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地、農平衡戰略
藏糧于地、藏糧于技、藏糧于民是新時期確保糧食安全的三大支柱。“三藏”有機統一。
目前，“藏糧于民”可能是糧食安全問題的最大短板，可惜沒能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無論是通過論文檢索還是百度搜索，關于“藏糧于地”和“藏糧于技”的文章汗牛充棟，可是涉及“藏糧于民”的思想少之又少。
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多次強調要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要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讓農民種糧有利可圖。確保糧食安全，要解決好誰來“種地”問題。
我認為，如果不能夠全面、準確領會習近平糧食安全思想，在不遠的將來，由于農業經營主體缺失，糧食安全問題凸顯，勢必威脅到國家安全。
在職業傳承意義上，傳統農民“后繼無人”。去農文化使農民進一步離開農業，農村空心化問題持續加重。從全國范圍考量，“無人種田”和“無田可種”問題同時存在，許多平原地區、人口密集地區“有人無地”矛盾突出。但是由于耕地完全缺乏空間流動性，陜北荒蕪著一萬畝耕地，杭州近郊卻有一千名農民無地可種，陜北的耕地不能移地到杭州，杭州的農民又不愿移民到陜北。從總量上看，不缺少農民，但是這一萬畝耕地實實在在處于無人耕種狀態。隨著時間推移，全國耕地撂荒問題只會越來越嚴峻。農村留守勞動力日趨老齡化，一些村莊，務農的多為60歲以上的老人，現代農機具、農業新技術推廣困難。將來，進城務工、經商的年輕人雖然會有一部分回流，但是在中西部較偏遠地區，多數進城農二代不可能再有返村務農的打算。總有一天，傳統農民數量會斷崖式下降。無人種田，有地無糧困境，距離我們還有多遠？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乏力。對由于傳統農民的大幅度減少而可能出現的無人種田問題，我們還缺乏可靠的替代解決方案。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例：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目前已經超過了190萬家，平均每個行政村擁有3家。從數字上來看，農民組織化程度顯著提高。而從質量上考量，農民專業合作社“空殼”現象嚴重，大多數沒有實質性的合作業務。《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陜西某縣有農業合作社128家，但是完全規范運作的一個也沒有。據陜西省農業廳統計，到2016年底全省共有合作社4.2萬家，其中只有2000多家是夠得上省級示范條件的規范發展的合作社，僅占合作社總規模的百分之五。
而家庭農場和農業公司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也沒能出現令人樂觀的發展勢頭。租地、用工成本逐年攀升，農民寧愿閑著，日工資低于100元，就連護林防火等公益性事業都很難雇到人。農民契約精神不足，農活監管難，使得涉農企業的人力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目前，農民家庭經營說到底賺得也僅僅是省下來的隱形地租和勞力成本，農業公司想賺錢更是難上加難。不懂農業的人可能會想著投資農業，真正懂農業的人卻往往對農業望而卻步。完全放開資本下鄉（前提是經營農業，打擊非法囤地），政策支持力度小了都沒有多少人愿意去。參與過農業經營的人，從來不會說”農業賺錢機會來了“。
我們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全面、準確把握習近平糧食安全思想。科技是現代生產力的第一要素，我把“藏糧于技”比作“鳥之脊梁”。農業核心技術，特別是種子技術，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受制于人。而之所以將“藏糧于地”和“藏糧于民”比作“鳥之雙翼”，旨在強調二者必須平衡發展。
絕大多數國人，憑直覺思維，感到只要守住耕地紅線，就能確保糧食安全。如果您獨自漫步在野外的田埂上，眼前是成片的撂荒土地，思想專注于糧食安全問題思考，就能體會到，耕地并不等于糧食生產能力，缺乏農民的耕地并不會自動生長出麥子。耕地即使撂荒，也不得用來建設現代工廠甚至設施農業的“嚴格保護”也可能是一種資源浪費。
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是必須的，但是政策選擇應該與時俱進，不宜機械教條。許多同志認為耕地保護事關糧食安全，國計民生，嚴格到什么程度都不過分，一聽到放活土地政策的呼聲，就會馬上警覺起來，旁征博引，以歐美國家耕地保護情況來論證：質疑目前的耕地保護政策，就是漢奸賣國賊。愛國之情值得尊敬，但我們還應該進一步思考，日本和韓國，人均耕地面積比中國少很多，如果耕地保護越嚴格越好，就完全不應該發展工商業才對。實踐證明，日韓強調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產業協調發展、均衡發展的經驗是成功的，值得我們借鑒。非洲沒有大面積工業占地，也沒見得就能成為世界糧食主產區。
