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晉蒙交界區(qū)觀察之一
城市化進程的應有之義，也是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的中心內容。然而截至目前，中國現行戶籍制度下的隱性城鄉(xiāng)分隔依然存在，生活在城市的農村戶籍人口仍未得到與流入地戶籍人口平等的權利。這一事實反映在統計上，是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接近60%而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僅44%；反映在社會經濟研究中，是汗牛充棟的專題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在文化藝術領域，紀實文學作品《出梁莊記》（梁鴻，2013，花城出版社），更是深度展現了農村遷移勞動者及其隨行家庭遭遇的各類社會排斥，乃至在長期生活的城市被隔離于社會之外的情境。
可是，縱然面臨多種多樣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障礙，上億農村遷移人口從未停止進城謀生和為后代創(chuàng)造機會的努力。如果把不受政策阻礙的鄉(xiāng)-城人口遷移，視為自然演進的城市化；把政府將部分農區(qū)及其居民劃歸城區(qū)的方式舉措，視為行政性城市化；那么農村遷移人口在制度阻隔下仍自行扎根城市的方式，即可視為自主城市化。他們的行動，細雨潤無聲般地改變著中國城鄉(xiāng)人口的分布。而且，正因為他們選擇了制度阻力較小的人口城市化路徑，其決策既展露了排除現有制度障礙的突破口，又顯示出城市化進程的未來拓展空間。
基于這一理解，我們課題組對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專題的研究，不僅聚焦于農村遷移勞動者當前的家計，而且追溯其所做的家庭城市化投資決策，同時還觀察他們對直系留守親屬的生活安排以及對家鄉(xiāng)資產的處置。針對這些問題，我們一行三人于2020年9月9日～22日赴山西、內蒙和陜西交界區(qū)農村調查，從農村人口遷移的源頭獲得了豐富的信息。以下，僅篩選筆者印象最深的案例與讀者分享。
*我們課題組得到調研縣鎮(zhèn)政府、村委會和受訪農戶的大力支持，還得到閆輝、彭濤、羅瑩和劉新的協調幫助，謹在此一并致謝。
一、農村人口自主城市化的代際階梯
我們此番實地調查的第一站，是地處晉西北的右玉縣。右玉是國定貧困縣，2017年“摘帽”，2018年通過驗收。右玉還是"全國造林綠化先進縣"，25度以上的坡地全部退耕，2020年全縣林木覆蓋率達56%。當地年降水量平均420毫米，年無霜期104天，農作物以莜麥、谷子、豆類和土豆等雜糧為主。9月10日上午，與右玉縣政府農業(yè)農村局等職能部門官員座談，收獲大量凸顯右玉特色的農村信息：
第一，無論城鄉(xiāng)，不曾嚴格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放開二孩”的政策實施之前，且不論農民家庭，生育二胎或三胎的干部家庭并不鮮見。2000年，超生的干部家庭罰款額為6000元，此外還有行政記過，但次年即取消行政處分。獨生子女政策終結之后，不少年輕人并不熱衷生育二胎。近年來，常住人口逐年減少，戶籍人口每年增加1000多人。2019年，全縣人口11.6萬，比上年凈減少1.8%。
第二，城鄉(xiāng)家庭皆樂意供給孩子上大學，最低要求是?？飘厴I(yè)，即接受12年學校教育。專科或高校畢業(yè)生不再返回農村，而是盡可能落戶城市。
第三，農村年輕人普遍外出務工經商，主要遷移方向是大同、朔州、呼和浩特和太原，少數人遠至北上廣深等其他城市。如今農村姑娘婚配，幾乎都要求男方至少在縣城買房。目前縣城商品住房的一半，為農村青年的家庭購買。2020年，樓房均價為每平米2800元。面積100平米的住房加上裝修款，約需36萬元，再加買車和婚禮等其他花銷，整個流程的費用至少50多萬元。娶親，日益成為養(yǎng)兒農戶的沉重負擔。
