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選取正確的發展模式對當前農村社會正經歷的變遷及未來發展至關重要。借鑒斯密框架，將農村發展模式分為內生整合與外部嵌入兩大類，通過對我國典型農村發展模式分析，提出“政策、貿易可達性、資本、鄉村精英”等是農村社會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內生整合是鄉村社會發展的理想選擇。但當前農村的發展缺乏直接進行內生整合的條件及能力，分析認為，我國大多數農村的發展需要在政府、市場的共同作用下，進行“政策、資本、貿易可達性”的外部嵌入，并在鄉村精英的主導下進行整合。為保證農村發展模式的順利實施，研究分別從土地、農民權益、村民自治的角度進行分析，最后提出相應的措施及政策保障，為我國農村發展提供模式選擇及經驗借鑒。
關鍵詞:內生整合；外部嵌入；農村社會發展模式；比較分析
長期以來中國傳統的農村遵循內生性、自治性與倫理本位的“小農經濟”發展規律。新中國成立以后一直到改革開放前，由于共產黨的高度政治動員能力，中國基層農民的國家意識、集體意識空前覺醒，農村發展遵從集體化模式，但由于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人的自主性和創造性，這種模式也注定要被瓦解。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興起也推動農村社會的發展，城鄉差距不斷增大，農民的自主性得到釋放，農民及農村社會原子化特征逐漸明顯，發展面臨困境，“三農”問題日益突出，中國現代化從“農民中國”節點走進了“城鄉中國”的節點，構建新型城鄉關系是推進現代化發展的關鍵。在此背景下，中國農村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遷，各地農村社會現實差異明顯，發展不平衡，如何正確選擇發展模式，對“三農”問題的解決及城鄉一體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各地農村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形成不同的農村發展模式。江蘇蘇南地區部分農村整合內部資源和社會資源，在不斷探索中開拓和形成了“蘇南模式”，為全國的新農村建設提供了經驗借鑒；河南南街村大力發展工業，并不斷延伸產業鏈，發展成為一個“產、供、銷一條龍，農、工、貿一體化”的經濟實體，成為著名的“共產主義小社區”；安徽小崗村率先實行家庭責任承包制，成為中國農村發展改革的起點，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但是小崗村卻在發展中出現“一夜跨過溫飽線，二十年未過富裕坎”的尷尬局面；溫州模式中以家庭為單位的小型民營企業的崛起創造了發展奇跡，卻也因金融危機備受爭議；珠江模式中對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重外輕內的模式也面臨轉型的迫切性。蘇南的華西村和永聯村、南街村等農村工業的興起發展主要通過集體式的內生整合的方式，安徽小崗村進行過類似嘗試卻未成功，當前通過招商引資后經濟得到了一定發展，各模式之間共性與差異性、經驗與教訓共存。
各地的發展證明了“無工不富”的道理，也說明農村社會的發展進步取決于生產方式的變革。20世紀30年代以來，費孝通先生對吳江江村調查及多次回訪后指出，吳江從溫飽型經濟上升到小康型經濟主要是工業化的結果，大力倡導發展農村工業、副業、鄉鎮企業。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工業及鄉鎮企業迅速發展，鄧小平同志也曾對發展農村工業給予了高度支持和評價。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鼓勵和引導城市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種養業，全國各地工商資本紛紛響應這一“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號召。工商資本下鄉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這一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有利于推動農村社會生產經營方式的合理變遷，為農村的發展打開了一個岔路口。但事實證明，我國各地農村發展差異較大，如何使工商資本下鄉后與廣大農村社會協調發展，一直是學界政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也是“三農”的未解難題。因此，未來我國農村該如何選擇發展模式，現有的各發展模式的成功經驗是否存在一般規律，是否具有可推廣性等，都值得深入思考和分析。本文試圖通過對各發展模式進行對比分析總結，找出各模式一般規律及運行機理，試圖為全國不同地區農村發展模式的選擇提供有效借鑒。
