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摘要：
●雙軌制保證了原來整個經濟仍然在一個范圍內合理運行，不至于說價格發生太大的波動；另一方面，在存量不動的情況下，保持增量進入市場。
●農村改革試驗區是為制度創新趟路，主要在土地制度、糧食購銷體制、農村合作組織、鄉鎮企業制度和農村金融等方面進行試驗和改革。
●40年和平環境使我們能夠專心在經濟建設上。我們現在還是需要朋友，要避免人們所說的修昔底德陷井。
●全球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就是社會收入差距的拉大，社會不公平。
●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重視兒童發展，通過兒童發展來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
●貧困地區的兒童發展水平遠滯后于城市兒童。貧困地區兒童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貧困的代際傳遞趨勢明顯。
上世紀80年代，盧邁以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智囊身份投身農村改革和發展，此后，他的目光再沒離開過農村和農村發展。
彼時，在“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的領導下，盧邁經歷和參與了中國1980年代一系列影響深遠的調研和農村改革，比如農村流通體制、農村改革試驗區等。
整個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中國改革還處于增量改革和市場經濟發育階段，上述調研和改革試驗囊括了產權制度、股份制、戶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等重要領域，為進一步的改革提供了示范和政策依據。
1990年代初，在美國學習和工作了幾年之后，盧邁于1995年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繼續參與農村問題的調研和改革工作。從1998年起，盧邁開始擔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秘書長。
1997年，在時任總理朱镕基的支持下，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注冊成立，隸屬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要職能是動員社會力量支持政策研究，推動改革進程。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成立20周年的時候，該基金會秘書長助理、研究一部主任俞建拖曾撰文稱，基金會本身是改革肇始一代創新求變的產物，繼承了這一代人的精神和工作作風，自身也折射出改革時代的務實、進取、創新、開放和多元的特色。這些特色對基金會的工作影響深遠。
自調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后，盧邁一直任職至今，20年間，他積極籌辦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促進了世界了解中國改革理念和改革成就，并在推動中國借鑒西方發展經驗上做出了重要貢獻。連續19年承辦至今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已經成為聯系中國政府與世界組織及商業界的最高級別的平臺。
更具意義的是，任職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中國貧困農村地區的發展和社會公平領域。這些年，他帶領團隊走遍了中國中西部的大量偏遠貧困地區。
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組織撰寫的《中國兒童發展報告2017》顯示，截至2016年，中國還有4335萬貧困人口，其中約20%是0-15歲的兒童。
自2007年開始，從反貧困、實現社會公平角度出發，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開展了改善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方面的研究和實驗，并最終促進了國務院在2011年秋正式啟動“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
該計劃的成效顯著，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陽光校餐”2015年報告顯示，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取得了顯著成效，超過90%的學校都建了食堂。
盧邁認為，營養改善計劃看似是一個吃飯的問題，其實是地方政府認識、治理水平的問題。
針對貧困地區兒童早期教育的缺失和不足，2009年，在盧邁的領導下，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全國開始實施“山村幼兒園計劃”（后來發展為“一村一園計劃”）。這個項目從青海樂都，如今已經擴大到全國9個省份，每年為6萬多名農村地區幼兒提供全覆蓋的早期教育。
業內評價認為，這極大提高了中國中西部地區及偏遠地區的兒童早期教育機會公平和質量，推動了兒童早期的發育與發展。
世界銀行的研究則顯示，兒童比成年人更有可能陷入貧困。投資兒童發展尤其是貧困地區兒童發展，有針對性地采取營養、健康、養育和教育等綜合的整體干預措施，確保貧困農村地區兒童獲得平等的早期發展機會，是從根本上消除貧困的代際傳遞、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反貧困和共同富裕目標的重要戰略舉措。