第四，農村人口遷移帶動了土地流轉。全縣農村戶籍人口9.6萬，耕地76萬畝，大約1/3的耕地流轉到種植大戶手上。2019～2020年間，每畝租金50元。一般農戶擁有的承包地規(guī)模平均50畝，經過確權的耕地每年每畝可得國家撥付的地力補貼67元。僅土地收入一項，出租戶一年所得達5850元。非出租戶種地也不似以前那般辛苦，因為大田耕作都實現了機械化。當地農作物生長期只有5個月（5月初-9月底），農機大戶攜帶機器從事耕、種、收，農戶一般只做些田間管理。
第五，專業(yè)戶經營者多為中老年。右玉除了盛產小雜糧，綿羊質量也聞名遐邇。全縣年出欄量60萬只，附近縣域的羊只，也運到右玉肉羊市場交易。每到交易旺季，右玉的羊業(yè)經紀人凌晨3點多鐘動身，去往偏關縣城收購羊只，最遲上午11點運回右玉上市，當天即可售罄。批量買家多來自晉南、內蒙及河北等地。種植、農機、養(yǎng)羊和販羊等專業(yè)戶的經營者，年齡一般在50左右。介紹情況的總農藝師笑談：“右玉的鄉(xiāng)村振興靠的就是這些中老年了！”
這幾條信息，在我們走訪的村莊和農戶那里或多或少地都得到鮮活的反映。9月10日午后，我們調查的地點是新城鎮(zhèn)大堡村。村委會辦公室設在村口，有兩位來自縣府職能局的駐村干部留守。據他倆介紹，大堡村早前位于大約一公里以遠的高坡，那里有座明代的古堡。堡前曾有水源，然歲月滄桑，水脈變換，村民吃水不便，30多年前即整村遷至眼下的平地:“時間老長了！” 政府給每家劃分了5間房的宅基地，故而村里的房屋連同小院沿村道兩旁整齊排列。訪談結束后，我們還去看了看大堡村原址，黃土夯實壘就的古堡依然聳立，斷壁殘垣已被青苔綠草覆蓋。
目前，大堡村常住戶數及人口還不到戶籍戶數及人口的1/3（表1）。出去的人一是打工，二是上學，三是給打工子女看孩子。一般說來，村民只要能外出打工，就能擺脫貧窮，留下的成人中最年輕的也在60歲左右?，F有外村農民租地400余畝種土豆，本村農民則主要種玉米和蕓豆。蕓豆種植是產業(yè)扶貧項目之一，近兩年當地市場價為每斤3～3.7元。大堡村的蕓豆平均畝產300斤，每畝成本300～400元，每畝毛收入700～800元。村里人均耕地10畝多，還有林地和草地用于養(yǎng)羊，正常年景下留守住戶僅靠種養(yǎng)業(yè)收入即可達到脫貧標準。
表1 2020年秦晉蒙調研村人口和農地資源概覽*
*此番調研的村莊并未全部列表。其中，山西右玉縣威遠鎮(zhèn)康平村為移民新村，住戶來自鎮(zhèn)內16個村，其承包的農地在原住村。陜西榆林市榆陽區(qū)長安路街道辦事處廣濟南村已地處榆林中心城區(qū)。
**殺虎口村的林地包括退耕地。
我們在駐村干部引領下進村，只見大道兩邊的馬路牙子上坐了些聊天的老人。上前搭話得知，他們家家都種了蕓豆，午后天干物燥，豆角容易爆裂，要等早上潮氣來臨才能下地收獲。這恰好給了我們入戶訪談的機會，我的訪談對象是張老太。她丈夫姓常，1950年生人，比張老太年長3歲。她沒上過一天學，丈夫讀過小學二年級。老夫婦育有一女（現年45歲）二子，皆已各自成家。女兒嫁入的村莊距離大堡村十幾分鐘的電動車車程，我跟張老太對話期間，女兒常女士正好騎車回娘家，順便也接受了訪談。
常家的大兒子初中畢業(yè)學了電焊，跟著師傅去大同打工。后在打工地結婚并生育一子，七年前離婚。四年前，他花費10多萬元在大同買了一套50多平米的二手房，與其子（14歲）同住，并獨自供孩子上學。買房前，他一直“賃房住”。常家的二兒子現年32歲，也是初中學歷。當兵8年，2019年復員，在“同煤集團”所屬的右玉煤礦打工。他妻子高中學歷，2018年生育一女，一直在家照顧小孩，日前帶著女兒回娘家了。
常家的承包地面積62.36畝，出嫁的常女士在此沒有承包權。婆家分到的承包地有她一份，由公公經管，她負責家務。常女士的丈夫專事運輸，駕駛自家的大貨車為雇主運貨，每2～3天回家一次。此間，常女士為公公（喪偶）做好飯就回娘家。她們夫婦育有一女一子，常女士毫不掩飾對兒子的偏愛。女兒初中畢業(yè)，現年25歲。兒子15歲，在距離右玉80多公里的懷仁縣城（市）上初中，一年花銷1.4萬多元。之所以舍近求遠送兒子去懷仁，是因為那里教學質量好、升學率高。兒子每學期學費3700多元，每月生活費600元，回家一趟乘校車60元。女兒在懷仁當銷售員，每月工資2400～2500元。她不但在外陪弟弟，領了工資還給弟弟零花錢。為了供兒子上學，常女士婆家既未蓋新房也沒在縣城買房。女兒結婚她不操心，兒子今后在哪里工作，家里就給他在哪里買房。