一、理論分析框架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三篇中提出城鄉發展的自然順序，農業到工業再到國際貿易是每個處于發展中社會的大部分資本的投入順序，也是城鄉發展的順序。但自然順序是一種理想狀態，在開放條件下會出現反自然順序發展，引發這種反自然順序演變的初始變量是貿易，貿易及工業會影響并帶動農村的發展。在反向發展中，政策、文化、地理（尤其著重臨海性）是引致貿易變化的變量，文化（風俗習慣）是政策引發的，因此，“政策—文化”和“臨海—貿易”兩組變量結合導致反自然順序的演變。斯密框架驗證了中國城鄉關系的演進，也對分析城鄉差距具有重要意義。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文化效應對應“政策—文化”變量，我國一面臨海的地理特征對應“臨海—貿易”變量，兩者結合起來解釋了中國的城鄉差異、東部與中西部差異現象，也是破解城鄉問題，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關鍵。當前我國出臺的各種惠農、戶籍、醫療、養老等一系列政策就是為了破解城鄉二元體制；完善各地交通網絡來破解“臨海—貿易”對內陸的影響，臨海性逐漸演化為交通便利程度對農村發展的影響。因此，本文借鑒斯密框架，將“政策”、“貿易可達性”作為農村發展模式選擇的重要外部影響因素，且具有普遍性。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資本作為生產要素之一，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斯密的自然順序也解釋了當前農村地區資本原始積累普遍較薄弱的原因，他從土地投資相比工業和商業投資分析，由于熟悉風俗、風險小等原因，前者更具優勢，因而農耕是人的原始目標與選擇。剩余產物促進城鎮的產生發展，也推動社會工業及貿易的發展，進而改良農村，而在反自然順序中，貿易會對農村社會進行反向影響。對于農村地區而言，各地資本的原始積累差異較大，進而會不同程度影響其他生產要素的整合能力，造成農村發展的差異，也是農村發展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
農村發展也離不開鄉村精英的參與。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由鄉紳等鄉村精英承擔起鄉村治理的重任，由宗族宗法、文化倫理教化為治理基礎，以內部非正式的激勵及約束機制作為治理工具。當前中國農村實行村民自治，村干部作為鄉村治理的主體，負責國家政策的宣傳落實、資源的整合等工作，對農村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帶動作用。但也應該看到，各地村干部年齡、能力等差異明顯，對農村發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能人治村”就是此方面的典范與證明，因此，鄉村精英已成為農村發展模式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
不同的學者將農村發展模式進行不同的分類，從產業帶動角度根據資源類型，分為工業企業帶動型、特色產業帶動型、畜牧養殖帶動型、休閑產業帶動型、商貿流通帶動型、旅游產業帶動型、合作組織帶動型、勞務經濟帶動型。從發展手段角度，分為工業帶動型、農業產業化型、第三產業主導型、生態農業推動型、本土資源依托型和體制創新型。本文從影響因素角度出發，結合文獻，以發展所需資本的來源為維度，本文將農村發展模式分為兩大類：內生整合與外部嵌入。內生整合是指農村發展的資本主要來自農村內部，將農村已有的各類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外部嵌入是指農村發展的資本主要來自外部，將資金、管理、技術、知識等現代生產要素以資本的形式進入農村，與土地結合，“個人或企業的經濟行為”是嵌入主體，“社會關系”（及其網絡）是嵌入的客體，信任、文化、聲譽等作用機制是嵌入的主要方式。資本的積累與地理因素、自然條件、國家政策、文化、社會環境等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響農村社會的治理與發展。經過分析，將政策、貿易可達性、資本、鄉村精英作為鄉村治理與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以鄉村社會為參照對象，其中政策、貿易可達性作為外部重要影響因素，鄉村精英作為內部影響因素，且這三者雖然都存在差異，但具有普遍性，起到引領輔助作用；而資本是鄉村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前提條件，對農村社會發展起到關鍵性作用。因此，各地區的資本積累及其他發展條件不同，所適用的發展模式也不同。
