場議價能力明顯提高,大規模生產的農產品基本上都能賣得一個好價錢。不過,同樣值得說明的是,近似壟斷競爭不等于壟斷競爭,更不等于完全壟斷,在工業領域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社會資本、工商資本大量進入農村,規模經濟發展范式所面臨的價格競爭優勢也日趨下降,它們同樣遭遇著市場風險的沖擊,而正因其具有規模優勢,得到的沖擊也是規模性的,尤其是在規模經濟效應不能得到發揮的情況下,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也格外趨高,其破壞性極具殺傷力,這也是新聞報道中也有出現農業經營業主跑路的主要原因。

顯然,規模經濟發展范式的優勢并不僅僅體現在市場議價能力上,它的優勢是多方面的。與小農經濟發展范式的目標設置不同,規模經濟發展范式所強調的不是生存溫飽型的風險規避式的收入增長,它的目標定位在賺取高額收益的基礎之上,將農業看成是一個有前途、有前景的農業。嚴格來說,在“農地農用”的政策規制下,如果沒有政府補貼或政府最低收購價,糧食作物種植實際上賺錢是很難的,甚至很可能虧本。糧食作物的規模經營優勢更多的是體現生物技術、化學技術、機械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等現代技術的創新與應用所帶來的技術替代勞動的成本節約,以及它在連片規模經營條件下的固定成本稀釋和變動成本減少。當然,現代技術的采用必然需要高投入,如果補貼加規模經濟的收益低于投入,或者總體的經濟收益相對較低時,經營主體也會傾向從糧食作物向經濟作物或花卉苗木種植的轉變,或者向“種養加一體”的“大農業”轉變。也即表明,規模經營發展范式本身不是構成必然盈利的充要條件,是否盈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作業對象及其所面臨的市場結構。也許單純的糧食作物種植確然是賺不了大錢的,現實中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更親賴于經濟作物、花卉苗木的種植以及種養加一體的經營。不過,也與小農經濟發展范式所呈現的兼營化形態不同,規模經濟發展范式更多的是走向專業化,從事種“養加一體”經營的部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也不例外。除了規模經濟發展范式可以帶來技術上和規模上的成本節約,專業化本身也可構成另外一個優勢,即通過專業化分工來提高經營效率(羅必良)。

但是,必須說明的是,規模經濟發展范式不僅是土地的規模或生產經營的規模,如果得不到相應規模的服務體系相匹配,其技術上和規模上的成本節約將大打折扣。從實踐來看,規模經濟發展范式是“土地規模+服務規模”兩條腿走路(張紅宇),兩者相互支撐,相互促進,共同塑造著規模經濟發展范式。因此,上述規模經濟發展范式不僅僅存在于土地規模,而且反映在服務規模的實踐之中。不過,必要的說明是,前者是基礎,可催生新型農業服務主體,產生服務上的規模經濟效益,擴大農業服務半徑,促進農業規模經營的發展;后者是補充,新型農業服務主體的形成又將支撐土地規模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擴大農業經營半徑,同時促進服務規模的發展(劉守英)。經營半徑和服務半徑的重疊、交互、擴充,都將服務于整個規模經濟發展范式,適度規模本身構成農業生產條件與農業經營主體生產能力、農業服務水平和農業服務水平的函數,規模經營的適度與否也將緊緊圍繞上述變量進行動態性的、適時性的調整。

任何經濟發展范式都有其生存背景和約束條件,概括而言,規模經濟發展范式發展到一定階段不可避免地將面臨和回應三大問題,一個是內生的交易成本問題,另一個是外在的風險規避問題,還有一個則是內外互動的利潤空間壓縮問題。三個問題都不是小問題,但真正算得上大問題的,恐怕當屬于利潤空間的壓縮問題。

鑒于適度規模本身構成農業生產條件與農業經營主體生產能力、農業服務水平和農業服務水平的函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于自己的經營規模是否需要進一步擴大是相當清楚的,內生的交易成本實際上具有可觀察性和可調整性,故而,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看來,規模適度都是可控的,防范于未然總是可以巧妙地規避其影響。就風險規避而言,規模經濟發展范式的風險規避就在于其規模本身,無論是自然風險,還是經營風險,亦或是市場風險,一旦遭遇,其破壞也將是乘數倍的規模破壞性。不過,好在風險的發生往往都是離散而不可持續的,作為一個市場經濟主體,他的終極目標不是規避風險,而是在風險規避中追求利益最大化。毫無疑問,利潤空間壓縮問題才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最為關切的,尤其是在“天花板”(產品價格)和“地板”(要素價格)同時擠兌和壓縮的情況下。

