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鄉村振興的主體是人。人是有思想觀念的。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呈現出城鄉落差，農本價值解體。通過鄉村文化振興，賦予鄉村生活以價值感、幸福感和快樂感，才能激發起人們愿意在鄉村生活，并努力振興鄉村的活力和動力。在現階段，農村文化領域的主要矛盾表現為農村人口日益增長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與供給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要加強農村文化供給側改革，提高文化產品（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效率，形成健全的供給體系，提供豐富多樣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更加注重文化供給的可接受性，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實現文化領域健康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鄉村；文化振興；供給側改革
中共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的戰略，這是解決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城鄉差別問題的重大舉措。要振興鄉村，首先得振興人的精神文化。這是因為鄉村振興的主體是廣大農民。農民是有思想文化觀念的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只有通過鄉村文化振興，賦予鄉村生活以意義感、幸福感、快樂感，才能激發起人們愿意在鄉村生活，并努力振興鄉村的活力和動力。因此，在鄉村振興中，文化振興比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在現階段，需要通過文化供給側改革，為人們提供增量優質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以助推鄉村文化振興。
一、從“文化重建”到鄉村文化振興
文化有著豐富的涵義。廣義的文化包括價值、道德、習俗、知識、娛樂、物化文化（如建筑等）等，狹義的文化主要包括知識、娛樂等，但貫穿價值、道德、習俗等思想元素。總體上看，文化屬于觀念形態，是對人的精神的塑造。文化具有特殊的力量，能夠提升人的認識，形成相互聯結的精神紐帶；能夠凝聚人心，在共同的文化活動中消解困頓，賦予生活以意義、價值和快樂。
中國有著數千年的農業文明傳統，并創造了燦爛的農業文明。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時代，整個社會是一個以鄉土為根基的社會，社會的精神文化體系是以鄉土為基礎形成的。無論人們走多遠，位多高，其“根”在鄉村，“魂”在家鄉。費孝通先生將傳統中國稱之為“鄉土中國”。“鄉土中國”的含義不僅僅在于農業生產，還在于整個社會以農為本。社會的農本價值系統為人們生活在農村提供了行為理據，使得人們只有生活在鄉村才能尋找到人生的終極目的和意義。與此同時，鄉村自我創造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人們在極具鄉土氣息的文化活動中，獲得辛勤勞作后的快樂，身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愉悅，使其樂以忘憂，從而延續自己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生。從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的“深度中國調查”看，傳統農村有著豐富的文化生活形態。總體上，鄉村文化為鄉村生活賦予了價值和樂趣，使得人們愿意在鄉村生活和勞作，形成了安于農村生活的習俗，由此創造了豐富燦爛的農業文明。美國的漢學大家費正清對此有深刻感受，在他看來，“對一個享有較高物質生活水平的美國人來說，使他感到驚異的是中國農民在這樣困苦的生活條件下，竟能維持一種高度文明的生活。問題的答案在于他們的社會習俗，這些習俗使每個家庭的人員，按照根深蒂固的行為準則經歷人生的各個階段和變遷。這些習俗和行為準則，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變的社會現象。”
20世紀以來，中國快速進入現代化進程中。現代化以城市為中心，與日益興盛的城市相比，鄉村日漸衰落。在馬克思看來，“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列寧認為，在工業化時代，“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在工業化、城市化時代，城鄉地位的翻轉，造成鄉村衰落，其標志不僅僅是物質形態，更在于精神文化形態。重要特點是鄉村“喪魂落魄”，農本價值的解體。鄉村不再具有傳統社會那樣的價值優越感，反而被視之為“落后”，屬于“問題”的范疇。
