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村莊發展與變遷構成了鄉村社會急劇變遷的重要方面。以村莊（或村落）及其變遷為研究的切入點，已成為分析中國農村發展的一條重要微觀路徑。本文通過對中國學者關于村莊發展與變遷研究做回顧分析，旨在呈現相關的研究成果及其意義，并以此說明中國鄉村發展的某些基本趨勢與問題。但因中國村莊的發展極其復雜和多樣化，我們難以概括村莊發展與變遷研究的全貌。本文主要從社會發展的角度，選擇當前國內學界關于村莊研究的一些重要議題和熱點問題加以概括分析，包括村莊發展的個案呈現、村莊轉型或終結、農村社區化發展與村莊變革、“項目進村”與村莊治理新模式等內容。
關鍵詞：村莊發展 個案研究 村落終結 農村社區 項目進村
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農村，以土地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為標志的中國農村改革發展，迄今已經走過了整整四十個年頭，幅員最廣袤的中國農村在生產生活方式、經濟結構、聚落樣態乃至生存環境等諸多方面，都已經發生了歷史性巨變。可以說，村莊的發展與變遷成為透視中國農村深刻變革的重要維度。因此學者們極為重視對村莊發展和村落變遷的研究。
由于中國農村區域差異大，不同地區村莊之間在結構形態及村民生活方式和觀念上，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性，存在著不同類型的村莊和治理模式。而且，中國鄉村社會在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復雜性、異質性和多樣性等特征。因此，基于村落具體區位、資源稟賦及其“時空壓縮”特性的不同，中國村莊的發展與變遷呈現極其差異化的樣態，這就使得全景式描繪村莊變遷圖譜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這里只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討論村莊發展與變遷某些方面的基本趨勢與問題。
一、關于村莊發展研究：農村變遷的微觀分析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農村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而村莊（或村落）作為農村居民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作為一類最基本的生活共同體（社區），可以更直觀和突出地反映農村的發展與變遷。事實上，村莊是村民生活與鄉村傳統的重要載體，其變遷構成了農村社會的重要層面，由此可以認識鄉村社會的發展脈絡。正如費孝通所指出的：“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因此以村莊（或村落）及其變遷為研究的切入點，已成為分析中國農村發展的一條重要微觀路徑。
當然，目前國內學界關于村莊發展與變遷的研究，也存在著不同的傳統和學科分野。尤其是人類學家一直關注村落研究，“在一般印象中，對于村莊最感興趣的是人類學家”。早在20世紀上半葉，由費孝通、林耀華、楊懋春、楊慶堃等一批中國著名學者，形成了村落變遷研究的人類學傳統，而且建立了以吳文藻為代表的“社區研究學派”，開創了“社會學中國化”之先河。他們相繼完成了《云南三村》、《祖蔭之下》等人類學研究的經典之作。可以說，社區研究的興起不僅代表著社會學中國化的肇始，更是展現了社會學的“中國風格”。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學術界對村落的研究又取得了諸多新進展，尤其是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等學科，在研究村落方面都有不少重要成果問世，為推動相關研究的本土化做了諸多探索。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王銘銘關于“溪村”的個案研究，莊孔關于金翼黃村的后續田野研究，閻云翔關于東北下岬村的田野研究，周大鳴關于《華南的鄉村生活》的追蹤研究，朱曉陽關于滇池岸邊一個“小村”的案例研究，等等。