與此相伴生的是,隨著規模經濟發展范式所帶來的利潤日趨增加,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價格也日漸上漲并呈剛性。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及中國加入WTO的鐵事實中,中國農業發展在獲得國際國內兩種資源的同時,也飽受國際國內兩種價格所帶來的沖擊。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農業規模經濟發展范式所強調的規模,在服務規模和經營規模都具有比較優勢的歐美發展國家面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而更有意思的現象是,在中國工業領域出現產能過剩后不久,大量的社會資本、工商資本涌入農村,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農業領域也出現了產能過剩(溫鐵軍),部分農產品價格低迷,甚至出現大面積滯銷。利潤空間地壓縮使得規模農業的進一步發展遇到了一個瓶頸。

在利潤空間壓縮的情形之下,逆襲之道還需從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這個兩個源頭著手,一是降低要素價格,二是提高產品價格。而正如前所述,有鑒于要素價格日趨上漲并呈剛性的特征,在經濟發展進入快速通道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背景下降低系列要素成本顯然難以湊效。一個出路是,在大力強調適度規模經營的同時,必須注重品牌特色發展,提高產品附加值,即從發展范式上講,必須實現從規模經濟發展范式向品牌特色發展范式轉變。一般而言,在市場經濟中,任何一個經濟主體都必須注重兩方面能力的培養,即生產經營能力和市場營銷能力。規模經濟發展范式很大的一個缺點就是倚重于生產經營能力,而忽視了市場經營能力,當然,其更大的缺陷在于本身所處的市場結構類似于壟斷競爭,而非真正的壟斷競爭結構,在此市場競爭結構當中,市場營銷能力就算有,也很難得到充分發揮,因為不注重需求本身往往也就構不成供需均衡。市場營銷能力真正的適生環境當屬于壟斷競爭市場,在此市場競爭結構中,市場營銷能力才能夠得到充分發揮,因為其強調產品的異質性,注重社會多元化需求。

三、品牌特色發展范式

關切社會多元化需求,強調產品異質性,推動品牌化建設,注重附加值提升是品牌特色發展范式與規模經濟發展范式的本質區別。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當前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日趨多元,消費結構也更加優化。一個顯著的表現是,就農業的生產功能而言,一方面,消費者會傾向于豐富多元的農產品消費,另一方面,消費者會更加重視農產品的質量與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也是基于此的回應。另一個新興的表現則是,消費者也越來越關注農業的非生產功能,休閑、體驗、旅游、文化等新元素也融入農業,正多維度地充實并豐富著農業的多功能性,可以說,農業的內涵和外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擴展,農業的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發。在很大程度上,三產融合、新產業新業態、田園綜合體等概念的提出也都是基于此的回應。故而,對于品牌特色農業發展范式而言,農業的概念已發生很大的變化,農業不僅僅是農業,農業或許只是一個載體,做農業也不能僅僅做生產,做農業還要兼顧銷售和服務,未來農業的發展應該更多地注重消費者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注重農業多功能性的全方位開發。

總的來說,當前品牌特色發展范式方興未艾,但其能否持續持久依然面臨不少困難。

首先是資金籌措問題,與規模經濟發展范式的農業相比,品牌特色農業同樣具有前期投入大、回報周期長等特點,只是除了前期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每年生產成本開銷之外,額外的投入還有來自于品牌的打造、農特產品的營銷、相關專利的申報以及健康標準的認證等。顯然,高額的成本投入對于所在的農業經營主體都是所難以承受的,非正規金融和正規金融都在里邊起著重要作用。

其次是生產經營問題,誠如前文所體現,品牌特色農業發展范式在生產經營方面主要有兩種取向,一種是以農產品為核心,重點打造農特產品、品牌農產品,注重生態有機,提高產品附加值;另一種取向是以農業功能開發為抓手,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延長農業產業鏈,實現農業綜合創收。毋庸置疑,這樣的農業一方面需要農業生物技術、農業機械化技術以及農業信息技術等現代農業技術的支撐,另一方面也需要財務管理、市場營銷、人力資源管理以及農業經濟管理等管理知識的積累。注重人力資本投資,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現代職業農民,都是未來農業發展的重要任務。