20世紀上半葉，梁漱溟先生面對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衰敗深感憂慮。在他看來，當時的嚴重的農村問題從根本上說是“文化失調”。都市導向破壞了傳統的風俗習慣和道德規范這一中華文明賴以存在的基礎。都市化會造成中華文明“失根”“失魂”“失血”。只有復興“以農立國”的中華文明，進行文化重建，才能為中國解決農村農民問題尋求一條出路。為此他提出鄉村建設，基本任務就是依靠鄉村自治，創造一種以理性和倫理為基礎的新團體組織，由此推動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全面進步。
在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的大趨勢下，梁漱溟先生的主張顯然不合時宜，他的實踐也屢屢受到挫折，他本人也為之嘆息:“工作了九年的結果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但是，梁漱溟先生對于以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會造成農本價值的解體，農村農民被遺棄，農民難以在鄉村生活中獲得價值、意義和樂趣的擔憂是值得重視的。他希望通過文化重建，重建鄉村價值和樂趣的思路也是有積極意義的。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大規模工業化得以啟動，他還建言獻策，不能在工業化進程中忘記了農村，忘記了農民。
20世紀后期，中國歷經艱難曲折，終于解決十多億人的溫飽問題，從而步入大規模和快速度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這一進程無疑使得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都從中受益。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城鄉差別日益突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問題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既有的精神文化系統難以為人們愿意在農村生產和生活提供足夠的意義感、幸福感和快樂感。面對現代化的城市崛起，農村不再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快樂的地方，而只是不得已的棲息之地。
當下，大量年輕人“義無反顧”離開鄉村，走向城市。其重要原因是缺乏“義”。在鄉村務農除了收入不高以外，更重要的是被認為“沒本事”“沒能耐”。根據筆者及所在機構的調查，當下農村的性別結構嚴重失衡。大量青年女性奔向城市、落戶城市，農村青年男性娶妻難，只有背井離鄉脫離土地。一部分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后的最大不適應是文化的匱乏和心靈的荒漠。他們返鄉是一種不得已為之的行動，但凡有機會有條件，便不會像其先輩那樣自愿“葉落歸根”和向往“回歸鄉里”。
老年人務農和居住農村在全世界是一個普遍現象。但農村老年人對自己的社會地位的評價低于城市。據2011年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的抽樣調查，農村老年人認為自己社會地位低的比例達到22.6%，城市則為7.2%。這就意味著相當部分的農村老年人仍然在農村生活是屬于不得已的選擇。與此同時，農村分散，青年人大量外出，老年人沒有昔日“兒孫繞膝”的樂趣，最害怕精神孤寂。文化本是將老年人聯結在一起的最好紐帶，但由于缺乏文化紐帶，老年農民找不到生活的價值，不能通過共同的文化活動忘記日常生活的失落，以致在宗教迷信中尋求精神寄托。
中共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的戰略，是解決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城鄉差別的重要舉措。而城鄉差別不僅在于物質差別，更在于文化落差。要振興鄉村，首先得振興人的精神文化。因此，在鄉村振興中，文化振興比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近些年，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農村農民問題，非常關注鄉村的價值，提出要記得住“鄉愁”。2018年3月，習近平第一次提出鄉村文化振興的理念，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是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思考，反映了現階段中國農村精神文化領域面臨的突出矛盾。