以上人類學家多以“參與者”的視角研究村落，但社會學家則更多的是以“觀察者”的身份開展村莊研究。特別是社會學家通常把村莊變遷放在更大的社會發展背景下加以分析，以解釋其發展變化的趨勢和未來。例如，折曉葉在《村莊的再造——一個超級村莊的社會變遷》中，通過對中國南方的一個“超級村莊”的實地研究，分析了在改革開放和工業化的大潮下，當地農民怎樣在村域內集體地實現非農化轉移，從而說明了村莊由“農”到“工”的轉變。毛丹在《一個村落共同體的變遷》一書中，通過對浙江蕭山市尖山下村的系統考察，解釋了這里“單位化村落”的發展及其特征。盧暉臨通過對汪家村長期的田野調查研究了一個集體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形成演變的。而李培林等人則關注到伴隨城鎮化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村落終結”問題。
另外，社會學家對村落的研究跟人類學家也存在其他一些方面的不同。比如，社會學更重視實證研究理路，著眼于宏大敘事，試圖從宏觀上把握中國鄉村社會發展的主要脈絡，而人類學家更重視微觀的“深描”。用莊孔韶的話來說，社會學家專長于大面覆蓋的“蝗蟲”法，而人類學家專長于小點深描的“鼴鼠”法。
事實上，目前國內關于村落研究不但存在著學科差異，也存在著突出的方法論之爭或危機。這既涉及個案與代表性問題、以及“地方性知識”與“整體社會知識”問題，也涉及研究的“問題意識”與“學科意識”等。村落研究所面向的是現實形態的村莊生活，這可以為我們提供大量活生生的場景資料。然而，研究者形成的“村落表征”與“生活實踐場域的村落”不可能完全一致，難以做到“真實重現”。所以，村落研究的代表性和真實性問題不可能通過一種方法或思路迎刃而解。不過，作為村落研究者，我們應該保持某種警覺，既要防止落入“本土-他者”“傳統-現代”等二元分析框架的陷阱，也要防止樸素經驗主義的特殊個案敘事，從而有效規范地開展相關研究。為此，當前的村落研究需要進行方法論的反思，進一步探討相關的理論問題，以求村落研究的創新與超越。
二、村莊發展與變遷的個案呈現
中國地域遼闊，村莊星羅棋布。近年來，伴隨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村莊數量顯著減少，而與之相伴的是大量農村新型社區的崛起。這種快速的社會轉型不僅意味著城鄉空間的重組和社會生活方式的轉變，更意味著整個農村社會發展已處于非常重要的轉型階段。許多學者為記錄當前中國鄉村所發生的這些巨變，選擇部分村莊為個案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為最早的組織者，其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九五”重點項目“百村經濟社會調查”，是迄今中國村莊研究領域計劃長遠、參與廣泛、影響很大的一項大規模學術研究工程，這是對20世紀90年代開展的中國百縣市調查的充實與完善。此研究項目計劃通過對全國100個村莊的調查，系統分析這些村莊自1949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變遷。其系列研究成果列為“中國百村調查叢書”，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目前已陸續出版了《內發的村莊》、《屯堡鄉民社會：九溪村》、《遼河岸畔錫伯村》、《一個北方村落的百年變遷：冷水溝村》等數十本。這套研究叢書體現了新時期中國村落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國百村調查叢書對各個村莊的研究，在內容上是綜合性的，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研究者的學科背景也是多方面的，并不限定于社會學領域。但這套叢書的基本宗旨是：從微觀層次上對這些村乃至村里的每個農戶在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情況加以調查，經過分析，全面系統地加以描述，形成村戶調查的著作。當然，每一項成果也有其自身的側重和特點，比如，《一個北方村落的百年變遷》一書通過對山東濟南市冷水溝村近百年來變遷階段與特征的系統分析，試圖說明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發展趨勢。盡管在內容上該書對村莊變遷做了綜合研究，但是研究思路上不同于人類學家關于村落變遷的民族志敘事。此外，跟側重于村莊史描述的歷史學家相比，也存在很大的差別，即社會學研究更加關注從結構上對村莊變遷進行解釋。故此書強調結構性的社會變遷分析，把冷水溝村的變遷跟近百年來中國農村所發生的重大變遷結合起來，從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相結合的角度加以解釋。所主張的基本研究策略就是，冷水溝村是研究的一個案例，但又不能把它看作僅僅是一個特例。
