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愁是想家嗎？鄉愁是心病嗎？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郭于華教授看來，在宏觀視角上，鄉愁是一種由個體折射而出的社會病，某種意義上來說，更是一種“國愁”。而只有給農民充分賦權，才能化解城市病，實現城鄉均衡發展。
紫金傳媒智庫（以下簡稱“問”）：郭教授，在您看來，我國每年春節期間數億人不辭辛勞不遠千里穿越重重困難渡過重重劫難返鄉又返城究竟是為了什么？中國人為何如此眷戀家鄉？
郭玉華（以下簡稱“答”）：歲時年節，闔家團聚，本是人之常情，也是人倫禮儀，談不上“困難與劫難”，也并非只有中國人特別眷戀父老鄉親、故鄉家園。但是持續了三十多年的“春運”卻是中國社會的獨特景觀，數億人不辭辛勞、不遠千里奔波于城鄉之間，有關部門高度緊張，人們甚至談“春運”色變，不僅火車、汽車滿載，由農民工組成的摩托車隊冒著嚴寒上路也牽動許多人的心。我認為以上這些都是構成鄉愁的重要內容吧。
這種候鳥遷徙般的大規模流動現象來源于超過2.7億農民工的存在。[1]以外來務工者為主體的流動者的困境當然不止表現于“春運”。所謂“鄉愁”也與農村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有關，也體現為農村的凋敝趨勢。
農村勞動力人口外出打工，是以生存需求、生活改善為動力的，是農村發展和城市化的必然趨勢，然而相關的制度與政策安排卻未能適應這一重大歷史進程的需要，未能提供相應的保障。我們暫且不提始于上世紀90年代的老一代農民工的流動，僅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例：所謂“新生代”并非僅僅是年齡或代際概念，而是揭示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和新的身份認同交織在一個“世界工廠”時代的勞工群體。與其父輩相比，其自身鮮明的特點折射出“新生代”作為制度范疇，與鄉村、城市、國家、資本所具有的不同于上一代的關系。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同時較少鄉村生產勞動的經歷，他們在城鄉之間選擇了城市生活方式，他們不愿認命，有著更強烈的表達利益訴求和對未來更好生活的要求。而他們所面臨的似乎無解的現實悖論卻是融不進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
難以化解的矛盾表現為新生代與舊體制之間的沖突：“舊體制”是指自改革開放以來形成并延續了30年之久的“農民工生產體制”，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就是“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將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完整過程分解開來：其中，“更新”部分如贍養父母、養育子嗣以及相關的教育、醫療、住宅、養老等保障安排交由他們所在鄉村地區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鎮和工廠只負擔這些農民工個人勞動力日常“維持”的成本。[2]這種特色體制造成并維持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以及與之相伴的留守兒童、老人、女性的悲劇和每年“春運”的“重重劫難”。可以說，如此鄉愁是人之常情，也是制度使然。
從更宏觀的視角上看，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了，而這么多年來形成的兩代農民工的問題仍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這是鄉愁，也是國愁。
問：您曾經在文章《世界工廠的“中國特色”——新時期工人狀況的社會學鳥瞰》中提到，長期以來的戶籍制度確定了我國農民、農民工的“二等國民”的身份地位。在2017年年底，一些城市的出現了人口多、交通堵、空氣差等城市病，當地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設立了嚴格的人口紅線，絕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只能選擇返鄉。在您看來，這些帶有社會排斥意味的行動究竟會帶來什么？
答：這個問題與前一個有關。2017年底發生的所謂“排斥”事件針對的主要是外來務工人員。控制和疏解人口的政策并非近年才出現，而是有著超過半個世紀的歷史，一直伴隨著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曲折進程。
