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我國社會變遷的一個透視
摘要: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促進了農民經營的自主化，農村勞動者參與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體系，促進了農村的社會分化，農村呈現出分化性發展的特點。在開放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社會整合包含著眾多矛盾，具有張力性整合的特征。把農村放入城鄉關系中進行分析對于理解中國的社會變遷具有一定啟發。要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使農村分化與整合相適應，需要在城鄉一體化的思路下提高農村的能力和地位。
關鍵詞:中國社會變遷;農村的分化性發展;農村的張力性整合
一、農村社會視角下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社會變遷之概觀
從1978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算起，至今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四十年。四十年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是一個全面、深刻、持續的社會變遷過程。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也是一個社會結構發生復雜分化、社會組織方式和格局多元化、社會問題不斷解決和再生、社會發展成果積累和再探索的過程。1994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的題為《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的文章從社會學的角度指出，改革開放15年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最根本變化是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的轉變，包括社會組織和管理方式、社會整合模式、政府間關系以及包括戶籍制在內的身份體制的可能變化[1]。那么，25年之后我國的社會變遷是否具有上文指出的特征，或者說，四十年來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是學術界和關心社會進程的人士所關注的。本文從農村經濟與社會的角度，分析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給農村社會帶來的變化，并力圖從這一特定角度透視四十年來我國的社會變遷。
從根本上來說，四十年來我國的社會變遷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化的過程。這也是國家和人民力圖擺脫貧困、走向富裕、以實現民富國強的實踐過程。這個過程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它通過改變生產關系而引發了農村經濟在一個時段的快速發展，而農民脫貧致富的強烈愿望和農村工業化的啟動使社隊(鄉鎮)企業得到發展，在一定從程度上改變著農村普遍貧困的狀況，也溝通了原本分割的城鄉關系。農村非農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出現和城市改革的相對滯后又給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創造了機會，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有力地支持著城市建設和改革，也改變著城鄉關系，反過來也帶來農村的變化。90年代中期，中央啟動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這以改變國營(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的低效率為根本內容的改革，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也帶來復雜的社會問題。自此，我國的經濟發展逐漸變為以城市為中心，農村成為各種資源的提供者，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在一段時間內被忽視。當外向型城市中心經濟體系的發展遇到困難、農村發展因內外挑戰而陷入困局時，政府從全面現代化的角度回過頭來重新關注農村，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力圖解決長期以來積累的農村問題，擴大內需支持城市經濟發展，建構相對平衡的城鄉關系，促進國家整體發展和現代化，這也說明農村在我國整體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國的重大經濟社會進步、社會問題及其解決都與農村有著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系?？梢哉f，改革開放四十年是中國政府、社會和民眾不斷解決農村問題、調整城鄉關系、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過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及社會問題是這一復雜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農村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待整個社會的變遷，既是一個重要側面，也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本文在理論上采取功能主義的分析視角，這是由我國四十年來改革開放是漸進性和自我調整過程的基本特點決定的。借鑒功能主義的理論，本文擬從分化與整合的基本視角來分析問題。分化與整合是功能主義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分化既包括系統內部結構要素的增加、系統規模擴大帶來的分工，也包括系統及其各部分從承擔較少功能變為承擔較多功能。分化是發展的基礎，但是系統要保持自己的穩定和有效運行就要求整合，即系統的各個部分、各種功能要互相協調。各部分之間不能實現較好的整合就處于張力狀態，張力是結構之間不協調的、試圖打破原有平衡的力量。良好的分化和整合會帶來系統的發展，不良的分化、較差的整合會給系統的生存與發展帶來問題和危機[2]。