國內另外一套大型村莊研究叢書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于2006年啟動和實施的“國情調研”項目——“中國村莊調研”，由農村發展研究所和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牽頭。其中，第一期項目為時三年(2006—2009年)，選擇了30個村莊為調研對象。2010年又開展了第二期國情調研村莊項目，仍然選擇30個村莊作為調研對象。此項目的目的是以我國東中西部不同類型、社會經濟發展各異的村莊為調查對象，對每個所調查的村莊撰寫一部獨立的書稿。通過問卷調查、深度訪談、查閱村情歷史資料等田野式調查方法，詳盡反映村莊的農業生產、農村經濟運行和農民生活的基本狀況及其變化趨勢、農村主要素的配置效率及其變化、鄉村治理的現狀與變化趨勢、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狀與趨勢、農村社會發展狀況等問題。目前該項目已出版數十本成果，包括《李集村：農民生產和生活的60年變遷》、《李羅侯村76年的變遷》、《雁田新治理》、《干溝子村的發展與變遷——遼西農民生產與生活的歷史縮影》。這些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我國村莊研究成果，留下了大量寶貴的資料。
但由于中國的村莊眾多，區域差別較大。所以，要研究中國的村莊，除了考慮區域分布之外，另外還要從類型學或者典型性方面考慮選擇村莊。在此過程中，有些學者特別關注了對當代中國農村變革中出現的一些典型村莊的研究。其中，包括陸益龍對安徽小崗村的調查、劉倩對河南南街村的研究，等等。
中國村莊的個案故事，既有共同之處，當然也有特定案例和經驗，甚至一些海外學者做了特定案例的研究。可以說，一些非常特殊的典型村莊是時代的特殊產物，有其自身發展的特定問題，因而不能復制。但是有些村莊的發展，實際上是中國整個城鄉社會發展的縮影，可以反映社會發展的某些基本趨勢。
比如，折曉葉在《村莊的再造——一個超級村莊的社會變遷》研究基礎上，她跟陳嬰嬰又進一步研究了鄉鎮企業的崛起對中國村莊發展的重要意義。她們指出，“超級村莊”作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發展出現的“新現象”，創造出了一種稱之為“中間”形態的存在方式——不同于傳統意義的鄉，又不同于現代意義的城，即為一種新型的社區形態。“超級村莊”是鄉村工業化的產物，工業和企業制度不僅進入了村莊，并且在事實上完成了與村莊的再整合，從而形成了不完全、不純粹的現代企業制度形態。她們強調了村莊變遷的“內源性發展”，認為這種發展可以從微觀上反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村社區”發展的基本趨勢和內在邏輯。
但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村莊的發展不再是孤立的，“內源性發展”僅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來自村莊外部政策性或結構性因素的影響更為顯著。雖然就整體而言，鄉村的發展極大地受制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然而近幾十年來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對村莊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因此村莊所發生的結構性巨變也是前所未有的。
三、村莊變遷：轉型或終結
在快速的城鎮化背景下，中國村莊的未來與前景問題受到了廣泛關注。鄉村如何轉型或村落走向終結？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毛丹等基于對浙江鄉村社會發展的研究提出，要討論中國農村的變遷與轉型，首先應集中理解村莊的轉型。他們從村莊與市場、村莊與國家、村莊與大社會三個不同維度研究了當前村莊發展的大趨勢。
