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莊是俄羅斯農村最基本的組織單位,有維系農民生活、保障文化傳承及促進社會穩定等多種功能。俄羅斯獨立以后,大力推進農業私有化、市場化改革,導致村莊功能的衰落,大量村莊被遺棄。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幾點:村莊產業衰落、農村人口減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惡化及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目前,中國農村也正面臨著農村"空心化"的問題。中國村莊"空心化"與俄羅斯村莊被遺棄現象有相同點也有差異。總體看,中國需要從社會文化、新農村建設兩個方面總結俄羅斯村莊被遺棄的教訓,以尋求推進中國村莊"空心化"的解決之道。
村莊是俄羅斯農村最主要的組織單位, 也是農民最為廣泛的居住群落。20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政府在農村廣泛推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在改革的浪潮中, 俄羅斯村莊出現了大規模的衰落, 大量的村莊遭到遺棄, 這種村莊被遺棄現象持續到今天, 突出反映了俄羅斯農業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基于此, 本文依托于俄羅斯聯邦統計局的相關數據及其他學者的研究, 客觀描述俄羅斯村莊被遺棄現象的種種表征以及原因, 并與中國當前城鎮化快速發展過程中農村空心化現象進行對比, 為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相關的警示。
1、俄羅斯村莊被遺棄現象的表征
蘇聯解體之后, 俄羅斯政府開始大力推進私有化改革, 蘇聯時代的集體農莊全部解體。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內, 俄羅斯的農業發展狀況極不樂觀, 農民生活所依賴的基本組織單位———村莊也開始被大規模遺棄。其遺棄的現象有兩大表征, 可以從微觀與宏觀上分析。
1.1 微觀視角
在2005年的時候, 中國日報社派出記者前往俄羅斯的諾夫哥羅德州進行采訪考察, 重點考察俄羅斯農村社會的發展狀況。經過考察發現, 俄羅斯村莊被大量遺棄, 廢棄的村莊成為俄羅斯農村社會發展最為嚴重的問題。原來人口稠密的村莊如今少有人居住, 有些村莊即便是有些人在居住, 基本上也是老人。諾夫哥羅德州的沃洛托夫區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本是重要的農業區, 在最繁華的時候, 該區有近150多個集體農莊, 每個農莊里的職工有500人, 還有40~50名農技師、工程師, 有些規模較大的農莊還設有自己的農業職業技術學院。到2005年的時候, 該區的集體農莊早就解體, 剩下的農莊有20余個, 但性質上已經不屬于集體農莊。這些村莊已經沒有企業, 也沒有相關產業, 醫院和學校也倒閉了。農民的收入水平比在蘇聯時代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 盡管仍然有部分農民留在村莊中從事畜牧業或種植業, 但由于農業生產成本的上漲, 農業收入整體下降。在2008年的時候, 1L牛奶的收購價僅為30盧布 (1盧布約合0.11元人民幣, 2017) , 但從價格上看確實比20世紀90年代有所上漲, 但生產1L牛奶的成本是20世紀90年代的數十倍, 農民不但無法盈利反而出現虧損。該區的“小城”村是一個被遺棄村莊的典型, 該村莊在蘇聯時代曾經是該地區最為富裕的村莊之一, 最繁華的時候大約有100戶農民, 到2006年只剩下一戶農民, 且還是一個77歲的老年婦女, 村莊里的其他農民全部搬離了該村莊。類似于“小城”這樣的村莊在俄羅斯的北方地區還有很多, 南方和中部地區稍好一些, 這些被遺棄的村莊隨時可能在政治上被除名, 從地圖上消失[1]。
近些年來, 村莊被遺棄問題已經成為俄羅斯農村社會發展及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問題, 也是俄羅斯農村、農業衰敗的一個縮影。2012年10月, 俄羅斯著名社會學家亞歷山大·卡里寧教授在俄羅斯著名學術刊物《農村與社會》中撰文表示, 在俄羅斯獨立的20多年時間俄羅斯已經有2萬多個村莊從地圖上徹底消失, 還有近3萬個村莊處于極度衰敗狀態, 這些衰敗的村莊隨時有被遺棄的危險。就當前的實際情況下, 俄羅斯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較為滯后, 很多基本的生產生活設施處于年久失修的狀態, 電力供應不足, 甚至連自來水也沒有, 更沒有基本的社區服務, 學校、社區醫院、商店等基本設施幾乎沒有。正是因為俄羅斯農村基礎設施的嚴重不足及農業產業對就業人口吸納能力不足, 使得大量人口被迫離開村莊。表1、表2分別顯示了1990—2015年俄羅斯村莊產業吸納就業人口的比例變化以及農村基礎設施變化情況, 反映了其村莊衰敗的趨勢。