今日的鄉村困境與城市困境實為這一過程的一體兩面，先來看農村：在中國語境下，所謂鄉愁，既有人們對故土田園生活方式的懷念，更有對農民困境和鄉村凋敝的擔憂。談到今日鄉村，人們時常將其困局歸因為農村人口向城鎮的流動。農村問題越來越突顯，而且似乎的確是伴隨著城市化進程而出現的。但如果我們將眼光放長遠一點，并用結構性視角去看待分析這些問題，就無法回避這樣的思考：今日鄉村的困境包括老年人自殺率上升、兒童認知能力偏低[3]、農村女性不堪重負、村民家庭生活不正常等等。這些僅僅是由于人口流動、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造成的嗎？
相較于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過程，中國所面臨的現實是農村趨于凋敝，而農民卻并未“終結”。農民問題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是最沉重也是最嚴峻的問題。
人們常說，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意為農民、農村和農業是中國社會轉型中最大最難的問題；人們也常說，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這并非同義反復地強調，而是說所謂“三農”問題僅僅從農村和農業范圍著手是無從解決的，農民問題是全局性的而且必須在整個社會的結構和制度中去思考和解決。
從中國農民的結構位置看，農民在歷史上一直處于被剝奪的位置，在特定時期甚至被剝奪殆盡。長久以來，他們總是為社會變革付出巨大代價，卻總是社會進步的最小獲益者，其“二等國民”的待遇勿庸諱言。而農村一直是被抽取的對象——勞動力、農產品、稅、費、資源（土地）。如同一片土地，永遠被利用、被開采、被索取，沒有投入，沒有休養生息，只會越來越貧瘠。不難看出，農村今日之凋敝，并非緣起于市場化改革后的勞動力流動，農民作為弱勢人群的種子早已埋下：傳統的消失，宗族的解體，信仰的缺失，地方社會之不存，因而無力疏解和抗拒權力的重壓，這些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已經注定。
再來看城市，城市化問題與農村問題有關，也和農民工困境有關，而且是制度性困境。這些困境迫人思考的問題是：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到底是誰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質是什么？政府主導的城鄉一體化格局如何實現？顯而易見，只要人手不要人口，只要勞力不要農民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和現代化。進入城鎮工作和生活的農民，如果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成為與城市人享有同等權利的社區公民，怎么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怎么能有正常的城市生活？試想相當于甚至超過城市居民人口數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卻不能在城市安居樂業，不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不能獲得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一些職業不對他們開放，年節還要奔走于城鄉之間，城市生活和城市的發展又何以可能？城市居民的生活又何能不受這些“不穩定因素”的影響？
北上廣深等超大型城市的情況會有些不同，由于人口聚集、城市如“攤大餅”一般地擴張，人們擔憂于嚴重的“城市病”。所謂城市病的癥候通常表現為“人口眾多、交通擁堵、空氣污染”、以及治安、消防等方面的問題，但如果細想一下，這些問題都是農民進城造成的嗎？從世界范圍看，北上廣深在人口密度排序上雖相當靠前，但仍次于不少大城市[4]；而且人口并不一定是城市病的主因。比如交通問題，可以北京為例，數量龐大的外來務工人員大多工作居住在城市邊緣，即所謂城鄉結合部或者“城中村”里，他們若是出行，多會乘坐地鐵、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私家車與他們無緣，官車更是不相干；所以交通擁堵不可能是他們造成的。至于空氣質量、霧霾等問題，當然不是來源于他們多喘一口氣所致。治安與消防等問題同樣不是緣于人口，而是管理者及城市治理的問題。
當前治理外來人口的方式是運動式治理，背后的思路是計劃經濟思路。眾所周知，城市的存在如同自然生態一樣也是一個復雜系統，城市生態本是多元的、互動互構的，合作共存的。不同階層的人們生活于城市，在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相互需求、相互配合也互相博弈，構成了城市的生態鏈。誰都不可能孤零零地生活在城市，無論哪個階層都無法單獨存在，排斥了外來人口，必然波及“中端”、“高端”，最后城市生態惡化，大家都過不好。
面對多元復雜的城市生態，計劃經濟思路是行不通的。一如經濟活動，再聰明理性的大腦或智囊都無法做到了解一切、調度一切、掌控一切，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于外來務工人員，簡單地趕走并不是“城市病”的對癥藥方，也無法解決城市化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更何況，城市建設需要時要他們召之即來，感覺城市擁擠時將他們揮之即去，公正與道義又在哪里？
