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收入—消費—多維”視角的分析框架
一、問題的提出
“農民工”一詞獨具中國特色，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歷史產物。農民工是指脫離農業生產、在城市從事非農經濟活動并居住生活的持農業戶口的勞動者，具有亦工亦農的雙重身份。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農業生產率大幅提高、耕地面積不斷減少以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漸變，勞動力市場處于非均衡狀態，農村“隱性失業”問題日益嚴重，加之工業化、城鎮化的深入推進，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自發地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以尋求就業崗位和個人發展，由此從農民中分離出了一類規模漸趨龐大的特殊社會群體——農民工。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末，中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652萬人，同比增長1.7%，較2008年約增長了27.1%；盡管2011～2015年農民工總量增速分別比上年回落1.0個、0.5個、1.5個、0.5個、0.6個百分點，但2016年出現觸底反彈之勢且總量逐年增加。作為城鄉二元結構和改革開放的伴生物，農民工是中國新增產業工人的主體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他們涌入城鎮務工，投身城市建設，既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也為貧困戶脫貧致富帶來了希望，部分地區實現了“輸出一人、脫貧一戶、帶動一批”的效果。近十年來，農民工收入水平普遍升高，不少農民工甚至擺脫了物質貧困。相比于城市居民，農民工較少分享到城市改革發展的成果（所得工資和福利水平低下），至今仍帶有明顯的原居住地貧困痕跡，并在向城市轉移過程中表現出經濟貧困、權利貧困、能力貧困、精神貧困等多個方面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在社會轉型時期，農民工的貧困兼具持久性、相對性、隱蔽性、演化性、循環累積性和代際傳遞性等特征。若不解決此類貧困問題，將會給城鄉帶來一系列嚴重的負面效應，譬如增加城市貧困治理難度、加大城市就業壓力、阻礙“大眾消費”市場擴大、降低社會人力資本積累速度以及激化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利益沖突等。如所周知，農民工貧困問題是全面深化改革時期扶貧面臨的新課題，不僅直接影響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也關系到城市社會的發展，更關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能否順利實現。而且，相較于原居住地的貧困，農村轉移人口的貧困的治理更加復雜和棘手，以至很多低度權利的相對貧困人口未被納入國家扶貧對象之列。貧困問題的有效解決需建立在客觀而可度量的貧困標準的基礎上。在傳統減貧策略中，由于中國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性質，收入和消費水平作為衡量貧困的標準是一種有效方法。然而，對于大批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而言，其適用性受到了極大局限。即使如此，進城農民工家庭貧困問題仍未脫離貧困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就貧困理論的研究邏輯來看，其研究視角的拓展實際上遵循了“單維→多維”的路徑。換言之，依照阿瑪蒂亞·森的可行能力剝奪理論，對個體貧困程度不應僅采用收入或消費支出衡量，還需從可行能力（核心指標）、政治自由、社會機會、透明性保障和安全防護等多維度來考察。因此，為消除進城農民工家庭貧困、促其融入城市以及增進其福祉，當前亟待對此類群體的貧困問題進行全景式研究，借此探尋扶貧機制改革和政策創新之路。
二、研究設計
（一）分析框架
共分四項內容：第一，以絕對貧困線（人均3.1美元/日的國際貧困線）和相對貧困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的一半）作為進城農民工貧困線，基于收入或消費單一維度和二者聯合的視角，測算、比較中國及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進城農民工家庭多種類型貧困發生率，以期為今后進城農民工貧困線的制定提供啟示和借鑒。第二，遵循“絕對貧困→相對貧困→多維貧困”的邏輯主線，展現、描述中國進城農民工家庭貧困的總體狀況和空間差異。第三，通過比較多個維度的貧困表現（嚴重性或相對貢獻度）來提供洞察進城農民工家庭貧困的新視角，并給出精準扶貧策略的優先序。第四，實證分析收入或消費貧困與多維貧困之間的交互關系，既利于深刻理解進城農民工家庭貧困的本質和諸種表現形式，也益于為城市新貧困治理機制提供理論來源和方法借鑒。