表1 1990—2015年俄羅斯村莊產業吸納就業人口比例變化
從表1可知, 在1990年的時候, 俄羅斯農村部門的幾大產業門類對于勞動力的就業吸納率達到了100%, 經過休克療法之后, 1995年的整體吸納率只達到79%, 富余的勞動力就基本上離開了村莊, 這個比例進入21世紀之后直線下降, 到2015年降至最低點, 僅為37.1%。特別是在種植業、林業和牧業這樣的基礎部門, 對就業人口的吸納率從1990的41.3%降到2015年的11.6%, 農業基礎產業的衰落, 正是印證了農業及農村的衰敗。
表2 1990—2015年俄羅斯農村基礎設施變化情況
由表2可知, 與村莊生活息息相關的農村自來水網、天然氣管道、農村公路、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的里程數、線路數是在逐漸減少的, 上述指標中, 除了移動電話交換機 (20世紀90年代還沒出現) 之外, 其他的涉及農民生活的基礎設施數量均在減少。農村基礎設施的嚴重不足, 導致了村莊生活難以為繼, 農民離開村莊進入城市生活就成為必然。
1.2 宏觀層面
(1) 2011年, 俄羅斯成為第三大糧食出口國家。在大量出口糧食的同時, 俄羅斯又需要大量進口糧食。為何會呈現這樣矛盾的局面?究其原因有兩點:第一, 俄羅斯國內的農業生產難以滿足其實際需求。2010年其谷物產量僅為1990年的80%, 2012—2014年基本上與1990年持平, 但2014年之后由于烏克蘭危機, 歐美國家對俄羅斯實施了多輪經濟制裁, 導致其谷物產量大幅度下降, 出口增速放緩[2]。在俄羅斯大量出口糧食的同時, 隨著石油價格的上漲獲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 整體上提升了居民消費水平, 但國內農業生產總量趕不上民眾的實際需求。第二, 俄羅斯各個農業部門之間的生產值存在著較大的差異。2011年俄羅斯的種植業產值達到1991年的110%, 2014年達到了150%, 但畜牧業產值在2011年僅為1990年的60%, 2014年僅為1990年的55%。俄羅斯民眾的肉食品消費一直接近1990年的水平, 正是由于民眾特殊的飲食結構, 使得俄羅斯在大量出口谷物的同時, 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肉類、奶制品。2014年俄羅斯的糧食出口價值僅為其進口的50%[3]。
(2) 俄羅斯農產品價格一直較高, 居民食品消費占其收入的比例遠超發達國家。2014年的一份社會調查顯示, 有超過30%的俄羅斯居民將其收入的24%~48%用在飲食消費上, 有約40%的人用在飲食消費上的費用占到其收入的50%~70%, 16%的居民飲食消費達到了其收入的80%[4]。居民食品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在不斷上升, 主要是因為大量進口食物出現在市場, 導致其農產品價格上漲。
2、俄羅斯村莊被遺棄現象的原因分析
2.1 村莊產業大幅度衰退
俄羅斯從獨立之后, 大力推進農業私有化、市場化改革, 這是其休克療法的一部分。在很多經濟學者看來, 俄羅斯推動的農業休克療法, 實際上是為農業經濟構造一種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環境, 迫使農業企業、原有的集體農莊在競爭環境中獲得生存。但實際上這種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在農業領域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成就。國家的政策與法律要求建立自負盈虧的產權制度體系, 但實際上長期習慣了集體農莊生活、生產方式的農民并不具備這樣的生產組織能力, 也沒有這樣的思維方式。于是, 在過去20多年的改革中, 在農業領域出現了兩種相互矛盾的狀況:第一種是按照原定的市場化、私有化計劃, 堅決淘汰那些不能適應市場的集體農莊, 加快推進建立產權清晰、自負盈虧的家庭農場;第二種是制止那些生產能力下降, 面臨破產的農業企業, 重新恢復國家補貼, 緩解私有化、市場化帶來的危害。但國家補貼的力度并不大, 俄羅斯國家農業預算在1991年占到國家總預算的19.5%, 到2007年僅為1.5%, 2014年略有回升為3.9%, 國家有限的投入難以取得實際效果[5]。為此, 俄羅斯政府為集體農莊、國有農業企業設計了3種出路:要么直接破產解散、要么改制成股份制企業、要么改制為農業合作社或家庭農場。盡管俄羅斯政府改造農村產業結構的愿景是好的, 目標也是明確的, 其目的就是要在農村中建立一個自由的市場化體系和自負盈虧的經營機制。但是在改革過程中, 與改革相配套的農業生產要素市場化滯后, 這些農業生產要素依然是被國家或工業部門所壟斷, 在市場化體系上這些生產要素的價格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漲。私有化改革后的家庭農場、農業企業或合作社, 依舊能夠通過其原來的渠道獲得相應的農業生產要素包括生產資料和農業技術, 但由于價格昂貴, 難以承受, 加大了農業生產的成本。如此就導致了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的嚴重不足, 農業技術及其設備難以更新, 像在蘇聯時代那樣大規模組織機械化生產幾乎沒有可能。這樣, 過去的20多年時間, 俄羅斯農業一直處于衰退狀態, 大量的農業企業倒閉, 家庭農場也大量破產, 使得農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生活水平也在不斷降低。這樣的狀況, 直到2014年之后才開始有所好轉, 但村莊在農業衰退中被遺棄已經成為客觀事實。
