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出現，是人類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標志，也是人類群居生活的高級形式。
城市創造著財富，也消耗著資源。
現代經濟增長的速度，時刻考驗著人們在選擇城市、利用城市、規劃城市時理性算計的能力。發達國家率先進入后工業社會之后，以創造物質財富為主要動機的城市功能定位，不得不逐步讓位于以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質量為依歸的新功能定位，謀求修復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斷裂。
城鄉之間，孰為優先？
如果選擇城鄉截然區分的二元坐標平面，則雅各布斯可以被視為一個城市中心論者。在她的系列城市研究論著中，城市發展的優先序都是毫無疑問的。
最明確的一次回答在《城市經濟》的第一章，題目就是“城市和農村，孰先孰后”。她認為，與今天的產業流是從城市轉移到農村一樣，最早的農業也是由城市轉移到農村。農村生產實際是由城市消費創造的，城市的擴張和城市經濟的崛起誘致農村專為滿足城市需求而形成的商品經濟，由此再造農村。
雅各布斯還專門考證并批判了斯密以降“農業發展在先”的理論教條。城市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源，這不是由于城市中人更加聰明，而是因為那里有需求的集聚，人群的集聚，創意的集聚。
在一定意義上，雅各布斯也是一個現代主義者，盡管她對于現代性熏染下的社會計劃者對城市發展的控制沖動多有批評。相比之下，另一位城市問題研究專家芒福德，就有很明顯的后現代風格。
他們都是有憂患意識的，但所慮對象不盡相同，前者思考的是城市如何從就業創造、產業變遷（特別是制造業、服務業）的過程中持久繁榮等經濟問題，概言之是城市發展不及的問題；后者則更多地帶有一些對于城市過度發展所可能招致的環境污染、交通擁塞、文化虛無等非經濟問題，概言之是城市發展過度的問題。
從現代化歷史進程來看，工業化是城市發展最主要的經濟動力。蒸汽機甫一出現，便迅速為紡織、冶金、采礦、機械制造等工業部門和運輸業提供了裝備，城市中原有的手工作坊鳥槍換炮，原有的工廠則擴大規模。隨鐵路干線的大規模投資建設和礦產資源的深度開采，形成了一批交通樞紐、中小城鎮、資源型城市。
工業企業的規模如果足夠大，獨居的區位優勢又明顯，則企業在向上下游延展其配套設施和協作關系、吸引人才流入的同時，也就逐步形成了城市本身，這是典型的公司鎮（company town）。如果相反，則企業為了謀求更好的交通、能源、給排水、金融和商業服務以及人力資源，就主動向現有城市附近集聚。在現代城市中，建立在現代科技創新基礎上的微電子、生物制藥、新材料、精密儀器等新興工業，由于其“輕薄短小”的集約化特征，更加適于利用城市的現有條件，表現出更強的城市集聚特征。
粗放擴張，野蠻生長
城市的進一步擴張，就不完全由經濟力量所決定了。
上世紀90年代，中國曾一度流行一套“經營城市”的說法，就是把城市作為一項國有資產進行市場化運作，不斷使其保值增值。相伴而生的，是普遍的舊城改造、開發區建設和招商引資熱。
城市之間的關系，從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團和氣，轉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相互競爭。
城市中的景觀是政府意志的體現，同時也與資本的積累和擴張緊密相連，一旦本地利潤優勢不復存在，資本就會流向他處，外觀上就表現為城市的衰頹。分稅制下，地方政府獲得了對分內之事的“經營”和處置大權，不必再擔心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平調”其資源，城市政府逐漸從單純的管理者向深涉其中的獨立經營者轉變。
此時城市政府推動市政建設的出發點已經起了變化，不再是單純旨在改善居民居住條件和完善城市基礎設施，還要致力于營造足夠的商業氣氛、改善本地的投資環境進而加緊對國內外資本的爭奪。
“經營城市”的風行，已經演變為僅僅依托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乘數效應所推動的畸形城市化，這種脫離城市產業結構和市場容量的“超前”建設，已經形成了嚴重的城市房地產泡沫，打造了為數眾多的有“城”無“市”的空殼化城市。越是二三線城市在基礎設施建設上越是具有“前瞻意識”、“大手筆”，馬路異常寬闊，道路兩旁高樓大廈亦是鱗次櫛比，只是走得口干舌燥欲尋一家便利店買瓶礦泉水而不可得，定睛細看，卻原來是人煙稀少的一座“空城”。