一是農村初始改革主要解決的是吃飯問題。隨著物質生活由溫飽到小康的轉變，文化小康提上議事日程。在絕大多數農村人口解決溫飽以后，存在的問題是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之間的不對稱，物質獲得感與文化獲得感的不均衡。在相當多數的地方，人們富了口袋窮了腦袋。總體上看，隨著物質生活的改善，農村人口對美好文化生產的需求在迅速增長。2013年至2016年，全國城鎮人均文化消費從945.7元增長至1268.7元，人均絕對值增量323元，年均增長率10.27%；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費從174.8元增長至251.8元，人均絕對值增量77元，年均增長率13.86%。近些年電影發行的主要增長地域是縣鄉，小城鎮青年成為重要消費群眾。
二是原有的鄉村文化體系所依托的條件發生變化。傳統鄉村社會的意義感在于有一整套文化體系及其依托。如集體化時代，集體勞動、集體娛樂，雖然物質貧窮但有文化賦予的存在意義。農村改革以后，實行分戶經營，集體公共文化供給缺乏物質基礎和組織依托。人們難以通過集體文化消解家戶經濟單位內生的沖突和矛盾。根據我們的調查，物質生活的獲得感與精神文化生活的幸福感并不是絕對對稱的。在許多西部地區，盡管物質生活相對貧困，但長期歷史傳承的共同體的文化生活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幸福感和快樂感，社會心理問題不甚突出。相反，在長江區域的典型的家戶生產地域，物質條件大為改善，集體性的文化活動欠缺，精神心理問題更為突出。
三是人們對文化生活的需要更為豐富。在物質匱乏時期，人們的文化生活相對簡單。隨著物質生活的充裕，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多，更為豐富。當今的農村人口質量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這就是義務教育普及使得農村人口有了相當程度的知識水平，全球化使得農村成為“全球村”，農村進入信息社會，農村人口的視野前所未有地開闊，其文化生活需要迅速地豐富。根據一份調查，農村文化生活需求居首位的是建公園或廣場。其重要原因是城市流行的廣場舞已迅速向鄉村蔓延。
應該看到，在相當長時間里，城鄉差別還會存在，鄉村振興是一個長期努力的戰略目標和系統工程。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中，通過文化振興，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文化生活需求，為人們愿意在鄉村勞作和生活提供意義感、幸福感和快樂感，可以穩住人心、穩住人口，使得農村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從而為鄉村振興創造主體條件。近年來，春節期間大量人口由城市到農村，重要因素之一是農村更有集體喜慶的“年味”和群體性記憶的“鄉愁”。這說明，在城鄉差別長期存在的當下，鄉村文化振興具有一種特殊的力量，能夠緩解甚至化解因為物質條件差別造成的鄉村生活的意義感、幸福感、快樂感的缺失問題。
二、以文化供給側改革促進鄉村文化振興
在現階段，農村文化領域的主要矛盾表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與供給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一是供給不平衡。在整個文化供給體系中，以城市為中心，鄉村文化供給較欠缺。從統計看，2013至2016年城鄉人均文化消費差距在5倍左右，遠遠高于城鄉收入差距。在鄉村文化供給體系中，貧困地區又較欠缺。貧困地區不僅是物質貧困，更是文化貧困。二是供給激發需求不足。文化供給與物質供給不同，具有激發需求的功能。當今農村人口的物質生活和物質設施需要已基本滿足，而由于現代化、城市化激發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卻呈現出無限增長的勢頭，存在巨大的空間。三是以有效供給引導需求不足。文化需求有健康和非健康之分。如何“文以載道”，寓教于樂，以有效供給引導需求的提升尚存在不足。根據2010年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的抽樣調查，農村人口的閑暇時間增多，約六成農民一天的平均閑暇時間在3小時以上，但文化消費層次卻較低。有81.56%的農村人口選擇看電視，45.57%的選擇打牌。而打牌中則會帶入賭博等問題。
解決農村文化領域的主要矛盾，需要推進文化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其核心是提高文化產品（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效率，形成健全的供給體系，提供豐富多樣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更注重文化供給的可接受性，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實現文化領域健康可持續發展。