四十年來我國農村的變化充滿著復雜的分化與整合，這既發生于農村內部，也存在于農村和城市之間;既表現在經濟和社會領域，也包含于政治和社會秩序的維持之中。本文擬使用分化性發展與張力性整合的概括來說明四十年來農村發展變化的特點。這里的分化性發展是指農村通過分化而實現發展，同時也是有差異、不平衡的發展。張力性整合是指帶有張力的整合，是系統未能消除張力的挑戰而處于有限整合、包含多重矛盾的狀態。在改革開放中，農村內部、城鄉之間存在著眾多矛盾和社會問題，改革開放就是要處理這些矛盾帶來的張力，促進更高層次的整合，但是這種整合又總是處于各種張力的威脅之中。下面讓我們來分析這一過程。
二、改革以來我國農村的分化性發展
(一)農村基本問題及解決的努力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農村乃至全國的主要任務是解決貧困問題。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單位制”“戶籍制”造就了影響深遠的城鄉二元結構，當時全國農村的貧困發生率達97.5%。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經濟、解決貧困問題就成為國家的首要任務，發展經濟、解決城鄉居民基本生活問題也就成為改革開放的基本入手點。20世紀80年代初，在中央的推動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標志的農村改革迅速展開。接下來是取消人民公社體制，建立鄉鎮－村體制?！凹彝ヂ摦a承包責任制”實行“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是自己的”分配政策，這使家庭處于主動地位，極大地激發了長期以來被壓抑的農民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出現，農民的兼業化、非農化、外出務工經商日益廣泛。后來，特別是在中西部農村地區，農民突破各種限制、外出務工經商幾乎成為農民家庭獲得較高收入的主要渠道，并造就了規模日益擴大、持久的“民工潮”現象。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這一改革對農村經濟社會也產生了直接、間接的影響。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全國廣大農村地區獲得較快發展、具有社區經濟特征[3]、且“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社隊企業(后改稱為鄉鎮企業)，通過改制和市場競爭基本消失，集體經濟走向衰落。中西部農民越來越多地以個體身份到城市和東部發達地區打工，中西部農村逐漸形成了“打工經濟”。據國家統計局監測調查，2015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747萬人，外出務工者人均月薪3359元[4]。外出打工成為中西部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獲得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也對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著復雜影響。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高科技化進一步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引擎，城鄉經濟體系進一步向城市方面傾斜。糧食種植的高投入、低收益和外出務工獲得較好工資收入的比較，使得農民也開始輕視農業，農地“拋荒”已非個別現象。農村的年輕一代在城市生活方式的誘導下，力圖逃離農村。
在解決農村貧困和低質量生活方面，政府所做的基本上是政策引導，比較實質性的是改善農村公共設施。“村村通”(通路、通電、通網絡)改善著農村的基本面貌，廢止“農業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在大力推進城鎮化的政策導向下，全國出現了擴建城鎮運動，“征地拆遷”成為普遍的、政府與農民利益博弈的焦點。面對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和農村居民的迫切需要，政府出臺了幾個帶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政策，以改善農村貧困群體、脆弱群體的生存狀況。2006—2009年，中央政府部門出臺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政策，這些為解決農村貧困問題、廣大農村居民醫療方面的困難做出了努力，也產生了一定作用。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得到改善。
(二)農村發展的分化與不平衡發展
1.農村居民收入和物質生活的改善
四十年來，在改革開放政策指引下，經過政府與農村居民的共同努力，農村面貌、農民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居民的物質生活水平總體上有了明顯提高。據國家統計局調查統計，1978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133.6元，1988年達到545元，1998年達到2162元，2008年增加為4760.6元，2017年則達到13432元。我國農村的貧困發生率(2010年標準)1978年為97.5%，2000年為49.8%，2011年為13%，2012年之后我國加大扶貧力度，農村貧困發生率逐年降低，2015年為5.7%，2016年為4.5%，2017年則降為3.1%。[5]與此相應的是農村居民物質生活的明顯改善。從缺衣少食到較高質量住宅的大量興建，從商品緊缺到很多家庭擁有自己的汽車，從日復一日的田間勞作到可以外出旅游，都反映了農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變化和生活質量的提高。我們還可以通過恩格爾系數來看農村的變化。1978年，我國農村的恩格爾系數為68%，2003年為46%，2016年這一數據為32.2%，2017年進一步降為31.2%[6]?？梢哉f，總體上我國農村在向富裕類型邁進。農村貧困問題的解決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最主要的表現，除此之外，“村村通”工程的實施，極大地改善了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電視的普及、微信網絡開通，都對農村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