二、發展模式比較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各種發展模式，其中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小崗村模式、南街村模式等作為典型案例受到各界廣泛關注。本文從“政策、貿易可達性、資本、鄉村精英”的角度，對照“內生整合和外部嵌入”的維度，對這些模式進行剖析，試圖為我國廣大農村發展模式的選擇提供借鑒。
1.典型農村發展模式闡釋
蘇南模式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傳統經濟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以蘇州、無錫、常州地區最為典型，該模式的發展以鄉鎮企業為主，以集體經濟為依托，屬于內向型的發展模式。將集體土地集中流轉并作為股份進入市場，聚集土地資本、人力、財力等，在地方政府及鄉村能人的帶動下，以鄉鎮企業的發展為基礎，并逐步形成了依托集體經濟發展、村企合一的地方文化發展特色；地理區位優勢明顯，具備臨海性及內航運輸的優勢，有利于貿易的進行。比較著名的有無錫江陰的華西村和蘇州張家港的永聯村，具有相似的發展歷程，都在鄉村能人的帶動下，以小作坊起步，經過工廠、企業、公司、集團公司階段，實現多產業發展體系。華西村2016年上半年共實現營業收入92739.22萬元，實現營業利潤7479萬元；永聯村集團總資產近145億元，村級可支配收入2億以上。但是由于村企合一的管理模式，以及家族式的集體精英方式，也造成了鄉村精英的家族過度介入的管理模式，形成家族式管理，魅力型權威在治理過程中發揮較大的作用。
南街村模式也始于改革開放初期，將個人資產轉為集體，并從面粉廠開始辦起，逐步擴大到28個企業，涉及食品、飲料、酒類、印刷、包裝、醫藥、工藝品雕刻、旅游等現代化產業。南街村集團2015年累計實現產值20.54億元，比2014年增長1336.5萬元。南街村當前奉行改革開放之前的管理模式，村中到處體現紅色革命的印記。通過高度的集體動員，形成了南街村的紅色革命文化；南街村地處中原地帶，并不臨海，但其交通相對比較便利，為貿易的可達性提供了條件。在南街村的發展中，具有非常強烈的行政導向，政治嵌入過程比較強勢，但是在此過程中，社會資本也得到了壯大，為南街村的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溫州模式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初，于1995年被正式提出。它起步于家庭手工業，以生產小商品為主，在一大批懂技術、善經營、敢創新的鄉村能人的帶動下，著重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并借助農民的流動性及善于遠途貿易等特點，將產品銷向全國各地，費孝通先生將其概括為以商帶工的“小商品大市場”發展格局。一方面，依托當地的歷史及文化傳統，即溫州地區在新中國成立前家庭手工業和遍布全國的商業關系，作為民間自發力量產生作用；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各種經濟成份”的經濟形式變革的大背景下，溫州地區搶占發展先機，地方干部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隨著時代的發展，溫州模式逐漸發展成為股份企業甚至集團，營銷手段也逐漸多元化網絡化，從依托小城鎮的區域經濟逐步與國際接軌。但是由于溫州模式發展過程中的資金大多屬于民間自籌，金融危機之后民間借貸導致溫州地區出現大范圍次貸危機，產業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科技投入、高學歷專業人才及創新力等都相對缺乏，在當前的市場形勢下面臨新的危機。