（一）測度方法
1.貧困發生率。鑒于本文研究對象與普通農民工家庭不同，他們在各方面更接近城鎮居民，因此采用以下兩種貧困線測算其貧困發生率：一是絕對貧困線，即世界銀行建議的中上等收入國家每人每天3.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按國家統計局的測算方法，相當于2015年城鎮人均5079元；二是相對貧困線，以201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一半（14564.5元）為標準。
2.貧困敏感性。由于收入或消費貧困發生率會隨貧困線的升降而變化，因此可用每提高一檔貧困線所致貧困發生率的增幅來表示貧困敏感性。農民工家庭的貧困敏感性愈高（或貧困線較小的移動引發貧困發生率很大的變化），表明他們抵御外部因素對收入或消費沖擊的能力愈弱。
3.A-F方法。基于阿瑪蒂亞·森的可行能力剝奪理論，以Alkire and Foster（2007）提出的貧困指數（簡稱“A-F方法”）作為測度進城農民工多維貧困的基本分析框架。A-F方法是諸種多維貧困測量方法中應用最廣泛的方法，主要包括多維貧困的識別、剝奪的識別（各個維度的福利取值）、貧困加總、權重設置和貧困分解五項關鍵工作。
（二）數據來源
全文所用樣本數據源自國家統計局2015年城鎮住戶抽樣調查，本文從中隨機選取了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共1962戶舉家定居在城鎮的農民工家庭，他們有別于本人在城鎮就業、家人在農村生活的農民工家庭。在總樣本中，東部地區（天津、江蘇）630戶，占32.11%；中部地區（江西、湖南）352戶，占17.94%；西部地區（內蒙古、云南、陜西）635戶，占32.36%；東北地區（遼寧）345戶，占17.59%。
三、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從“收入—消費—多維”視角探究了中國進城農民工家庭貧困的規模、程度、空間分異及其內在規律，得到以下主要結論：當前進城農民工家庭的貧困類型以消費貧困和選擇性貧困為主，同時相對貧困問題較為嚴重。進城農民工家庭抵御外部因素對收入沖擊的能力遠弱于抵御外部因素對消費沖擊的能力，此種情況在中部地區尤甚。中部地區進城農民工家庭的多維貧困最輕微，而西部地區最嚴重，且隨著貧困維數的提高，相應維數的貧困發生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分維度和區域考察，教育維度貧困是造成中國及東部、中部、西部地區進城農民工家庭多維貧困的最主要因素，健康維度貧困只是導致東北地區進城農民工家庭多維貧困的最主要因素，生活方面的衛生廁所、沐浴設施、炊用能源以及資產數量等維度的被剝奪情況最嚴重。經濟落后地區進城農民工家庭的多種貧困發生率、平均剝奪份額和多維貧困的最高維數并不必然高于經濟發達地區進城農民工家庭。進城農民工家庭十維脫貧率同n維（1≤n≤8）貧困發生率之和相近，其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進城農民工家庭十維脫貧率低于中國平均水平。此外，進城農民工家庭收入（或消費）貧困與多維貧困屬于互補關系，二者兼具差異性和關聯性。
全面深入認識進城農民工家庭貧困，不僅需用收入或消費來衡量，更應運用系統的眼光從多維角度來考察。基于前述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一是加大政府干預力度，消除拖欠工資現象，確保進城農民工家庭收入穩步增長、消費能力逐漸增強，使其“能消費、敢消費、愿消費”，減緩消費貧困和選擇性貧困。二是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同時注重發展職業技能教育，實現兩種教育的有效對接，促使進城農民工家庭在理性選擇的情況下提升文化程度和教育回報率。三是多渠道為進城農民工家庭提供符合基本衛生、舒適、便利和安全條件的廉租房、公租房或經濟適用房，增強其居住的滿意度及對所在城鎮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提高其市民化質量。四是加強公共財政投入，健全進城農民工家庭醫保制度及其監管體系，并根據地區差異，為進城農民工家庭提供不同模式的醫保措施，提高其醫療保險保障水平。五是加快研制收入貧困、消費貧困與多維度貧困互補的貧困識別指標體系，彌補收入貧困與消費貧困在測量上的缺陷，以全面反映貧困的脆弱性、復雜性和持久性，助力政府更有效地治理城市貧困，提升進城農民工家庭在收入、消費、教育、健康和生活質量等方面的整體水平。
作者：郭君平1 譚清香2 曲頌1 作者單位：1、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2、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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