為了幫助大家理解農業生產要素平衡戰略思想，我構建了一個“五五黃金法則”：相加等于10的任意兩個數字相乘，5乘5最大，0乘以10仍然等于0。對于糧食生產而言，超出農業經營能力的撂荒土地僅是一個安慰國人的數字。耕地和農民，必須平衡，哪一塊是短板，政策就需要優先補哪一塊。
過去相當長時期內，中國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耕地是糧食生產的最大短板，增加耕地就代表著增加糧食產量。
而現在，隨著農業從業人員的持續減少，相對于耕地，農業經營主體成為了糧食生產的短板，耕地的邊際收益在降低，而農民的邊際收益在增加，農業勞動力成為決定糧食生產的首要變量。將來，威脅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可能會是無人種田問題。所以，我們接下來應該高度重視”藏糧于民“思想，下大力氣提高種田收入，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
如果種糧收入可觀，屋頂上也可能長出莊稼；如果種地虧本，良田也會成荒地。保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才是最嚴格耕地保護的終南捷徑。
確立農業生產要素平衡戰略，工作重心從“守住耕地紅線”轉變為“守住糧食生產能力紅線”，是一個前景廣闊的課題。
二、論提高農業收入的路徑
無論是傳統農民流失嚴重還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滯后，根本原因就五個字：:種田賺錢難。受農業回報周期長、農產品價格波動大、自然災害不可控等因素的影響，農業經營風險很大。而農資價格、用人工資卻逐年攀升。“藏糧于民”，必須下大力氣降低農業經營成本，提高農業經營效益。
（一）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抓實“互換并地”工作，有序引導農戶合作規模化、集約化經營。
在廣大中西部地區，目前存在的最大農業效率問題，就是耕地細碎化嚴重。
農村耕地細碎化，使得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困難，大型農機具難以推廣，水利設施利用率低下。確權登記后，農村土地流轉會有一定提速，但是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流轉進程仍將非常緩慢。穩定和延長土地承包經營權，保障了農民權益，同時也強化了農戶對土地的收益預期，客觀上增加了土地的流轉成本。今年某藥材種植公司計劃集中連片承包500畝農田，租金提到了600元/畝（在當地，如果農戶家庭經營，即使勞力和農家肥等投入不計入成本，畝純收入也僅能維持在600元左右），可還是和農民無法談攏。耕地插花分布，有一戶不合作，就無法連片。
前幾年，我走訪調研了大量農戶，大家都強烈歡迎并地改革。羊道溝村王保林經營著20余畝耕地，分別位于八個地塊，在開畔和剎墑中，需要花費大量精力處理臨地分界，雖然使用農機春耕，但是仍需耗費八天時間。而如果并為一個地塊，春耕20余畝田僅需用時一天半。大劉家灣村老黨員劉根承包經營著20畝耕地，分別位于6個地塊，耕作很不方便，他說，如果能夠集中到一個地塊，即使少分2畝田，他都愿意。這也是其他村民的普遍心聲。
全國許多地方，如安徽省蒙城縣、河南省民權縣、甘肅省金昌市等，土地“互換并塊”工作已經進行了大量有益探索。其中河南省商丘市早在2010年就開始推行“互換并地”工作了。
但是，八年來，“互換并地”工作為什么沒能在全國范圍推廣開呢?由于研究條件有限，我沒有找到各地詳細的并地操作流程和存在問題的報告。我感到，各試點應該存在一些尚未克服的工作瓶頸，可能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農戶間協調層級太多，土地互換成本太高;第二、對于耕地質量等級存在的客觀差異，尚未形成一個可操作性強的解決方案。
針對以上問題，通過一定范圍的調研，我提出以下解決方案。
1、貨幣化衡量土地價值。
針對耕地質量等級客觀上存在差異，如平川地與坡耕地的差別，給土地互換工作帶來障礙這一難題，我的解決思路是：經村民大會評定，全體村民認可，確定本村內各種等級耕地的流轉價格(只需確定一個相對價格，而不一定是市場真實流轉價格)，把農戶所承包耕地貨幣化。如某農戶擁有30畝耕地，經評估總價值為60萬元，在“互換并地”中，只需獲得同等價值的耕地，而不必嚴格為30畝。
2、構建虛擬土地流轉媒介。
媒介可以為村委會，也可以為任意村民。基本操作原理：全村耕地流轉給土地流轉媒介，再由流轉媒介流轉給農戶等價土地，在第二次流轉中實現農戶“一塊田”目標。如上例農戶，將自己價值60萬元的8小塊耕地流轉給流轉媒介，然后再從流轉媒介通過抽簽等方式流轉回價值60萬元的一整塊耕地。土地流轉媒介的設立，可以有效解決在常規的土地“互換并地”工作中，一戶農戶可能需要協調多戶甚至幾十戶農戶的問題。
3、以血緣、地緣關系為紐帶，引導親朋好友間地塊相鄰，以便于農戶更大范圍的合作規模化經營。
以大劉家灣村為例：現在，分散耕地對外承包費一般為200元/畝，而如果是百畝以上的連片耕地，承包費能達到500元/畝甚至更多。如果自營或者合作經營，規模化耕作的收益溢出也不應該低于300元/畝。以五寨縣為例，全縣人均耕地6.4畝，如果能夠實現耕地合作規模化經營，人均增收可望突破1900元/年。各地建檔立卡貧困戶大都在村務農，“互換并地”后的合作經營能夠很好地自動惠及貧困戶。推動農地合作規模化經營對于精準扶貧的意義，既能立竿見影，更具長期功效。
