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價值選擇、價值目標不清楚，鄉村建設和治理的實踐可能會進入一個方向感不明確，或者說目標感錯亂的狀態之中。多年來，黨和政府把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定位得非常高，但我認為這些只是表面上、口號上的，實際上我們并不是以它為本位、以它為目的，而是從工具主義的角度來理解三農的重要性的，比如農村作為全民食材供應地、作為工業化強國的原材料供應地、國民的穩定地，等等。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對農業的功能做了新的解釋，有了這樣的功能定位，人們才更容易認識到，發展農業、注重農村問題，不止要關注那些傳統的功能，還應該有新的。
認知或理解鄉村建設治理應有的價值離不開對這個問題的研判：鄉村發展的總體趨勢和前景如何，鄉村有沒有可能會消亡掉，既然要消亡掉我們要做什么？我們可以聯系其他國家做一個比較性考慮，在一些發達的國家或者地區，城鄉高度一體化，鄉村地區成為供應食品和生產生活原材料的重要基地，也是都市居民居住、生活乃至平時消遣等活動的重要場所，如果要把農村區隔開來，都市生活是會受影響的。從這方面看，基于這種總體趨勢，農村會消失嗎？它還有相當部分存在，仍然是我們相當部分國民的生產生活的所在地，同時也會成為非農產業國民的生活所在地。
從城鄉一體化的角度來看，鄉村建設治理的價值和功能，第一體現在生活品質方面，鄉村搞不好，城市也不能有均等而優質的生活保障，這一方面鄉村地區應該提供無限大的功能；第二在于民眾尊嚴，包括老百姓文明文化品質的提升和養成；還有在經濟助推和公共生活層面，沒有良性的高素質的國民尤其是農民群體，我國的現代化就是妄談。
我這里建一個簡單的分析框架來討論鄉村建設與治理實踐中的價值理念、價值選擇問題。從哲學角度，從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兩個維度看，這些年來我們的鄉村建設實踐實際上存在以下四種理想類型：技術性的治理，意識形態主導性的治理，現代理念的參與式的治理，以及只有現代理念但是治理較弱的情況。解放后前三十年，我們的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是意識形態主導的：產業上以農業服務工業；制度和道路上，時刻強調在中國怎么走社會主義道路，非常警惕所謂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式成長，小農經濟則要消滅。改革開放以后，有過一段時間的農村體制的大變化，包括大包干，包括農村公社體制走向鄉鎮村社體制、村治體制，但是回過頭來進行總體性評估，這些有關鄉村治理的政策實踐盡管五花八門，但大多是技術性的調整，較少涉及結構性的、體制性的改革，能夠留下良性的制度性遺產和變遷的極少。這些年來我們通過多種方式了解到，我們的領導干部大都認同這個說法，即黨政主導權力無限滲透的這種集權部署是越來越重的，鄉村形成的是強建設弱治理的狀況。現在農村的困局呈現出比世紀之交時以農民負擔為主體的農村矛盾糾紛和治理危機還要嚴重的復合型危機，不僅有干群關系等方面的沖突，而且在生態文明、文化等方面都出現了嚴重的危機，中西部地區尤其顯著。
在微觀層面上看，目前國內不少政治學者都認同這個說法，即村這個層面的自治模式已經走入了死胡同。一方面，盡管基層干部在推著我們走，但他們心底可能對這種居民參與的村治是懷有深深的疑慮的，只是上面要求他干他才干。另一方面，我們縱橫交錯的集權性權力結構從方方面面制約了村治實踐，在這種權力結構下，村民公共參與嚴重不足。
在更高的層面上看，村落的權力也是缺失的，村落自治資源不足，手腳施展不開，也不適應農民群體的新變化。當然，這些年各地政府也做了些治理創新，但這些治理創新是處在夾縫中的，這種夾縫中的治理創新難以持續性增長，出現的情況往往是某屆書記某屆政府為了政績等方面的沖突搞一下，換了屆新的班子上來就什么都沒有了。正是因為這樣一些體制性或制度性的特點，我們聽到的各種新名詞實際上內涵都無甚區別，效果也一般。九十年代末曾有個鄉領導直選，沒多久就沒動靜了；這幾年又在推民主懇談、民主協商等，但是衡量這些提法中是否有真正的民主，這是可以打問號的；至于微治理、鄉賢治等，實際上我們在制度機制等方面難以提供應有的平臺。
當然，我們還應注意到另一方面，一個非常好的勢頭是來自民間的多元性力量在鄉村建設治理中的行動，但是有點遺憾，這種多元性力量內部的價值取向各不相同，甚至用一個不太準確的詞來說，可能會造成混亂。
討論價值選擇時，我們面對或要思考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怎樣較為和諧、恰當地處理好公民個體與其他人、社會、國家、大自然的相互關系，這種價值選擇價值目標應當怎樣實現，其可操作空間有多大。
我的觀點是，鄉村建設和治理應積極穩固地走向一個新的治理模式，就是現代參與式的治理，就是以村民群眾為主體，形成包括黨政、企業資本力量、社會組織、村民群體等多元力量合作共治的治理形式。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上看，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源自于西方的理念不是他們的專利，我們對這些價值的認識回歸到了常識和常理。我認為，我們的鄉村建設和治理應該從縣域層面的自治入手，落實憲法和法律的體制安排。此外，不僅是政治上，文化、教育、經濟等方面也應注重社會自治，讓社會力量健康的成長。如此，鄉村建設和治理應該會走上一個健康的道路。
作者系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南京大學公共事務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教授；中國社會學會和中國政治學會理事。
（本文系作者在第二屆世界鄉村發展論壇上的發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文化人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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