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之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個體私營經濟重新得到了恢復與發展。據國家統計局年鑒，2016年全國個體私營經濟就業人員達30859萬人，占當年全國總就業人員77603萬人的39.77%；加上鄉村就業人員36175萬人，為67034萬人，占總就業人員的86.38%，已成為國家就業的主場所。
改革開放前，我們把個體私營經濟視作為資本主義，持續不斷地打擊，使其幾乎絕跡。改革開放后個體私營經濟迅猛發展，得益于黨的政策調整，也與學界研究、為其正名分不開。
一、從寫作《個體經濟簡論》，到參與編著《中國現階段個體經濟研究》
（一）因教學急需而寫作《個體經濟簡論》
我從事個體私營經濟研究，始于工作急需。197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被調到空軍第十航校政治課教研室任副主任，負責飛行學員的政治課教學。航校不少學員家居農村，有的家庭從事個體經營，聽我講政治經濟學課程時屢屢提問經濟政策，其中有關個體私營經濟方面的問題不少，當時上邊尚沒有下發有說服力的講稿，迫使我進行研究。
至1980年5月，我完成了《個體經濟簡論》講稿，全文4萬多字。當時我把打印稿送給云南省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兼《經濟問題探索》主編劉隆先生，希望能在《經濟問題探索》全文或摘要發表。劉隆先生認為尚需深入研究。后來我出版自選集《云南經濟發展探索》第一卷（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9月昆明版），全文收錄。
我的《個體經濟簡論》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一是我國個體經濟的曲折發展。包括戰爭年代我黨領導下的根據地個體經濟簡況，1949—1955年上半年的發展，1955年下半年—1966年的跌落，1961--1962年的恢復，“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取消半取消狀態，粉碎“四人幫”后的新發展。
二是我國個體經濟長期存在的客觀必然性，包括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多層次決定因素，個體經濟本身特點的決定因素，社會的需求等。
三是個體經濟的地位與作用，包括補充滿足人們消費多樣化的需要，發展小型與服務等行業的決定力量，擴大就業的平臺，繼承和發揚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生力軍，為國家積累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促進競爭、有利于公有企業改善經營管理等。
四是個體經濟的性質，包括個體經濟在各個社會形態下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我國現階段個體經濟性質的規定性。
五是現階段個體經濟的發展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包括不能把列寧關于“小生產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本主義”的話到處套用，在我國并不存在能使個體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條件，有的個體經濟收入多并不等于資本主義，應該允許個體經濟“搶”公有經濟的“飯碗”等。
六是克服對個體經濟的偏見，包括發展個體經濟不是“倒退”，不會使個人主義泛濫，從事個體經濟有光明前途等。
七是加強和改善對個體經濟的管理。針對當時政府部門在管理中政出多門、開“綠燈”少、稅負過重、貸款難等問題，提出具體建議。
八是個體經濟的發展前景，包括個體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即生產力充分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愿望要求，不能像過去一樣搞強迫取消、“大批判”式“窮過渡”等。
（二）參與編著《中國現階段個體經濟研究》
1981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馬列研究所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在成都聯合召開“我國現階段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問題研討會”，董輔礽代表會議領導小組倡議編寫《中國現階段個體經濟研究》，劉隆先生代表云南省經濟研究所和云南省經濟學會接受倡議，組織與會30多個學者，組成編寫組，于1981年10月寫成初稿，1982年1月在昆明定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版。