但最受學界關注的是李培林等學者關于“村落終結”的研究。李培林通過對“羊城村”的實地研究，提出在改革開放的大趨勢下，在工業化、城鎮化的雙重驅動之下，村莊的五種邊界開始逐步分化，變得不再重合了。“經濟的邏輯和鐵律，不可避免地要侵入羊城村這個工業文明海洋中的孤島。和其他那些經濟上發達起來的‘城中村’、‘超級村莊’一樣，羊城村首先以其經濟上的實力，沖破村落邊界的限制，把村落經濟活動的觸角，通過市場的網絡，與城市和整個外部世界連接起來……最后，社會邊界也難以保持完整了，血緣和地緣關系逐步淡化和消解，社會邊界的徹底解體，意味著村落的終結”。李培林最后也指出，村落終結的過程“并不是輕松歡快的旅行，其中不僅充滿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隨著巨變的失落和超越的艱難”。藍宇蘊則把這類“城中村”看作是一個“新都市村社共同體”，它跟傳統的小農村社共同體是相對應的、有區別的，它是弱勢的農民走向城市的“新社會空間”或“過渡地帶”。或者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城中村”是一種不徹底的城市化現象，它既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村落，但又沒有完全轉變為城市社區。這是中國城市化發展中出現的一類“非城非鄉，亦城亦鄉”的特殊現象。
對“城中村”這類特殊現象，學者們已做了大量相關研究。對此現象，田毅鵬他們則從“城鄉結合部”的社會樣態做了進一步分析，提出“城鄉接合部既承載了傳統城鄉二元結構的歷史遺產，又是‘城市內部二元結構’展開的平臺”，應當視之為一個特殊的地域社會樣態，作“地域社會”的概念理解。他們另外指出，“村落終結”的形態是多元的：位于城市邊緣地帶的村莊被迅速擴張的城市所吸納；而遠離城市的偏僻村落則是在過疏化、老齡化背景下而走向“終結”；在政府社會規劃工程的主導下，通過村落合并等形式，亦使村莊在短時間內快速實現“城市化”。
但是，無論從哪個方面去研究此類現象，學者們都關注到中國城鄉結構的特殊“二元性”問題。不管是“城中村”還是“村改居”社區，都難以消除的問題是“城鄉二元性”。與“村改居”相關的大量問題的存在反映了當前中國城鄉結構變革的特殊性和滯后性,呈現一系列轉型性的矛盾和失序，使“村改居”突出表現為制度和組織管理不接軌、有形無實、似城非城、居民待遇不平等等樣態。此外，從傳統鄉村到“村改居”社區，其空間特征發生了劇烈變化，這對社區基層治理提出了很大挑戰。特別是由于原來村莊是集體所有制，因此農村集體資產的改制成為“村改居”的一個難題。按照“村改居”的要求，原村屬集體資產改制，集體企業剝離成為事業公司，村民變股民，參與分紅，股權可繼承、內部轉讓但不能對外買賣。這只屬于“原村民”享有的權利，故具有明確的封閉性。另外，從組織機構設置和人員組成來說，許多“村改居”只是簡單地改換名稱，把“村民委員會”變為“社區居委會”，其人員構成以原村委會成員為主，外來人員難以進入核心管理層，因而形成了明顯的“新二元社區”特征。
四、農村社區化發展與村莊變革
進入21世紀以來，農村社區化發展日益成為村莊變革的大趨勢。中國農村社區建設的推行雖然遲于城市社區建設，但近年來在東部發達地區，各地政府為追逐更快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在“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政策下，大力推進以舊村改造、整村遷建、合村并點為主要形式的“農村社區化”運動。
急劇的村莊合并與變革已成為當前中國城鄉社會快速轉型的一個縮影。但在農村社區建設的類型、方式及實踐政策上，一方面全國各地有一些不同的實踐經驗，另一方面人們有不同的看法，所反映的問題也不盡一致。在經濟發展較快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較早推行了“三集中”政策，即工業向園區集中、農用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居民居住向社區集中。比如江蘇、浙江等省率先通過發展小城鎮，在推動農村社區發展與轉型方面走在了全國前列。近年來山東省各地開展了大規模的新型社區建設，在濰坊、淄博、德州、萊蕪、濟寧、菏澤等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萬人村”和“大村莊制”。而且，按照2014年9月所頒布的《山東省農村新型社區和新農村發展規劃（2014—2030）》，山東省通過大力推進農村新型社區建設，到2030年將建成7000個新型社區，這意味著現有的行政村將有一半多“消失”。其中，“諸城模式”等典型受到了廣泛關注。當前村莊合并和新型社區形成了一些不同的類型，比如“一村一社區”“多村一社區”等。還有學者從村莊合并的機制角度將其分為自下而上的自發模式和自上而下的計劃模式。可以說，當前的農村新型社區化發展，并非只是村莊自身的變遷，而是涉及整個鄉村社會的變遷。需要深入研究這種變遷的動因機制，分析其背后的經濟社會因素，從而為深入認識當前的村莊變革及未來提供有益的視角。