問：您也提出，要改變中國農民及農民工的“二等國民”地位，要靠他們自組織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在去年下半年這場帶有排斥意味的行動中，您是否發現自組織力量的誕生？
答：長久以來，中國農民被視為有著“貧，弱，私，愚”特性的一盤散沙或一袋馬鈴薯，這種狀態是確實存在的。正如費孝通先生所概括的“我們的民族確是和泥土分不開的了。從土里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現在很有些飛不上天的樣子”（《鄉土中國》）。承認我們的國民性特點的同時，更要思考這種“土氣”是如何形成的。毋庸諱言，制度安排與政治文化傳統是造成農民乃至整個國民一盤散沙狀態的根本原因，更準確地說，是制度、文化與人性的互動互構、交互作用形成了今日的民情。
就農民的組織性來說，從來缺少以其自身為主體的自組織，而不缺少被組織、被動員、被運動。這種被組織的形態可以是“合作社”、初級社、高級社，最極端的時期是人民公社，也可能是改革開放后的南街村、華西村等等。中國農民并非天生的散沙或馬鈴薯，是長久以來的政治文化傳統禁錮了他們的社會性空間和社會活動能力，限制了他們組織集體行動與社會運動的可能性。以這次“趨低”事件為例，被清理被驅趕者只能選擇要么拉家帶口地離開，要么搬遷到更遠的城市邊緣，甚至還有少數人一時難以安頓而在寒夜中露宿街頭；實在是抗爭無力，哀告無門。雖然有一些個人、機構和NGO組織在當時及時伸出援手，但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特別是有關部門的打壓限制也未能達到社會力量的互動與互助。
問：除了農民及農民工自己的抗爭，我們的國家與社會在制度上如何保護外來務工人員在大城市最基本的生存權益？
答：我曾經說過，經歷了長久的城市與農村的分隔狀態，所謂城鄉二元已經不止是一種社會結構，而且成為一種思維結構。剝離了農民的權利所進行的城鎮化，是缺少主體及其自主選擇權的城鎮化。在這一過程中，農民的權利被忽略或被輕視，農民被作為喪失了主體性，自己過不好自己的日子，不能自主決策的弱勢群體，這是制度使然，也是觀念使然。解決農民問題，推進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必須給農民還權賦能（empower），即還他們本應具有的生存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換言之，避免一些底層群體的悲劇，走出農民和農業的困境，避免鄉村社會的頹敗之勢以及大城市病，需要制度層面的變革，須有保證全體國民包括農民在內的公民基本權利的制度安排。
問：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城市集聚人口的效應持續加強，但也有一些“新市民”選擇返回家鄉就業甚至創業，逆城市化、鄉村復興也成為熱門話題。在您看來，鄉村振興或者說鄉村復興的關鍵點在哪里？
答：所謂鄉村振興或鄉村復興，或者之前所說的“新農村建設”，關鍵點就在前問所說的給農民還權賦能——實現和保護農民作為同等國民即公民的基本權利。
首先必須明確農民作為鄉村社會與鄉村發展之主體的地位。農村的困境恰恰在于長時間以來，農民的主體地位被剝奪、被侵犯、被代表，成為被動的客體和對象，失去了自主選擇和自組織的可能，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其實農民的弱勢地位、底層狀態并非由于他們天生低能、無能，不會為自己謀劃，過不好自己的生活；其狀態是制度性弱勢，是城鄉二元的制度安排造成他們的結構性底層位置。尤其應意識到，無論執政者還是研究者，或者媒體人都不能做農民的代言人，更不是救世主，不可取代農民的主體性。
農民本應享有與所有人一樣的公民權利，而這權利最根本的就是明確的、完整的土地產權。經濟學家周其仁曾明確指出，“國家保護有效率的產權制度是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但是，國家通常不會自動提供這種保護，除非農戶、各類新興產權代理人以及農村社區精英廣泛參與新產權制度的形成，并分步通過溝通和討價還價與國家之間達成互利的交易。中國的經驗表明，有效的私產權利可以在原公有制的體系中逐步生成”[5]。農村問題專家史嘯虎也針對農民土地權利的困境提出看法：“一再強調的土地所有權能不能交易問題，那也只是表達了某種意識形態所需要的特定的法律限制，而不是土地所有權的真正內涵及其市場價值所在。因為在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國家，土地所有權的價值都是可以并且必須通過市場交易來體現的。根據國際慣例，土地的所有權包含有三種基本的權利，即除了所謂的使用權——在我國則稱之為承包經營權之外，還包含有土地的發展權和土地的生存權”[6]。