珠江模式由費孝通先生提出，是指充分發揮緊靠港澳和聯系海外的優勢，大力發展珠三角地區的市場經濟和外向型經濟，引進先進技術和外資企業，加快該地區城鎮工業化的過程。借助鄰近香港的地緣優勢，普遍發展“三來一補”企業，與香港形成前店后廠的格局。珠江模式符合斯密框架“政策—文化”以及“臨海—貿易”兩組變量，珠江三角洲由于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在歷史的發展中形成比較深厚的經商傳統，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以及臨海性對貿易的促進等，使得珠江模式得到蓬勃發展。在當前的環境下，費孝通從區域經濟發展高度重新思考珠江模式的現在與未來發展，他認為珠三角要保證將來持續發展的活力和后勁，就應該在爭取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同時，要更多地考慮建立、推進和帶動內地經濟腹地和加強貿易中心的建設。珠江三角洲地區有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進入，外商及其他地區資本的嵌入，也是與當地政治、經濟、文化進行磨合的過程。
小崗村模式是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一群農民走投無路的選擇，為了吃飽飯選擇單干，之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推行，使其聞名全國。此后，社會各界對該村給予了廣泛關注，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提供諸多政策及資金傾斜，各界也為其提供了基礎設施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小崗村的發展雖得到了政策的有力支持，但由于地理位置處于崗丘地帶，交通比較閉塞。2004年初，小崗村在沈浩書記帶領下，修建公路，打通小崗村與各地的快速通道；建成大包干紀念館，發展壯大葡萄特色產業，通過招商引資，發展現代農業合作社等，成立現代農業有限公司，著重發展旅游、農產品加工，2014年，工農業總產值7.38億元，村集體經濟收入665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4500元。小崗村當前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也處于一般水平。從小農經濟為主到當前適度的規模經營，從長期政治的過度嵌入到當前政府與農民之間的有效合作，小崗村正在進一步探索中發展前行。
2.典型農村發展模式評價分析
在當前農村發展中，幾大模式的適用性到底如何，哪些經驗值得學習和推廣，一直是各界比較關注的問題，各模式的特點及發展經驗總結如表1。
通過對幾種模式的分析，資本、政策、貿易的可達性、鄉村精英都不同程度上發揮了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各項政策對農村發展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溫州、珠江、蘇南部分農村、南街村或臨海或交通較便利，小崗村交通改善前后的發展形成了強烈對比，貿易的可達性促進了農村的發展。鄉村精英也起重要作用，蘇南模式中的華西村、永聯村，南街村都屬于“能人治村”，小崗村也曾經在沈浩書記的帶領下創造了一段發展的佳話，溫州模式、珠江模式中早期的發展中都有一批善于經營或者懂技術能人的帶動。各地不同的發展模式，特別是小崗村模式的曲折發展，驗證了資本對農村發展的動力，蘇南模式、南街村模式在資本的積累下，逐漸拓寬產業鏈，珠江模式注入外部資本后更具生機，溫州模式在次貸危機中受挫也驗證資本的重要性。
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南街村模式屬于在鄉村精英的主導下的內生整合的典型代表，珠江模式、小崗村模式在發展過程中既有內生整合也有外部嵌入。從各模式的發展成效來看內生整合看似是最理想的模式，但是卻需要“政策、貿易可達性、資本、鄉村精英”的共同作用，轉型期農村社會發展模式的選擇，不能簡單進行模仿復制，不同區域的農村發展應該因地制宜選擇發展模式。
三、農村發展模式選擇
當前中西部很多農村地區仍以小農經營為主，農村空心化比較嚴重，很多村莊面臨重構甚至逐漸消失等現象，農村集體經濟薄弱，不適合集體經濟發展模式。總體來看，當前我國農村經濟水平整體在國民經濟中地位較低。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及其他農業統計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第一產業占GDP比重在9.2%-9.9%之間浮動，全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約是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的3倍，全國城鄉差距仍比較大，農村社會的經濟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有待提高。各地區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差異明顯。