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兒童節到來之際，在浙江省溫州市永嘉縣，大批孩子卻要面臨即將到來的上學難題。
據媒體報道，5 月2 日，永嘉縣正在開展一項名為“永嘉縣義務教育階段校網布局優化提升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 年），打算用三年時間“優化整合”全縣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含校區）78 所，其中2018 年9 月底前就將完成今年45 所優化整合任務。
在永嘉縣的官方表述中，用了“優化整合”這個詞，但其實質顯然和“撤點并校”如出一轍——大量的鄉村學校即將被撤掉，附近的學生搬到條件更優質的學校，同時上學的路程也從以前的步行十分鐘變成遠涉十公里。全縣面積86.32%都是山地丘陵的永嘉縣，上學的行路會更加困難。
關于撤點并校的矛盾由來已久，爭論已久。在經歷過本世紀初長達十年的大規模撤點并校之后，農村學校急劇減少，弊端凸顯，社會各界也開始反思。
2012 年9 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提出“堅決制止盲目撤并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在完成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專項規劃備案之前，暫停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撤并”。
由此，暫時剎住了撤并之風。永嘉縣用“優化整合”替代“撤點并校”，想必多少也是有所避忌。
但是這依然沒有擋住他們的決心。78所學校，覆蓋了5 個街道、11 個鎮、3 個鄉，涉及數千名學生，如此“大手筆”，足見其魄力。而縱觀近年來各媒體的相關報道，永嘉縣并非孤例。
這說明，關于撤點并校的問題，在認識層面和實踐層面依然存在不小的分歧，撤點并校的制度慣性依然強烈。
需要看到，一方面，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民向城市轉移，農村生源的減少，農村老師青黃不接的問題與農村老師資源使用不足的問題并存，城鄉教育差距進一步擴大。
撤點并校確實有利于整合優化教育資源，提高農村教育質量。
但另一方面，這也明顯增加了學生上學的距離和風險，加重了部分農民的教育負擔。而由于管理經驗和資金的缺乏，寄宿制并未發揮良好的作用。
上學遠、上學貴、上學難問題凸顯，直接導致農村中小學輟學率出現反彈。
利弊之辯，在理論上人們都看得很清楚，但到了實踐層面，依然是兩難的境遇。
優渥的教育質量和便捷的教育獲得，究竟哪個更重要？
讓孩子去好學校讀書和讓孩子好好讀書，是否是一個范疇的內容？
站在不同角度，也會有不一樣的理解。我們不能否定永嘉縣教育部門的改革初衷，卻也不可無視現實存在的制約。
與其糾結撤點并校的利弊問題，不如換個方式思考。其實無論支持者也罷，反對者也罷，至少大家的出發點都是為孩子好，都是為了學生能夠更好地獲得教育，終極目標都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那能否把學校撤并的決定權交給學生、家長自己呢？
這種決定權的給予，不是制定方案時邀請幾位群眾參與就算尊重民意了，不是簡單地提前公示了就算公開透明了，也不是開個聽證會就算聽取意見了，而是要讓家長的投票權真正在學校的撤并與否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政府要做的，應該是民意選擇之后的管理和服務：
“留”要留得踏實，繼續加強普通農村學校的建設，強化師資配備，大力發展遠程教育手段，提高教育教學水平；
“撤”要撤得有序，在校車、住宿等方面細化安排，對于少數因特殊情況不能遠處上學的家庭，逐一解決。
而不是拿一個方案、下一個通知，就以“我是為了你們好”的姿態強制性執行。
事實上，無論是早年大規模的盲目撤并，還是后來的“急剎車”，關鍵問題已不在于是“撤”還是“留”，而是誰應該是撤點并校的認定主體。
現實是，地方政府作為決策單向主體的最終決斷權，缺少了農民的聲音和學生家長的介入，行政命令下的“一刀切”問題就難以避免，農民的利益和訴求也就難以最大程度地實現。
于永嘉縣而言，此次撤點并校有四個問題值得深究：
首先，撤并對象中100—200 人的學校有15 所，200 人以上的6 所，人數最多的一所401 人，并不是生源極少的小規模學校，這樣的學校是否有必要撤并；
其次，如此大規模、快速地撤并，負責接納的“優質學校”是否有充分的容納量；
再者，涉及面如此之廣，提前是否做到了充分的民意調查和公示？
最后，學生的住宿、交通問題如何解決，由此帶來的教育成本的增加誰來支付，交通安全誰來保障？
這暴露出的并不是簡單的學校布局的調整，核心還是決策機制問題。
客觀上而言，無論是從整個城鎮化發展的趨勢還是教育資源的有效利用上來看，撤點并校恐怕并不可逆。
正因為如此，如何避免執行過程中的“一言堂”、盲目性至關重要，這不應該單憑政府的覺悟和政策慣性的制約。在“后撤點并校”時代，我們理應對這一問題有所考量，并開展有益的嘗試和探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重農評（微信公眾號原創）201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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