2.農村內部的分化
在分析我國農村總體發展時還必須看到這種發展的不平衡性，看到農村發展的分化和城鄉之間的差距。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鄉村最為突出[7]。農村發展不平衡與本文研究的改革發展中的分化也有直接聯系，而且很多不平衡實際上是多年來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矛盾和問題積累的結果。
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為農村走出貧困、獲得發展創造了機會，也給過分分化和農村內部問題的積累提供了條件。按照功能主義理論，一個系統的自然分化能帶來相應的整合就會促進系統的發展，只有分化缺乏整合就會形成問題。四十年來，我國農村總體上從普遍貧困走向全面小康和富裕，但是農村內部有很大差異。不但在地區之間、村莊之間，就是家庭之間和代際之間，這種分化也是顯見的。
地區之間的農村分化是長期以來就存在的。這里有自然地理原因，文化和社會因素也在起作用。東部地區和近城農村的發展條件較好，易于獲得城市輻射并得到發展。中西部地區農村交通不便，其發展機會就較少。在改革過程中，政策和人的因素對于鄉(鎮)村的發展的影響十分重要。在同一地區，有的農村改革前集體經濟家底較厚，并在改革中做了恰當處置，實施了符合本地(村)發展的措施、抓住了機會，這些村莊的經濟社會發展就較快。農村發展的不平衡也見諸家戶之間。勞動力多、勞動能力強、比較能適應市場化改革的家庭的經濟狀況明顯好于其他家庭，他們的擴大再生產條件、衣食住行條件、文化生活和發展條件，絕不遜于城市的一般工薪家庭。但是也有一些家庭因為其成員素質較弱或年老多病殘疾，而難于在市場中與他人競爭，生活陷入貧困而難以自拔。農村的分化也發生于代際之間，兩代人在居住條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有明顯差異。
總的來說，四十年來我國農村在總體上是發展了，這種發展來自于市場化改革催促的分化，但是這種分化所導致的發展并非是整體性的，而是不平衡的。這就是本文所說的分化性發展的兩層含義。
三、改革以來我國農村的張力性整合
(一)農村整合的基本特點
分化要求整合，如果沒有及時有效的整合，就會出現社會失范，產生復雜的社會問題[8]。改革開放以前我國是總體性社會，實行的是行政性整合。80年代初改革啟動以后，我國絕大多數農村實施了一包到底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經營不再依靠村級組織，農戶(家庭)成為獨立的經營主體，他們依靠自己的能力(勞動力數量、體力和技術等)去市場上打拼，通過利用和建立各種關系尋找機會、爭取更多地獲利。人們既利用熟人關系，也靠契約相互連接和約束，這些是建立在個人信任基礎之上的。如果我們來概括農村經濟領域的整合，那么它更多地具有個人化、情境化特點，即當事人依人、依事和情境而合作、協作，但較少制度化色彩。
以家庭為單位的自主經濟活動使以往政治性整合的經濟基礎基本喪失，加上農村勞動力的頻繁流動，中西部地區農村的村級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也簡稱村“兩委”)的功能受到挑戰，原來的村級青年組織、婦女組織解組或者解體，這是相當多中西部農村出現的情況。不靠政府靠市場，農民日益疏遠村級組織。由于村“兩委”成員也要經營自己的土地和做生意，村“兩委”沒有向村民提供物質利益的能力，因各種顧慮又不想對村民的某些不良行為進行管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就出現村“兩委”無所作為的現象。這種情況的進一步發展就是村級組織的癱瘓[9]。也有另外一種現象，一些集體經濟得以保持和發展的村莊，村“兩委”主要成員成為轉型后村經濟組織的負責人，有的地方企業能人被選作村“兩委”負責人。在這些地方，村級組織的活動有一定的經費支持，能開展一些必要的活動。如果村經濟組織能夠通過村民持股等制度安排向村民分配一些物質利益，則村莊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秩序、社會整合狀況就好一些。村級組織的號召力、社會動員力、規范約束力較強，村莊內部的政治－社會整合也較有效。
由此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的整合狀況也是分化的。在大多數實行家庭承包、一包到底、沒有形成統分結合的村莊，農民家庭的經濟取向是向外的，即農民更多的是從參與外部經濟活動而獲得相對較好的收入。他們參與村莊發展的意識淡薄，這自然會影響村莊的整合。
四十年間，農村的稅費制度對社會整合產生了復雜影響。實行了家庭承包制度的農民對繳納農業稅并沒有多少抵觸，但對于“三提五統”質疑有加?！叭嵛褰y”是指農村的三項村提留(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和五項鄉鎮統籌(教育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民政優撫費、民辦交通費)的統稱?！叭嵛褰y”由鄉鎮基層政府與村集體組織負責向村民征收，其使用范圍和效果常常引起農民的質疑?！叭嵛褰y”的收繳可以促進村民與村級組織與鄉鎮政府的某種聯系，不管是順從、協商還是抗爭，都會促進農民與村組織和鄉鎮政府的互動，廢除“三提五統”、取消農業稅客觀上減少了他們在經濟和客觀管理上的聯系。
(二)農村的張力性整合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四十年來我國相當多農村的經濟整合、政治整合、社會整合是弱化的，而且其中包含著各種矛盾和沖突，這種整合是張力性整合。