一些城市迫不及待騰籠換鳥、產業升級、結構轉型，搞城市建設和規劃的冒進主義，極力排斥農業與制造業，一味鼓吹現代服務業，這種暴發戶心態最終危及整個城市的命脈。
城市動物生存史
芒福德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對城市的功能定位既高，對城市發展過程中現代性的膨脹及其后果的失望就重。在他那部百科全書式的《城市發展史》的最后一章，芒福德不無遺憾地感嘆：“城市文明除了改善的一面，我們必須看到它的較黑暗的一面：戰爭、奴役、職業上分工過細，在許多地方，總是在走向死亡?！?/p>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城市，是人類生存生活方式自然演化過程中的產物。它給人們帶來過快樂和美好，但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城市的發展，并不是一首美妙無暇的浪漫田園詩，它也曾帶給人們很多不快和傷害。
每座城市，都有著它的“黑歷史”
城市未必能讓市民的生活更美好。工業化時期的英國，由于缺乏統一的市政規劃，在普通市民的住房問題上有兩種解決方案：一是在原有老城鎮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工業城市往往將原來一家一戶的舊住宅改建成兵營式的住宅，這些改造過的“筒子樓”，基本上是每間都要住上全家人；二是根據需要在廠房附近或者臨街建筑的兩三層質地很差的樓房。
與擁擠的住房相伴的是惡劣的衛生環境。現代工業初起之時，對水源地的依賴注定了水資源遭遇污染的命運。古老的“皇家之河”泰晤士河在工業化高潮時期變成了一條臭水溝。
無獨有偶，《資治通鑒》里也收錄了一段隋文帝時期君臣討論首都擴建改造決策的文字描述，大臣們用了“水皆咸鹵，不甚宜人”來描繪當時長安的居民生活用水質量，進一步具體解釋為“京都地大人眾，加以歲久壅底，墊隘穢惡，聚而不泄，則水多咸鹵”，這說明當時的水污染主要是受到人口激增壓力之下城市排污排水技術落后的制約，導致人畜排泄物污染了水源。
恩格斯在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也有這樣一段寫實：
“在舊市區，有不少地方到處是臭水溝和垃圾堆，骯臟而無人照管。伯明翰的大雜院很多，有兩千多個，工人大部分住在這種大雜院里。這種大雜院通常都很狹窄、骯臟、空氣不流通，污水溝很壞；每一個大雜院四周有8-20幢房子，它們只有一面透空氣，因為它們的后墻是和其他房子共用的，而在院子最里面的地方通常是一個公共垃圾堆或類似的東西，其骯臟是無法形容的?！?/p>
在今天，環境的惡化成為任何城市不適宜居住的主要標志。亞太地區的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轉型，使之來不及消化這一過程所帶來的環境負效應，從而幾乎完整地重走了一遍工業化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這個過程的“豐碩成果”包括：世界上最高的空氣污染水平、不安全的飲用水、對人類健康有短期和長期影響的土地和水污染、主要城市因地下水超采導致的地面沉降等等。凡此種種，影響最深的都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
現代工業文明的巨大成功和對歷史進步的無限樂觀，給人類以自己的理性為自然立法的合理性和改造自然的強烈沖動。為了提高行車速度，古老的樹木可以砍掉，歷史悠久的古建筑可以拆除，甚至千年古城也可以按照需要隨意捏玩。
直到有一天，市民們認識到需要為孩子留下嬉戲的場所，為學校留出足夠的跑道和操場，卻為時已晚，為達到這一目標，必須付出沉重代價。
現代工業技術的進步讓人們有條件創造出虛擬的“自然環境”。城市向地下的發展或“地下城市”就是這樣一種環境。當然，它也是很多巨型城市迫不得已的選擇。這種環境原本是強加在礦工們身上的，現在卻經過了精美的包裝之后也讓所有市民共享。地下隧道、地下廣場、地鐵，每一處都由機械控制，使用人工照明和通風裝置。對于這樣一個依據人類的感官經驗合成的虛擬世界，芒福德刻薄地形容為“這種強加于人的要求，無異是對這些人未死先埋，或者至少是準備在膠囊中生存”。
城市是自然中的一棵樹，“千城一面”的“鋼筋混凝土森林”的城市是對人類理性的絕大反諷。在一個既喪失自然原生態屬性、又沒有城市公共空間、還缺乏城市文化品位的城市里，市民也就降格為“城市動物”。
未來，誰能上岸