9月11日上午，走訪威遠鎮(zhèn)康平村。該村距縣城3公里，可以說是右玉的一個“櫥窗”住宅區(qū)。2017年成排新房建成，來自16個村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入住。目前居住著97戶、219人。居民的搬遷費用為每人4.7萬元，個人自掏腰包3000元/人，出資上限是每戶1萬元，資金缺口由國家易地扶貧搬遷項目經費補足。村中的水電和供暖管線，皆與縣城的基礎設施網絡相連，住戶的室內設施亦與城里的家居大致相當。我們從入戶訪談中得到的關鍵信息，是一些家庭的第二或第三代，在搬遷之前就已常住城市并穩(wěn)定就業(yè)。
我們在村道上遇到的梁老家即是如此。他現年81歲，讀過小學四年級；夫人78歲，小學畢業(yè)。梁家在原住村有50多畝承包地，出租他人耕種，每畝租金50元/年。二老的家庭屬于純粹老人戶，養(yǎng)育的一雙兒女早已各自成家。兒子和媳婦常年在大同打工，供給兩個孩子大學畢業(yè)。20多年前，兒子家花費13萬元，在一所公園附近的住宅樓買了一套二手房?，F今，梁老的大孫子在上海做設計師，孫女在大同附近教書。梁老的女兒嫁到呂梁離石區(qū)，她的承包地份額在右玉娘家，地租收入被哥哥拿走。梁老云淡風輕地表示，培養(yǎng)大學生很貴，誰也不要求兒子還錢。
梁老在康平村得到一個公益崗，每月工資500元，每天只需打掃村內兩個路段。他和夫人被評為低保戶，2019年每人得到低保金4400元。此外，每人每月還領取居民養(yǎng)老金138元。夫人患高血壓，每天幫梁老掃一會兒村道。梁老身板硬朗閑不住，打零工都不愿出示身份證，生怕工頭嫌他年老而不雇用。他有時在附近的飲料廠做雜工，有時到香蔥公司地里割蔥，每天能掙100多元。2019年，做零工掙了3000～4000元。
從常家和梁家的案例不難看出，迄今農村人口自主城市化的進程至少包含三代人的努力：留守村莊一代做后盾，打工一代供子女上學，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一代扎根城市。在進城的代際階梯上，男性優(yōu)先獲得家族支持。就第二和第三代的購房決策而言，選擇的城市從小到大逐步遞進。有位來自垣曲（晉南）的京城務工者曾告訴我，已資助鎮(zhèn)上開理發(fā)店的大兒子在縣城買房結婚，還需幫助大學畢業(yè)留成都的小兒子支付買房的首付款。
9月11日下午，我們走訪殺虎口村得知，外出就業(yè)者購房的區(qū)位，主要在本縣縣城、大同及呼和浩特。（筆者通過座談和搜尋網上統計信息，得知這三地的常住人口規(guī)模：右玉縣城7萬人左右，大同市約345萬人，呼和浩特市約314萬人。）關于打工一代及其子女在城市的生活，我們訪問的留守老人只能說個大概。僅就基本公共服務的獲得而言，在家鄉(xiāng)縣城可謂無障礙；而在其他城市，若無當地戶籍則不得不額外付款。
殺虎口村原在殺虎堡，位于山西和內蒙交界處，距右玉縣城35公里，距呼和浩特市115公里。十幾年前，縣政府設立殺虎口景區(qū)，在殺虎堡下方一公里遠的平緩地塊，修建了格局與大堡村相似的成排住房，把殺虎口村整體搬遷過來。我們去村委會找到一位村干部老王，對話間即獲得包括其擴展家庭在內的村民自主城市化信息：
其一，村里最年輕的勞力是一位年屆52歲、負責村委會辦公區(qū)衛(wèi)生的女士，比她年輕的人都去外面打工。大約70%的打工者都是“走西口”（殺虎口）奔呼市（呼和浩特），男的做裝修工、木工、焊工和小工，女的在工地上搬磚或去綠化隊做園林工。只要能找到工作，各行各業(yè)都做。
其二，老王的三個孩子都在呼市打工。大女兒36歲，早在呼市買房常住。兒子34歲，在呼市修車，結婚時買的是一手房，面積82平米，總價不到40萬元，老王出了30萬元。二女兒31歲，丈夫是懷仁縣的，也在呼市買了房。