今年7月17日，世界教育創新峰會（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在其官網宣布，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起的“一村一園計劃”獲得2018年度WISE世界教育創新項目獎，成為自該獎項創辦以來第一個獲獎的中國項目。WISE世界教育創新項目獎是一個旨在鼓勵和倡導世界范圍內教育創新實踐的國際性大獎，被BBC等國際主流媒體譽為“教育界的諾貝爾獎”。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圍繞過去40年來中國農村問題和農村改革進程、貧困地區兒童早期教育干預的實踐等，界面新聞深度專訪了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
農村流通體制改革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
界面新聞：你長期關注農村問題并長期致力于農村發展，是不是與文革期間下鄉的經歷有關？
盧邁：是這樣的，我1968年下鄉，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呆過六年時間。
界面新聞：你在北京經濟學院期間，是不是就開始關注和研究農村問題與農村改革了？
盧邁：對，大學畢業以后我們自己組織了一個叫流通與市場研究組，那是一批研究生、青年教師組織起來的。這個小組在1982年底開始整理資料，然后開始參加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下稱農研室）的一些課題、調研，參加了一些工作。
界面新聞：當時就已經開始有跟杜潤生接觸了吧？
盧邁：是的。小組成立以后，當時的蔡小鵬是組長，他主動去找農研室尋求支持，杜老對我們很支持。王岐山同志當時在農研室的聯絡室，他組織接待，然后委托課題給我們，此后參與了很多調研工作。
界面新聞：當時做了哪些具體工作？
盧邁：剛開始做的還是讓我們要了解一下情況，首先參加了一些討論。他把當時發展組宋國青他們關于糧食統購統銷制度改革的一篇文章交給我們，讓我們提意見。流通所里面當時好幾位是社科院的研究生，大家一起討論以后，在會上發表了看法。當然宋國青他們已經做了很多研究工作，這篇文章深思熟慮。總的來講，大家支持文章中的主要看法，但是也提到了一些問題和困難。
杜老讓我們參加討論，也是想聽聽和看看我們有沒有研究能力，以及關心不關心農村問題。那次討論后，杜老就讓我們去農村了解情況和調研了。1983年，我們去農村了解流通體制情況，1984年，去了解貧困地區的情況，這些都是很有收獲的。對我們來說，更多的是一種鍛煉。
界面新聞：1983年，你們去了哪些地區進行農村流通體制改革調研？
盧邁：我們第一次下去調研的是湖北咸寧，主要了解當時農村流通體制的問題。經過調研，發現很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當時經濟作物種多了，價格很低，比如中藥材，當時還是供銷社收購體系，多的時候賣不出去，供銷社也不收購了，少的時候大家又在搶，而且供銷社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
界面新聞：當時這種矛盾在全國突出嗎？
盧邁：不突出，這是我們了解到的情況。整體上來說，從1978年一直到1993年底，中國改革處于增量改革階段，或叫做計劃體制內部增長出市場經濟階段，當時的主要表現是雙軌制過度。在1980年代初期，我們下去調研的時候也還是那種狀況，就是國家控制著絕大部分產品的價格，生產資料幾乎是100%，農產品也達到90%，生活資料等消費者都要憑票證，大部分都是由國家來收購。
界面新聞：農村流通體制改革在當時為何顯得那么重要？
盧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農業方面的一個重大改革，但是改革以后面臨的問題就是流通，就是市場。如果市場仍然是計劃體制內的統購統銷，仍然是一切要賣給國家，那么農民生產方面的積極性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界面新聞：最初流通體制改革帶來怎樣的積極效果？
盧邁：中國是從糧食開始先實行流通改革的，如果是超產的部分可以加價50%賣給國家。那么在糧食上就產生了價格雙軌制，就是在原來的政策以內農民賣給國家是統購統銷價，超過的部分賣市場價。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變化，雙軌制使農民有了非常高的積極性，因為增產以后可以賣高價。
盧邁：農村兒童發展是消除貧困的主要途徑｜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思想者③
界面新聞：糧食雙軌制是不是也產生了一些問題？
盧邁：當然產生了一些問題，比如幾戶農民可以把糧食都集中一家，他的定量本來很少，然后剩下的大部分按照市場價就賣了高價。最終的結果就是國家統購的部分數量不斷下降，而超購加價的部分不斷上升，導致國家財政有點承受不了，每年在這方面的支出多出幾十億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財政負擔。
界面新聞：改革開放初期，雙軌制是不是在當時有現實的合理性？
盧邁：按標準的教科書理論上講，這是不合理的，但是實際實行起來是非常有效的，既保持了經濟的運行，同時又解決了激勵和市場信息的問題。所以這應該是中國的一個創造。
從一些地方和領域的改革最后就產生出一個很明確的改革策略，即雙軌制的過度。1984年底，當改革要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時候，莫干山會議也提出這個問題。而當時領導人從實踐中，也自然認為這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更具體來說，一方面，雙軌制保證了原來整個經濟仍然在一個范圍內合理的運行，不至于說價格發生太大的波動；另一方面，在計劃體制下，存量不動的情況下，保持增量進入市場，這就意味著市場份額越來越大。