30位參與編寫的學者是：于德新（吉林省經濟學會），馬德安（北京大學），王若（云南省經濟研究所），王干一（東北師范大學），王奇華（北京商學院），水鏡君（青海省社會科學院），劉隆（云南省經濟研究所），李哲（黑龍江省社會科學聯合會），李西林（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李連進（天津師范學院），杜一（國際關系學院），林圃（成都農業機械學院），金世和（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周學通（陜西師范大學），張萬鐸（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楊時旺（北京經濟學院），趙俊臣（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侯建儒（北京大學），賈純夫（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奚桂珍（北京大學），梅志廣（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寇孟良（法學研究所），曹興光（云南省經濟研究所），康德琯（北京政法學院），黎寶祥（吉林大學）。
大家推舉劉隆擔任主編。副主編為杜一、林圃、梅志廣、于德新。由于有我的書稿可以參考，主編劉隆很快便提出了編寫提綱如下：緒論；第一章，建國以來個體經濟的基本情況；第二章，中國現階段個體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客觀必然性；第三章，中國現階段個體經濟的性質；第四章，個體經濟的具體形式和經營特點；第五章，個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六章，加強對個體經濟的領導與管理；第七章，中國現階段個體經濟的發展趨勢；后記。
我當時已轉業至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工作，沒有參加成都會議，劉隆回昆明后向我進行了傳達，并要求我承擔第一章。由于我有現成稿子，并且收集了個體經濟發展的詳細資料數據，只是在書稿上稍作刪改，便完成了任務。
總的看，這本書代表了當時學界最新研究成果。
在1982年1月昆明定稿討論會上，國際關系學院杜一老師主動告訴我，我投給北京大學經濟系主辦的《經濟科學》那篇有關農村包產到戶的文章（發表在1981年1期），他曾向編輯部推薦發表。我聽后肅然起敬，向他致衷心感謝。
二、個體私營經濟的性質：從從屬與補充地位到平等存在發展
（一）個體私營經濟的從屬與補充地位，也是國家無奈的選擇
改革開放初期，學界對個體私營經濟的性質一直使用補充論，即公有制是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主體，個體私營經濟是公用制的補充，當然這種補充是“有益的”、“必要的”、“必不可少的”。因為社會上有些人民群眾需要的，公有制企業不能、不愿、不會滿足，需要個體私營經濟來“拾遺補缺”。我的“關于個體轉手販銷的幾個問題”（發表于《經濟問題探索》1983年第4期）、“關于長途販運和投機倒把的界限問題”（發表于《云南社科動態》1983年第5期）、“保護個體經濟合法權利的幾個問題”（發表于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1983年第7期），也是論證補充論。
現在我們用當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考察，那時允許個體私營經濟存在與發展，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當時粉碎萬惡的“四人幫”不久，百廢待舉，國家財力有限，公有制企業（國有與集體）提供的就業崗位極少，無法安置新增就業，特別是因平反歷次運動“冤假錯案”而落實政策的大批人員安置已力不從心，倍感困難，再加上上千萬回城知青，除極少數頂替父母、考入大中專及有關系者外，幾乎是無崗位安置。自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到1978年底，全國下鄉知青約2000萬人。1978年12月由云南省西雙版納農場知青事件震驚世界，國務院同意知青回城后，公有制單位早已沒有空余崗位可以安置，不得不由他們自謀個體經營的職業。這叫做無奈的選擇。
（二）平等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特別是面對個體私營經濟競爭，一些中小型國有企業紛紛陷入經營困難，國家不得不出臺小型國有企業租賃經營、拍賣給個人經營的措施，學界及時修正個體私營經濟補充論，而用平等發展論代替。
為論證這一變化，我及時寫出“談談小型國有企業租賃經營問題”（連載于《昆明日報》1986年3月31和11月13、15、18、20日）；“關于國有小型企業拍賣給個人經營的問題”（連載于《昆明日報》1986年11月27、29日頭版）；“云南私營經濟發展研究”，（載于《云南社會科學 》1988年第6期）。
小型國有企業租賃經營或拍賣給個人經營后，當然壯大了個體私營經濟隊伍，同時也使這些企業的員工身份轉換，從而產生“國企棄兒”心理。（文革及其前后公有制企業只招收家庭政治條件合格的，俗稱“紅五類”，出身不合格的“黒五類”被擋在了門外；改革開放初期政策放寬，“黑五類”們自謀職業搞個體私營，“紅五類”們不肖一顧；到1990年代中期，個體私營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站住了腳，賺了錢，而大量小型國企在市場經濟中敗下陣來，就業的員工不得不到個體私營經濟企業打工，這應了“30年河東，30年河西”那句老話。）
這時，學界適時把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補充理論調整為平等發展。我在此后的“云南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原載《云南社會科學》 1995 年第 1 期），“攤販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愛思想2009-04-10 09:02:40），表述了以下觀點：