（一）文化供給主體的一主多元
文化供給主體是提供文化產品（服務）的人或者機構。文化供給側改革要適應農村人口對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形成以政府為主體，多元配合的有效供給體系。
在傳統社會，鄉村文化供給者和文化消費者是基本同體的，鄉村自我組織開展文化活動，自娛自樂。民間藝人具有一定的職業性，但生活在鄉土社會之中，屬于草根藝人。進入20世紀，政府成為文化供給主體，在政府部門設立有專門的機構，既是文化管理部門，又是文化產品提供部門。改革開放特別是近些年以來，文化產業興起，并成為文化產品的重要提供者。
在多元的文化供給體系中，政府是主導力量。現階段的文化供給主要是公共文化，這首先在于隨著農村社會發展，人們的生活領域和文化需求愈來愈超越狹隘的私人性和地域性，其公共性愈來愈強。同時，只有通過公共文化建設，才能將人們從狹隘的私人性和地域性中解放出來，促進公共性的生長。如文化場館、集體性的文化活動，既能夠滿足人們對公共文化的需求，又能培養人們的公共意識。正如馬克思所說:“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并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被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盡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其次，在相當長時間里，政府提供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更多地集中于城市，農村人口相對短缺。近年來，中央提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也應該包括基本文化公共服務。只有政府才能滿足農村人口公共文化的需求。再次，文化活動和文化產品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屬性，政府為主導的供給能夠充分體現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現階段，在農村精神文化領域，政府供給在許多地方還處于缺位狀態。如類似于城市圖書館的“農家書屋”尚存在不少空白地帶。
在政府主導下，也要發揮農民的自我供給和市場供給的積極作用。文化消費與一般物質消費有所不同。其最終目的是消費者精神愉悅。這種愉悅不僅僅在于獲得產品，還在于直接參與。農民是消費主體，同樣是生產主體。作為消費主體最清楚自己最需要什么樣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并希望通過直接參與其中獲得創造性樂趣。當下，許多農村人口之所以走出家門參與公共性的文化活動，不再只是守著電視機，就在于電視只是被動的接受，缺乏主體性和參與性，難以享受主體參與的樂趣。
隨著社會發展，文化產業前途無量。文化產業的重要特點是以市場為紐帶，對文化需求的信號捕捉最敏感。社會愈進步，人們的文化需求愈豐富，變化愈快。文化產業的市場機制促使其迅速了解和把握需求，及時提供相應的文化產品。但文化產業的供給需要相應規模。如何發展適應于農村特點的文化產業，還需要引導和支持。
（二）文化供給內容的多層次性
文化供給側改革的重要目的是提供高質量、多層次的文化產品和服務，以滿足人們日益豐富和多層次的文化需求。
文化是一定歷史階段和社會環境的產物，是社會進步的標志。由于不同的歷史條件，產生了豐富多樣的文化。文化無優劣，文明有高低。文化中體現著文明進步的成分，有“文野之分”。文化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提升。在物質匱乏的社會，文化也相對貧乏，更多的是與低層次的物質需要相一致的文化需要，即“俗文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們的物質生活的改善，文化需求空前活躍和旺盛，但較為流行的還是“俗文化”，與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同步。吃飯已上了層次，不僅是吃飽，還要吃好，但在文化方面還處于吃飽階段，甚至饑不擇食。相當數量的文化供給是弱智的，甚至是反智的。如抗日神劇，滿足了人們一種情感需求，但造成的是智力低下。
