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土地流轉大縣山東省高青縣的調查
規模經營為何要適度?
自覺摸透了土地脾性的李洪武自2008年即開始土地流轉,并不斷“開疆拓土”,期待“多里撈”。他的種植模式是“小麥+玉米”的輪作方式,最多時面積達到1300多畝。這兩年,玉米價格低迷,生產入不敷出,他不得不收縮戰線,將糧田面積調減到300來畝,主要種植水稻、玉米,少量種植淺水藕。
“玉米價格下跌吃掉了利潤,種得越多反而虧得越多。現實逼著你不得不‘適度’。”李洪武笑著說,“按理說,土地規模越大越適合機械化作業,規模經營須以機械做支撐,但一臺大型機械動輒幾萬幾十萬,購置齊全需要很大投入。現階段,無論從種地規模還是機械數量,都應‘適度’。”
青城鎮民生蔬菜合作社負責人張衛剛,前些年因為土地流轉而成為當地紅星,成了全縣土地改革方面的典型。幾年過去了,之前門前的車水馬龍,現在卻變成了門可羅雀。張衛剛對前幾年的冒失進行反思:“土地流轉得有些多,步子邁得有些大,管理跟不上,出了不少漏洞。”
張衛剛主要搞瓜果、蔬菜的種植,而種植、管理、營銷、運輸方方面面需要人手。規模大了漏洞多,各方面的跑冒滴漏無形之中侵蝕了合作社的利益。張衛剛坦言,若不縮小規模,加強科學管理,他的合作社很難支撐下去。
高青縣農業局產業辦副主任李會軍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分析:“土地規模經營是件新生事物,農民、農場主都有個學習、適應的過程和身份轉換問題。土地流轉不能貪多求大,必須適度規模經營。”
規模經營的風險在哪兒?
記者通過梳理幾個采訪對象的意見發現,土地規模經營的風險點主要在天災、管理和市場。
農業生產現階段依然無法避免“靠天吃飯”。本來豐收在望的莊稼,說不準一場自然災害就會讓其顆粒無收。常家鎮種糧大戶付國超對此印象深刻:“2014年秋季,黃河灘內的高粱還有幾天就要收割,突然來了一場暴雨,這一下就損失了20多萬。”
得此教訓的付國超不敢再大規模流轉土地,轉型專做土地托管服務。他為農民提供農資、管理和銷售服務,無論莊稼豐欠,付國超總能得到一塊固定的服務費。眼下,付國超只流轉了300畝土地,而提供托管服務的土地則有3萬多畝。
由于需要為托管土地提供糧食銷售服務,付國超將主要精力放在了糧食銷售上,但管理上的漏洞同樣讓他吃盡了苦頭。2014年,他與一家外貿公司簽訂了糧食收購協議,7車皮糧食運過去,對方卻以某項指標超標為由壓低糧價。付國超一氣之下把糧食拉了回來,但由于沒有儲存場所,時間不久糧食就發生了霉變,這一次又讓他賠了三四十萬元。
李會軍說,現在的合作社負責人基本上是農民出身,本身缺乏經營管理經驗。而且,習慣了分散單干的農民重吃合作社這一“大鍋飯”后,以往隱藏起來的一些不好的習慣顯現出來。因此,經營規模越大,對管理者的要求就更高。
再一個,就是流轉費用居高不下。在高青,當地土地規模化流轉的價格已經漲到了1000-1200元/畝,這一價格是種糧食的規模經營主體無法接受的。“如果是種糧食,根據土地質量,流轉費用在500-800元這個區間最合理。”李會軍說。
適度規模的“度”如何把握?
從被采訪對象交談中發現,動輒成千上萬畝的流轉,現階段多數還行不通。那適度規模經營的“度”該如何把握?調查發現,在高青,農民探索出了精細化管理、再包干經營和專業化服務等多條路子,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李洪武的做法是調減,減少土地承包規模,留下基礎條件好且連片的300畝土地精細化經營。他適當減少了小麥、玉米種植面積,調出部分土地種植水稻和淺水藕。“水稻和藕不怕澇,旱了有黃河可以澆。論效益,種藕勝過種糧食。”李洪武說,“通過精細管理,產量增幅2成,每畝地能看到500元的利潤。原先,種地千畝,每畝地看不到200元的利潤。這樣一算賬,別看面積減了70%,效益反而增了50%。”
張衛剛的做法是“再包干”,把整體劃分成若干小塊:他將4輛“公車”全部出售給社員,車輛按公司出貨量計酬,杜絕了跑冒滴漏;將配套建設好的設施及土地再分包給幾個“職業農場經理”經營。這樣,合作社分成若干個“車間”,他這個理事長變得非常超脫,原來合作社里的事事無巨細都要向他請示,現在他只需向社員提供服務、監督即可。
張衛剛說,他們現在搞的這個大包干和過去生產隊時的大包干不是一個概念。生產隊時的大包干是土地的承包權、經營權全歸農戶,他們的大包干,承包權、經營權合作社和社員共同擁有、相互制約——農場主如果不按規程操作,其產品如果合作社檢測不合格,合作社有權拒收,有權將經營權收回。
專業化服務是土地規模化經營的保證。張衛剛坦言,之前他們合作社發展之所以“玩不轉”,就是因為“服務”缺失。過去,合作社工作事無巨細都需要他去打理,即便他有三頭六臂也堵不住經營管理上的跑冒滴漏。現在他們將農技服務外包給了農資公司和政府農技部門,機械作業交由高城鎮良剛合作社。而他也沒有當甩手掌柜,這兩年,他不斷參加各種培訓班,學習合作社經營管理知識。而手握3萬畝土地的付國超也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解決經營中的困難問題。一到生產大忙季節,他就通過手機、網絡對外發布招標公告,以較低的價格獲得了優質的服務。去年麥收時節,他通過滴嘀打機,訂到了河南省的農機具,當地市場價是60元/畝,而他的合作價“放”到了40元/畝。“主要是咱的‘蛋糕’大,農機服務有利可賺。”付國超說。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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