農村改革帶有典型的“增量改革”特點
界面新聞：回到農村改革本身，改革之前，中國農村是不是已經就有了局部的探索？
盧邁：改革之前，中國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制度、土地集體所有、農民集體勞動、產品由國家統購統銷，這一制度自1958年建立以來，一些地方的農民和敢于創新的地方官員就不斷嘗試回歸家庭生產的可能性，并獲得鄧小平、陳云等領導人的支持，但三次大規模的嘗試都被主張集體化的強大勢力制止了。
界面新聞：農村改革之初，爭論也是非常激烈的。
盧邁：對，1978年中國政府的農村改革仍是穩定和改善農村集體經濟，不許搞家庭聯產承包。雖然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也開始實行糧食定額收購，但由于部分地區受到自然災害等因素的影響，糧食歉收，1978年起安徽等地又開始分田到戶，這一過程也充滿激烈的爭論，但最終中央并未壓制，而是允許實驗。
界面新聞：杜潤生在農村改革如何突破意識形態之爭上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盧邁：中央支持包產到戶政策的出臺其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期間充滿了激烈的爭論，反對聲音很多，分歧很大。在意識形態上，反對者認為包產到戶不符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當時杜潤生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在政策起草過程中，他能把幾種意見銜接起來，讓改革能繼續推進下去。意識形態方面的束縛就是在改革過程中一次次被打破的。
界面新聞：您上面也提到，中國最初的農村改革其實是“增量改革”，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盧邁：主要表現在產權制度和價格改革等方面。
在產權制度上，土地作為農村基本生產資料仍屬于集體所有，農戶則擁有使用權和收益權。盡管改革以來關于土地產權的爭論不斷，但沒有證據證明這種制度安排影響了農地的使用效率和農業產出。農業生產之外，允許鄉鎮企業在計劃之外發展，實現了異軍突起。
在價格改革方面，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的國家收購確定定額，這部分定額的差價和農業稅以及農村集體的收費類似一種定額稅，共同構成了農民對國家和集體的義務，而在定額以外的增產部分，農民可以按超購價即國家收購價加價50%賣給國家和自由在市場出售，這部分收益完全歸農民自己所有。
界面新聞：這種增量改革最終也造成了雙軌制的局面，您上面也提到過。
盧邁：是這樣，雖然引起了一些問題，但這在當時改革之初的背景下，是有合理性的，更關鍵的是擴大了增量，推動了改革。
界面新聞：在改革過程中，雙軌制其實也一直是備受批評的，它畢竟引起了腐敗等諸多問題，今天回頭看，您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盧邁：是的，雖然有國外研究論證過雙軌制價格對資源配置的效率沒有負面影響，但國際組織、外國專家和國內部分學者對這一制度強烈批評，批評主要集中在改革所帶來的尋租、腐敗等社會影響。
在改革開放30周年時，我撰寫過一篇文章，當時我就認為，盡管這一戰略導致了利用雙軌制價格價差尋租的行為，并導致腐敗現象的發生，但與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價格迅速自由化引起的結果相比，這只能算是支付的必要代價。
在人類社會的巨大變革中，盡善盡美的模式只能是少部分精英烏托邦式的美好愿望，而現實生活中多種社會力量互相妥協的結果往往是“次優”選擇。
界面新聞：糧食雙軌制持續到什么時候？
盧邁：糧食雙軌制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初。1992年，市場部分已經占了主導，所以后來取消了糧票，取消了統購統銷，就順理成章了。到1993年的時候，國家農產品也好，消費品也好，都是市場定價占了主體。生產資料在當時也是大部分市場定價，所以從1994年開始宏觀經濟改革、財稅改革、匯率放開以及國有企業改革。
1990年代這一段，就是存量改革，進一步發育市場經濟，以及整合增量經濟與存量經濟。
界面新聞：隨后的價格改革是如何進行的？
盧邁：在上世紀整個80年代下半期，政府一邊實行價格雙軌制，一邊又想盡快實現價格并軌，因而引發了群眾的通貨膨脹預期，并導致并軌失敗。直到1990年代初期，宏觀經濟形勢相對穩定，城鄉居民收入提高，主要商品的市場定價已成主流，政府提高了糧食的銷售價隨后就放開了，并提高了煤炭的計劃價并向市場價并軌，在沒有大的市場波動和社會震動的情況下，完成了主要農產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改革。
界面新聞：價格改革過程中，是不是也有過波折，并付出了代價？
盧邁：1985年，由于開放了部分產品的價格，工資增長和信貸失控，引發了通貨膨脹，一直延續到1988年。1985年起，由于反通脹措施不夠及時有力，1988年，政府在通貨膨脹環境下試圖迅速推進價格改革，實行“價格闖關”，結果卻加劇了通貨膨脹，出現商品搶購和銀行擠兌的恐慌情況，不得不采取存款利率與通貨膨脹率掛鉤的措施和限制提款等行政手段，在付出經濟增速明顯下降的代價下才控制住形勢。
農村改革試驗區下的大膽嘗試
界面新聞：1987年，你牽頭成立了農村改革實驗區辦公室，當時的改革大背景是什么？
盧邁：1986年，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所成立后，到安徽阜陽地區進行了一個重要的調研，調研發現，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僅僅是一個市場價格的問題，還涉及到很多方面，還需要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等。這個調研最后形成了一個報告，并上呈給了中央。