現階段文化供給側改革的重要任務是加強優質的文化產品供給，促使人們的文化生活水平與物質生活水平同步提高，甚至優先提高。優質文化產品不僅能夠滿足人們的情感需求，而且能夠提高人們的文明層次。中國素有“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優良傳統，即使是農民自我供給的鄉村文化，其中也蘊含著能夠促使農業文明持續發展的核心價值。富使人羨慕，貴才使人尊重。俄羅斯的經濟發展不如人意，但長期歷史形成的重文傳統得以保留下來，物質的不充裕并不妨礙其成為“精神貴族”。正是這種高貴的文化品質使其處變不驚，也贏得了廣泛的尊重。趙本山小品在國內很火，但在外國冷落，就是其文明格調不高，觸及了對殘疾人尊重的文明底線。過往，城市人不尊重甚至歧視鄉下人，其重要原因是鄉下人缺知識，少文化，文明低。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就是通過文化振興，讓農民不僅富起來，更要貴起來。而要讓城里人看得起，農村人首先要提升自己，讓自己看得起。
文化生活需要是多層次的。在高層次文化之下，還要大量亞文化。這種文化形態被稱之為具有地域性的大眾文化、通俗文化、民間文化、鄉土文化等，其重要特點是地域性、民間性、通俗性、草根性強，人們喜聞樂見。在傳統社會，民間文化廣受歡迎，如說書等。這種文化花費不大，但因為扎根生活，容易接受，影響廣泛。民間文化盡管提供主體在民間，但也可以傳播與主流意識相一致的文化信息。如傳統社會大量的說書傳播的是忠孝禮義等，只是以故事的方式來表達，而目前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可以通過講故事等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加以傳播和表達。
（三）文化供給方式的可接受性
文化供給最終需要為消費者所接受。文化供給側改革要改變傳統單向的供給方式，必須注重消費者的接受性，使文化產品和活動能夠為民眾所接受，發揮最大效益。
一是從可接受性出發。過往的文化供給，特別是政府提供的文化，更多是單向度的提供，不關心消費者是否需求，能否接受。如建立鄉村圖書室，擺放的圖書不是農民愛看和能看的，造成大量資源浪費。農村電影“2131工程”在許多地方放的是老電影，放電影的比看電影的還多。
二是可選擇性。在文化需求匱乏時期，文化供給方式單一，人們只是被動接受。“文化大革命”期間，八個樣板戲反復演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文化需求愈益豐富，文化供給方式要注意主動選擇性。如一些地方實行“超市化供給、菜單式服務、訂單式配送”，讓人們有更多的選擇，總有一款能夠滿足。
三是精準性。在文化匱乏時期，文化供給更多的是大眾性文化，屬于文化“大鍋飯”。隨著社會發展，小眾文化需求愈益增多。文化供給方式需要瞄準供給對象，以合適的方式滿足多層次的需求。如農村人口的老齡化是大趨勢，老年人行動不方便，需要采取合適的方式為老年人提供文化產品。現階段，通過低保等方式，農村老年人口的物質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但特別缺乏適合農村老年人口的文化產品供給。
四是信息化。信息化是大趨勢。文化供給方式要充分運用現代信息手段，采用“互聯網+文化供給”可以產生文化供給的倍加效應。如微信現在已在農村廣泛流行，但尚缺乏運用微信的方式提供適合農村人口需求的文化產品。
（四）文化供給機制的持續有效運轉
鄉村文化振興是一個持續運轉和不斷提升的過程，需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獲得持續不斷的動力。
一是聯動機制。我國在相當長時間里，經濟是主角，文化只是配角。地方普遍流行的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而鄉村振興是一個系統工程，文化不再只是配角，而是重要內容之一。因此需要將文化納入政府工作和考核指標體系，成為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各部門相互協調的重要工作。同時，要制定科學、合理、可評價、可操作的標準，以此使得文化供給不再是“軟任務”，而是硬指標。
二是互動機制。在一主多元的供給機制中，要通過政府的作用，形成多元互動和有效銜接。供給評價不僅僅在于政府一方，還應該包括消費主體。在供給側改革中，要努力將廣大民眾吸引到文化供給體系中來，形成政府引導和號召，群眾主動和積極參與的良性互動局面。
三是激勵機制。改善文化供給，提供優質高效的文化產品和服務，需要極大地激發社會活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與城市相比，農村居住相對分散，政府的文化供給可實行直接供給和間接供給相結合，更加重視間接供給。例如不是直接分配資源，而是自愿申請+績效獎勵，以鼓勵鄉村文化的自我供給。要特別重視發揮鄉土文化骨干的領頭作用，給予相應的激勵。農村文化資源相對匱乏，但存在諸多潛在的文化資源，政府要通過適當手段開發和挖掘，如激勵農民將祠堂改造為農村社區文化中心等等。
作者簡介：徐勇，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南學術》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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