其三，大女兒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二女兒和兒子各有一個男孩。現在養(yǎng)小孩太貴，生育兩個的都少。老王家的第三代屬于呼市的“外來人口”，都在那里上學。初進幼兒園或學前班時，每個小孩一次交清借讀費2.5萬元。此后除了與當地戶籍的孩子一樣交納校服、作業(yè)本和輔導資料之類的費用外，一直到高中畢業(yè)，都不用再額外交錢。
其四，老王夫婦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時生育第二胎，按規(guī)定罰款360元。由于夫人同意做節(jié)育手術，只繳納了300元。沒想到手術后生下二女兒，老王強辯這與醫(yī)生的疏忽有關，故而獲準免交超生罰款。兒女們對老兩口很貼心，每次回鄉(xiāng)都給他們買衣服帶食物。其實老王夫婦花銷少，并不缺錢。他認為，小孩養(yǎng)在村里比在呼市經濟?？墒莾号畟兌荚敢庾约旱暮⒆幼约簬?，況且城市的教學質量比農村高得多。
與王家兒女的打工遷移經歷相比，李老太家還多了一個進城投資建筑業(yè)的故事。李老太是1940年生人，丈夫姓劉，比她年長8歲，2003年因急性腦出血去世。老夫婦養(yǎng)育了三兒一女，2020年最大的61歲，最小的50歲。兒女各家都在城里買了房，有的在大同，有的在朔州，有的在右玉縣城。李老太共有5個孫子、6個孫女，有的已在城里成家。例如，她的二兒子在右玉縣城做建筑商，有兩男一女3個孩子。其中，姑娘尚未成婚，兩個小子娶親時都買了房。
綜上所述，農村勞動者外出就業(yè)，無疑為著擺脫貧窮、謀求土地之外的收入。除了自身和家庭必需的日常生活開支，其經濟活動所得一是用于子女教育，即投資于人力資本；二是用于建房或買房，即投資于消費性物質資本；三是購買固定生產資料，即投資于經營性資產。維持生命存活的必需品支出，自然是為了支撐家庭人口的簡單再生產。而那三類投資的目標，明顯在于家庭人口的擴大再生產：既是為了提高人口素質，也是為了生命的代際繁衍。進一步講，更是為了切斷貧窮的代際傳遞，實現整個家族的向上社會流動。自主城市化，即為這類流動的一種表現。此間，遷移勞動者一方面獲得原生家庭給予的物質和勞務支持；另一方面，還為子女扎根城市充當階梯。從他們的購房區(qū)位來看，選擇的城市從小到大逐步遞進。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代際城市化的過程中，女性得到的家庭支持遠少于男性。
二、與人口遷移相聯系的農戶資產流轉
勞動力轉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狀況。猶如“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繼而引發(fā)農地和房屋等資產的產權流轉，帶來了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提高。在秦晉蒙交界區(qū)，我們觀察到的交易方式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農戶之間、種養(yǎng)業(yè)企業(yè)與農戶之間的土地租賃。此類形式的土地流轉，有效促進了種植業(yè)農戶經營規(guī)模的擴大。例如在右玉，機械化種植面積在500畝左右的農戶已不再鮮見，從而用規(guī)模效益消解了“種糧不賺錢”的難題。可是，租約通常一年一簽。原因主要在于，租賃雙方均借此規(guī)避市場風險對家庭經濟安全的沖擊，例如非農就業(yè)機會驟減、農產品價格及土地租金劇烈波動，等等。按照當地農村干部的說法，正是由于租期太短，“誰也不養(yǎng)地，地力普遍下降”。
第二種，以合作社為中介，借助線下產權服務中心和線上產權交易平臺，實現農地經營權和房屋使用權的轉換。中國鄉(xiāng)村建設研究院與內蒙古達拉特旗樹林召鎮(zhèn)政府合作的產權交易試點，便屬于此種類型。9月14日，我們去該鎮(zhèn)所轄林原村和東海心村走訪參與交易的農戶，得知以下信息。