中觀農業政策應該重新強調計劃能力。
農業過度市場化，效率反而低下。這個觀點，也許會受到許多學者的強烈反對，認為是重返計劃經濟老路，倒行逆施。
但我認為，農業自身屬性，決定了其不宜過度依靠市場調節。假定信息完全，理性農民會聯合減產，一塊面包也許可以交換北京的一套樓房。災難之所以沒有發生，是因為農民永遠處于一種嚴重信息不對稱的被動位置。事實上，農業也很難高度市場化，過度追求農業市場經濟，只能讓農業進入無序競爭的低效率陷阱。
多年來，我們一直號召農民以市場為導向，尋找盲點，調整種植結構。結果發現，今年南瓜行情好，第二年一窩蜂種南瓜，年底下來白送都沒人要，農民把南瓜直接扔到田里不收獲。“多收了三五斗”的故事年復一年，重復著農業市場競爭的殘酷。
在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業產業化道路依然漫長，既想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又要保護農民利益，就必須逆市場化，重新強調農業計劃經濟。這就是我今天提出的“發揮區域比較優勢，構建理性市場競爭”的新時期農業工作思路。
在全國范圍，不改變市場經濟的大方向。但是具體到一個縣，一個鄉，則應該心平氣和，深入研究，根據當地的氣候、土壤、勞動力狀況以及市場環境等綜合因素，找出“種什么，養什么，怎么種，如何養”更具有區域比較優勢，科學引導農業經營行為。
在理想狀態下，如果各地都能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就可以使全國農業生產能力實現最大化，如果中觀政策得當，農民整體收益也可實現同步增加。
農業計劃經濟，不等于粗暴的行政干涉。我們可以重點通過以下兩項措施來達到政策目標：
收入補貼。只把計劃范圍內的品種列入農業補貼范圍。讓農戶有穩定的經營預期，強調補貼的穩定性和可預知性，不宜頻繁調整。補貼方法和標準應科學研究制定，以補足投資成本(不包含勞力和地租)為宜。如張雜谷5號，在本縣的種植成本為500元/畝，如當年谷子欠收或谷價暴跌，政府對谷子種植的畝補貼標準就是：500元減去當地當年谷子種植的平均畝收益。這個標準，從多年度的財政負擔總量上考量，應該不會超過目前的種植補貼標準。
農戶雖然種什么、養什么完全自由。但是從長遠來看，經營計劃范圍內的品種更具比較優勢，賺錢最多，風險最小，成本更低（如可以有效節省專用種植機械的投入開支）。農業經營者不需要過多考慮品種選擇，從而可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對糧食的品質控制和規模化、集約化經營上來。
把黨建工作融入到農村資源計劃管理系統（RRP）。
提高鄉鎮對農業的綜合服務能力。搶抓鄉鎮改革機遇，利用深化改革后產生的閑置人力、物力，以抓基層黨建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為契機，就地建設農村資源計劃（Rural Resource Planning)管理系統。
囿于目前農民合作意識較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面臨諸多瓶頸，普遍質量不高。我提出把虛擬企業和ERP管理理念引入到“三農”工作，發展農村資源計劃（RRP)。
RRP管理系統基本運作模式：將全縣村級集體經濟組織、農業專業合作社、農業公司和小農家庭經濟當作一個統一的虛擬企業集團，對系統內的各種農業資源進行匯總、集成，通過專業論證，制定出具有區域比較優勢的種、養、加計劃；把市場信息、技術信息第一時間傳遞給合作社和農戶，為其提供一對一的農機、農技、創業、運營服務；由專業銷售團隊通過現貨和期貨市場對系統內的產品提供整體營銷、物流服務。發揮人力資源優勢，尊重地區差別，強調發展模式的多樣性，以尋求農村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點和可持續發展動力。這種虛擬農村集體經濟管理理念，既能夠發揮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優勢，又能緩和農村矛盾，確保糧食安全，助力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還能夠破解制約目前基層黨建工作的諸多難題。
本質上，RRP并不以盈利為目的，而是一個彈性虛擬農村集體經濟，一個圍繞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為農戶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基層農業服務系統。黨建引領RRP，RRP促進基層黨建，通過服務農業凝聚黨員，通過服務農民教育黨員，通過服務農村提高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地位。
基層問題錯綜復雜，有些政策，不一定完全符合全國每一個縣情、鄉情。實施農業生產要素平衡戰略必須深化相關領域改革，這需要各級干部發于理想信念的積極作為，而不是畏懼問責的消極應對。只有鼓勵基層干部求真務實，敢于講真話，談問題，改革才能對癥下藥，才能讓中國真正走向治理能力現代化。
作者系五寨縣新寨鄉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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