第一、個體私營經濟之所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次要組成部分或補充組成部分，是由其滿足社會成員中絕大多數弱勢群體需要的功能決定的。
第二、在社會和政府都不能為弱勢群體提供就業崗位的大背景下，借口“維護市容市貌”而不允許攤販利用街道是不道德的。
第三、其實，個體私營經濟是人類社會各個歷史發展階段的客觀存在，人為地取締是違反發展規律的。
正反兩方面的事實，終于教育了我們：個體私營經濟不但不是“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而是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近期利益、長期利益和根本利益，因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還認為，確立個體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理論指導思想，有關部門特別市城管部門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就需要有一個截然相反的轉變。而只要城管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轉變了，管理的方式方法才可能對頭。
（三）跨過剝削論的坎
由于長期來消滅私有制剝削的意識深入人心，論證個體私營經濟的地位，還有個剝削論的“坎”需要跨過，即個體私營經濟存在不存在剝削、怎樣認識現階段個體私營經濟存在的剝削、現階段個體私營經濟存在剝削有沒有存在必要性。
多數學者是從合理性來論述的，認為個體私營企業主占有雇工的剩余勞動價值的剝削行為，在我國現階段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社會里，具有一定的進步性，我們不能用純道德、道義的標準加以否定。這種進步性在于：被雇的雇工們，無論是城鎮待業人員，或是農村從土地中分離出的勞動者，幾乎無一例外的不能、也無法在公有制企業里就業，而到私營企業里就業，解決了他們生活出路問題，這也是對他們求之不得的事情。僅就許多地方私營企業主招工時的不少人踴躍報名、激烈競爭，有的人尚需“走后門”托人求情等情況，就可以看出一般。
我除了同意上述合理性解釋外，還提出學費論，即被雇的雇工多數在私人企業里或多或少的學習到了一定的勞動技能，那些沒有學到勞動技能的雇工，一般也受到了完全受市場調節的商品經濟的熏陶，誘發了他們的商品經濟意識。這也就是說，雇工提供給雇主的剩余勞動價值，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學費。我曾引用恩格斯說過的“行會的學徒和幫工與其說是為了吃飯和掙錢而勞動”,不如說是為了自己學成手藝當師傅而勞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310頁），來作為論據。凡是不抱偏見的人們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報道的在私人企業里干過一斷時間的雇工，利用所學技藝和經營知識，有的便另立門戶，辦起了個體私營企業，不在少數。
再次，我認為，個體私營企業主的收入中，還包括了一部分企業主作為管理者的收入。這是因為現階段我國存在和發展的個體私營企業，企業主無一例外地都是直接經營管理者，他們所從事的經營管理勞動，也是生產性勞動。馬克思指出：“當然，在產業利潤中也包含一點屬于工資的東西（在不存在領取這種工資的經理的地方）。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是作為勞動的管理者和指揮者出現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資本家在勞動過程本身中起著積極作用......這種與剝削相結合的勞動（這種勞動也可以轉給經理）當然就與雇傭工人的勞動一樣，是一種加入產品價值的勞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50—551頁）馬克思在此是把直接參加經營管理的資本家的經營管理勞動，和雇傭工人的勞動同樣看待的，并且提出這種勞動也是要創造價值的。實際上，就我國目前私營企業的情況來看，企業主的這種經營管理勞動就對其私營企業的重要性來看，當然是遠遠大于單個的雇工的。這是因為，經營管理是一種復雜的勞動，它不但要付出一定的體力，而且要運用科學的經營管理和經驗。根據馬克思提出的復雜勞動是倍加的簡單勞動的理論，私營企業主憑借其經營管理勞動，理應獲得高于雇工的收入。
其四，我認為，個體私營企業主的收入，還包括了一部分機會收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謂機會收入，是指在市場競爭中，抓住市場對某種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時機和需求的數量、質量，而獲得的收入。很顯然，市場機會是客觀存在的，它對每個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都是平等的。私營企業者要在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善于捕捉信息并能夠果斷的進行正確決策，以使本企業的產品和服務適應消費者的需要，從而賣得出去，及時地換回企業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一切費用，使企業在競爭中站得住腳，不至于虧損、破產。這樣的勞動，可以稱作是價值實現的勞動，這是一般人員不能勝任和從事的。因此，這種機會收入是對私營企業主的一種復雜勞動的補償。