全國各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排名顯示，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差。2016年底我國農村集體經濟各類賬面資產2.86萬億元，雖然平均每個村有500萬元左右，但是東部地區的村大多都近千萬，中西部的部分農村甚至不足2萬元。另外，當前農村集體經濟主要依靠土地等資源型資產，并未盤活整合，很多中西部地區根本無自身經營性收入，主要靠上級劃撥經費、社會撫養費返還等途徑維持。而農村的發展繁榮必須改變當前的經營模式，通過發展現代農業、多元化產業等形式來帶動。因此，大多數農村的發展需要外部工商資本的嵌入，隨著近幾年國家政策大力鼓勵社會資本投入農村，農村交通逐漸便利，市場前景逐漸凸顯，也引發了工商資本下鄉的熱潮。2015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第一產業投資額約為1.75萬億元，約1.05萬億投入農村社會。對于大部分農村特別是中西部農村來說，比較適合的發展模式，應該是先在政府及市場的推動下進行外部嵌入，之后再進行內生整合。
結合農村的綜合發展實際，從客體角度，以“政策、工商資本、貿易可達性”作為影響農村發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且三者之間也相互影響相互推動，存在一定“推拉”現象。
（1）政策與工商資本的“推拉”作用。國家的政策對工商資本嵌入農村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工商資本在農村的具體發展也需要國家政策的拉力進行規范。
（2）政策與貿易可達性的“推拉”作用。國家對農村的基礎設施供給等政策會對農村的貿易可達性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同時，農村發展對貿易可達性的需求，也會對國家政策產生拉力，推動國家出臺相應政策。
（3）貿易可達性與工商資本的“推拉”作用。如果一個地區的交通比較便利，貿易可達性較好，對工商資本到當地投資的意愿具有推動作用；同時，工商資本在農村的發展過程中，為了發展的需要，也會對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改善起到一定的拉力作用。
因此，在農村發展道路的選擇中，“政策、貿易可達性、工商資本”相互影響，三者共同作用使工商資本嵌入農村后，內部因素開始發揮作用，在鄉村精英等人才的主導下，進行資源的內生整合。在此過程中，各個因素相互影響，實現“政府、市場、農村社會”的相互融合。在此過程中，政策實現“從上而下”及“從下而上”的雙向作用，達到了政府、市場、農村社會的連接及相互影響具體作用方式見圖1。
四、發展模式的實現路徑分析與完善
確定了適合當前農村發展的模式后，在具體實施及發展過程中，需要處理好工商資本主體與農村各主體的關系，從多角度對發展路徑進行完善。
1.在外部資源嵌入的過程以及在農村社會的內生整合階段，要注意處理好與土地、農民權益、村民自治的關系
（1）農村發展模式與土地的關系。工商資本進入農村之后，一般需進行一定規模的土地流轉。一方面，可以改造傳統農業，探索高效農業以及農產品產業鏈的進一步延伸等；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非農產業的過分介入帶來的負面影響。國家發改委的一項調研顯示，我國西部某些省份，工商企業大量流轉耕地后，非糧化的程度高達90%左右，這種大規模的流轉往往是不可逆的，也容易出現工商企業鉆政策空子的現象，在資本規律引導下，出現產業轉換和退出種植環節的后果。甚至出現工商資本流轉土地后再次牟取利益現象。土地資源屬于不可再生性的壟斷性資源，導致土地的價格易漲難跌，工商資本介入農村土地流轉，可以低價獲取大量的稀缺資源，一旦將來有機會將農地轉換用途，工商資本將獲得巨大的收益。比如有的企業打著資本下鄉的旗號將項目建在農村，將本應發展農業的土地，以開發農業的名義用來搞房地產建設，比如建別墅、高爾夫球場等。這些再次牟取利益行為套取國家補貼資金，不僅造成了財政資金的浪費，也對我國的耕地安全，對農產品供給及糧食安全造成危害；同時占用農村發展資源，大量農民被迫離開農村，一定程度上擴大城鄉差距，甚至會加劇農村的衰落，不利于農村及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要出臺相關政策規范土地流轉，嚴格控制土地流轉規模及用途，并且制定長效監督機制及處罰機制，從根本上杜絕此類現象的發生。