鄉村管理方面的張力性整合首先來自于村資源分配的“不公”，在土地承包過程和村公共資源處置過程中，一些“村干部”或有權勢者“多吃多占”，帶來村民不滿;“三提五統”中存在著或明或暗的沖突，一些農民總在盯著他們交出的錢被怎樣使用，當他們發現這些費用的支付與鄉鎮政府、“村干部”的宣稱不符時，就會有抱怨，并可能引發沖突。但社區范圍中的事情總要辦，收費實現了，矛盾也積下了，這就是張力性整合。
農村經濟社會領域的張力還來自農民的正當需求得不到合理滿足。在幾個重要問題的處理上常常滋生矛盾:第一，承包地的合理分配。為了穩定農民的心理和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中央對土地承包關系采取了長期不變的政策，開始是15年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往后延續30年，第三輪土地承包再延長30年。所謂承包關系不變就是“生不加、死不減”。長期不變的土地承包制度包含著不公平，也引起村內關系的緊張。第二，批宅基地。農民有錢了首先想到的是蓋新房，在國家實行耕地紅線嚴格控制、宅基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解決宅基地問題中的矛盾也是復雜的。第三，執法檢查。政府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常常在農村進行執法檢查，包括計劃生育、喪葬、環保等。對于在經濟上已走出貧困且完全獨立、在社會事務方面越來越無求于基層政府和村組織的農民來說，上述執法檢查包含了復雜的情理法之間的互動。政策法律必須執行和當地傳統做法之間存在著張力，“交罰款就可通過”也是張力性整合的一種表現。
在中西部不發農村，村級組織在服務村民上的無作為、失能以至癱瘓，可能帶來家族勢力的擴大，也為地下宗教的滋生帶來機會。家族勢力和宗教力量有可能對其成員有某種幫助，但是它們與政府和村級組織所倡導、希望開展的活動有相悖之處。實際上，在較發達農村地區，當政府和村級組織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時，也可能產生某些非正式組織，比如地下錢莊，它們的功能也是多方面的。這些非正式組織的產生(復活)和活動反映了農村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存在著復雜的需求和巨大的張力。
上述現象之所以稱為張力性整合，是說改革開放后鄉鎮政府、村級組織和農民還是在政府主導的制度和政策框架中解決民生問題，這里表現為基本的秩序和整合，但是問題和沖突也包含其中，這是有張力的整合過程，是張力與基本整合并存的過程。
四、從改革開放總進程看農村的分化與整合
(一)城鄉關系與農村的分化與整合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征是計劃經濟體制，以及與之相關的高度集中的行政性管理、組織上的單位體制、城鄉二元結構等。改革開放四十年，上述特征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從農村角度看，經濟領域已完全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每年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踏過以往束縛他們的城鄉界限，走向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體系。在以城市為中心的市場經濟體系中，這些勞動者獲得了遠優于農村的收入，也受到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他們把這些收獲和影響帶回農村，改善了自己的物質生活條件，也促使農村經濟和社會發生了復雜分化。應該看到，城市經濟體系對農村勞動力的接納并不是完全的，而是在吸納農村的優勢資源，這一方面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同時也使中西部農村導致“空心化”。不發達農村集體經濟的散失和公共服務的缺失，削弱了政府和村集體進行社會整合的能力，農村社會整合發生困難，一些不發達農村的社會秩序存在嚴重問題。鄉鎮政府、村級組織在解決農村復雜問題上的無能為力和制度性缺陷，使得農村社會整合充斥著多重矛盾。在村級組織失能或癱瘓的地方，宗族勢力和地下宗教得到發展。所以，農村社會整合是包含著張力的。當然，這種張力既可以削弱社會整合的效果，也可能通過刺激政府和村級組織解決問題，使整合走向更高層次。2017年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就可能扮演這種角色。
農村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并沒有走向政府所期望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里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的弱點、小農意識的影響，也與政府沒能對統分結合、雙層經營施加強有力的推動有關。這些使得，農業只能在低水平上重復。在這種情況下，已經獲得勞動力自由支配權、追求更多經濟收入的農村青壯年就走出農業、走向城市經濟體系。雖然他們在城市體系中沒有得到完全公平的對待，但是，與以往相比，開放的城市、較高的收入還是使他們產生了對城市的認同。反觀農業生產，雖然機械化的發展、大量化肥的施用提高了糧食產量，但是農業和農產品仍然是低質量的，它們在開放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務農獲利遠不及從事工商業。作為城鄉關系中的弱者，農村在得不到政府切實有效政策支持的情況下，不得不處于邊緣地位。
相對于改革開放之初甚至是90年代中期，后來我國的社會變遷(當然包括農村變遷)越來越受到城市中心經濟體系的影響，而城市中心經濟體系又受到更大經濟系統的影響。應該看到，在市場化、城市化、國際化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城市中心經濟體系已經成為影響現代經濟社會結構的最重要因素。農村若不能發展成與城市經濟體系互補互惠的經濟社會體，就只能處于弱勢地位[10]，其內部分化與整合也會存在諸多矛盾和問題。
(二)農村社會變遷對我國社會變遷的映照
分析四十年來我國社會的變遷是筆者的愿望，但力有未逮。這里只能通過對農村社會變遷的分析來映照總體社會變遷。那么，上述主要依據中西部農村地區所描述的社會變遷，在多大意義上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我國的社會變遷呢?