所以198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為爭取農村經濟的新增長，鞏固和擴大改革的成果，促進農業生產，對農村改革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并通過了中央五號文件《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這個文件提出，要有計劃地建立改革試驗區。文件強調，根據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要求，逐步改革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建立并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是農村第二步改革的中心任務。
王岐山同志當時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所長，他被任命負責農村改革實驗區工作，我也參與了這個工作，擔任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副主任。當時，中央農研室副主任劉勘分管這方面的工作，杜潤生也親自領導了這個工作。
界面新聞：設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目的是什么？
盧邁：為制度創新趟路，主要在土地制度、糧食購銷體制、農村合作組織、鄉鎮企業制度和農村金融等方面進行試驗和改革。
1987年中央五號文件也明確提出，要繼續改革統派購制度，擴大農產品市場；搞活農村金融，開拓生產要素市場；進一步完善雙層經營，穩定家庭聯產承包制；發展多種形式的經濟聯合；對農村各類自營專業戶、個體經營者要實行長期穩定的方針，保護其正當經營和合法權益；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勞動力向鄉鎮企業轉移。
界面新聞：您當時主要負責哪些工作？
盧邁：我是被抽調過去的，先是從發展所調到聯絡室，然后又從聯絡室調到實驗區辦公室，協助王岐山同志做日常的管理工作。后來他調動離開后，我就擔任了農村改革實驗區辦公室主任。這一段時間里，主要是通過實驗區試點來推動制度建設，推動政策的制訂，這個過程也讓我很受益。
界面新聞：第一批改革試驗區設立在哪里？
盧邁：國務院第一批批準設立10個農村改革試驗區，安徽阜陽是其中一個，1987年2月，中央書記處農研室和中共安徽省委決定在阜陽地區設立鄉鎮企業制度建設試驗區，當年3月就組建了試驗區領導小組，農研室發展所副所長陳錫文是領導小組副組長，這個試驗區的目的是研究和探索鄉鎮企業制度、農業稅費制度改革、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土地制度建設、戶籍制度改革等等。
界面新聞：此后，全國各地設立了多少農村改革試驗區？
盧邁：在安徽阜陽的基礎上，先后在全國15個省、市、自治區建立了18個各種不同類型的試驗區，包括廣東、江蘇、北京、貴州、黑龍江、陜西等地。同時，還建立了400多個固定觀察點，每年都派出許多年輕人到試驗區、觀察點去工作。
界面新聞：北京的試驗區位于哪里，試驗目標是什么？
盧邁：北京的試驗區是在順義。最初想搞糧食集中種植經營，結果試驗過程中，把人家瓜秧都給拔掉了，說要集中起來搞滴灌，保糧食生產。這個做法明顯是錯誤的，中央農研室當時并不支持這么做。
但是當時還是容忍了，為什么？因為如果上面的目標要求北京市要完成多少糧食產量，那么北京市這個做法就是合理的。而且，當時利用現代化的噴灌設備和技術來解決北京的糧食集中生產，也算是一個試驗。
界面新聞：還有哪些試驗區令你至今印象深刻呢？
盧邁：山東的平度是試驗兩田制，一邊土地來進行規模經營，集中種植，另外每人都有自己的口糧田，那個地方土地面積大；江蘇是搞規模經營，鼓勵少數承包大戶用家庭農場的方式來耕作；廣東是進行股份制試驗，農民用土地入股；貴州畢節地區，當時是扶貧實驗區；貴州湄潭是實行延長土地承包期制度，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變，增人不增田，減人不減田。
界面新聞：貴州湄潭的試驗區在土地制度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盧邁：貴州的試驗區當時主要是省委農工部副部長李菁在推動。1987年4月，他就率調查組到遵義湄潭調研，最后商定以湄潭縣作為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之一。
1987年至1993年，該縣以“土地制度改革及農產品商品基地建設”為課題，開始了自試驗區成立以來的第一輪農村改革試驗試點工作。土地制度改革是他們自己提出來的，因為貴州省人多土地面積少，土地分散，而且每年或每兩三年就要根據人口變動等因素重新分配土地，非常不利于農業生產。
改革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土地效益不斷提高，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進一步穩定，特別是首創了“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經驗，貴州省還將試驗試點的成果納入到省委的決策和文件中去。當年，在遵義還召開了一次國際研討會，來評估和研討湄潭試驗區的成果。
界面新聞：這些改革試驗后來對中國土地改革產生了多么深遠的影響？