2.2 農村人口在持續減少
在農業領域推進私有化、市場化改革可以被認為是村莊被遺棄的外部原因或制度因素, 其內因卻是農村人口在持續減少, 無法形成村莊組織體系。按照俄聯邦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1917—1991年, 俄羅斯的總人口一直是呈增長勢頭。獨立之后, 人口增長的慣性依然存在, 1991—2000年人口變化不大, 呈緩慢增長勢頭。但從2001年之后, 俄羅斯的總人口在不斷下降, 人口出生率也在不斷下降, 相應的農村人口也呈下降態勢。在蘇聯時代, 農村人口一直是城市人口的后備軍, 也是城市人口增長的來源。一般而言, 城市人口增長的途徑有兩方面, 一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二是將村莊改造成為小城鎮, 成為城市居民點。就第一種來看, 從1930—1980年50年時間內農村遷移到城市的人口累計達到了9 500萬人, 城市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從1930年的17.4%上升到1980年的65.2%, 相應的農村人口的比重已經下降到34.8%, 到1986年的時候, 蘇聯共45萬個村莊里共有9 300萬人。除了人口結構變化之外, 人口的組成性質也開始變化。20世紀80年代初, 蘇聯農村人口正在轉變成為工業勞動力, 一些工業企業相繼從城市遷移到農村, 有些甚至在農村建立分廠、車間, 實際上集體農莊里的農民與工廠里的工人在勞動性質上是極為接近的, 形成了蘇聯獨具特色的農村中的“工人階級”, 這些人的存在對當時的農村社會結構產生了根本性影響, 降低了農村農民的比重, 工人、職員、知識分子的比重在增加, 這些人為農村的科教、衛生、文化等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到1986年, 這些人的比重占到了農村總人口的80%。可見, 在蘇聯時代, 農村人口盡管是向城市流動, 但城市人口同樣向農村流動, 流動是雙向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 當時計劃經濟時代的村莊建設成效還是較好的, 至少農村人口并沒有減少[6]。但俄羅斯獨立之后, 政府在大力推進私有化改革中, 國家對農村的投入逐漸減少, 甚至把一部分責任直接推給了地方政府, 由此導致了農村經濟、生產及生活環境的惡化, 保障人口增長的因素不復存在, 人口減少、村莊被棄就成為必然。
2.3 村莊基礎設施建設惡化
村莊作為農民生活的組織體, 僅有人口是不夠的, 還必須要從其居住、社會基礎設施和勞動條件等方面予以全面保障, 如果這些基礎設施建設跟不上或是惡化、缺失, 村莊解體就是必然現象了。俄羅斯獨立之后, 俄羅斯政府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管理權轉移到地方基層政府, 但實際上地方基層政府財政狀況較為糟糕, 根本沒有足夠的預算來改造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基層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大部分是來自于農業企業, 過去的20多年時間, 農業企業的效益并不好, 導致基層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財力來維護或改造這些基礎設施, 只能是關閉或任其發展[7]。按照俄聯邦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自2001年以來, 除了自來水管網絡能夠保持隨時維護且數量在增長之外, 其他的如燃氣管道、供暖管道、固定電話、農村學校、農村醫院、電纜線路、農村公路、農村郵局等設施的數量一直在減少。例如, 按俄聯邦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1990年農村在校適齡兒童約有20.8萬人, 到2013年僅為0.9萬人。從另一個角度看, 農民的收入也在不斷下降, 收入的下降使得他們對于物質、精神生活的需求在減少, 這也使得有些基礎設施無法發揮作用, 政府因此也不會去維護。
此外, 農民的勞動條件也在不斷惡化。很多農業企業、家庭農場的勞動保護無法起到實際的作用, 按照俄羅斯相關法律規定, 農業部門計算一個農民的勞動保護條件改善的費用較高, 農業企業或家庭農場根本無力承擔這一費用。農業勞動條件的惡化, 傳統的耕作方式難以吸引到其他領域的居民從事農業生產。