關于新型社區建設的動因，既來自于農村本身發展的現實要求，也來自于近年來強有力的政府推動和政策支持。從農村本身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來看，原有自然村落分散，加之大量人口外流，村莊空心化日益突出。如田毅鵬指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拉動下，農村人口不斷流入城市，而鄉村尤其是那些偏遠村落，則成為人口稀少的過疏地域。村落過疏化的一個重要后果是村莊空心化。“由于村民大量外流，導致很多村落房屋的大量空置化，一些外出打工的農民紛紛把家安到了城(鎮)里，造成農村的舊宅子‘人去屋空’。村莊房屋大量閑置不僅僅是資源的浪費，更使昔日的村落鄰里關系聯結遭到破壞，甚至走向解體。”因而村落合并成為各國應對過疏化村落組織衰敗的最常用方法之一。
當然，中國的農村社區建設從一開始就具有突出的政策性，主要推動力是來自于國家和各地政府。自2009年開始，在全國試點的基礎上，全面推行了農村社區建設。而在實施新型城鎮化背景下，部分省市更是出臺各種辦法大力推進農村新型社區建設。毛丹對此指出：“近年來，雖然中央政府從未明確把發展農村社區和城鄉社區銜接，作為村莊轉型的方向和解決城鄉二元化的路徑，但是中央政府尤其是涉農部門實際上在自覺不自覺地往這個方向趨行。”此外，“資本下鄉”對推動農民集中居住（“農民上樓”）與農業的規模經營（“土地流轉”），甚至構造新的村莊治理結構也是極大的推動力量。
農村社區化發展反映了當前中國農村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快速的村莊合并和大量新型社區的崛起已成為標志鄉村急劇變革的重要事件。原來分散的、以鄉土生活為主的自然村落共同體正在快速消失，代之出現了更多集中化的、以非農生活為主的新型社區。但在進行農村新型社區建設過程中，存在著諸如行政化力量干預過強、“一刀切”等突出問題，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的差異或“二元性”仍然非常明顯。“總之，我國已經進入了城鄉發展的新階段，同時也面臨許許多多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這需要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逐步解決。村莊合并和農村新型社區化是農村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但并不是最終目標，我們應在城鄉一元觀的統領下，實現城鄉社會發展的有序整合”。
五、“項目進村”與村莊治理新模式
中國鄉村基層治理問題長期以來備受關注，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學者已做了大量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相關成果。但在這里，我們不去全面總結這些相關的研究成果，而是結合“項目進村”的推行來看村莊發展與治理的一些新變化。
項目進村已經成為當前村莊利用國家既有體制機制獲取資源謀取非常規發展的新模式。與傳統意義上的“內源性”村莊發展模式不同，項目進村主要通過外來的資源促進村莊發展，這樣可以突破村莊原有的發展格局或局限性。尤其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村莊已不再是封閉自主的單元，而是成了整個經濟社會體系的一部分。特別是對一些相對落后、資源條件較差的村莊來說，其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外部資源的支持。因此，村莊若能充分發揮“項目進村”的“借力效應”，無疑將會極大地促進村莊資源的重新整合，改變村莊的主要生產經營方式以及組織管理狀況，形成新的發展機制，從而帶動村莊實現經濟與社會的新發展。因為“項目制”在帶來資源的同時，其實施和運作已變成某種組織化的鄉村治理與發展新模式。
關于“項目制”，近來學者們已從不同方面研究了其對村莊發展及其治理體制的影響。如折曉葉和陳嬰嬰通過分析項目進村的運作機制和效果，提出“項目制”作為新舊體制銜接過程中對既得利益補償的一個重要機制，為分級治理搭建了一個制度平臺。她們強調只有通過公共品的供給，增加村民參與的公共空間，實現村莊公共治理，項目制才能真正增進公益進而達成整合的目標。渠敬東則從“項目制”的一般運作模式，指出它是“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制”，可突破以單位制為代表的原有科層體制的束縛，加大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務的有效投入。還提出，它更是一種能夠將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層級關系以及社會各領域統合起來的治理模式。陳家建提出，相比于傳統的科層體制，項目制使得上級部門擁有集中的資金管理權、特殊的人事安排權以及高效的動員程序，從而能更快地見到成效。而周雪光在分析項目制的不同權威類型、條件和博弈過程基礎上，指出“項目制”作為一種自上而下的資源配置形式，實質體現的是各級政府間的“控制權”關系。