最后是利益聯結問題,尤其是與承包農戶的利益聯結問題。在現行的農地制度框架下,農地制度的產權安排實際上是所有權歸集體、承包權歸承包農戶、經營權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這樣一個三權分置的格局。在此格局下,實現承包農戶增收是制度目標,維護承包農戶權益是制度底線,因此,處于相對弱勢的承包農戶實際上也擁有較大話語權,如果日常經營中,經營權與承包權的關系未處理好,那么一方面將影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預期,另一方面也將無助于現代農業的穩定發展。

四、小結與展望

就目前來看,三種農業經濟發展范式都廣泛存在,并呈現各自的生存邏輯,體現著轉型中國的時代變化。對于小農經濟發展范式來說,它是中國人多地少國情下人地關系緊張約束的直接產物,同時又處在中國社會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渡階段(鄭杭生)。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中,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鼓勵著這種范式的勞動力都得到充分的釋放,城鄉之間可進可退的制度通道也使得以種養結合為主要特征的“大農業”式的兼營化農業經營模式和以非農就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三產互動”式的兼業化農業經營模式都表現出一定的生命力。不過,對于單個家庭而言,這種發展范式所獲得的收入總體來說是較少的,收入躍升一個臺階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城鄉融合發展是支持它們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動力。對于規模經濟發展范式來說,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農村承包農戶和經營主體的分離,農地的自由流轉以及工商資本的準入放開,構成了此種發展范式以及品牌特色發展范式的前提。它遵循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利益最大化原則,產量最大化情況下的成本最小以及成本最小化情況下的產量最大始終是追求的目標,因規模本身具有經濟性及規模催生經濟性,再加上政府補貼的作用,這種農業發展范式也保持著較強的生命力。規模經濟發展范式面臨的問題則是如何規避市場風險,爭取產有所銷,實現馬克思所謂的“驚險的一躍”。

與規模經濟發展范式所不同的是,品牌特色農業發展范式并不僅僅局限于“產量-成本”的思維模式,它更關注的是“價格-成本”約束下的利潤突圍。此外,如果說規模經濟發展范式主要關注的是消費者群體的一般性問題、數量的問題,品牌特色發展范式主要關注的則是消費者群體的特殊性問題、質量的問題,后者更加懂得去回應消費者收入水平提高后消費形式多樣化、消費結構優化的問題,其簡單的邏輯是消費者群體對某一特定商品的需求總是有限的。不過,品牌特色農業發展范式面臨的挑戰也更大,資金籌措、生產經營和利益分配等問題都制約著它的發展。三種經濟發展方式大致呈現“小農經濟發展范式——規模經濟發展范式——品牌特色發展范式”的演進路線,但這種演進也并不絕對,未來農業的發展,都將是圍繞著變化,針對著問題,在一輪一輪地突破中尋求進步。

據此,我們可以有一個簡單的預判,即在未來很長時間內,以上三種農業經濟發展范式都將存在并且長期存在。不過,這種存在將是一種動態的演化,一個方向是,部分農民市民化,不再從事農業;另一個方向是,部分農民職業化,農業經營形態更多的朝著規模經濟發展范式和品牌特色農業發展范式所指引的方向發展。當然,不論是部分農民市民化,還是部分農民職業化,都還得回到農業本身來尋求答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歸根結底是一個產業(柯炳生),是產業就需關注利潤或收入問題。如果經營農業不能獲得利潤,那么農業問題就是真命題,反之,農業問題就是假命題。至于獲取多大利潤,不同農業經濟發展范式所追求的目標是不同的。對于小農經濟發展范式而言,他們基本屬于理性的風險規避者,只要經營農業的收入不低于其非農就業的收入,一般來說,他們仍然是傾向于從事農業,農業不光構成了他們的生產方式,也構成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朱啟臻)。

對于規模經濟發展范式和品牌特色發展范式而言,他們基本理性的屬于風險偏好者,除非他們對農村有特殊的感情,否則,經營農業的收入需要遠高于其從事非農產業的收入,他們才可能從事農業生產,不然,對他們而言,進入農業既是一種風險,也是一種挑戰。基于此,未來農業的出路的關鍵還在于農業是否能夠創造一個與其他產業相匹配的可觀收入。從農業發展范式的角度講,其大致的政策含義是,在尊重小農經濟發展范式的情況下,大力扶持規模經濟農業發展范式與品牌特色農業發展范式,增加農業經營主體收入,藏糧于民、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確保轉型中國時期的糧食安全與食品安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業競爭力。

作者系浙江大學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三農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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