2.4 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盡管俄羅斯實施了覆蓋全國范圍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 但是由于資金原因, 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體系難以落實, 導致了農村居民生活的貧困化。正是因為農村生活環境的艱苦和農業收入的下降, 年輕人很難留在農村。正如俄羅斯農業科學院學術主任奧賈爾科夫說的那樣, 大部分農業院校畢業生根本不愿意去農村工作, 愿意去農工綜合體的企業或家庭農場中的比例也只有20%左右[8]。在蘇聯時代, 由于計劃經濟體制, 村莊里的農民能夠得到全蘇聯統一分配的福利待遇, 農民也可以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其所需的各類生活用品。集體農莊還可以幫助農民維修住房, 給農民提供各項醫療修養待遇, 給適齡兒童發放助學金等。但自從實施私有化改革以來, 由于農業企業、家庭農場等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狀況不佳, 農民無法獲得更多的工資收入, 更沒有相關的福利待遇。實際上, 當前俄羅斯政府推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囊括了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3個層次和系統, 但在執行過程中, 由于政府投入的不足特別是地方政府配套經費支持的不足, 其在農村地區的實際覆蓋率很低, 很多農民看不到在農村生活的保障前景, 不得不離開村莊。
3、俄羅斯“村莊被遺棄”現象對中國新農村建設的警示
3.1 俄羅斯村莊被遺棄現象與中國農村“空心化”現象的比較
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 中國農村也開始出現農村“空心化”的現象, 這種“空心化”是人口“空心化”、地理“空心化”、社會環境“空心化”和產業“空心化”。通過與俄羅斯村莊被遺棄現象相比較, 可以發現這種“空心化”現象與其有些相同之處, 也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相同點而言。俄羅斯和中國農民離開鄉村的動因基本是相同, 均是由于村莊農業或其他產業的生產收益在下降, 離開村莊進入城市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 追求更好的工資條件和更加便捷的公共服務。
當然, 更多的是兩種現象的不同點。第一, 就原因而言。俄羅斯村莊被遺棄是由于在農業私有化改革過程中, 其改革配套措施不力造成村莊的衰敗;中國農村“空心化”是由于快速城鎮化和工業化共同作用的結合, 農業生產關系并沒有調整。第二, 就性質而言。俄羅斯農民離開村莊走向城市, 主要是由于生活艱難而被迫離開, 是一種被動的離開;中國農民離開農村是主動的離開, 為了追求城市更高的收入而離開的。第三, 從形式上看。俄羅斯農民離開村莊是在私有化改革過程中的離開, 是永久地離開農村;中國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 離開只是暫時的。第四, 就結果而言。俄羅斯村莊是被遺棄, 村莊作為農民生活組織載體已然解體, 村莊的功能難以恢復;中國則是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村, 老人、婦女及兒童還是繼續留守, 村莊的功能只是弱化, 并未解體, 是可以恢復的[9]。第五, 對農業的影響不同。俄羅斯村莊被遺棄, 農田荒蕪基本上是處于無人耕種的狀態, 導致農業產值下降;中國農村“空心化”, 只是勞動力減少導致部分土地荒蕪, 對農業產值影響小于俄羅斯。
3.2 對中國新農村建設的警示
3.2.1 社會文化方面的警示
面對俄羅斯村莊被遺棄的問題, 俄羅斯政府盡管提出了諸多的措施, 特別是普京再次當選為總統之后提出了大量的計劃和措施。但俄羅斯政府的這些措施基本上是經濟發展方面的, 對于社會發展、社會文化方面的基本上沒有應對措施。從社會文化的視角看, 農民離開村莊進入城市, 會給社會文化帶來很多潛在的影響。不少社會學家指出, 當前城市公寓式的住房建筑模式, 表面看起來是節省居住空間的, 也能夠大大提升人口的負載率, 但這種全然是陌生人社會, 沒有共同文化之根的社區更容易導致文化的衰落。相反的, 居住在獨立空間的人們通常在身體、心理上更為健康, 更能夠保持核心的家庭價值觀, 更有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長, 并能夠培養個體的自我意識[10]。當前在發達國家, 擁有獨立住房的居民往往是社會的支柱, 其穩固的家庭結構體系更有能力面對家庭危機、社會文化危機。
對于俄羅斯的農民而言, 離開村莊進入城市是被迫的, 絕大多數人會居住在狹窄的公寓空間之中, 失去了傳統的農村共同體生活, 失去了個體的集體意識。這實際上對于社會文化的發展是不利的, 會導致進入城市的農民生活質量下降、人口出生率降低等社會問題。中國農村的“空心化”是由于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 留守的婦女或兒童徘徊在城市和農村之間, 這同樣會給家庭、婚姻、教育帶來諸多問題。因此, 中國必須重視農村“空心化”問題, 需要警惕俄羅斯式的村莊文化衰落。