城市也未必能讓農民的生活更美好。各國現代化的原始積累往往伴隨著對農地的侵占和對農民的剝奪，所差異者，無非是剝奪之后的補償程度。幾十年來，千年傳統的小農經濟、鄉土中國的簡單二元結構，逐步變為經濟、政治、社會乃至文化的全面二元結構，賦予了城市優先于農村、工業化優先于農業發展的特權。
城鄉的斷裂，正是所謂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首要表現。近四十年來的城市化進程，在對中心城區進行劇烈而反復的改建重建擴建以提高其土地利用效率和單位土地的交換價值的同時，也不斷將城郊農田和村莊改造為新城，造就了進城農民工和城郊失地農民這兩個倍受關注的群體。
洗腳上岸、農民上樓、進城務工，畫面看似美好，問題卻也不少。城市的態度始終在熱情與高冷之間，捉摸不定。2013年，為了應對經濟發展新常態，“新型城鎮化”提法出爐，緊隨其后的2014年兩會期間，提出了“三個一億人”的目標：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在最新的幾萬字報告中，我并未看到“新型城鎮化”提法，那么，妥善安置“三個一億人”的計劃進展如何，也許還須持續關注。
新生代農民工（請允許我在此使用“農民工”這一已經并不準確的表述）是決然不同于他們父輩的一代人，他們的根已從農村拔出，卻依舊只能是城市中飄萍一樣的存在。第一代農民工和他們之前的農村，之所以并不存在“鄉村凋敝”（因而也就無所謂“鄉村振興”），是因為那一代人的根還在農村，他們的人、財、物還是十分有規律地定期回到農村。
所以我們看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農民工返鄉創業和蓋房的高潮，那些年坐高鐵從長三角一路向西穿過江西、湖南，看到的都是一派熱氣騰騰搞建設、翻新房屋甚至新蓋房屋的場景。
那很可能是農民工回鄉的最后一波浪潮了。
在那之后的這一代農民工，他們有更高的教育程度，他們掙得的收入絕大部分在所在城市就地消化，他們也不會傻傻地抱持一種落葉歸根、光宗耀祖的心態，過苦行僧般的生活，只為攢下足夠的錢回村里蓋房。如果說他們攢錢的話，那么更可能是準備將來回到老家的城鎮買一套房。他們將是徹底離開農村的一代新人。
更大的變化發生在精神文化層面。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時代真的變了。看看這些年來層出不窮的農民詩人、農民畫家和工友詩社，你就能理解什么叫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了。他們顯然是有更高精神追求和文化需求的群體，對他們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時代結束了，三瓜倆棗就可以隨便打發他們的時代也一去不復返了。
我始終記得2001年張國立、焦晃出演的一部電視劇《忠誠》，里面有一句當時還理解不深、現在卻回味無窮的臺詞：“高樓背后有陰影，霓虹燈下有血淚。”現代化城市的光鮮亮麗并不是順理成章、唾手可得的，市民們享受著互聯網對整個經濟社會生活的流程再造與快捷便利的背后，是那些身在異鄉、同樣生活在這座城市的千千萬萬普通勞動者的辛勞奔忙。
城市的最高職責是什么
城市有如此之多的麻煩，但是城市不會消失，因為當初驅使人們建立城市、居住到城市中來的那些基本生存需求和生活愿望，在今天還存在著，只不過，宜居的標準早已水漲船高。
今天的城市，如何才能讓人的生活更美好？
這不僅取決于城市發展的主體設定的目標、所持的理念，也愈益受制于其規劃的能力。后現代社會中的城市發展與規劃，需要人類理性新的自我超越，這也是建立在必要的謙遜、敬畏之上的一種深刻內省。
芒福德曾用詩一般浪漫的語言為城市精神高歌，它至今仍能使我們的心靈產生共鳴：
“城市最終的任務是促進人們自覺地參加宇宙和歷史的進程。城市，通過它自身復雜和持久的結構，大大地擴大了人們解釋這些進程的能力并積極參加來發展這些進程，以便城市舞臺上上演的每臺戲劇，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輝，明確的目標和愛的色彩。通過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傳遞和技術上的精通熟練，尤其是，通過激動人心的表演，從而擴大生活的各個方面的范圍，這一直是歷史上城市的最高責職。它將成為城市連續存在的主要理由?！?/p>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騰訊《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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