（2）農村發展模式與農民權益的關系。資本的外部嵌入以及資源整合過程中，需要特別警惕“能人治村”中村干部憑借特殊身份為自己及家族謀取利益，引進不合理項目、收受賄賂、土地流轉補償中等一系列腐敗現象等。大規模的土地流轉，特別是工商資本下鄉后，扼殺了農村新中農的出現，剝奪了農村老年人的耕種權，更剝奪了返鄉農民工的土地使用權。農戶與土地分離，農民被迫成為難以實現市場化就業的商品化勞動力；同時，基本消費品的全面商品化，增加了他們的貨幣性開支，加劇了他們生活的困難。這種以買斷若干年承包經營權力為基礎的土地流轉，一旦城市經濟形勢不佳，就業機會減少，進城農民則無路可退。華生認為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將農民排擠在土地收益之外，不符合農村改革的方向，如果放手讓工商資本下鄉的話，那些留守農民可能就破產了。僅為農民設置了向上攀爬的“梯子”，卻忘了為他們設計一張防止掉落的“安全網”因此，必須兼顧農民的權益，在流轉的過程中，也要針對農民向城鎮轉移的趨勢，設計相應的土地反向流動制度，保障農民的基本權益。
（3）農村發展模式與村民自治的關系。內生的資源整合容易發展成傳統型權威的家族治理模式，從本家族中選擇接班人的做法總是會引起社會的非議和對家族政治的擔心，可以從吳仁寶、吳棟材家族在村黨委和村集體經濟中的職位分布管中窺豹。在當前中國農村的發展現狀來看，很多農村選擇的都為外部嵌入模式，同樣會對村民自治共同體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土地流轉中，留在村里的村民大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大量文化素質較高的中青年村民從農村流出，將嚴重削弱村民自治的組織基礎。另外，會出現企業“吞噬”村莊，村委成為附庸；村委功能異化，村莊管理難以開展。大量土地流轉后會在農村產生很多非正式的農民組織，因此，資本也被認為具有吸納村莊非正式權威，破壞村莊穩定環境的嫌疑。在動員農民流轉土地過程中，當地方政府動用行政力量和鄉土傳統等正式資源無法奏效時，則引入鄉村“混混”等非正式資源，危害農村社會的安全與穩定，使政權的合法性受到威脅。因此，在資源整合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家族勢力或其他社會力量對鄉村發展造成的不良影響，實現鄉村社會治理的良性發展。
2.在政府、市場、社會的相互作用過程中，需要從多角度促進“政策、工商資本、貿易可達性”及鄉村人才的供給培養，確保整個系統的良性循環
（1）完善政策及法律，建立各項保障機制。在加強惠農政策，大力推廣資本下鄉及土地規模流轉的同時，也要制定相應的政策制度，確保農民的各項基本權益，比如住房、醫療、養老等各項權益的保障。完善相應的法律及政策制度，確保工商資本下鄉特別是外資企業入駐后，既做到不損害農民的權益，也確保自身的各項基本權益有法可依，不受損害。通過完善政策及相應的法律保障機制，確保政府“從上而下”政策對貿易及工商資本的影響，并促進市場的健康發展，同時也有利于從市場到政府的“由下而上”的有效反饋，促進各項政策及法律的進一步完善。
（2）完善基礎設施，建立合理資本嵌入機制。農村社會的發展需要完善農村交通運輸體系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為貿易可達性提供條件。農村各項基礎設施的完善也是吸引工商資本主體以及農村勞動力回流的重要因素。雖當前農地的規模流轉已是大趨勢，但是大規模的流轉土地，是片面地追求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率，減少分母增加分子的“減人增效”，不能放棄家庭型生產的穩定性。另外，中西部一些地區也要結合實際情況，不能一味強調資本介入農業生產，建立合理的資本嵌入機制，在均衡多方面綜合條件之后，做到土地資源的最大限度利用。
（3）吸引農民就近就業，完善鄉村精英培養機制。資本嵌入與人才培養之間相互促進，培養鄉村精英可以促進資本有效嵌入農村社會，同時資本嵌入后也可以吸引有能力有技術的農民回流發展，形成良性循環，解決當前農村精英外流及缺乏后繼力量等問題。要注重對人才及后備干部的重點選拔，為鄉村社會發展注入活力。合理引導資本嵌入之后，提供大量就業崗位，提供培訓咨詢等服務，提高技能，讓其成為農村發展中起到主體作用。另外，在完善基礎設施，通過提高福利待遇及各方面生活保障，加強與高校研究院所合作等方法，吸引外來優秀人才，讓其成為推動農村社會發展的推動者，成為城鄉一體化建設的中堅力量。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作者簡介：于水，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姜凱帆,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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