其五，我認為，個體私營企業主的收入還有一部分屬于風險收入。這是因為，在商品經濟中，市場競爭對企業必然具有一定的風險性。這種風險性在于，一方面，企業主對自己的企業負有全責，即使是合伙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也是各當事人的共同責任。在正常的市場競爭中，如果經營的好，盈利增多，否則就要虧損，以至破產；另一方面，在企業發生虧損時，國家的稅收是要照收的，被雇的雇工的工資也是要根據合同照發的，因此我們決不能只看到企業主在盈利時的高收入，而且還要看到企業可能出現虧損時的財產損失的精神痛苦。
三、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趨勢：股份公司
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趨勢是怎么樣的？那這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
（一）個體私營經濟必然要被公有制所代替，或是走向股份聯合？
多數人的意見認為，個體經濟必然要走向消亡，被公有制所代替。不過個體經濟的消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即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之后才可以考慮。
我的看法是個體經濟必然要走向股份聯合的道路，這一走向趨勢是在逐步發展過程中。而股份聯合是馬克思所預言的“成為向共產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一種形式”。我的論文“馬克思的股份資本理論和我國企業的股份化”，發表在云南大學學報《思想戰線》1989年第1期，曾有具體論述。
馬克思的股份資本理論從資本主義股份公司的兩個“揚棄”入手，即通過集資把分散的私人資本集中起來轉化為社會資本，私人企業轉化為社會企業；實際執行資本家轉化為經理，資本的所有者轉化為貨幣資本家。于是，這個資本主義生產連續發展的結果就必然成為兩個轉化的過渡點：一是資本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即聯合合起來生產者的社會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二是與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二）個體私營經濟走向股份聯合有哪些好處？
我還認為，通過馬克思這種“平滑”的方式，讓個體私營經濟轉化為股份公司模式，對個體私營經濟者個人、對社會對國家對民族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弊，一是可以迅速籌措建設資金；二是可以發揮聯合者各自特長；三是聯合者互相監督；四是聯合者風險共擔。最重要的，是這種聯合，是對個體私營經濟的揚棄，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企業。
（三）個體私營經濟怎樣走向股份聯合？
個體私營經濟走向股份聯合只能通過自愿，而不能強迫。這樣，馬克思贊賞的股份公司通過“比較平滑的辦法把許多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資本融合起來”，就實現了這種過渡。
只得警惕的是，社會上有個別人幻想著有朝一日重新來一次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城市“一化三改造”，期盼著新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是很危險的傾向。個體私營經濟走向股份聯合決不能采用激烈的暴力對抗模式。因為“天下大亂”根本達不到“天下大治”。我國剛剛結束不久的史無前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亂，幸虧華國鋒、葉劍英老一輩革命家果斷粉碎“四人幫”，才結束了大亂；又幸虧“真理標準大討論”，批判并拋棄了“兩個凡是”，才逐步實現大治。回想在動亂年代，有人乘機奪權，例如“四人幫”就奪取高權；有人盜竊國寶，例如康生就盜竊不少故宮無價字畫文物；有的利用權力報復別人，例如江青葉群互相幫助迫害“仇人”；有的偷竊別人財物；多少人都經歷過相互殘害，其對國家對民族的傷害極其嚴重。
（作者簡介：趙俊臣，男，1944年11月生，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教授、碩士生導師、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長期關注改革、農村發展、扶貧、生態環境保護等問題。出版個人專著《股份經濟的理論與實踐》、《縣域發展戰略學》、《誰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體》。主編專著2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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