其實，項目進村對村莊發展而言，不僅僅是國家實施治理的一種新方式，因為其類型和實施途徑是多種多樣的，所產生的效果及影響也是多方面的。或者說，“項目制”不僅是政府資源進行自上而下重新分配的一種方式，它不僅僅在于鄉村治理的重構，而是有更廣泛的目的和意義。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和政府越來越成為影響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外在性因素，“項目制”的廣泛實施就是一個突出表現。
但是，項目下鄉也會帶來一些“意外”后果，導致“村治困境”，或者“項目進村”的實踐效果具有非常大的差異性。因此，為適應鄉村發展的新趨勢和新要求，改革村莊治理模式，加強“項目進村”的管理，使其更好地發揮社會經濟效益，已成為當前鄉村基層組織需要面對解決的重要問題。重要的是，應處理好村莊內源發展與外源發展之間的關系。“‘項目進村’作為一種外生性的發展力量，其作用的充分發揮還需要有內生性的力量，二者的有機結合才可發揮最大效益。這就要求調動村莊各種資源，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從而實現項目促進和帶動村莊發展的目標”。
六、結語
以上我們對村莊發展與變遷研究的總結探討只是列舉了幾個主要方面的議題與成果，難以囊括方方面面的村莊研究問題。事實上，除了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關注村莊研究外，還有來自歷史學、政治學、地理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的一些學者，他們從不同方面也對村莊發展做了研究。例如，張思等人的《侯家營：一個華北村莊的現代歷程》一書，從村落歷史變遷的角度，通過深入挖掘、解讀鄉村自身史料（文獻及口述等），詳細研究了村莊的政治、經濟、社會保障和日常生活的變遷過程。此外，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是國內從事農村研究的一個重鎮，他們主要依托政治學做了大量農村研究。特別是2009年他們啟動了“百村觀察”計劃，此計劃在全國選擇二百多個村莊進行為期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調查和跟蹤觀察。最新的“2015版中國農村調查”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口述調查、家戶調查、村莊調查、專題調查，并出版了《中國農村調查》“村莊類”多卷成果，建立了中國農村數據庫。目前來說，這是國內學界所開展的一項宏大農村調查工程，已產生了廣泛影響。
總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鄉村正在發生史無前例的轉變。其中，發生在村莊層面的變革更為突出和直觀，大量村莊消失、合并或重組，傳統意義的村莊形態和結構在巨變，而“新型社區”在崛起，村莊的組織結構及其治理也在發生轉變，村落共同體的命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作為村莊研究者，我們不但要記錄這些歷史性的社會變遷，也要把它放在中國更大的城鄉社會歷史變遷背景下去研究村莊的發展及其未來。
（因篇幅限制，本文有刪減。原文刊發于《社會發展研究》2018年第2期。）
參考文獻：（略）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林聚任）.濰坊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馬光川）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發展研究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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