還農民土地產權，保護其土地所有權，讓農民擁有實實在在清清楚楚的財產權，他們在此基礎上方可自主經營，自由交易，自愿合作。無論農民選擇進城還是留鄉或返鄉，前提是他們必須成為公民，與城市人一樣享有公民應有的公民權利，即包含基本人權、政治權和社會權在內的權利，這些權利應當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這一點與城市居民并無二致，而這也是解決整個中國轉型問題的根本所在。
問：我們知道您最近在做20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民口述歷史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您指出，在長期從事口述歷史研究的村莊里，農民稱自己為“受苦人”，而每個農民個人的苦難歷史又構成了整個中國社會的歷史。您在對這些“受苦人”的研究中有哪些感觸？中國農民苦難有哪些（可能并非是每個中國人都知道和理解的）？
答：20世紀的后半葉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堪稱獨特的時期。在一系列動蕩和革命的交疊中，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鄉村從傳統走向現代，普通農民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歷史變故。記錄和研究這樣一段非同尋常的歷史，已經積累了許多以文字方式呈現的官方正史和文獻資料，但是關于普通人特別是普通的鄉下人是如何經歷和表述這段歷史的記錄和研究卻相對空缺。而沒有民間資料的搜集、積累和分析，對這一重要歷史時期和社會變遷的理解就不可能是完整和正確的。我們的搜集與研究正是對這一時段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歷史和表述進行記錄和分析的努力與探索。
在鄉村做調查研究時，面對那些普通的農民，我不時地感到慶幸，試想如果我生長于這樣的鄉野山村會如何呢？我們恐怕沒有能力比這些再平凡不過的村民村婦們生活得更好。他們所具有的豈止是生存能力、簡直可以說是生活智慧，用以應對艱難的境遇。他們面對日常生活中的種種苦難，須調動全部的勇氣、能力和智慧，在其中求得生存。
“受苦人”一詞并不是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冠以的名稱，而是當地農民的自稱。在陜北驥村及其所在的整個地區，“受苦人”是對從事農業種植業者的稱謂，而且這一傳統類稱一直沿用至今。農民日常生活中的疾苦表現在方方面面，我們接觸過的大多數村民都將自己歸進“受苦人”的行列。回憶起過往的生活，似乎每一個被訪問者都有說不完道不盡的苦痛。生活中種種的壓力、困窘和不適體現為貧窮之苦、勞作之苦、家庭關系和婚姻關系之苦、性別區分甚至身體殘疾之苦，而饑餓是苦難最突出的表征，這類痛苦的記憶在驥村人的講述中從能夠記憶的年代起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
日常生活中的苦難似乎總是彌散的、難以歸因的，村民也時常歸結為“命苦”——生在鄉村生為農民。這種對苦難緣由的宿命論觀點在國家意識形態灌輸過程中有所改變。由國家主導的、以革命運動的形式推進的社會工程和社會試驗帶來鄉村社會的改變，也帶來普通農民生活和命運的變化。革命的過程被聲言是解除苦難的過程，然而所謂救苦救難的革命也帶給農民同樣或不同的苦難感受。在傾聽普通農民對其經歷的近半個世紀時光的講述中，感觸最多的仍是苦難——濃重的苦難，日復一日持續的苦難，被屏蔽遮掩的苦難，讓人日久而麻木的苦難。
農民口述的歷史講述了在苦難中掙扎的歷史，而正是在此意義上，底層人民創造和推動了歷史，因為他們除了在苦難中生存別無選擇。
人們常說苦難是人生的財富，我覺得這要看我們如何對待苦難。如果苦難被遮蔽被遺忘甚至被美化，它又如何成為財富呢？苦難不被講述，不被記錄，不被思考，不被記憶，如何成為財富呢？苦難如果不能進入歷史，苦難就白受了；而且對苦難的錯誤歸因還會導致悲劇重演，使苦難再度降臨。就此而言，農民所承受的苦難應該被整個民族記取。苦難若能進入歷史（被講述和被記錄），苦難就有了歷史的力量；揭示出苦難的社會根源，苦難便不再僅僅是個體的經歷和感受，而是具有了社會的力量；去除了先賦性或宿命論的迷障，揭示苦難的根源，苦難就會有顛覆的力量、重構的力量、獲得解放的力量。
作者簡介：郭于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90 年于北京師范大學獲得博士學位，2000—2001 年于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人類學、農村社會研究、口述歷史研究等。重點關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社會關系、農民口述歷史、農民工權益保護、社會運動與公民社會成長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紫金傳媒智庫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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