3.2.2 對新農村建設的警示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戰略, 經過多年的發展, 新農村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農村“空心化”問題依然存在, 因此中國的新農村建設作為一種具體的農村發展策略必須要與農村“空心化”問題的解決置于一體, 認真吸取俄羅斯村莊被遺棄的教訓, 強化村莊的社會、文化、經濟功能, 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
客觀而論, 俄羅斯村莊被遺棄, 其沒有遺留下宅基地問題, 也沒有留守人口的問題, 事實上俄羅斯對農村完全可以采取重建的辦法加以解決村莊被遺棄現象, 只需要政府一次性的大量投入即可。事實上, 普京在2014年宣布, 為了促進農村、農業的發展, 俄羅斯政府實施統一農業稅政策, 每年撥款260億盧布保護糧食價格從而刺激農業生產, 恢復農工綜合體制度, 促進資本與技術等要素的集中, 大力促進家庭農場的發展[11]。這些經濟措施, 促進了俄羅斯農業的發展, 盡管還沒有完全解決村莊被遺棄問題, 但對于村莊產業的恢復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相比而言, 中國的村莊空心化問題短期之內難以解決, 因其不但是個經濟問題, 更是個社會、政治問題。如果不及時解決, 可能將來也會出現像俄羅斯那樣的村莊被遺棄的現象。解決農村“空心化”的問題, 關鍵還是解決好人的“空心化”問題。從人口流動的角度看, 60后、70后或80后離開農村進城務工基本上是暫時離開, 作為他們的子女90后, 00后, 甚至是10后卻是在城市環境中長大的, 他們已經習慣了城市的生活及環境, 傳統的農業生產對于他們而言是沒有太大吸引力的, 他們與城市的距離更近, 與農村的距離更遠。面臨著“進不去的城, 回不去的鄉”這樣的尷尬局面。“空心化”的問題不是單純的二元體制問題, 也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 為什么當前有的農村地區有較好的資源配置依然不能吸引農民回村?主要原因還是村莊的功能及公共空間在衰落, 無法形成現代化的生活氛圍和服務意識。因此, 解決中國的農村“空心化”問題必須要從經濟和文化的兩個角度推進。具體而言:第一, 要徹底打破二元結構, 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 提升農村村莊的公共功能。長期以來的二元結構, 導致了農村和城市社會福利的不一致, 典型的就是城鄉社會保障體系不同, 間接拉大了城鄉差距。因此, 要先從戶籍上打破這種差異, 當然目前中國不少省市已經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的差異, 但后續的制度尚未跟進。在戶籍制度差異取消之后, 需要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標準, 以職業、年齡為限, 建立全國性的統一體系, 由此使得農民能夠在城市和鄉村之間雙向流動。此外, 要引導農民具有現代生活及服務意識, 必須重建已經衰落的村莊公共事業, 如衛生醫療、文化娛樂等, 這些需要政府的全力投入, 逐步恢復村莊的社會功能和公共空間。第二, 培育新型職業農民, 推進規模化現代農業的發展。隨著中國農民文化素質的提升, 已經具備推進農業現代轉型的條件。在確保社會保障制度統一和村莊公共功能恢復的前提下, 從經濟上大力推進土地流轉和農地制度改革, 促進土地的規模化、效益化經營, 大力推進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發展。就中國情況看, 必須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 在確保農民能夠平均地權的前提下, 對家庭承包經營制進行升級, 保持家庭經營內核不變, 通過土地有序流轉來擴大生產規模, 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集約化和市場化。當然, 在推進家庭農場適度規模經營中, 必須要考慮到各地農村的實際情況, 在穩定承包權和經營權的前提下, 促進經營權的有序流轉, 切不可違背農戶意愿盲目追求規模化。要促進小農傳統向現代農業轉變, 必須進一步深化農地制度, 促進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分離, 進而為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發展奠定土地制度基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世界農業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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