林原村有一處宅院已通過產權交易平臺成功租賃，我們還到騰空的房屋和小院參觀了一番。那宅院總面積將近980平米，房主老張與村合作社簽訂了30年的出租合同，租金總額12萬元。合作社再加價把宅院轉租出去，所得租金溢價95%歸房主，5%歸合作社。以前村里的房屋租賃慣例，是承租者簽訂合同后一次支付五年的租金，從第六年起再按年支付房租。如今按照產權交易平臺的制度，合同簽訂后承租者須一次性支付合同期總租金的90%，剩余部分在合同期滿時再支付。這意味著，由于合作社的背書和服務，租賃雙方皆可擁有長期性的租約安全。作為房主的村民，不僅可以更快地把閑置宅院租出去，還有可能比個人直接交易得到更高的租金收入。
東海心村可交易宅院50多套，線上發(fā)布招租信息后尚無一套成交，可見閑置房屋供過于求。村黨支部高書記把他家的一處房屋和養(yǎng)殖場交由產權交易平臺掛牌，出租20年。他是根據資產的初始投資額要價的，例如蓋房花了將近11萬元，他便要價每年5000元。高書記還介紹，村里人均耕地5畝多，能種的只有1畝多，另外4畝鹽堿化。11個自然村里，有6個自然村的土地鹽堿化。土地流轉情況也多種多樣，每畝租金依土地區(qū)位和肥力而定。
其一，外來農戶與本村農戶交易。大約有十幾戶人家從陜西、東北和山西等地來此，常年租地租房、喂牲口打工。租地最多的是一戶山西人，面積約40畝，平均每畝租金300～400元。這里距離包頭大約30分鐘車程，種菜多供應那里的批發(fā)商，一畝大田芹菜一茬可凈掙1萬多元。蔬菜戶的種植規(guī)模受雇工成本限制，目前普通零工每日工資120元，菜地干活日工資最高300元。包頭勞務市場的經紀人每天都來村里招聘日工，還帶了汽車晨接暮送。因此，村里的農業(yè)工資水平與包頭勞務市場的供求狀況相關。
其二，外來企業(yè)與農戶交易。一家企業(yè)租了200畝好地，用來種菜。每畝租金600元，租期10年，三年之內付清總租金。
其三，本村企業(yè)與自然村（當地稱為“社”）交易。村黨支部原副書記成立了一家種養(yǎng)企業(yè)，租下“整社”的鹽堿地1500多畝。每畝租金80元，租期10年，每年支付一次。該企業(yè)投資改良鹽堿地種水稻，估計2020年水稻能成活70～80%。企業(yè)雇用兩個長工，每人年薪5萬元，除了種地，還養(yǎng)魚、養(yǎng)蝦、養(yǎng)螃蟹和喂鵝。
其四，村合作社收儲土地，交易條件是簽3年合約，每年付一次租金。
與右玉的土地租賃慣例相比，達拉特旗樹林召鎮(zhèn)產權交易平臺的存在，既豐富了交易方式，又為農戶創(chuàng)造了達成中長期交易的可能性，從而帶給交易雙方穩(wěn)定的資源利用預期。相形之下，陜西榆林市榆陽區(qū)的農地流轉，與集體資產的產權制度改革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改革中實行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以行政村為單位成立“股份經濟合作社”。榆陽區(qū)農業(yè)農村局鄉(xiāng)村振興辦公室鐘主任解釋，農戶的承包地“折股”入社，按合作社章程“確股確權不確地”。即入社農戶擁有股權且按股分紅，但其股權并不與具體的地塊“綁定”在一起。本文將此類土地流轉，視為秦晉蒙交界區(qū)中的第三種產權交易方式。
9月16日，我們在區(qū)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座談會上得知，推行土地股份制之前，榆陽區(qū)的耕地已通過經營權置換實現田畝歸并，目標是“一戶一田”。進而由政府和農戶匹配投資，改造中低產田、提升土壤肥力。在此基礎上，大約70%的農作物種植實現全程機械化。全區(qū)耕地流轉總面積100多萬畝，其中48萬畝的經營權流轉到合作社，24萬畝流轉到現代農業(yè)企業(yè)和種植大戶。
9月18日，我們走訪魚河峁鎮(zhèn)柏蓋梁村，了解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建立和經營情況。村黨委（該村黨員41名，可成立黨委）高書記介紹，柏蓋梁村集體成員的資格和股份，由兩個時點界定。一是1998年參加土地二輪承包的本村農戶，按當時分地人口獲得“耕地股”；二是2017年8月1日之前持有本村戶籍者，每人可得1股“人口股”；三是持有人口股卻無耕地股的人，可按每股3000元的價格，購買股份（1股/人），這叫“資金股”。駐村蘇書記（第一書記）補充，一些早年出自柏蓋梁村、擁有城市戶籍并在城市工作的人，也被賦予購買資金股的權利（一般不超過2股），以密切他們與故鄉(xiāng)的聯系。至于農戶人口變動下的耕地股持有，依然實行本村在土地二輪承包時立下的規(guī)矩：“生不增死不減”。為了維護股東的決策權平衡，對資金股的購買一直予以嚴格限制。2017年10月25日，即股份經濟合作社成立之時，全體股東總持股數為2220。截至2020年9月中旬，登記股民1131名，總持股2223股。其中，耕地股1036，人口股1107，資金股80。