盧邁：在湄潭試驗區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礎上，最后形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政策，就是延長土地承包期，30年不變。它的意義在于，解決了土地承包期的不穩定，農民信心不斷增強，激發了農民對農業生產和土地投入的積極性，另外，有了這個基礎制度，才有了后面的種糧大戶，有了股份制等，推動了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這也從根本上提高了農村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產出率。目前，第四輪改革試驗，首先是耕地承包經營權有組織地適度規模流轉，有力推動了農業產業化發展，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益。
盧邁：農村兒童發展是消除貧困的主要途徑｜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思想者③
界面新聞：對于土地承包期30年不變，當時高層有沒有反對聲音？
盧邁：有的，當時有人下去以后，說這不公平，會產生很大的社會問題。但最終中央還是支持了這一試驗，并形成了一項基礎政策在全國推廣。現在回頭看，其實就是怎么看待效率和公平的問題，你如果要想讓土地利用效率更高，就必須犧牲一點兒公平，要絕對公平，那就要平均分配，隨著人口的出生，就要不斷從新丈量分配土地，但是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土地利用效率，降低農民對土地投入的積極性，這對于前期投入過多的農民其實是不公平的。
界面新聞：對這些試驗區的試驗，高層當時是不是很寬容，允許失敗？
盧邁：當時改革試驗區的實驗項目很多，包括鄉鎮企業制度建設、股份制合作、農業稅費制度改革、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土地制度改革、農民合作組織、戶籍制度改革等，這些試驗區一般都涉及到多項試驗項目，試驗難免會失敗，當時明確，試驗是允許失敗的，比如北京郊區順義的試驗就算一個失敗的例子，但是當時也沒有批評誰和處理誰，因為試驗就要允許失敗。
界面新聞：當時你們做了那么多工作，在今天看來意義很大，這些其實都影響到了今天的政策和改革，比如土地流轉、城市化等。
盧邁：很多事情是漸變的，政策也是有連續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時的試驗和政策推動，比如說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變就很有意義。
我們的政策很好的延續下來，從家庭聯產承包開始，農民有了一個基本的財產權利，然后又搞了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變，從三十年不變到現在的土地三權分置，鼓勵土地流轉，讓土地發揮更大效率，讓留在農村的人能夠有比較高的收入，這都是對的。
中國發展基金會是改革的產物
界面新聞：任職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是您事業上的另外一個重要階段，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成立于1997年，當時改革的大背景是什么？
盧邁：當時有個機構改革的大背景，涉及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還能不能保留的問題，參照國外的經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兩位老領導、著名經濟學家馬洪和薛慕橋就提出要設立一個基金會的設想，這是在1996年。1997年，事情就明確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還繼續保留，另外成立一個基金會，目的是動員社會力量來開展政策方面的研究。
對這樣的一個初衷，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很支持，所以1997年底基金會就注冊成立。1998年，機構三定方案確定，王夢奎同志和陳清泰同志把我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到基金會來，正式投入到基金會的工作中。
界面新聞：基金會第一個正式的大項目是牽頭承辦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這個后來影響巨大的論壇初衷是不是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關？基金會成立時，中國入世的步伐正在加快。
盧邁：是的，當時正值世紀之交，中國入世的步伐加快。中心領導參加過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后，中心領導提出，我們需要和世界溝通對話，特別是和國際企業界的對話，讓世界了解中國，也讓中國了解世界，要辦一個像達沃斯那樣的多層次的論壇。
2000年，基金會承辦的首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舉行。最初的設想就是要請跨國公司的老板、國際組織、學者來給我們出主意，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向他們講解我們的政策和意圖，彼此溝通。后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同志把論壇的宗旨濃縮成：與世界對話，謀共同發展。
界面新聞：現在來看，這個論壇實現了與全球對話的目標嗎？
盧邁：實現了。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對話，要讓人家理解我們，不僅僅是去單方面宣講，而是互相溝通；另外，各方企業間達成合作數不勝數，近年舉辦的地方政府活動也有投資落地。
界面新聞：中國加入WTO后，對干部、企業高管的現代化治理能力、管理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這一時期，基金會承擔了哪些項目，以推動中國治理的現代化？