從經濟上來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廣大農村居民擺脫了貧困，總體上走向小康生活，這是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但是城鄉之間的差別仍然很大。我們可以看看一些年份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年人純收入的倍數):1978年為2.57倍，1985年為1.86倍，1988年為2.17倍，1998年為2.51倍，2007年達3.33倍，2008年為3.31倍2009年為3.33倍，2017年為2.71倍[11]。從職業結構上來看，家庭家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之后快速出現的農村勞動力“非農化”已被相對制度化的、大規模的進城務工經商所替代，農村勞動力分為留守的農業種植者、兼業人員、外出務工經商人員等，農業勞動者的比例大大降低和弱化，以城市為中心的工商業勞動者大量增加。從社會組織方式上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位體制基本解體，經濟和市場已成為十分重要的組織、策動與整合力量。從城鄉關系來看，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持續進城務工經商以及21世紀初開啟的大規模的城鎮化運動，使農村人口比例明顯減少，城市化水平持續增長。但是，城市并不是無條件地吸納外來人員，高素質、在城市投資或購房成為真正進入城市的前提條件。城鎮化過程同時也是城市系統“強制性地”從農村攫取優勢資源的過程，這仍然制造著城鄉不平等，但已不是以往用行政性的戶籍制維持的二元結構。從社會力量的成長來看，改革開放初期，基于“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流動空間”[12]的出現，學者們預見到社會力量快速地成長趨勢。四十年來，政府積極鼓勵經濟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的發展，對其他類型社會組織的發展則比較謹慎?？偟恼f來，經濟社會生活中的行政力量在減弱，非行政的社會力量的作用在增強。但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沒有形成較為均衡的狀態。
總的來看，學者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做出的我國從“總體性社會”向“分化型社會”轉變的判斷經受住了現實的檢驗。如果說本研究有什么“新”發現的話，那就是“城市中心經濟體系在社會分化與整合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從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發展不平衡變化，呈現出弱行政整合與社會整合的特點。當然，這里并沒有忽視近幾年來我國政治與經濟、政府與社會關系方面出現的新變化，即黨的建設在各方面在普遍增強，政治統合在加強。但是，社會在進一步分化、社會整合面臨許多復雜性仍然是基本的趨勢。這也就是說，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仍表現出明顯的轉型特征。
五、代結語——走向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的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遷，我國正在經歷快速的高度分化。這種分化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人民的物質生活大大改善、自由度大大提高，社會整合也在從機械團結走向有機團結。但是，在快速轉型中，社會的分化還帶有不平衡性，高居不下的基尼系數和城鄉收入差距道出了這種分化的不公平，農村內部也存在著差異性和發展走勢的分化[13]。社會秩序在政府管理、市場運作和社會自治中得以維持，但是在有些地方和某些領域，強制性整合、社會矛盾積聚也同時存在，有時各種整合之間是斷裂的或相互矛盾的。按照哈貝馬斯的概念，系統整合弱化與社會整合不足同時存在。這就是快速轉型中的分化與整合，這也是這一階段經濟與政治和社會關系的反映，是城鄉關系變化的反映。
我國的改革打破了原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但遠沒有實現城鄉一體化。具有強大發展力和吸納能力的城市中心經濟體系以溫和或有時是粗暴的方式攫取著農村的優勢資源，失去優勢資源和機會的農村也逐漸失去自我發展與有效整合的能力，城市與不發達農村之間存在著發展鴻溝。要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的平衡協調發展，促進其合理分化與有效整合，重要的是大力推進農村系統的發展并增強其與城市系統平等交換與合作的能力。實施有切實有效的經濟社會政策，進一步發掘農村的發展潛力、城市反哺農村，切實補齊農村發展的短板，振興農村，反過來促進城鄉經濟社會體系的一體化發展，這應該是我國在改革開放后轉型期的理性選擇，也有助于迎來理性、有序和進步的社會變遷。
作者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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