柏蓋梁村的人均耕地不足3畝，合作社實行土地統一經營，但為每個常住戶留下不足0.1畝的菜地（自留地）。合作社理事長由高書記出任。他是黨建活動中能人返鄉(xiāng)的典型，此前在榆陽城里經營建筑公司。2014年底當選書記后，賣掉公司一心一意辦公事。合作社成立后，他直接從事經營管理，重大決策由股東代表大會表決。
2018年，合作社利用柏蓋梁村800畝水澆地試種小麥，效果不佳。2019年，引入榆林一家農業(yè)科技公司，套種高粱和柴胡。按合約柏蓋梁村出土地和設施，公司出技術，收入五五分成。柴胡兩年收獲一次，預計每畝凈收益1400～2000元。合作社還養(yǎng)殖黑毛土豬100頭；引入湖羊300只，計劃5年內發(fā)展到1萬只。為了與養(yǎng)殖業(yè)配套，合作社在山地種上了苜蓿。據鄉(xiāng)村振興辦公室鐘主任提供的最新統計，2020年柏蓋梁合作社種植苜蓿500畝、柴胡1160畝。
根據社內收入分配規(guī)程，合作社提取凈收益的25%作為公積金（其中的5個百分點用于精準扶貧，貧困戶所獲紅利不超過該戶所應分紅的2倍），75%用于股東分紅。2018年，每股分紅120元。2019年，合作社收入10多萬元，主要用于投資，尚未分紅。受訪農戶并未催促分紅，是因為在其總收入中農業(yè)所占的比重原就不高。柏蓋梁村位于榆陽南部山區(qū)，溝壑縱橫、農業(yè)資源貧瘠，村里80%以上的人口常年在外（參見表1），憑借非農收入為生。
高書記講道，大約100多戶人家在榆陽城里買了房。村里的常住人口以老年為主，60歲及以上的老人都有居民養(yǎng)老金，每月150多元。尚余勞動能力且有勞動意愿的老人有的拿到公益崗，有的給合作社打工。到田里干活的大約30～40人，年齡在50～70歲之間，男女大致對半。男工每日150元，女工每日140元，工資差別由體力勞動貢獻不一決定。其實，種植業(yè)使用人工的地方不多，種植和收割都用農機。合作社并未投資農機，而是購買農機專業(yè)戶的服務，耕種費每畝60元，收割費每畝40～50元。只是鋤地用人工，因為柴胡田里避免使用除草劑。
與柏蓋梁村相比，榆陽區(qū)北部平川的小紀汗鎮(zhèn)大紀汗村和井克梁村不但農業(yè)資源相對充裕（人均耕地10多畝、人均林地10～27畝），還有煤炭資源。農民既經營自家的種養(yǎng)業(yè)，又去工廠式養(yǎng)殖企業(yè)或煤礦上班，故而80%的人口常住村莊（參見表1，個人案例另文展示）。受訪村書記言說，已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但未實行統一經營。
以上案例表明，土地三權分置，為活躍農村要素市場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礎。土地流轉的廣泛程度和流轉方式，與特定地域的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及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自主城市化狀況密切相關。調研地區(qū)的政府在推進農村集體產權改革、落實脫貧攻堅和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過程中，依據不同地域的多樣性，順勢而為創(chuàng)造保障要素交易安全的政策環(huán)境，為農民自主決策發(fā)展生產留下了余地。
（2020年11月17日）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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