盧邁：加入WTO以后，中國確實面臨著很多新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中央在2005年發布過一個關于加快培養干部的文件，要培養干部具有全球化視野，要適應國際交流，熟悉國際規則，能夠更好地促進國內的改革發展。
在此背景下，從2002年起，我們牽頭承擔了兩個項目，一個是與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合作的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另一個是與劍橋大學合作的企業管理高級研修班。
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從2002年開始，辦到2015年，辦了13期；企業管理高級研修班從2005年辦到了2015年，辦了10期。
界面新聞：這兩個高級培訓班一共培訓了多少人？
盧邁：參與這兩個培訓項目的學員一共有1000多位，有200多位先后進入省部級領導崗位，通過培訓，干部的水平和國際視野有了很大的提升。
近幾年來，隨著干部自身學歷的提高，專業能力的增強，以及國際交流的機會越來越多，這兩個培訓項目也完成了使命，2015年后都停辦了。
現在，應該說干部的水平比過去大有提高。但是我們還是要強調，中國后續的發展，還是要繼續學習和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包括企業管理經驗、現代治理經驗。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重要思想源泉，也是我們的指導方針，但是，社會是在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也是時刻處于變化之中的。各國也會有一些共同的問題，比如宏觀經濟管理、比如社會政策的實施以及社會保障體制建設。中國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長處，但是要學習借鑒別國的經驗，這是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現在，我們還是需要不斷放眼世界，哪些東西是人家先進的，我們可以借鑒，然后在借鑒的基礎上，我們自己再創新。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借鑒、引進消化、再創新的過程，我們趕超很難。
界面新聞：所以著眼未來，溝通總比沖突要更長遠，更符合我們的戰略目標吧？
盧邁：是這樣的，我們如果不意識到這一點，就會失去一些朋友。我們總是講朋友還是越多越好，小平同志以前說要幾十年的和平環境，這是很不簡單的，小平同志的預見性現在實現了，40年和平環境使我們能夠專心在經濟建設上。我們現在還是需要朋友，要避免人們所說的修昔底德陷井，避免和美國之間的軍事沖突。再踏踏實實干上幾十年，那么現代化一定是可以實現的。
界面新聞：基金會成立初衷之一是動員社會力量來開展政策方面的研究，這個工作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盧邁：最初幾年，基金會沒有啟動研究項目，精力主要集中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和培訓項目上。直到2004年，才開始啟動大型研究項目。次年，基金會正式承擔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項目。當年，基金會完成了《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5：追求公平的人類發展》，報告關注了我國發展中的不平等問題。獲得了聯合國計劃開發署“政策分析與影響獎”。
界面新聞：這份報告當年發布時，影響是不是非常大？報告顯示，中國經濟增長奇跡中的受益者與落后者之間的鴻溝正逐漸拉大，這種不公平尤其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性別之間及不同人群之間表現得極為突出。
盧邁：這個報告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國代表處來找到我們，希望進行合作。在這之前，他們都是和外國機構合作來研究中國。我們對這個研究項目很感興趣，希望組織專家深入對中國發展中的不公平問題進行研究，什么是社會公平，我們主張什么樣的公平，我們怎么來實現更加公平的發展？從基金會本身定位，研究的過程對我們也很有益。所以就承擔了這一項目。
在報告調研過程中，撰寫人李實、白南生，以及趙人偉和王紹光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都做了很多工作，把相關方面的理論也說得很清楚。
報告發布后，國內到底有多大的影響我們不敢說，但是報告發布前，如果你檢索“社會公平”，2005年以前的文獻不多。報告發布后，討論這個問題的學者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關注社會公平問題，也推進了政策的進步。
農村兒童發展是消除貧困的主要途徑之一
界面新聞：是不是從2005年這個報告發布以后，您更多的關注于農村貧困地區和農村發展問題？
盧邁：對。2005年的這份報告核心講的是公平。我想把它放在更大的背景下來說。全球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就是社會收入差距的拉大，社會不公平，具體到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中，中國的社會收入從剛開始的相對公平到基尼系數突破國際警戒線，差距拉得非常大。
那么中國怎么辦，基金會在做了這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后，一致的意見是，首先要幫助社會底層，而不是簡單進行一次財產的再分配。那么要關注社會的底層，重點就是貧困地區，以貧困地區的兒童入手。
所以，2006年我們開始調研貧困地區兒童狀況，發現貧困農村地區的學生普遍營養不良，很多地方的孩子們一天只能吃兩頓飯。當年，中國疾控中心在貧困地區做過一個調查，結果顯示，在西南地區有40%的兒童處于營養不良狀態，西北地區是20%。
從教育情況來看，貧困地區基本上孩子沒有得到學前教育，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學前教育普及率達到了50%，但在貧困地區，連這一標準都沒有達到。所以營養缺乏，教育的缺失，使得貧困農村的孩子們一出生就已經落在其他孩子之后。
界面新聞：這種狀況持續下去的話會怎樣呢？
盧邁：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社會收入差距會繼續擴大，還可能會導致代際的鴻溝。貧困地區的兒童，由于營養不良以及缺乏教育，極有可能再度淪入貧困線之下，貧困地區兒童發展問題成為當時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我們也覺得是最急迫的問題。
國外對于兒童發展的重要性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就開始提出兒童的發展問題。美國總統約翰遜宣布向貧困開戰，他們當時就開始了一些兒童發展項目。
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更充分了，主要是因為對于大腦的發展、發育，對腦神經科學有了更新的認識。所以在過去二十多年中，重視兒童發展，通過兒童發展來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
界面新聞：此后，基金會開始進行哪些實踐和推動呢？
盧邁：我們開始的時候并沒有一個完整的設想，我們是問題導向，看見了兒童營養問題，就先從校餐開始進入，從2007年開始，中國發展基金會開始在農村貧困地區開展學生營養改善項目。當年，基金會同時在做《中國發展報告2007：在發展中消除貧困》，基金會開始在廣西和河北選了兩個縣，借鑒國際的經驗，進行建食堂提供熱飯菜的試點，2000個孩子參與了試驗。
盧邁：農村兒童發展是消除貧困的主要途徑｜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思想者③
界面新聞：這一實驗的結果怎樣？
盧邁：實驗持續了兩年，兩年后，經過對照組相比，干預組兒童的身高、體重、貧血率和學習成績都發生了顯著的改進。這一實驗最后形成了報告，報告上報到國務院后，溫家寶總理做了批示，下撥財政資金用于改善貧困地區寄宿制義務教育學生的營養改善，還采納了基金會的供餐標準。2011年秋季起，國家實施農村義務制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這一項目一直持續至今。據統計，全國每年有3600多萬學生從中受益。
界面新聞：后來基金會為何又開始關注兒童的早期教育的發展問題？
盧邁：我們也是一個逐步加深認知的過程。國外說兒童早期發展更重要，2011年，我們在開國際研討會的時候，外國的專家給我們放了一個哈佛大學拍攝的孩子0到3大腦發育的短片，我們才注意到，原來大腦發育是這樣的一個過程，腦細胞居然有140億個。
我們查閱一些文獻確實也是這樣，我們就又開始關注兒童早期的發展問題。從營養包，到山村幼兒園計劃，再到0-3歲的早期養育計劃。
界面新聞：基金會的這些項目主要在哪些地區？
盧邁：我們的項目主要在西南、西北的貧困地區落地，僅山村幼兒園就在9個省21個縣開展。我們在四川深度貧困地區涼山州雷波縣、青海樂都、貴州七星關以及新疆吉木乃都有項目。
界面新聞：最近，世界教育創新峰會（WISE）把世界創新項目獎頒發給了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一村一園項目”。這一獎項被稱為世界教育界的“諾貝爾獎”，基金會是如何獲得這一獎項的？
盧邁：兩年以前，世界教育創新峰會來中國做推廣，我參加了他們的一次活動，在活動中，了解到了其他機構的一些申報和入圍情況。之后，世界教育創新峰會邀請我們基金會去參加會議，連續參加了兩年會議后，基金會決定申報“一村一園計劃”。
從理念上，基金會和世界教育創新峰會應該是一致的，都主張社會公平，要用創新的辦法來解決問題，而且是通過教育這種途徑來促進社會公平。
項目申報后，他們派人來中國非常詳細地了解我們申報項目的情況。然后從世界范圍內聘請專家做評審。我們最終獲獎，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對于我們進一步傳播理念是有意義的。這對WISE來說也有好處，擴大了在中國的知名度，中國各界對他們的了解也更多了。
界面新聞：在評獎過程中，財務穩定性、是否可復制、目標明細等等這些，是不是獲獎的重要指標？
盧邁：是的，這些都是他們需要詳細了解的，我們“一村一園計劃”的長處，也是方法簡便、服務可及、成本合理、質量保障。這一計劃很容易在各個山村復制，直接服務到村，讓孩子能得到全覆蓋的早期教育，成本也不高。
我們已經開過五屆反貧困兒童發展大會，去年還開過一屆關于普及山村幼兒園、實現一村一園的會議，國內外對這個項目的反應很好。所以，我相信這一項目是可普及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也明確，到2030年，每個孩子都有學前教育的權力，都應該接受學前教育，這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我們相信，如果按照我們的計劃做下去，達到90%的目標是沒有問題。達到90%，意味著把最后鄉村里的孩子都已經囊括進來，就實現了普及性。
界面新聞：這個項目在公眾和業界引起了很大的關注。我們了解到，這個項目是從2009年開始實施的，當時為何要實施這樣一個項目？
盧邁：2009年，我們在青海樂都等地都發現的一個問題，國家現在重點要推學前教育。但是在很多農村，還沒有幼兒園。調研中，我們看到的很多貧困地區的兒童很怕生人，不敢見人。我們在青海樂都和云南尋甸做家訪的時候，孩子五六歲了，一見到外人就躲到姥姥、奶奶身后去。對此，心理學家解釋，他們在生人面前有非常強烈的不安全感；另外，他們不知道怎么對待陌生人，不會像城里的孩子，家里來個客人，孩子們會打招呼，與陌生人交往很自然。在農村，這樣現象非常普遍。
這種不安全感如果伴隨他成長，等將來他長大，社會交往的能力就會很差。
我們也做了更深入的測試，這些農村地區的孩子在語言、認知、社會性、記憶力等方面，都和城里孩子有很大的差距。我們在青海樂都發現，這里3-6歲的孩子的認知發展水平不足城市兒童的60%；語言發展水平只相當于城市兒童的40%。
界面新聞：這些對于兒童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有多大？
盧邁：基金會曾做過關于“孩子健康狀況對未來國家競爭力影響”方面的研究。研究表明，兒童營養不良會影響人的智力發育，蛋白質的缺乏可使智商降低10-15分，缺鐵性貧血可使智商降低5-8分。
兒童早期是一個人大腦發育的關鍵時期，是他的性格養成時期，對他的社會性發展來說也是關鍵時期。在這個時候，如果沒有良好的教育的話，錯過了這一關鍵時期，再干預就很難了，在未來成長中，他會面臨很多的人格障礙，比如不愛表達、害羞等。
貧困地區的兒童發展水平遠滯后于城市兒童。貧困地區兒童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貧困的代際傳遞趨勢明顯，如錯過最佳的干預時期，會影響他們未來的發展，當這些兒童是數以千萬計時，對國家和社會來說就是重大損失，將來要付出的代價將是巨大的。
界面新聞：影響孩子早期發展的因素有哪些呢，主要因素是貧困嗎？
盧邁：自然環境、社區環境，這些因素都是。但是更多的是家庭因素，比如留守兒童、貧困家庭、單親家庭。當然，在貧困的地方，這些因素最容易發生，這些家庭，顯然要先解決生存問題，所以孩子會被忽略，其成長中的基本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孩子也常常處于不利的成長環境中。
研究發現，在處境不利環境中的兒童，如果面臨的風險因素達到一定數量，比如單親、家暴等，他人生可能就失敗，失敗的可能性非常大。
界面新聞：“一村一園計劃”落實得情況如何？
盧邁：“一村一園計劃”最初叫“山村幼兒園計劃”，其中“一園”指的就是山村幼兒園。2009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開始這個計劃，最初叫“山村幼兒園計劃”，就是將山村幼兒園設在村一級單位，通過和縣級政府緊密合作，充分利用各村現有閑置資源，招募當地幼教志愿者，為偏遠貧困村落3-6歲兒童提供低成本保質量的免費學前教育。
目前，“一村一園計劃”先后覆蓋青海、云南、湖南、四川、山西、新疆、貴州、甘肅和河北九個省的21個貧困縣，惠及17萬貧困地區兒童。
界面新聞：從兒童早期教育干預這類項目實施的效果來看，一村一園的項目解決了孩子的早期發展問題嗎？
盧邁：我們真的不敢說能完全解決，現在追蹤來看，在青海樂都，基金會追蹤了山村幼兒園受益兒童（占全縣同年齡段學生總數45%）進入義務教育階段后的學業表現。研究發現，全縣排名前40%的學生中有超過七成曾就讀于山村幼兒園，這些孩子曾經面臨留守、貧困等不利境況，他們中的大部分原本沒有機會上幼兒園。
貴州松桃縣于2012年啟動山村幼兒園項目，現在有18000余名在村里接受過3年學前教育的兒童已進入義務教育階段，他們中也有62.2%的學習成績穩定居于全縣同齡兒童排名的前40%。
界面新聞：“一村一園計劃”未來的目標是什么？
盧邁：“一村一園計劃”是我們的愿景，希望到2020年底，貧困地區每個擁有10個以上適齡兒童的行政村都能有一所‘公辦+公益’幼兒園。
目前，山村幼兒園老師成為孩子們的主要心理依賴。我們同事去家訪，孩子很信任老師，很多時候愿意和老師溝通，這個干預彌補了孩子們的父母不在身邊的情感缺憾，給孩子們帶來溫暖，對他的情感發育很重要。下一步，我們準備也在地方試驗，在每個村里面要有設立一個兒童主任，把單親家庭、孤兒、殘疾、發育遲緩的孩子都管起來。
界面新聞：兒童主任是個什么概念？
盧邁：過去村里就有婦女主任，管計劃生育，很積極。現在在農村，應該設立兒童主任，專門服務于兒童，幫助他們成長，這順理成章。在村里設立這樣一個職務，本身花費并不多。我們在河北大名縣已做了試點，給他們明確責任，做的挺好，幫助這些貧困家庭，上戶口，報低保，包括下學回家監督孩子做作業，放假的時候，把孩子們集中起來管理。
界面新聞：貧困地區的兒童發展問題其實與中國改革和發展息息相關，而且，也需要各種社會力量參與進來，對此，你對未來有什么樣的期待？
盧邁：中國對社會公平問題很重視，對于貧困都是有人文關懷的。1984年，改革不久，中國就已經注意到了貧困問題，國家開展了大規模的扶貧行動，并進行了社會普遍的動員。十八大以來，在脫貧攻堅上下的力量更大，我們相信到2020年中國消除絕對貧困是可以做到的。
以此為起點，中國還需要減少相對貧困，增加中產階層，讓人們過上更好的生活。全社會關心，全社會支持，是社會更和諧、更美好的前提條件。尤其是高收入階層，可以把孩子送出去，把家搬出去，但是你的根還是在中國。
香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流行的都是賺錢文化。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社會開始有了一種覺醒，香港企業家們帶頭呼吁要更多關心窮人，要做公益，香港的社會風氣才有了很大好轉。到現在國內做公益的時候，香港的公益組織、社工還是做得很好。
富裕階層，包括明星大腕兒，還有企業家名人，他們要在這方面做出表率。政府在努力，社會要更努力，這有著特別實際的意義。現在白領群體的焦慮，部分因素是和富人的行為有關系的。在我們的交往中，中國現在也有一些企業家即使做公益，不少也是要名要利，長遠的事情考慮太少。當然，在于我們的合作中，也有很多企業家不為名利。
現在是時候該醒一醒了，要這樣下去，疫苗事件再發生，還有什么陰陽合同，都是名譽掃地的事情，隨著社會分化，這種事情只會加劇仇富心理，這很讓人擔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界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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